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Creaders.net）网友戎小捷来稿：
正像一个婴幼儿的家庭环境对其性格的养成有重大影响一样，任何一个早期人类文明的特殊性格，都和它所处的地理生存环境有着极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关系。因此，要想彻底搞懂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彻底讲清楚中华文明、西方文明，我们也必须先从它们各自的地理环境来着手。 但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地理生存环境问题，要想彻底搞清楚，也并不容易。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遍流行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中华文明生存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的：中国的西面和西南面，是崇山峻岭；西北和北面是荒漠草原；东面和东南则是大海。正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中国缺少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更没有竞争的压力，由此就养成了固步自封的性格和老子天下第一的观念。(注1) 这种说法，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正确无比。但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恐怕就有很大问题了。下面我们就分别从几个时间段的角度来讨论一下。 首先，从远古人的角度来看。现在，大多数的中外学者都承认，或者说中外学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中国的青铜器、牛、羊、小麦等，都是从中东地区传过来的，而且时间在公元2500年之前。那么问题就来了，在如此落后的原始社会时期、和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夏商时代），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并没能阻挡住东西方的交流，那么根据简单的逻辑推理，在东西方交通手段越来越发达之后，这个同样的“封闭”的地理环境，也不应该成为东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障碍才对。 再设身处地，用进入了文明社会的古人（西方的希腊、罗马，中国的东周、秦汉）的眼光来看，也同样有问题。读者可以上网搜一下，现在整个欧洲的面积，大概是1000万平方公里；再搜一下古罗马帝国的面积，大概是500万平方公里。而中国现在的面积，我们都知道是960万平方公里；秦汉帝国时的面积，则在460万到1000万平方公里之间变动。 这些简单的数据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在当时，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西亚、北非和欧洲的人类文明的总体活动范围在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在这个先以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为中心、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范围之内，人们是彼此频繁交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明的地理环境是开放的）；而在这个10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外，人们之间是基本上互不往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文明的地理环境是封闭的）。同样，在东亚的同一时期，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10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们是彼此频繁交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的地理环境也是开放的）；而在这个范围之外，人们之间也是基本上不交往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的地理环境也是封闭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说东方的早期人类文明是封闭在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理范围之内，那么西方的早期人类文明同样也是封闭在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理范围之内。至于在这1000万平方公里地理面积的边界，是不是存在一道围墙或一道铁丝网，是无关紧要的——没有围墙和铁丝网，人们也不会、同时也没有能力去越界找人交往。 我们再从近期的古人角度来看一下。上面我们刚刚所说的中国和西方的古代文明同处于封闭的（或开放的）地理环境之内，当然是有条件的。粗线条来说，当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崛起之后，尤其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远航印度成功之后，西方文明所处的就是一个远远大于1000万平方公里的、可以说是完全开放的地理环境了，而中华文明则依然处在一个1000万平方公里的、此时相对于西方来说确属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了。但此时，首先，就技术手段（造船及航海技能）来说，西方打破封闭的地理环境的能力，并不比中国更强。实际上，就技术手段来说，中华文明也已经具备突破封闭的地理环境的能力了，如我们所熟知的郑和下西洋的例子。其次，西方所要克服的地理障碍，甚至比中国所需克服的地理障碍更大。从葡萄牙沿西非海岸南下，再横渡印度洋到印度，比中国从广州出发，穿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要困难的多。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此时，应该是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有更多的交往才对呀？ 最后，我们再从近代人的眼光来分析一下。近来被人们多次提起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在乾隆时期的访华，其所提出的通商请求遭到中国的断然拒绝，就更不是因为地理障碍的原因了（此时，西方的商人已经送货上门）。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缺乏与外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闭关锁国，主要并不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而是另有其自身特殊性格的原因（我们在将来会讨论到）。我猜想，西方文明的善于与外文明交往的特殊性格，在其处于1000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生存环境之中时，就已经形成了。同样，中华文明的特殊的、不善于与外文明交往的性格，也在其处于1000万平方公里的地理生存环境之中时，就已经最终形成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同处于面积大小相似的、同样封闭的（或说同样开放的）地理环境的孕育之中，为何西方文明的性格和东方文明的性格会如此不同呢？ 我们将来（第三篇文章）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注1:如著名学者张宏杰最近在他的《简读中国史》中再次提出这个观点，并作为他论述中国五大历史发展脉络的基本前提。他还引用了刘莉、陈星灿等学者的观点作为支持。刘、陈两学者在《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中也认为：“造成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原因，的确与中国地理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中国与印度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距离很远，很难到达，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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