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看我实在是不喜欢去幼儿园，又怕我再次从幼儿园逃跑，或是做出什么其他的意想不到的举动来，就“向我低头了”。从此我不用再去幼儿园了。把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锁在家里，现在想想简直是不可思异，在美国的话甚至要坐牢。但在当时好象也没有那么“大逆不道”。现在的我到是很感谢父母当时的决定。因为我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有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就这样，我就成了个小小的快乐的”笼中鸟“。事实上和我一起锁在家里的还有邻居家的两个小女孩。一个比我大，另一个比我小。早上妈妈会把中午的饭菜做好，放在一个草编的饭包里保温。然后把我们反锁在家里。到了中午，我们就自己吃饭。印象中好象厨房也是上了锁的，因为怕我们进去玩煤气。我们三个小人儿就象是在没有老师的幼儿园中度过了一段快乐的”过家家“时光。我们相处的很好，我想一定也吵过嘴但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虽然是我们都自动自愿地高高兴兴地成了”笼中鸟“，但并不是说就不向往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对外面叫卖的小贩们没有免疫力。我们房子的二楼有一个大大的平台，平台上有一个楼梯直通到一楼的院子里。记忆中那个院子里好象有四栋这样的小楼。只记得院墙，不记的是否有院门。在平台和那个楼梯之间有一个门。那个门是平铺在平台地上的。打开时是要把门翻起来的。有点儿象地窖的门一样。不用说那个门是被锁上了的。
那个平台就象是一个大大的露天看台，我们常常在上面玩，看着街上过往的人们，羡慕着外面在自由滨纷的世界。尤其是那个坐在街口不停叫卖的卖冰棍的老太太。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因为她守着那箱冰棍，那还不是想吃多少吃多少？我对冰棍儿和冰冰淇淋是没有抵抗力的。记得小时候，姐姐因为割了扁桃体，妈妈买了很多的冰棍儿给她镇痛，我真的是眼馋的不得了，一连好久都装着不舒服，象个病西施似的捧着个嗓子，央求着妈妈把我的扁桃体也去摘掉，最好是分两次摘，那我就有两次敞开了吃冰棍儿的机会了。当然这是后话。那时的我对金钱还没概念，不懂卖冰棍的老太太的艰辛。不知到她是舍不得去吃冰棍的。于是每当那“冰棍儿，冰棍儿，三分五分冰棍儿，小豆奶油冰棍儿。。。”的吆喝声一响，我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冲上平台，无比热烈地看着她，好象过不了嘴瘾，眼瘾，耳瘾也可以了。然后有一天我想起来爸爸的书房大桌子的抽屉里有一个黑钱包，里面是有很多钱的。于是领着我的小姐妹进了书房。拿了一张纸票（到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大的面值），跑到平台上，把钱在那个平台的门缝里塞下去，再把冰棍儿一根根地拿上来。我们三人放开了小肚子吃。吃不下的再从门缝里塞下去送给在街上玩儿的小孩们吃，皆大欢喜。只可惜出现了叛徒，一个受了我们“恩惠”的大孩子，居然回家后告诉了他的家长，然后他的家长又“多事”告诉了我的爸爸，结果是我们的冰棍儿盛会只举办了一次就匆匆收场了。所以我从小就憎恨叛徒，憎恨告密，告密有什么好处？就连他自己也没得吃了。
过了几天的平静日子后我们就又开始了新的探索。有一天我们三个又在平台上“向往自由”，看邻楼的几个大男孩儿在楼下的院子里玩。看了一会儿，我们就耐不住寂寞了。就大哥哥大哥哥地叫他们，请他们把我们“拯救”出去。那几个半大不大的男孩子，不知是不是因为吃过我们的冰棍儿想要”报答“我们，抑或就是英雄天性复苏，觉得“英雄救美”是件很有面子的事儿。反正我们没费什么劲儿去说服他们。他们就”奋不顾身“地冲上楼梯。他们以为“开门”是件容易的事。等到他们看到了门上的锁，才知道这项工程不那么简单。其中的一个人回家去找到了一个什么工具。开始的时候是想把锁砸开，后来发现很难，我想是因为使不上劲儿吧。费了好大的劲儿把挂锁的袢儿从门框上起下来了。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把门打开我们上下”会师“时的欢呼雀跃，我们又蹦又跳学着当时看过的一个什么电影里那样高喊”解放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后来我们经常跑下楼和他们玩。我们高兴地下楼去享受”自由“的空气，他们却冲上楼站领我们的”高地“。真是”笼子里的鸟想出去，笼子外的鸟想进来“。过了新鲜劲儿后，他们的恶作剧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有一次他们在地下挖了个坑，在里面撒了尿，然后用树枝和树叶伪装好，把我们骗过去走在上面。。。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在想当年的他们现在会在哪儿呢？他们还会记的这些往事吗？算一算他们的孩子应该都大学毕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