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内战视野下的西方民主

宋鲁郑 于 宋鲁郑的博客 2011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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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便成为人类社会的共识。中国也更以自己优异的表现，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就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此时的非洲却仍然频现——一个世纪之前常见而现在十分罕见的现象——内战。

非洲正在同时经受两场内战的煎熬。从西方的角度看，这两场内战都和民主有关：利比亚是由于争取民主引发的、科特迪瓦则是民主建立后选举结果不被承认引发的。（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还有一个共性：法国积极参与。）不管最终谁赢得内战，但根据历史经验，凡是以暴力为手段，最终出现的绝不会是稳定和成功的民主制度。

西方有不少学者，如享廷顿，从文化的角度认为，西方模式的民主不适合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种文化相对主义，也自然引发强烈的批评。其实，抛弃文化因素，仅仅看看西方自己的民主历程，也依然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西方古典民主虽然发轫于古希腊，但现代意义的民主的产生还是近几百年的事情。这个过程中，有三个要素至关重要：出现民族国家、宗教改革、工业化（包括城市化）。并最终在二战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确立了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标准：多党和普选。美国则在四十多年前完成（给黑人以公民权）。西方发达国家最晚的应该是瑞士，上世纪七十年代才给予妇女投票权。也就是说，西方这套民主制度最终演变成熟，短的不过四十余年（如美国），长的也不过七十年。

如果我们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非洲，一切疑问便迎刃而解。利比亚虽然是一个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富裕国家，但却依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由不同部落组成的国家。这里没有利比亚人的国家认同，只有部落效忠。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曾出现过飞行员拒不执行政府命令的现象：他们只忠诚于自己的部落。在这样的国家中，如果实行民主，则定会出现“不问是非，只问部落”的现象。同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卡扎菲仍然面对反对派的挑战和西方的空袭，仍然屹立不倒的原因：部落死忠般的支持。

另外，利比亚做为一个伊斯兰国家，没有经历过西方基督教的宗教革命。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仍然受到伊斯兰的束缚。这其实是整个伊斯兰社会的共同挑战。当然，不仅伊斯兰教，世界上其它宗教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另一个已经建立起民主制度但却往往被视为贫穷和落后代表的印度。由于印度教也没有经历世俗化的宗教革命，到今天种姓制度（一亿多人处于社会底层）、妇女歧视仍然极为严重。

科特迪瓦也颇为类似。当初就是在一位部落酋长之子博瓦尼带领下从法国殖民下获得独立。博瓦尼一人铁腕治国，谨慎的避免种族冲突（全国有69个民族，主要分4大族系，使用65种语言），同时也给外来移民入籍的权力，为此曾创造迄今为止科特迪瓦独立后最为繁荣的时期。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科特迪瓦在法国的压力下转向民主，却一举将该国带入内战的地狱。博瓦尼去世后，议长亨利·科南·贝迪埃继任总统。为打击竞争对手，贝迪埃強调“科特迪瓦族”的观念，并藉此剥夺了他的政治对手——双亲之中只有一位是科特迪瓦人的阿拉薩內·瓦塔拉参选总统的资格，造成了国內许多族群间关系紧张。结果1999年，一场军事政变将之推翻。科特迪瓦上演民主制度下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一幕。2000年，科特迪瓦再次举行选举，巴博（即现在已经四面楚歌的总统）获胜。然而，这次选举既不平靜也不民主。政变上台的军人盖伊试图操纵选举，结果引发民众不满抗议，导致180人死亡，盖伊也很快地下台。此外，瓦塔拉则再次由于他的布基纳法索国籍而被最高法院判定为不符合参选资格，此事件导致瓦塔拉主要分布在北部的穆斯林支持者在首都亚穆苏克罗与镇暴警察发生冲突。2002年9月再次发生兵变，叛军占据了该国的北部。在阿比让，前总统盖伊也在自宅中遇害。瓦塔拉则是躲入了法国大使馆中避难。科特迪瓦的内战就此时断时续地上演。2010年4月，科特迪瓦再次举行大选，2010年12月4日，阿拉萨内·瓦塔拉和洛朗·巴博各自坚持自己获胜，分别宣誓就任总统，出现一国两主。但美国，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及西方组织普遍认为阿拉萨内·瓦塔拉获胜。随后一场血腥的内战全面展开。法国则直接参加了对巴博的军事攻击。

科特迪瓦在不是民族国家方面与利比亚相同，但不同之处也有两点：一是基督教为主体的宗教信仰。二是工业化几乎是空白。我们看一下人类至今的历史，就会发现，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实行民主的（多党、普选），后起的非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实行民主而获得成功的。（日本和德国在一战前就完成了工业化。）所以，不管这次科特迪瓦结局如何，等待该国的仍是下一场内战或者政变。

不管是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西方民主制度自身的演变历史来看，这套被包装成普世价值的制度其适用性是相当有限的。而且由于西方的强行推行，也给国际社会造成严重的灾难。法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要求它的前殖民地实行民主化，结果二十多个国家陷入动乱、兵变、战乱和内战之中，法国自身的利益也大受损害。面对这样的现实，只好紧急叫停，强调各国从实际出发，平稳实现过渡。这一次阿拉伯革命，西方也同样是双重标准。对于自己的盟国，采取克制不鼓励态度。而对于自己的对手，则积极煽动。比如对最为保守和落后的海湾国家，西方对它们的镇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沙特的武装干涉，甚至拉它们参加对利比亚的战争。而对于伊朗和利比亚则又是另一幅标准，甚至直接走上军事冲突的第一线。

从西方的表现来看，它们深知民主化的风险和灾难性后果，但为什么却一定要中国实行这种民主化呢？难道中国的自由派人士真的不明白吗？

民主带来和平、民主带来稳定一直是西方理论上的定律，但一到现实中，就往往面目前非。今日的科特迪瓦和利比亚，更令人想起百年前的中华民国：在选举之后，宋教仁被刺杀，民国第一场内战登场。随后便是再也未有结束过的战乱。中华民国实应改名“中华军国”、“中华战国”。此时的中国，既没有形成民族国家观念（仍然是文明形态和天下意识的国家），更没有完成工业化，同时还受儒家文化的束缚。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竟然要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足见当时中国政治精英之不成熟。就是今天的台湾，民主化后竟然连蒋介石的日记都无法保存。而今天的大陆，刚刚发生的杨恒均“中国公民”造假事件，再次令人看到我们的国民性：欺骗者绝不认错，绝不改错，甚至干脆声称这不是欺骗。而他的支持者则“不问是非，只问立场”。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产生西方模式的民主？

国内外的惨重教训，才最终使得中国抛弃理论教条，从实践出发，走出一条适合自己路。中国的制度模式绝不是最好的模式，但却是最适合自己的模式。而西方，却面对如此千差万别的世界，不管对象是谁，开出的永远只有一个处方，这大概才是它步履维艰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