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理论之倾听与质疑
文：华山
2013年6月初我去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古希腊文明讨论会“Savoir Public”（注1），同时拜访几位教授，其中便有著名政治理论家弗兰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注2）。尽管已闻名世界，更有出版社穷追不舍让他赶紧写书，但福山还是一副谦谦学者样。他是日本后裔，却是一位地道的美国人。
作者与福山教授
他说每天早上4 点开始写作，中午之后处理别的具体事务。政治和哲学类的书籍成为畅销书是不容易的，但是福山的几本论著却做到了这点。并非由于他的著作哗众取宠，而是由于它们准确地判断和解读了近代世界几个著名的历史性事件，比如东欧巨变。
他的几本最著名的著作出版后，世界又有重大变迁。我问福山：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大趋势，世界在走向你所称为的最后的政府形式——民主。但东欧剧变之后，中国显然是个异数，而近年来西方经济的困境和俄罗斯中国的相对繁荣，对此你如何解读？
福山的回答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世界的发展肯定不会一帆风顺，最终走向民主也不会没有障碍和曲折，但是从长时间来看，这个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我对福山的判断没有异议，当人类从别的政府形式走向民主的旅途中，到底有多少峰回路转，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我们闪回到公元前508 年，那时的雅典第一次创建了民主政体。这是一个极其天才和勇敢的创造过程，需要道德、理念、文化等等方面的长期准备，仅仅这个制度设计的本身，就复杂到难以想象。这个制度创造了极其辉煌的数百年繁荣，此后却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接着是长达近2000年的沉寂。
既然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这个在2500 年前创立，此后中断了近2000 年，而在文艺复兴后期才逐渐重现的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显然，在漫长的中世纪，民主制度看起来是如此遥远的过去和不切实际的将来。
其实，雅典那短短的200 年的民主并不能仅仅从其本身去理解，否则我们肯定一头雾水。如想理解，必须上溯到荷马时代甚至更早，而且要延续到中世纪甚至更晚——民主制度的大厦在此前没有建立，在此后一片废墟，但是那些使得大厦赖以成立的支柱早已耸立而此后也没有完全倒下——这就是“自由平等”的理念以及“人本主义精神”、“竞争精神”、“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
福山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他在6 月29 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产阶级革命》(TheMiddle-Class Revolution) 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他用埃及和突尼斯为例说明，中产阶级是走向民主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所有阿拉伯之春运动实际上都是中产阶级发起的，他们有知识，了解外部世界。而中产阶级具有的民主驱动力源于中产阶级日益增加的期望和政府政策造成的失望。
但是在一个没有民主基础的国家，这种不满导致的革命通常无法一蹴而就抵达民主制度，埃及和突尼斯就是例子。埃及革命由中产阶级发起，但革命的成果却被穆斯林兄弟会劫持。原因是：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组织，他们很难组织起有效的竞选，因此，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胜出并非民众的胜利，也不是民主的真正体现，而是民主路途中无可避免的弯路。
我觉得，民主消除了少数压迫多数的可能，但是民主并非多数压迫少数的工具。民主必须是宪政之下的由多数拥护的政府，但其必须保护全体公民的利益和安全。
回顾历史，革命的成果容易被一群自称代表最贫穷的大多数人的组织所窃取。如果我们闪回到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巴黎，这也同样真实。率领民众的是一群中产阶级，而革命的成果被某些人以最贫穷的人群的名义窃取。而这些赤贫者并不是政治的稳定力量，他们最容易被蒙骗——用“丰衣足食”和“复仇”就够了。而中产阶级就不那么容易上当，尤其是福山所定义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体面的工作，持有相当的资产。福山认为，中产阶级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具有更加稳定和可预测的政治诉求。
福山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但是，我的问题是，为何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任何民主的尝试。欧洲中世纪时，中国的人均财富显然超越了古希腊时代，而可以称作中产阶级的人比例也不少；那时中世纪的欧洲在宗教的巨大影响下无法自拔，而中国并无这些负担。但是中国却从来没有走近过民主，既无理念，更无尝试。因此，足够的中产阶级并非导致民主的充分条件。
因此我认为，福山理论中还需要考虑一个文化因素，这就是价值理念。没有了“自由平等”的理念，不管如何富裕，不管信息如何通畅，民主都不会自动成为共识。
中国历史上人们有对丰衣足食的追求，而无对自由平等的想往。因此，他们不可能想象出一个民主制度，相反，他们设想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法只能是找一个救世主，一个明君，然后匍匐在地山呼万岁。
而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于当时的中国，正是由于这些价值观的普及，一些在历史上没有民主传统的民族也有了自由平等的理念，这些理念使得民主成为一个大趋势。
东欧巨变和阿拉伯之春便是证据。而它们的跌宕起伏肯定会有人用来做反例，比如《人民日报》说“埃及事件是给阿拉伯之春当头一瓢冷水”。其逻辑之混乱和阐述之愚蠢，令人联想到太监对别人性生活过度的幸灾乐祸，行将饿毙者对饮食过量的冷嘲热讽。
我们正生活在信息时代，信息交流使得过去曾经相对闭塞的世界成为了一个整体。毋庸讳言，价值观的传播并非易事。实用信息的传播相对容易，但是价值观的传播却很困难。一个民族对那些和自己的传统格格不入的价值观的抵抗是非常激烈的，因此需要久远的时间和艰难的过程才可能让舶来的价值观落地生根。
文艺复兴后的500 年加速的信息传播推动了价值观的普及，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这个进程更加迅速。正是自由平等理念的传播和被接受，使得民主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大趋势。也许福山的“终极政府形式”的预言未必立即实现，但已经势不可挡。唯一有争议的是，那些拒绝这个趋势的人的美梦还可以做多久。
对于中国的繁荣，福山没有过多论述，但我认为：中国的繁荣其实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红利（注3 ）所导致的，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值得模仿或学习的所谓“中国模式”。
福山认为中产阶级将是世界民主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福山引用的联合国研究数据：2009 年世界中产阶级的人数是18亿，而到了203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49亿（届时世界总人口预测是83亿）。如此巨大的中产阶级人数和比例，将是社会走向民主的巨大动力。
我并不完全赞同福山的观点。福山也许过于把物质放在了首位，而我认为如果重提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那么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意识决定存在。只要这些伟大的意识，或曰普世价值被人们接受，社会存在就将被不可逆转地改变。
而福山自己在斯坦福大学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间很不起眼的斗室，（我感慨斯坦福大学大概顶级的学者太多了），一个世界顶尖的学者居然在这样一间办公室里写出了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精神和物质之间孰为重孰为先便不言而喻。
附注：
1. Savoir Public（公众知识）讨论会是由作者在斯坦福设立的“TowardsCitizenship”（走向公民）基金举办的第一个活动，与会者来自法国几所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
2. Francis Fukuyama 最著名的著作是The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其断言自由民主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他目前是斯坦福大学的“民主、发展和法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3 . 这是作者首先提出的概念，在这里指发达国家生产力的潜在利益（红利）被发展中国家获得，而无法由发达国家自己获得。这并非发达国家不想从中获得利益，而是这样的“红利”无法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环境下变现，只有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才可以使之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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