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到1990年代，中國南北上下掏口袋賊不少。你將錢裝外口袋會被掏竊，然後人就把口袋扣子扣上，拉鏈鎖好，但還是被掏竊。錢裝皮包最內里？回家發現皮包拉一大口子。於是人們買有拉鏈口袋的內褲裝錢， 特別是出差外地時比較適用。第一，賊對人類敏感區域下手畢竟有所顧忌，第二人類對自己敏感區域自會特別敏感。防盜內褲創造了國人防盜記錄當是事實。九十年代初某年， 我們教研室幾位教師帶學生去上海、無錫畢業實習, 中間免不了去商店購物。至今難忘的是我們一個老教授購物完畢付帳時，錢無論如何也無法從厚衣緊褲中取出。面對櫃檯里收銀員等待，背後其他顧客之無言催促。老先生一臉苦笑、臉紅虛汗、好不尷尬。事畢回到旅店，我們打趣說：您將錢藏這麼好，自己都掏不出，氣死不少小偷了吧？大家一陣大笑。

        過去中國北方農村， 屋主出門幹活就把大門鏈掛上，頂多順手扣個鐵環，表示家中無人。串門的或是辦事的來了一見便知屋主不在， 即便轉身離去。若是竊賊來了，那鐵環不僅不能防盜，反而變相告訴竊賊家中無人，時機剛好。可是，那為何村民只用鐵環當“鎖”而無盜竊之事？ 因為村人德行擺在那裡，大家知己知彼；正所謂“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鎖有何用？ 隨後的發展我們就耳熟能詳了。後來村民不得已加了真正的大鐵鎖， 不久再升級為鐵門鐵鎖，而後院牆增高、養狗、外加訓練狗兒當君子不亂吃“嗟來之食”。

        從上面故事我們得出，由於部分人壞了德行要偷竊；所有人就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把“藏錢口袋”步步升級。因盜竊膽子和技巧升級（德行敗壞加劇）；社會就發明、生產更加牢固的新鎖、升級防盜手段。盜竊和防範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鎖的水平好到一定程度，不小心忘了鑰匙，連自己也進不了家門。

        聯想到社會公共生活，大致也是如此。人心敗壞的加劇似乎可以期待健全制度來應對。實際上人類付出的制度代價除了困鎖自己外，無法解決根本問題。正如上面故事提到的，再好的換代鎖，再好的制度升級；在貪慾和邪惡面前都顯得不堪一擊。美國國父曾經說：美國制度只適用於具備道德之人。曾幾何時有多少人對美國制度當神一樣崇拜？今天，美國亂像叢生；就像我們那位老教授一樣，美國目前正在掙扎着把“錢”從自己保護嚴密的口袋中取出。美國的制度之鎖，把自己反鎖在門外，頓足呼號不得其門而入。賊人則手握房門鑰匙在屋內彈冠相慶，淫樂言歡，豈奈我何？同時還需牢記：美國的制度歷史不過區區二、三百年而已。而兩千二百多年前孟子早就說： “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聖人早已一語中的：只有好心善德，雖不足以施行仁政；如若缺乏好心善德，則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是枉然。

        人類本來可以像淳樸農人一樣過簡單而愜意的生活，國人之鎖僅有簡單的“告知”功能即可；他們的秩序和法規也只如聖經十誡那樣簡單、自然、明快。因着道德的敗壞，中、西制度不得不層層加碼，好似環上加環、鎖上套鎖。

        堯舜時代， 中國人主體就是淳樸農夫。從上而下依靠信仰和德行、在造物主創造的自然法下生活， 那個時代的“制度”非常簡單而有效。若是壞了？就更正它！於是有了“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 （韓非子《五蠹》） 。武王后西周三、四百年生活狀況也大致如此。人們一般以為堯舜、西周時代缺乏故事乃是因為歷史太久遠， 其實不盡然。那時沒有故事是因為人民過着仁愛、平和的淳樸生活。正如列夫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同。國家亦復如此，或矛盾衝突、或愛恨情仇、或大智大德大勇才是故事之源泉。因此東周（春秋戰國）開始“故事”增多、百家湧現；因為孔子所言之“禮崩樂壞”大幕逐漸被拉開（鄭公箭中周王、楚王問鼎中原等）。儒家要恢復、修補德行上的漏洞，“克己復禮”、恢復道德和禮法秩序。三晉則在儒家的基礎上湧現出法家（例如韓非子、申不害、李悝等）以圖在維護禮制的同時以“法”富國強兵。三晉和東方法家人物（比如吳起）在本土發揮了制度建設作用， 比如魏吳起變法、韓申不害變法、趙胡服騎射等。但是東方諸國囿於禮法與道德自我約束設限，促使大批法家人物湧入秦國這個野蠻之地施展抱負。於是誕生了極致法家商鞅，和他的《商君書》無底線大變法，而這樣的變法在有底線的東方諸國無法施行。秦國並直接廢除周室，扯去了所有的道德禮法遮羞布，並取得最終“勝利”。秦制這把巨鎖是否鎖住了大一統江山？ 十五而亡已矣。無德反智而殘暴，國祚豈能久乎？秦以降直到今天的中國無不在德行和制度上平衡、掙扎、起伏。       

        西方所經歷的，也不過如此；同樣是“賊”與“鎖”的較量，德與制的角力。鎖首先是設計來規範“君子”行為的， 最多能夠鎖住想做惡但卻有底線的人。國和家其理亦同。一個幸福的家庭，其錢物管理使用鮮有爭議、勞動在前享受在後，夫妻互敬互愛。反之，缺乏德行仁愛而靠嚴格規矩束縛家庭成員言行、財務與勞動付出涇渭分明，夫妻互相猜忌制約；那必是一個不可持續的、充滿不幸和紛爭的家庭。升級或“完善”家規不能塑造幸福家庭；單靠更新制度絕難成就美好社會。在不假思索幾乎人人聚焦制度、迷信法制的世代；在思考人稀稀、拜“鎖”人攘攘之今日，我們更需要釐清看似堅不可摧的制度之鎖難以代替基於信仰的道德之基。我們更需要釐清，人類文明的核心不是制度，不是科技和器物；人類文明的內核乃是對真理的追求與信仰，持守大道與唯真之生命。如若失去德行， 器物、科技、制度會助長人類作惡、斂財、控制；甚至反而維護作惡，乃至與制度設計之初衷背道而馳。

        飛雲文後詞曰：天下有道無賊，則鎖虛心易民安；遍地惡盛德衰，必制亡社困人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