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基因缺陷
文：華山
儒家沒有胸懷容納批判，因此和科學無緣；儒家沒有膽量超越權勢，所以和宗教無緣；但儒家又不甘寂寞熱衷入世，最終只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在權勢膝下做個奴僕。 統治者為什麼喜歡儒家？
儒家從孔子開始，經歷了孟子和後世的陳朱理學發展和修飾，最終成為了“五四”運動之前的儒家，也就是“五四”要打倒的“孔家店”。儒家也許是歷史上最受統治者青睞的學派，除了短暫的秦王朝的“焚書坑儒”，從漢武帝的“獨尊儒術”開始，儒家就和統治者有着不解之緣。我們這裡暫且不評說“五四”，對於它的歷史地位和意義的褒貶暫時按下不表，這裡僅僅說一下儒家，或曰“孔家店”。
其實，“五四”時候的儒家學說和孔子最初的學說應該有着很多的不同點，當然也有很多的相同點。這些不同，可以比喻為一個小孩變成了老人，雖然他們確實彼此有着很多的不同，但他們是同一個人。從基因上來說，他們沒有不同。
“五四”之後，儒家式微。但是歷史進展到了今天，在中國經歷了如此的跌宕起伏後，儒家似乎又有着捲土重來的跡象。如今有勢力再次要把儒家作為傳統文化的象徵，並以恢復這樣的傳統文化來增強“文化自信”，這確實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但是，如果你看了如下的分析，你的困惑一定會減少一些。
儒家的學說最根本在於：君主好好做君主，臣子好好做臣子，黎民好好做黎民。
這樣的教導，對那些沒有政權卻想奪取政權的，那是絕對要砸爛的。所以對他們來說，在沒有政權的時候，儒家是不會有吸引力的。但是，一旦得到政權，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不過，第一代開國皇帝，都不太會對儒家有多少尊敬。畢竟，他們是靠砸爛儒家起家的，政策總得有點延續性吧，否則不是太出爾反爾了嗎？
政權到手後，一切獨裁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奴才。由於政權的交替並不意味着在過去政權下生活的人全部死亡，因此任何要遵循“禮制”的說法對新統治者來說都值得懷疑。清朝的時候怕的就是復辟明朝，任何能夠讓人想到前朝的都是彌天大罪。也正是由於這個道理，林彪的“克己復禮”當然是重罪。於是批林，把孔也捎上了。
毛要“批林批孔”並不是要摧毀儒家的等級制度，而是嫌這個禮制培養奴才速度太慢，而副作用太大。很明顯趕不上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節奏。在他看來，用雷鋒這樣的“英雄人物”和他們的“日記”來取代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肯定比儒家培養奴才要來得更加徹底和快速。畢竟，毛是以砸爛舊世界的名頭來得到合法性的，他喜歡奴才，卻不能藉助於來自舊世界的儒家。
更讓毛不能容忍的是“夫為妻綱，父為子綱”之類的東西，他要所有人都以他為綱。“爹親娘親不如XXX親”，這方面顯然儒家還不夠明目張胆。
但是，運動不斷，奴才是培養了很多，但是天下也不太平，文革的慘烈也證明了其欲速而不達。這些運動培養了很多砸爛舊世界的奴才，但是沒有培養出和諧社會需要的黎民。
這些挫折使得統治者不得不重新審視到底哪個學說可以培養使得政權穩定天下太平的子民。因此，當其政權傳到下一代，再下一代，進而幾代以後，儒家學說就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中國的歷史就一再證明了這點。
你想，有這麼一種學說，其每句話都說到了心坎里，而這樣的話子民也願意聽，這樣的東西簡直是“踏破鐵鞋無覓處”，而且還“得來全不費工夫”。這就是儒家總是受到統治者寵幸的最終理由。 儒家是什麼？
外人看來從孔夫子到朱熹到後來的儒生都是儒家。但是儒家自己卻認為有的是正宗的有的是冒牌的。我們並不想介入誰是正統的儒家之爭，那是他們的內訌，如同伊斯蘭教的什葉派和遜尼派，他們為了爭誰是正宗而打得頭破血流。在這點上，儒家肯定比他們強。
但是，如果我們說孔子是儒家的正宗，這點誰也不能否認。那麼我們就從《論語》開始吧。
作為儒家的發跡和經典之作，《論語》到底說了一些什麼？其實，《論語》是由很多篇彼此沒有多少聯繫的的對話組成的。這裡僅舉幾例：
官僚的選拔：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魯哀公問：“怎樣才能使百姓服從呢？”孔子說：“提拔正直的人，冷落邪惡的人，老百姓就會服從統治了；提拔把邪惡的人，冷落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服從了。”
這句話恐怕是《論語》裡最正面的話了。但是即便如此，諸位聽懂畫外音了嗎？首先是手段：提拔，誰提拔？皇上。其次是目的：服從，誰服從？黎民。
那些鼓吹儒家憲政和聲稱華夏自古就有民主的人可以就此罷休了。儒家沒有民主，也沒有憲政。一個由皇上以自己統治為目的以自己的意願為手段的社會，結局如何？我們可想而知。
確實，當黎民的利益和皇上的利益一致時，如果皇上還清醒，那麼其制定的政策對黎民沒有什麼害處。但是，當皇上的利益和黎民的利益衝突的時候，皇上的手段和目的加上其絕對權力，結局如何？只要你的腦子還沒有徹底出問題，你也知道皇上的決定將會對誰有利對誰有害。
《論語》中最好的且如此，別的可想而知。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這不必翻譯了。意思是要每個人按照禮數來做事情。誰定禮數？誰有權力決定天下禮數應該如何？且看如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這就是天下的禮數：君臣父子。子要無條件服從父，臣要無條件服從君。黎民如何，不言而喻。這給後世的“爹親娘親，不如XXX親”提供了足夠的條件。那麼如何服從呢？且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君子如風，黎民如草。皇上指東，黎民絕不向西。如果皇上作惡呢？豈不“子欲惡而民惡矣！”怪不得子民們都是順着最高統治者的風向而動。如果道德就是順從統治者的意願，這樣的道德可想而知是什麼東西。
由此可見，儒家的最根本的理念是：第一，對平民來說，不管世事有多艱難，你必須尋求你內心的平衡和快樂。第二，對統治者來說，你儘量要讓民眾快樂。
問題是，有了第一條，則第二條就不重要了。如果統治者讓平民安居樂業了，那麼真是皆大歡喜。如果統治者沒有做到這點，那麼平民們也要自得其樂，要理解統治者的難處，要使得自己內心快樂。只要內心一快樂，一切就穩定和諧了。
當然，儒家對統治者還是很有諫言的，要這樣要那樣。但是，如果統治者根本不做也不想做呢，那麼大家就參照第一條。
如果一個統治者既要獨裁，又要偽善，其就不會不喜歡儒家呢。他也會標榜自己按照儒家的條款一一努力了，至於是否做到，那是另一回事。不管做到否，黎民要俯首帖耳感激涕零。
但是，統治者在自己的利益和平民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怎麼辦？真的有哪個權力不受限制的統治者會舍自己的利益而取平民的利益嗎？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從未發生的可以稱作“夢想”，有的“夢想”在邏輯上是可行的，但是這個“夢想”在邏輯上並不成立。如果這是夢想，你就繼續做夢吧，夢想成真是不可能的，成為噩夢倒是極可能的。
不喜歡儒家的統治者不是沒有，秦始皇和毛是其中的最典型的兩位。秦始皇不可一世，覺得儒生也是一種麻煩，乾脆徹底清除，由他自己來統一思想。於是就有了焚書坑儒。現代秦始皇以徹底革命起家，他不能留下孔夫子作為他不徹底的話柄，而且他需要奴才，並且認為儒家培養奴才太慢了，不如他自己的奴才理論來得快。
但是儒家似乎非常有吸引力，統治者或遲或早都會愛上儒家。真愛儒家，那是未必，但是發現儒家是一個很好的統治工具，這是肯定的。
首先統治者會聲稱自己按照儒家的要求盡心盡力在做了，那儒家說的是很好的，看起來也挺動人。統治者要的就是這個動人。平民們如果知道了統治者是在用儒家的規矩在要求自己，那麼也會感動的。至少已經被感動了2000年了，除了歷史上個別時期。因此繼續被感動也是看起來順理成章的。但是，這些說教不是統治者喜歡的地方，統治者喜歡的是這些說教可以用來教育平民：你看，我已經在努力了。
但是，如果儒家僅僅是這樣一個水平，那麼統治者肯定不會喜歡的。統治者真正最喜歡的是儒家的對平民的說教。三綱五常，這才是統治者對儒家趨之若鶩愛不釋手的理由。如果世事艱難，那麼你們要尋找內心的快樂。你們不管有多麼不幸，你們都要按照《論語》來要求你們自己。三綱五常確實是儒家的精髓，這是儒家的硬指標。儒家更重要的是其軟指標，亦即懶於抗爭卻尋求內心的快樂。這就是魯迅說的阿Q精神。
正是在這兩個意義上，儒家徹底迎合了統治者的口味。首先，不管世道如何，你們都要保持這個君臣父子的社會規則；其次，不管世道如何，你們都要保持快樂的心情這個心理準則。
有人說“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是沒有錯的。只要平民們能夠按照論語的要求做到50%，天下肯定太平，統治者肯定高枕無憂。因為即便統治者殘暴無比，平民們依舊逆來順受內心快樂。這樣的天下如何不太平？這樣的理論如何不會得到“獨尊”？
但是，論語解決不了統治者內部鬥爭的問題，一切說教一旦到了統治者內部，就全部失靈了。秦始皇是覺得儒生們妨礙了他的偉業，而毛則認為儒家妨礙了繼續革命和政權內打倒對手的鬥爭。本來就覺得儒家培養奴才太慢，後來又有副統帥揚言要“克己復禮”，最後“圖窮匕見”，對儒家的痛恨就不打一處來。一想到自己在圖書館當館員期間的所受的大知識分子的傲慢，當然要對儒家下手。狗腿子並不總吃香，有時候狗腿子挨罵挨打都是正常的。但是從長遠來說，是不能沒有狗腿子的。而儒家正是這樣的狗腿子。
儒家的本質缺陷 在歷史上，大凡學派，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走向科學，一種是走向宗教。
古希臘的艾奧尼亞學派和很多別的學派，走向了科學。如果我們要問為什麼，那麼最本質的原因就是它們的批判精神。它們的理論各不相同，但是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崇尚批判，不怕批判。它們在批判中誕生，在批判中成長，這就是它們最終走向科學的理由。它們的批判是徹底的，任何權威都不能倖免，甚至神也不能倖免。古希臘的宗教最終無法成為典型的宗教也在於其和批判精神不離不棄。
猶太和基督的學說最終成為宗教，其最本質的理由是：藐視人間一切權威，無視世上任何證據，唯其信仰獨尊。
但是，儒家恐懼批判，也不敢唯信仰是尊。如果儒家願意遁世，那麼還可以做個逍遙的學派，但是儒家不甘寂寞而熱衷入世，因此不能潔身自好而且也不可能超脫。
結果就是：
儒家想成為真理的化身，卻忌諱批判，缺乏邏輯，因此和科學無緣；
儒家想成為不可質疑的權威，卻沒有膽量崇拜超越人間的神聖，所以無法成為宗教；
但儒家又不甘寂寞，最終只能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在權勢膝下做個奴僕。
所以儒家肯定頌聖，從而儒家和憲政無緣，和正義無緣。
因此，儒家的本質決定其表現：附庸權勢，反對理性，不容批判。儒家的本質也決定了其絕不可能“中庸”。“中庸”從來不是儒家的特點，更不是儒家推崇的理念。儒家從來沒有要求統治者中庸，它自己也不在意中庸。孔子殺少正卯也是儒家真實面目的體現。
既然已經如此，那麼甚囂塵上的“儒家憲政”就一定不是憲政。所謂憲政是將統治者置於法律之下，儒家沒有這個勇氣。對統治者來說，儒家確實是最好的工具，因為要尋找一種不敢質疑的，也不敢逾越的，而又要足夠入世的，這樣才有利於統治。
今天的儒家，不管他們在前面是否冠以“新”，如果他們不崇尚批判，不超越皇上，那麼它們在本質上和過去的儒家沒有區別。如今的新儒家，也具備了所有歷史上儒家的基因。因此新儒家的頌聖肯定十分熱烈。
如果新儒家想徹底改變儒家的基因，那麼其實也是簡單的，從今天開始崇尚批判，從今天開始超越皇上，把批判落實在行動之中，要把皇上置於規則之下。如果新儒家真的做到了這點，那麼就和傳統的儒家徹底不同，那麼才有憲政的可能。如果真的可以做到這些，那麼我們可以認為新儒家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如果真的如此，那也沒有必要稱其為“儒家”了，因為其在基因上已經不屬於儒家。
儒家也無法在現實中找到其走向現代憲政的例子。台灣、新加坡、韓國、香港都不是儒家憲政，它們既不是儒家的憲政，也不是儒家導致的憲政。正如李光耀所說“新加坡的繁榮不是由於儒家傳統，而是由於英國人的法治傳統”。他這句話不僅適合新加坡，而且適合於別的實行憲政的亞洲國家。
為儒家說句公道話 今天我們來苛求歷史上的儒家是不對的，儒家作為一種學說，不管其如何和人類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我們今天都不能因此而貶低儒家。儒家是一種古老的學說，如果不是統治者“獨尊儒術”，儒家的存在對於學術是有意義的。“百家爭鳴”就好，我們不能“獨尊儒術”，也不應“獨貶儒家”。讓儒家倫理治國，讓《論語》治國，本來就是“逮個耗子當牛使”，耗子拉不動車，這不是耗子的錯，而是試圖做此夢的人的錯。當然，他們的本意並非治國，而是治民，就這個目的，儒家是勝任的。
今天我們重溫“五四”運動，我們也不能認為“五四”中的所有行為都是正確的。“五四”運動本身泥沙俱下，和法國大革命的泥沙俱下一樣，均可以被理解，卻不應被讚頌。只是“五四”沒有像法國大革命那樣最後取得了歷史的進步。但是，“五四”的“砸爛孔家店”和後來的“批林批孔”不可同日而語，前者具有進步意義，而後者只是對進步的雙重反動。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再次“獨尊儒術”，那麼我們不是無知就是無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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