当听到武汉封城的消息，我哭了。我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的那种人，而看到像《辛特勒的名单》会感动流泪，而把现实生活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所有这些传出来的惨况，全在我的预料之中。这些传闻，不过证实我的预料。这些预料是基于我对现代经济民生运作的认识，基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基于我对70年中共文明的认识，基于我对中共统治一流，管理末流的认识。

 在封城前的两个星期，香港若干评论人士如萧若元呼吁封锁和消毒华南海鲜城及附近的几个街区，否则拖延下去只能封城，而人类历史上未曾试过封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我也同意。然而，封城不能像中共那样急急封城，那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实际中共做的封城是小学生的程度的操作，也只有天朝屁民和基层党员会如此配合。中共近二十年做很多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一蠢再蠢搞到一锅泡，而封城是天大的事情，特别是在武汉这种中心城市。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是我十几年来用得最多的成语，当评论中国大陆的政经局势，特别是当一些亲戚朋友在赞叹强国厉害国的时候，扫他们的兴，我既有暗自神伤的嘲笑实际上是苦笑。在西方华文论坛活跃的人士，在西方生活的一二代华人移民，谁没有很多亲戚朋友生活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I had often said, I wish I am wrong.

在《2019岁末游香港》 @ https://blog.boxun.com/hero/202001/Siubuting/9_1.shtml， 我提到：

“机票在大半年前已经订好并且付款。临出行前，我已经准备好，危城勿入，乱邦不居：若香港局势全面混乱，则从香港机场直接坐大巴到广州；若中国大陆鼠疫蔓延到广州，则取消到广州的行程，若干必要看望的亲戚来香港见我们，然后另外买机票从香港飞回澳大利亚。若两地皆危，则直接在星加坡买机票飞回澳大利亚。好在，没事。”

当初，我是准备鼠疫这天灾会被中共的统治一流和管理末流所放大而形成今天武汉瘟疫的局面。现实是，鼠疫不发武肺发。形式比人强，灾难的触发不是由这就是由那，而灾难的放大就有党国机制来保证；逃得过初一，避不过十五。

我一家，中共和天朝臣民避过了初一的鼠疫，而中共和天朝臣民未能躲过十五的武汉冠状病毒瘟疫蔓延。这样的黑暗命运，不可避免，在不久之前就已经注定，就在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多年来，我不求读者或亲戚朋友同意我的观点，但求改善他们的思维方式，帮他们在大难临头时能自求多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