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山 

民族之間的敵意和階級之間的仇視，都是病態，都不必要。 ——作者 

理解西方，對國人來說絕非易事，從困惑中更是演繹出一些錯綜複雜的情感，嚮往、崇拜、恐懼、妒忌、敵意，雖然莫名其妙，但卻根深蒂固，伴隨他們成長和老去。在所有這些複雜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情感中，最不合理但卻最普遍的是“敵意”。 

其實，中國和西方從古代到現代都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但是這並不妨礙敵意的產生。儘管這些敵意莫名其妙，但卻在中國成為了實實在在的現實。在中國對西方的敵意中最嚴重的當屬對美國的敵意，而美國卻是所有國家中和中國利益衝突最小、且最沒有歷史糾葛的國家。 

實際上，敵意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創造敵意的目的不是為了那些歷史糾葛，而是為了當今的現實利益。那些歷史糾葛僅僅是被用來製造敵意的藉口。其中，最被重筆濃墨的事件是“圓明園”和“庚子賠款”。 

圓明園事件，美國沒有參與；庚子事件，美國是八國聯軍中的一員。如果說美國曾經向當時的中國（滿清）索賠過的話，那些賠款也絕大部分還給了中國，而且比中國政府（滿清王朝）更加恰當地花了這些錢。中國的著名學府清華大學就是用庚子賠款辦的。如果沒有“庚子賠款”，那麼這些錢就會成為滿清窮奢極欲的皇家園林和穿腸而過的山珍海味，而不是培養人才的大學。但是，庚子賠款被反覆宣傳，以此煽動國人對西方的仇恨；而這些賠款最終返還給中國並且辦了造福於國人的教育事業卻不予提及，以免國人產生對西方的好感。歷史就這樣被刻意地扭曲了，敵意自然就產生了。

清華大學的前身是清華學堂，始建於1911年，曾是由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建立的留美預備學校。

如果美國可以被描繪成中國的敵人，那麼就沒有別的西方國家不能被描繪成中國的敵人了。在中國大陸的教科書中，整個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受盡西方欺凌壓榨的屈辱史。從鴉片戰爭開始，兵禍連年，賠款割地，到了1900年（也就是農曆庚子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發展到了高峰。這場戰爭因義和團運動而起，失敗的清政府次年被迫簽訂《辛丑條約》。按照該條約，中國必須向各國賠償損失費達4億5千萬兩白銀之多，分39年付清。中國當時的人口大約4億5千萬人，即每個中國人被攤派大約一兩銀子，約合當時的0.70美元，相當於現在（2008年）的16美元或者100人民幣。庚子賠款的各國分配如下： 

下表是庚子賠款的美國部分退還給中國的時間和金額： 

亦即，庚子賠款協議中應該賠償給美國的2400多萬美元，後來美國退給了中國近2900萬美元。退給中國的比賠償得的還要多，這是由於其中有利息的計算，實際上相當於美國把這些賠款的一半以上退還給了中國。 

在中國的教科書上把“庚子賠款”描繪成“喪權辱國”，宣傳到盡人皆知，激發起了無數熱血青年對西方的憎恨與憤怒，我曾經就是其中一個。但說到庚子賠款的起因“義和團運動”和庚子賠款日後與中國著名學府清華大學的關係，就不是那麼為人熟悉了。我們先按下“義和團運動”不表，先來看看清華大學和庚子賠款的關係。 

美國政府用退還的庚子賠款成立了“中國文教促進基金會”，由中外合組的管理委員會主持，用於發展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清華大學的建立便是其中一個項目。這就是國人從來沒有被中國的教科書告知的這個歷史故事的另外一面，亦即被刻意掩蓋的一面。 

事因《辛丑條約》簽訂後，美國一部分有識之士建議羅斯福總統將庚子賠款退還給中國，專門開辦和津貼在中國的學校，這得到了總統的認可。羅斯福總統在說服國會時稱：“我國宜實力幫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巨數之國民能以漸融洽於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導學生來美，入我國大學及其它高等學社，使修業成器，偉然成才，諒我國教育界必能體此美意，同力合德，贊助國家成斯盛舉。” 1908年，美國正式聲明，將美國所得“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作為資助留美學生之用。從這一年開始，中國開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廣泛學習農業、機械工程、礦業、法律、政治、財經、師範等。 

當然，美國這樣做的原因之一是為了造就一批從精神到知識上追隨美國精神的中國新領袖，這無可非議，更無可否認的是，中國因這一措施受惠良多。12歲的詹天佑被選送為首批公派留美學生，他日後設計修建出了的中國第一條鐵路，即“京張鐵路”，使其被尊為“中國近代工程之父”。在後來的學子中還湧現出了五四運動的急先鋒胡適、語言學家趙元任、氣象學家竺可楨等。可以說，美國的資助在許多領域中造就出了一批出色的精英人才。他們是近代中國的脊梁，歷史因他們而改寫。

1909年，第一批庚子賠款留美學生 

繼美國之後，其它西方國家也陸續放棄和退還了庚子賠款的餘額，用於發展中國的文化教育、慈善事業和開辦實業。 

清華大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誕生的，一開始的清華大學專門培養赴美留學生，因其辦學經費充足，物質基礎堅實，發展非常迅速。有歷史學家評論道：“清華其成功的一大秘訣是，當其他院校求助於軍閥政權不穩定的施捨時，清華的年度預算是有保障的。”這個保證，當然就來自於庚子賠款的美國退還部分。 

美國先後在中國開辦了12所教會學校，以及慈善醫院。除政府外，美國民間也給中國的文教事業以很大支持。洛克菲勒基金會便有資助中國學者們的農村調查與考古行動。說到美國在中國的辦學，就不得不提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作為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他嘔心瀝血，帶領燕京大學由一間“幾乎無人理會”的學校和“無法收拾的爛攤子”，躋身為世界一流學府。 

在中國，司徒雷登幾乎家喻戶曉，但卻是作為負面人物，這主要是因為一篇《別了，司徒雷登》，“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毛澤東一語論定，其它歷史事實便被人忽視了： 

人們忽視了燕京大學從選址到籌集資金都得益於司徒雷登不遺餘力的東奔西走，儘管他開始非常不願意就任。為了籌集善款，“神經系統沒有鬥牌技能和興趣”的司徒雷登，甚至一連幾天“跟一個半聾的老太太玩天牛，只希望老太太在臨終遺囑上別忘了燕大”。 

人們忽視了司徒雷登的正直和清廉。在主政燕大的14年間，他為燕京大學募得數千萬元的善款，全部使用規範，管理得當，沒有一起用款不當的現象。 

人們忽視了司徒雷登為燕京大學注入了寬容和不畏強權的靈魂。在燕大學生南下進行抗日示威時，司徒雷登公開支持學生：“他們回答我說，燕大學生大部分都來了。我聽了之後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學生沒有來請願，那說明我辦教育幾十年完全失敗了。” 

人們忽視了司徒雷登的中國情結。“九一八”事件爆發後，他率先站在了遊行隊伍的前列，抗議日本侵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被日軍關押了四年之久。甚至在彌留之際，他還希望能再回中國，死前遺願是和他的夫人一起埋骨燕園。 

人們也忽視了司徒雷登對燕京大學師生的無微不至。司徒雷登能夠清楚地叫出燕大每一位師生的姓名。冰心回憶說：“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裡，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司徒雷登在北平燕京大學臨湖軒留影 

在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大標語下，這些都被刻意地忘記了。1952年新華社發表了一則題為《肅清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影響——記燕京大學“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罪行展覽會”》的報道，說這些都是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行為，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中國學者的調查報告是在為美國從事情報偵察，英語教學是在腐蝕中國學生的心靈。在過去中國大陸的官方出版物上，司徒雷登是美帝國主義的大特務分子。 

司徒雷登是那個時代西方在中國的所作所為的一個縮影，而毛澤東對於他的評價則是中國對於西方的態度的一個代表。於是，所有西方人在中國的所作所為都被描繪成掠奪，即便在中國做的善事，也都被冠以“文化侵略”。 

於是，我們看到了庚子賠款對中國的侮辱，遺忘了清華學堂的建立；渲染了割讓租界的屈辱，無視了上海和香港的崛起；把晚清中國社會的落後和動盪歸結於西方的洋槍洋炮，而不正視近代中國擺脫愚昧走向科學和理性的積極影響正是源於西學西風。 

其實，每個民族都希望用自己的價值觀影響世界，一如每個人都希望用自己的思想影響他人，這不是過錯。西方在經過“文藝復興”復生的“人本主義”和改良的基督教思想的影響下，很多有抱負的人都把能夠在世界各地普及這些理念作為自己的理想，他們相信自己的理想是正確的，確信其可以給世界帶來光明。他們未必選擇了一種普適的方式來弘揚他們的理想，但是他們相信他們的理想是普適的。不管西方那時的“文化侵略”有什麼缺陷，西方都沒有像滿清那樣從精神和物質上壓迫中國人，更沒有從肉體上屠殺中國人，而給中國帶來了新的思想和理念。我們可以質疑西方的動機，但是無法質疑其結果。誠然，即便從動機上，西方也沒有什麼險惡用心，從行為上，更沒有製造什麼慘案。 

西方在中國的辦學，遠遠不限於庚子賠款的錢，也不只從庚子賠款才開始，也絕不局限於那些世人矚目的大城市。我曾經在山西太谷住過數年，那是太行山麓的小城。也許有的人還知道，那是孔祥熙的老家，其房產當時大部分被一個師範學校占用，我家住的可能就是以前孔府傭人住的房子。我說的事情和孔祥熙關係不小，而和美國關係更大。 

太谷有一個“山西農學院”，還有一個“人民醫院”。我初到太谷時還是半大小子，當時聽別人說“銘賢學校”和“銘賢醫院”，知道前者就是“山西農學院”的前身，而後者就是“人民醫院”的前身，並且據說這些都是美國人辦的。我很驚奇，美國人會在這麼偏僻的地方辦學校和醫院嗎？ 

那是一個瘋狂的時代，美國被描繪成惡魔、中國的頭號敵人，我對此當然深信不疑。於是我就困惑，為什麼這樣一個“窮凶極惡”的帝國主義會在中國一個偏僻的小城辦學校和醫院，要麼是當地人胡謅亂扯，要麼是美國人另有陰謀。我同學的奶奶知道這些事情，有時嘆息着“人家美國人不賴。”意思就是美國人很地道，很厚道。那神態分明是為一個被扣上莫須有罪名的人抱不平，於是我就更加困惑。這樣的困惑和一些其它的原因導致我開始注意這些完全不同於正統宣傳的現象。我試圖通過各種可能的途徑澄清我的質疑，當時我並沒有得到完整的答案，但是我顯然逐漸感覺到了和宣傳大相徑庭的真實的美國。當然這僅僅是感覺，這樣的感覺還將在此後很多年中被驗證和糾正，直到我後來終於搞清了來龍去脈。 

歷史事實是這樣的，1907年，孔祥熙接受美國歐柏林大學的資助，在太谷創辦了銘賢學校。當時只是所小學，孔祥熙自任校長，後來發展成為銘賢中學，銘賢學院，直到後來的山西農學院。美國人在山西太谷開辦學校和醫院的資金來源和庚子賠款沒有關係，都是美國的民間捐款。1949年開始，中美交惡，兩國之間的官方和民間往來都中斷了，於是，美國的捐款無法抵達這些學校和醫院。但是這些款項都保存在美國的基金會，分文未動。在中美關係正常化後，在改革開放後，又如數給了山西農學院等相關機構，連本帶利，分文不少。如此誠意令人唏噓，如此胸懷令人慚愧。 

但是一些人為了煽動國人對於西方的敵意，把所有歷史上西方向中國的文化交流都歪曲成了“文化侵略”。其實，中國在清朝咸豐以前和西方幾乎沒有什麼交流，如果有的話，那麼就是明朝開始來自西方的傳教士。當時有不少很有名望的傳教士到中國來，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未知的真實世界和一個嶄新的思想境界。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等，憑着他們對於上帝的信仰和對自己理想的執着，在中國奉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也許有人會質疑說他們絕不是為了中國來奉獻他們自己，那麼就讓我們這樣說好了，“他們為了他們的信仰，在中國奉獻了畢生的精力。”他們的所作所為，和東渡的鑒真非常相似，都給異國帶去了先進的文化。他們和鑒真也有不同，如果說鑒真帶去的更多是來世的希望，則他們帶來的更多是今世的福祉。如果我們讚揚鑒真，就不得不更加讚揚他們。 

後來有人把這樣的文化交流描繪成文化侵略，顯然是一種有悖道義和邏輯的說法。如果這是文化侵略，那麼唐朝的鑒真呢？唐朝的玄奘呢？按照這樣的說法，鑒真就是叛逃日本去了，而玄奘則是幫助外國侵略了中國，他們都是賣國賊，因為一個把中國的文明“出賣”給了日本，而另一個用西天的文化“侵略”了中國。按照他們的邏輯，鑒真和玄奘在日本和印度也不會有好名聲，前者對日本進行了“文化侵略”，後者對印度進行了“文化盜竊”。 

滿清從乾隆開始越來越對於西方採取不容忍的態度，這種不容忍最初不是政治的，因為西方對於滿清還不構成任何政治的威脅，儘管也許有一些道義上的威脅。這種不容忍當時是文化層面上的，清朝咸豐開始才變成了物化的衝突。 

於是有了鴉片戰爭，於是有了義和團運動，有了圓明園，有了香港，有了澳門，有了五口通商。正是在這些歷史事件中，西方人被描繪成了惡魔，那麼我們來看看西方人在中國到底做了什麼損害中國人的事情。 

石家莊到太原的鐵路，即“石太線”，是法國人修的。那個時代在這樣的崇山峻岭中修建僅僅隧道就多達30個的鐵路，是非常艱難的。娘子關，號稱天險，由於唐朝李淵的女兒平陽公主率領的娘子軍在這裡駐守而得名。河北井陘到山西陽泉這段路是全程最艱難的一段。列車在80年代以前通常只能開到時速40公里，一路上不是隧道就是橋梁。其中一條隧道長達27公里多，至今還是中國最長的隧道。我在大學年代每年數次坐火車通過這崇山峻岭間，耳邊響起讚頌平陽公主的詩句“戰馬蕭蕭不下鞍，金鼓聲聲劍光寒。平陽公主應猶在，威名永鎮娘子關。”眼前一片悲涼的山巒疊嶂，列車艱難卻平穩地駛過，這一切將久遠時光的唐代和遙遠空間的法蘭西，極具反差地交織在一起，讓我感到來自內心的深深的責問。

石太鐵路娘子關車站全景 

香港經過了英國人的百年統治，從一個小村子變成中國最繁華的世界著名都市，這些成就完全是在英國人統治下完成的。當然，歷史上港英當局在1922年省港大罷工衝突中的“沙田慘案”負有責任，這個事件在中國大陸的說法是死了6人傷了數百人，但是比較真實的數據是死了3人傷了8人。不管死傷規模是多少，都是值得譴責的。但是，當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死傷數據時，是否也想到了另外一些由中國人製造的慘案？公正地說，西方在華夏的過錯，遠遠不及國人自己對同胞的傷害。香港人對於英國的統治心知肚明，很多香港人爭先恐後設法取得英國護照，就是明證。正應了孟子的那句話“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如果不以德治國，人們哪裡會追隨統治者。 

澳門，和香港幾乎一樣。只不過統治澳門的是另外一個西方國家葡萄牙。那裡同樣繁榮昌盛，人民安居樂業。 

上海那時被稱作冒險家的樂園，有許多西方國家的租界，西方來這裡發財的人不少，發不了財的人更多。在這些租界裡也沒有發生西方人對中國人的殘害，而曾經是貧窮漁村的上海卻因此成為了中國大陸最為發達的地區。那由西方人設計建設的外灘，從那時起多少年來都是，並且至今也是，上海人的驕傲。

1920年代的上海外灘

德國曾經統治過青島，留給中國的青島啤酒是德國人和英國人的遺產。今天的青島啤酒公司的前身是日爾曼啤酒公司青島股份公司。青島啤酒是中國在國內和海外最著名的啤酒品牌，占了中國啤酒出口的50%以上。 

在日寇進行南京大屠殺時，是西方的一些機構用自己狹小的租界冒着生命危險儘可能地收留了中國平民和守衛南京失敗後逃命的中國士兵，使他們免遭日寇的殺害。也是西方人用自己的勇氣和途徑記錄和傳遞了關於南京慘案信息。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最真實的記錄來自西方人，最及時向世界揭示了南京慘案的也是西方人。 

在抗日戰爭極其艱難的時期，中國的最後一條供給線“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整個大西南中國軍民面臨彈盡糧絕的危險。是美國的空軍運輸隊開闢了飛越喜馬拉雅山和橫斷山脈的航線，從美軍控制的緬甸等地向中國空運物資，堪稱航空史上空前的壯舉。由於這條航線海拔很高，險峰遍布，不少高度超過了當時飛機的巡航高度，因此飛機在飛行中不得不經常爬高到超過巡航高度才可以越過這些山峰，“駝峰航線”由此得名。美軍飛行隊被中國當地百姓美譽為“飛虎隊”。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三年裡，“駝峰航線”的美軍飛行隊損失了468架飛機，犧牲了1579名飛行員，以這樣慘重的代價為中國空運了73萬多噸的戰略物資，保證了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物資供應。還有比此更夠朋友的嗎？

抗戰期間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飛虎隊）部分隊員在戰機前合影。

這些西方的“殖民主義者”在他們所抵達的遠離故鄉的居住地，用他們的智慧建設了這些地區，用他們的理念改善了當地社會。誠然，他們來到這些地方的本意並非施捨當地人，但當他們離開的時候，留下的的確是一片繁榮的土地。如果他們不被迫離開，他們將和當地的人民一起繼續這樣的昌盛。 

不僅僅是物質的豐碩成果，而且是精神的進步文明。不管我們如何貶低香港為“文化沙漠”，香港人的整體素質遠遠高於大陸的國人卻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普通公民的誠信和敬業的程度，香港官員的廉潔和奉公的程度，都是大陸所不能企及的。不管我們的偏見多麼強烈，這樣的事實卻無法抹殺。 

但是在中國大陸，曾幾何時，只要一說到西方就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等等字眼，充滿了敵意和憤怒。如此情緒使得國人很難公正地評價歷史事件。其實，一些國人用來貶低別人的描述，也是華夏曾經的所作所為。華夏曾經也是“帝國主義”，“中華帝國”源遠流長，周邊的越南朝鮮就曾經在“中華帝國”的統治之下。“中華帝國”的殖民主義在一些地區成功了，比如今天的中國境內；但是在一些地區失敗了，比如越南和朝鮮。於是，“侵略”便成了朝鮮和越南用來形容中國歷史上的行為的詞語。 

這些西方的“帝國主義”，和當年唐朝的李世民、蒙古的成吉思汗、滿族的努爾哈赤有相同之處，他們都是要在自己強大的時候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這在歷史上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但是西方的“帝國主義”和以上那些中華帝國領袖所代表的帝國不盡相同，西方人的“掠奪”和“侵略”伴隨着先進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正因如此，他們的“掠奪”和“侵略”通常帶來的不是野蠻，而且是文明和繁榮。 

如果我們留意一下世界地圖，在所有西方人“侵略”和“掠奪”的地方，也就是他們統治和管理的地區，都繁榮昌盛民主自由。這不是一個巧合！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香港，澳門，新喀里多尼亞（法屬太平洋島國），等等。我在這裡沒有列入歐洲，因為那裡是現代“侵略”的發源地。實際上歐洲版圖和國家本身就是在不斷的吞併和征服中形成的，因此歐洲本身也是西方人首先“侵略”的地方。 

西方真的在中國沒有幹過壞事嗎？現在我們就留下了圓明園了。也許這是唯一的西方人對中國做了的壞事？在談到圓明園以前，我們先來看看滿清在華夏大地製造的一些慘案，而這些慘案通常是國人極不願提起的，即便提起，也支支吾吾、欲語還休。但是，讓我們用正視淋漓鮮血的勇氣，從“揚州十日”開始說起吧。 

明朝的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的叛變使得滿清輕而易舉經山海關進入中原，整個中原的百姓就要遭殃了。1645年5月13日，清軍大軍兵臨揚州城下。明朝守揚閣部史可法、翰林學士衛允文及四總兵官、二道員等拒絕清軍招降，決定堅守揚州。 

史可法憑藉葡萄牙重炮在守城的開始占據了優勢，但是滿清將領多鐸指揮士兵不惜代價，在成百上千的人死傷後，攻陷了揚州城。史可法自殺，但沒有致命，隨後被清軍俘虜。多鐸“勸說”史可法屈服遭到拒絕，於是下令殺害史可法。接下來的十天，就是所謂的“揚州十日”。“那是在中國歷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大屠殺之一”，魏斐德在《洪業―清朝開國史》中這樣描述。 

5月20日的城防崩潰後，揚州城居民只有聽天由命了，任憑那些已占領了這座城市的滿族人、蒙古人和投降了的漢人的擺布。20日入夜後，清兵的獸行開始升級了，到處是砸門聲、鞭子抽人聲和被害人的嚎叫聲。次日，清軍一份告示保證說，如果藏起來的人能夠出來自首就會得到赦免，於是許多藏在自己家裡的人走了出來。可他們走出來後就被抓了起來，分成數十人一堆，用繩子捆起來。然後清兵就開始用長矛猛刺，當場把他們殺死。 

揚州變成了屠場，血腥瀰漫，屍陳街巷。揚州城那些因美麗而聞名的婦女們，甘願把她們自己獻給清兵，以期用身體贖回她們的生命。任何被抓住的女人，都被成群的士兵輪姦。市民們爭先恐後像奴隸一樣為清兵服務，替這些入侵者做飯、打掃，為的就是幹這樣的差事可以活命。與此同時，大屠殺仍然在繼續。揚州的百姓，已經聞風喪膽，只要一個清兵出現，成群的揚州百姓立即坐以待斃，無人敢逃。 

慘烈如斯，令人不忍卒讀。“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的繁華都市，在短短的幾天內便化為一座死城。而這次大屠殺的劊子手豫親王多鐸，則將屠殺中俘獲的“才貌超群漢女人一百零三”，奉獻給了滿清皇帝順治及攝政王多爾袞等（《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當時的人們估計，有80萬人死於這場屠殺！我不知道80萬這個數字是否可靠。但是，“揚州十日”的慘烈絕不亞於日寇的“南京大屠殺”。 

意大利傳教士馬丁諾·馬蒂尼當時流寓在江南一帶，也在所著的《韃靼戰紀》記錄了他的所見所聞：“有一座城市英勇地抗拒了韃靼的反覆進攻，那就是揚州城。一個韃靼王子死於這座城下。一個叫史閣部的忠誠的內閣大臣守衛揚州，它雖然有強大的守衛部隊，最後還是失敗了，全城遭到了洗劫，百姓和士兵被殺。韃靼人怕大量的死屍污染空氣造成瘟疫，便把屍體堆在房上，城市燒成灰燼，使這裡全部變成廢墟。”此書於1654年在歐洲出版，大概是最早向世人揭露揚州十日慘劇的。而在華夏，由於清廷坐穩天下後，大興文字獄，諸多描述清軍暴行的書籍被禁，這場大屠殺在它的發生地反而被逐漸淡忘了。

 揚州十日

現代的中國人，還有幾個知道“揚州十日”？還有幾個記得史可法？正直的人們，不管你是否中國人，都請記住這個名字―史可法。這是一個被刻意忘卻的英雄，甚至被描繪成阻擋民族統一的小丑。奴才只牽掛得勢的新老爺，絕不記得失利的舊戰友。

這場大屠殺的血跡未乾，又一個大屠殺接踵而至。這就是同樣被我們遺忘和迴避的“嘉定三屠”。如果說，“揚州十日”是滿族人親手所為，那麼“嘉定三屠”就是滿族人借漢族人的手，由漢族人自己所為。 

揚州屠城之後，百姓對清軍的恐懼已經深入人心。當清軍進逼南京時，弘光皇帝出逃，以錢謙益為首的朝臣主動降清，手捧明境圖冊和人民戶口向清豫王多鐸行四拜禮獻降，20余萬兵馬束手投降，清軍果然沒有大行殺戮。這更使江南士紳民眾堅信歸順滿清是最好的結果，而抵抗的結果是毀滅。漢人已作好心理準備，在風平浪靜之中改做滿清的臣民。錢謙益勸多鐸：江南民風柔弱，不必用兵就可以使得人民歸順清朝。此話不假，各地鄉紳為了自保，也紛紛在城牆上大書“順民”二字。錢謙益與各地鄉紳的信中也稱大清“名正言順，天與人歸”。 

但是，這風平浪靜卻由於清廷忽然下的一道“剃髮令”而變成暴風驟雨。攝政王多爾袞下令所有漢人必須剃髮，“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而這一最終導致數百萬人頭落地的命令，竟源於一個漢族降臣孫之獬。此人是山東淄川人，明朝天啟年間中進士，但並不得志。清軍入關後，他看到了時來運轉的機會，成了第一批搖尾乞降的漢官，並當上了禮部侍郎。為報新主子提拔之恩，孫之獬主動剃髮着滿裝。但他那副打扮，不僅沒給他上朝博得滿堂彩，而且既被漢人官員鄙視，也被滿人官員嘲諷。惱羞成怒的孫之獬立馬上了一道奏章給清廷，建議在全境範圍內給漢人剃髮：“陛下平定中原，萬事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之從陛下也！”孫之獬很明白地把中國和滿族對立起來，而且強調了如果滿族要徹底征服中國，必須徹底消滅中國的傳統，因此在服飾和禮儀上必須歸順滿族。 

這對於遵守儒家禮儀的中國人來說，可謂晴天霹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要把保留了千年的漢唐衣冠髮型改成蠻夷的式樣，前額剃得光溜，腦後梳一根“豬尾巴”小辮，無疑是對人格的極大侮辱，更是對漢民族情感和文化上的嚴重傷害。江南縱然“民風柔弱”，也不堪忍受如此踐踏。剃髮令一下，江南各地便掀起了抵抗熱潮，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尤為頑強激烈。 

而清廷毫不手軟，為了強迫漢人接受滿清野蠻的髮型服飾，他們以明朝降將李成棟為統帥，先後對嘉定實施了三次殘酷的大屠殺。 

1645年7月底，李成棟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定進逼，一路上姦淫殺燒。抵達嘉定，他下令屠城。“成棟持刀，下令屠城，約日入後聞炮即封刀。時日暑正長，各兵遂得悉意窮搜，家至戶到……”（吳偉業《鹿樵紀聞》）。清軍果然挨家挨戶、小街僻巷、無不窮搜，一心要殺個雞犬不留。當時的慘景，有親歷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證：“市民之中，懸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間地獄圖。 

清軍（其實是前明軍）遇見年輕女人，就當眾白晝輪姦。如遇抵抗的婦女，就用長釘把抵抗婦女的雙手釘在門板上，然後再肆行姦淫。一頓殺戮過後，李成棟屬下又四處劫掠財物，見人就要財物，隨手一刀，至被砍人獻出金銀才歡躍而去。不如他們意的，必被砍三刀，刀刀見骨。當時“刀聲割然，遍於遠近。乞命之聲，嘈雜如市”。最後，這五千漢人清軍竟搶奪三百大船的財物，統統在李成棟的指揮下運離嘉定。此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萬人被屠殺。 

幾天之後，李成棟發現嘉定居民仍有反抗，於是再次殺入城裡，把許多還在睡夢中的居民殺個精光，積屍成丘，然後放火焚屍。嘉定又慘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來南明將軍吳之番率餘部猛攻嘉定城，周邊民眾也紛紛響應，竟在忽然之間殺得城內清兵大潰出逃。不久，李成棟整軍反撲，不僅把吳將軍數百士兵砍殺殆盡，順帶又屠殺了近二萬剛剛到嘉定避亂的民眾。這是“嘉定三屠”。 

經過這三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李成棟終於在屍山血海上插穩了“剃髮易服”的旗幡。反抗的烈焰漸趨熄滅，中原人被迫在暴力和強權下屈服，梳起了那根代表滿族文化的辮子，成為大清的順民。李成棟也因此“赫赫”功勞，受到清廷的一再提拔。 

“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只是滿清入主中原後製造的許多慘案中的兩例而已。此外還有江陰屠城，滿城殺盡，屍如山積，共計城內死九萬七千餘名，城外死七萬五千餘名。倖免於難的江陰遺民只有五十三人。潮州大屠殺，“縱兵屠掠，遺骸十餘萬”，廣州大屠殺，“孑遺無留，逸出城者，擠之海中。”……一筆又一筆的血債，罄竹難書。若干年後，英國使節馬戛爾尼這樣描述這段歷史：“滿清初期，他們表現得非常兇殘。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殺。強迫留辮子引起了騷亂，結果都被鎮壓在血泊之中。但是老爺的種族坐穩了江山，對奴隸的民族實行統治……” 

滿清對於其他民族的屠殺也毫不遜色，準噶爾盆地大屠殺就是一例。在蒙古人各部落紛紛衰落之際，西蒙古人，尤其是準噶爾人卻一直強勁，準噶爾帝國稱霸中亞東部，與清帝國爭霸亞洲。1755年，乾隆派清軍征服新疆（回部），同時對蒙古准葛爾部實行了野蠻的種族滅絕政策。乾隆帝后來號稱“十全老人”，即有十大武功，其中就包括征服准部和回部。他決心用亡國滅種的大屠殺來徹底解決準噶爾問題。準噶爾人基本被殺絕，如今只有一個地理名詞準噶爾盆地，而沒有準噶爾人了。清軍隨後又征服了天山南部的回部（維吾爾人），於是天山南北皆併入清帝國。在清帝國的立場看，這是征服的新疆土，於是稱之為“新疆”。 

對於清軍屠殺準噶爾人民的問題，中國國內研究者大多予以迴避，很少有專門論述這一事件的文章。有些文章即便涉及到也竭力淡化甚至予以否認。如果想要從清史中找到這些信息更加不易。一些中國的學者淡化甚至美化了這場大屠殺。《西蒙古史》中有這麼幾段文字：“乾隆制定了穩定的安撫政策，並在進軍中嚴格貫徹執行，因而深得人心”。靠斬盡殺絕得人心嗎？“在戰爭中發生殺害一些受裹脅或無辜百姓之事是存在的”。這輕描淡寫的“一些”可是幾十萬人啊！“由於清政府執行了安撫政策，使準噶爾人民免除了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悲慘境況，去向有了歸宿，生活有了出路，社會秩序很快安定下來了。”歸宿和去向在哪裡呢？實際上只有那些逃到了俄羅斯等鄰國的準噶爾人才免遭屠殺，也許準噶爾人都讓清廷安排到俄羅斯去了？“那種認為清政府把厄魯特各部人民殺盡斬絕的說法，也是不符合事實的。”這類“此地無銀二百兩”的表達更加讓人讚嘆他們粉飾和歪曲歷史的勇氣和決心。 

歷史記載卻和這些美化清廷的表述大相徑庭，《清高宗實錄》和《平定準噶爾方略》中記載，乾隆諭令前線將領：“必應全行剿滅，不得更留餘孽。”“此等賊人，斷不宜稍示姑息。”“此次進兵非同一般，各將厄魯特徹底剿滅，永絕根株。”乾隆對準噶爾可能投降的部眾如此安排：“大兵進剿，厄魯特等自必畏罪投誠。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將伊等頭目先行送赴京師，所屬人眾亦隨即移至內地過巴里坤後，其應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賞官兵，母得稍存姑息。”前線將領忠實地執行了乾隆的旨意，報曰：“盡喚男丁而出，屠戮有聲。” 

毫無疑問，清軍對準噶爾的大屠殺不是某些人或某一部孤立的行為，而是蓄謀已久、精心策劃、嚴格執行的統一行動，目的就是要對準噶爾部斬盡殺絕，這場大屠殺的總指揮就是乾隆。在這場精心策劃的屠殺中，幾十萬準噶爾人遭到了滅頂之災，鮮血染紅了衛拉特草原，“數千里內，遂無一人”。（《嘯亭雜錄》卷3） 

我們今天可以公正地評價乾隆，但是我們絕對不應該粉飾歷史，更加不能為他開脫罪責。在中國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似乎在“統一”的旗號下，任何罪惡都可以粉飾成民族大業的必須。最近在北京上演的《成吉思汗》也成了成吉思汗統一大業的讚歌。成吉思汗對於周圍各個民族，包括對華夏民族的殺戮就成了統一大業的偉大步驟，滿清對於周圍民族的殺戮也成了統一大業的豐功偉績。而那些抵抗這些殺戮的民眾卻成了阻擋歷史前進和妨礙統一大業的小丑，他們十惡不赦，於是屠殺他們就理所應當。 

這些人和“歷史學家”也必定可以用相同的語言讚頌日本天皇和日本侵華戰爭，只要最終日本成功統治了中國。對於這些人和“歷史學家”來說，由日本統一的中國要遠遠比蒙古和滿清統一的中國更值得稱讚，黃海、渤海、東海、日本海、南海，都成了統一帝國的內海，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越南、泰國、老撾、柬埔寨、斯里蘭卡都納入了統一帝國的版圖。這個由日本統一的大中華帝國將遠遠比蒙古統一的中國要強大，當然也比滿清統一的要強大，既然他們可以讚美蒙古和滿清，他們理所當然更讚美日本。 

清帝國對外的擴張始於自己的老家，現在的東北，其向南吞併了中原，向西吞併了西北和西南，但是向北卻遇到了強勁的對手俄羅斯。康熙以前的俄羅斯還不強大，無奈之下和清朝簽訂了《尼布楚條約》。這個被一些中國歷史學家稱作近代中國第一個“平等”條約其實根本就沒有中國的什麼事情，條約上連中文都沒有，只有俄文、滿文和拉丁文。滿清和中國的條約大概只有“揚州條約”以及“嘉定條約”，這些不是用文字而是用鮮血寫成的“條約”是在精神上徹底奴役中國的象徵。 

滿清向北擴張的手段與其在中原的做法並無二致，但是滿清這時所碰到的對手卻不同了，俄羅斯比準噶爾強大，沒有被滿清屠殺貽盡；俄羅斯人比中原的漢人更加執着，並不會因為害怕屠殺而梳起“豬尾巴”俯首稱奴才山呼“萬歲”。俄羅斯的頑強使得清帝國在那裡玩不轉了一直在中原很靈光的把戲。此後，等待清帝國的將是俄羅斯的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大帝和大大小小的俄羅斯“史可法”們的打擊。於是滿清就不得不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與此同時，滿清也和西方國家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這些“不平等條約”倒是中國在精神上的曙光。如果沒有這些“不平等條約”，國人還必須忍受腦後那根豬尾巴更久，也許永遠，也許國人永遠要山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當然，對於很多國人來說，他們並不在乎如此，他們已經做慣了奴才，有朝一日眼看奴才做不穩了，反而惶惶不可終日了。 

國人本來已經沒有多少自尊可言，經過滿清這樣的大規模的屠殺，更加明哲保身，噤若寒蟬。隨之而來的嚴厲的戶籍制度和文字獄，把國人的心靈打入了萬劫不復的地獄。國人頭上的辮子梳起來了，前額的頭髮剃掉了，長袍馬褂穿起來了。在俄羅斯向西方學習，把服飾換成西式的同時，在中國大地上演的卻是這樣一出醜劇。一個相對落後的民族用極其殘酷的手段征服了周圍相對先進的民族，這就足夠醜惡了。更加醜惡的是，這些被征服的民族內心被迫生長出一種對於正義的默然和僅僅對於強大的膜拜。真理，對這些人已經不重要了；正義，對這些人來說已經淡忘了；唯有強權，成了這些人的道德標準和行為準則。 

我們現在可以回到圓明園這個話題了。1707年，也就是滿清入關製造這些慘案60餘年後，一座專供皇家享樂的園林在康熙年代的北京郊區初具規模，康熙後來把它送給了自己的四子胤禎，亦即後來的雍正。乾隆繼位後繼續大興土木，歷經嘉慶、道光，轉眼到了咸豐年間。1860年的圓明園已經是一個超過5平方公里的碩大皇家園林，這時，距離“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已經有兩百餘年了，國人的辮子已經梳得很自然踏實，奴才也做得滋潤穩當了。當然，春風得意的是滿清朝廷：被奴化的廣大順民、被征服的遼闊疆界、富麗堂皇的宮殿，還有，這爭奇鬥豔的園林，啊！一切都是這麼美好。 

不幸的是，洋鬼子來了。清朝統治者一想到洋鬼子就感到深受威脅，那漢人對大清奴顏婢膝俯首帖耳，但是這些洋人既不下跪還氣宇軒昂，這不是天朝大禍的開始嗎？不殺一殺洋鬼子的威風，這經過多年的血雨腥風而建立的美好的一切都可能付諸東流。滿清確信，要按照征服漢人的辦法來讓洋人臣服，既然殺戮這辦法對漢人好用，對洋人也應該一樣好使。 

1860年8月的一天，英國和法國的談判使團成員，在通州城外被清廷的僧格林沁部隊惡意扣留。他們先被帶到北京城內，遊街示眾。然後被分批帶出城外。其中一批，包括安德森中尉、德諾曼先生和五個印度兵，被帶到離城牆約二英里的一個地方。在那裡，他們被分別按在地上，雙手雙腳緊緊反綁於背後，繩子上還被澆上水，促其收緊。 

他們這樣被緊緊綁縛着，關了三天，然後被扔上騾車走了大約30英里，關進了一個城堡的牢房，他們仍未被解縛。連續數日血脈阻塞，安德森中尉的手壞死，化膿長蛆，白骨露出。死前兩天，他神志錯亂，痛苦號叫，整日不絕。死後三天，他的屍體才被挪走。又過了兩天，德諾曼在同樣境況中死亡。直到這時，剩下的人才被解開繩索束縛，改上鐐銬。 

另一批人，包括泰晤士報隨軍記者波爾比（Mr. Boulby）在內，被帶到北京西郊一個有湖有廟的地方（後來知道這就是圓明園），受到了完全相同的對待，也是被分別綁縛，遭到毆打，三天后送往關押安德森等人的城堡。途中兩個人傷重死亡，一些印度人拒絕進食死亡。幾天以後，波爾比等人相繼死亡，死狀與安德森中尉相同。 

另外，一名英國軍官巴巴松上尉和一名法國軍官德魯克，在八里橋被斬首，屍體拋在運河中，三人因傷重而死，幾名印度兵餓病而死，其餘的被捆綁虐待而死。 

在通州城外被僧格林沁扣留的使團成員共有39人，活着回來的只有19人。運送死者的棺材到來後所呈現的令英法聯軍十分憤怒。波爾比、安德森、德諾曼等等的死狀慘不忍睹，每個人的手腳，都有深嵌入肉的繩印，手掌發黑壞死、化膿長蛆、白骨外露。等最後一批約13具棺材送到聯軍大營，恭王照會額爾金和葛羅，詢問何日進城換約退兵。 

英國人正在悲憤之中尋求報復的辦法，但是恭王儼然和議已經達成，只待換約退兵，這更讓格蘭特、額爾金等人心有不甘，絕不願就此饒過滿清政府。他們要找一個讓清朝皇帝永難忘記的報復辦法，否則，等到聯軍退走，清朝皇帝更以為天朝威懾洋人無可奈何。最大的擔心是，以後那些預備在北京居留的公使和隨從人員，很可能會受到類似對待。權衡思量之下，圓明園就成了報復的首選目標，因為倖存者講到，那個虐待和殺害他們的地方，就在圓明園中！一個到過圓明園的軍官也證實，他們已經從圓明園一個亭子裡搜出若干被扣人員的衣物佩章，證明這就是虐待他們的地方！ 

額爾金寫道，他曾經考慮過幾種懲罰辦法：“若是單要求賠款，在這種擾亂的情形中，中國政府只能搜刮民脂民膏以償還，若是要求清政府交出那班苛待英人破壞和約的罪犯，被交出的很可能是一些替罪羊。推斷的結果，只有毀壞圓明園似乎是唯一的辦法，而這種懲罰，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與人民無關。”

1860年10月17日，英使額爾金、法使葛羅，各致恭王照會要求賠償受害人或其家屬恤銀，英法分別為30萬兩和20萬兩。恭王很快同意支付恤銀，並再次表達儘快議和退兵的願望。但是，此時已無法挽回英軍燒園的決心。他們貼出布告：“宇宙之中，任何人物，無論其貴如帝王，既犯虛偽欺詐之罪，即不能逃脫其應有之責任與刑罰。茲為責罰清帝不守前約及違反和約起見，決於九月初五日（1860年10月18日）焚燒圓明園，所有種種違約行動，人民未參與其間，決不加以傷害，惟於清室政府，不能不懲罰之也。” 

同一天，英軍在德勝門外的俄國公墓為死亡的英國人舉行葬禮，格蘭特、額爾金親自致詞。第二天，公元1860年10月18日，英國和法國的聯軍在為其戰友復仇的強大動力驅使下，沖向滿清皇室的後花園——圓明園。

火燒圓明園

絕大部分國人對於圓明園事件的記憶則完全不同，對於圓明園事件的理解就如同一部由一個對歷史極不負責任的香港導演拍的電影：一群匪徒，把圓明園搶劫後燒掉了，馬上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幾根孤零零的石柱和散落在地面的大石頭。既不給出真實的起因，也不提供真實的結果。我當時就看過這部片子，始終搞不明白英法聯軍燒圓明園的動機，那電影對圓明園被燒的原因支支吾吾、遮遮掩掩。而事實遠非如此，經過也要複雜得多。 

首先，圓明園被搶劫和焚燒後並沒有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當時，焚燒後還有大部分的建築是沒有受損的。我在1980年代讀研究生時曾經到圓明園參觀，那時參觀圓明園人還很少，園內冷冷清清。我看到了這些散落在地上的石頭和尚存的殘垣斷壁，覺得這種野蠻的行徑令人髮指。但是又想，難道一把火就會燒成這個樣子嗎？我在圓明園的實地解說中找到了一些答案，令我吃驚的是，在園內的說明書上明確記載，圓明園焚燒和搶劫後，大部分建築還是完好的，除了一些容易拿走的細軟，園內文物被掠走的不多。顯然，圓明園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是後來許多的原因造成的，我們稍後來說這個問題。 

其次，圓明園被燒的直接原因是英法聯軍對於清朝皇帝野蠻行徑的報復。本來清廷以為西洋人和中國人一樣，只要像“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一樣殺戮，就可以使之屈服和恐懼，從而服從和歸順。但是，清廷的如意算盤打錯了，洋人不是中國百姓，他們不會就此屈服，然後山呼萬歲。相反，他們對於清廷的懲罰將是嚴厲的。咸豐知道大錯鑄成，自己丟下京城，落荒而逃至熱河的避暑山莊。但是他的“廟”是沒法跑的。洋人並沒有拿中國的老百姓出氣，他們非常清楚，這個事件和普通百姓並無關係，所以他們後來的報復完全沒有針對普通的國人或城市，他們選擇的報複目標是可以讓滿清皇帝記得住痛苦的皇室後花園——圓明園。 

圓明園遭到報復性的焚毀和搶劫後受到一些損壞，但是總的程度並不嚴重，因此咸豐還要重新修葺，甚至後來慈禧還想過恢復圓明園的昔日風光，只是後來由於各種原因而放棄了。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原因就是慈禧找到了另外一個好去處，頤和園。這樣圓明園就被棄置了。 

但是圓明園的大部分金銀、雕梁畫棟、各種石雕、各種工藝品都還在。於是就開始了從上到下的搶劫。這時的破壞，也是最嚴重的破壞，完全是由中國人（包括滿族人和漢人）自編自導的鬧劇，和西方人並無關係。近水樓台先得月，首先洗劫圓明園的是清朝的高層，隨後是八旗子弟，再後來是小官吏，最後是普通百姓。亦即，圓明園的絕大部分洗劫是自上而下地由滿清的臣民，也就是現在所說的“中國人”，自己完成的。 

先洗劫的是細軟，越到後來越是重物，最後就是那些雕梁畫棟和石頭，洗劫的最後，百姓車拉驢馱，把圓明園最後沒有被高官和八旗子弟洗劫掉的進行最後的清理，直至僅僅留下我們今天看到的非起重機不能搬運的東西。如果檢查北京的各處，有的四合院鋪的石頭就是從圓明園拉來的。 

大多細軟和文物流向了更加廣泛的民間，當然包括國外。絕大部分圓明園文物是國人自己盜賣出去的，其中就不乏清朝的官員和八旗子弟，還有的根本就是老百姓自己干的。當看到圓明園遺物時，可以想象，這些遺物絕大部分極可能是清朝的高官所洗劫後轉賣的，而那些笨重的圓明園遺物，則肯定都是國人（包括高官、八旗子弟和百姓）之所為。你可以按照遺物的重量就知道是哪一個階層的國人幹的。 

不久前在北京一個四合院發現了據說是價值連城的原來在圓明園大水法上的石雕噴水魚。當時網上還群情激昂，嚷嚷要把被外國人搶走的寶貝都要回來。但是，這石雕魚並不是外國人搶走的。這個價值連城的噴水魚是在北京的四合院裡發現的，顯然不可能是法國士兵或英國士兵從圓明園裡搶了出來又扛回到北京城裡的四合院裡。這在邏輯上是根本不通的。事實的真相是，老百姓把原本屬於圓明園的寶貝“順”到了自己的家裡。 

當然近水樓台的高官和八旗子弟就不屑於“順”這些石頭了。2009年初國外拍賣圓明園銅鼠首和兔首的事件在華夏渲染得沸沸揚揚。主流媒體拿出它一貫胡說八道的看家本領，宣稱“1860年，英法聯軍燒毀圓明園，掠走了這十二個青銅獸首，致使國寶流失海外140多年。雖然目前已有5座銅像經各種渠道回到祖國，但圓明園和這12座青銅獸首像，已經成為我們民族那段屈辱歷史的代表和中國文物流失的縮影……” 

首先，這些銅像僅有區區250年的歷史；其次，它們是由意大利人朗士寧設計和製造的；再者，它們只不過是一個虐殺無度和製造“文字獄”的皇帝后花園裡的裝飾品；最後，它們並不是由英法聯軍掠出圓明園，而是由於那些達官顯貴和八旗子弟的手筆，它們才從圓明園消失的。當時的英法聯軍至多僅僅毀壞了一些園內的建築，拿走了一些細軟，這些在當時並非文物古董的獸首銅像絕不是英法聯軍所感興趣或者容易拿走的。它們和前面提到的那個噴水魚一樣，都是日後被自上而下的中國官吏和百姓最後掃蕩乾淨的。然後由他們賣給了民間，輾轉到了海外。 

那些大罵“獸首”被拍賣的國人和那些趁火打劫徹底洗劫了圓明園的國人在心理上是同樣一些人，他們自相矛盾的行為的心理基礎在於他們對於文明的蔑視和仇恨的崇尚。他們在砸爛文物時候的激情澎湃和叫嚷歸還文物時候的熱血沸騰都源於無端的仇恨和敵意。 

現在我們應該理解了，圓明園淪為今天這樣子，英法聯軍僅僅是一個序曲而已，正劇是中國人自己演出的。國人應該有勇氣承認這個歷史的真實。國人喜歡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於外人，其實中國的所有嚴重的問題都是中國人自己造成的。那些把圓明園和其流失的藝術品說成是中國“屈辱歷史的代表和中國文物流失的縮影”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別有用心。

圓明園的絕大部分洗劫是由中國人自己完成的。 

這些慷慨激昂地利用“圓明園”和“獸首”宣泄仇恨的人，目的絕非“愛國”，而是“仇外”。他們面對真正的千年古蹟被破壞貽盡時的無動於衷、甚至興高采烈、甚至積極參與，足以說明他們對幾個區區兩百年的由意大利人為一個潑血的朝廷所製作的後花園飾品的大做文章的愚不可及和別有用心。 

如果我們要把圓明園作為一個教育基地的話，那麼就應該是教育人民如何正直，而不是從高官到百姓的萬眾一心的趁火打劫。為什麼雅典衛城廢墟的石頭沒有人去偷？人家已經廢墟了兩千多年了，那些石頭都還在。我2008年去看雅典的帕特農神廟的一部分修繕結果。那些石頭都是在廢墟遺址現場找到的。而圓明園才區區一百多年就連大石頭都不翼而飛進入了尋常百姓家。民眾普遍的作踐自己的行為以及把自己的惡劣行徑嫁禍於人的伎倆才是我們的圓明園遺蹟更加需要譴責的。

杭州雷峰塔的遭遇和圓明園有幾分相似，其倒塌的主要原因是百姓常去塔基那裡挖一些土和磚回來以“鎮宅避邪”。本來白蛇是一位美麗的女子和被迫害的弱者，抗爭失敗後被代表權勢的法海用雷峰塔將她永久鎮壓在下面。因此，雷峰塔就是惡勢力迫害弱小的象徵。但是，百姓卻把這樣的象徵拿回家去頂禮膜拜和避邪，他們要避的是什麼邪？無非是要讓自己在強大的惡勢力庇蔭下苟延殘喘，以期避免和白蛇一樣的下場。他們在崇尚惡勢力的同時，又破壞了古蹟，如此雙重的道德犯罪，也許只有在華夏才可能名正言順蔚然成風。原來的雷峰塔終於在“萬眾一心”的努力下在1924年倒塌了，現在的雷峰塔，是一個幾年前新造的“古蹟”，以其不倫不類的輝煌掩飾着這歷史的傷感傳說和百姓的怯懦行徑。

正是對於權勢的崇拜和對於弱小的蔑視，“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才能都被國人很容易地遺忘了。今天，當年誓死守衛揚州的史可法的事跡和大屠殺遺蹟即便在揚州也無人問津了，江陰民間浴血抵抗滿清入侵最後全城被屠的可歌可泣的歷史遺蹟早已無可尋覓。而這些，才應該作為教育基地，那裡，才有中華民族的慘痛和需要記取的歷史。 

我們現在應該回到在本章開頭提到的“庚子賠款”和其原因“義和團運動”了。在中國談起義和團運動時，並沒有完整地描述這一事件。“義和團運動”由民間發起，但確有宮廷背景。義和團被清廷所利用，最後又遭到了清廷的拋棄。對於義和團運動，國人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甚至胡編亂造，從而使得這個事件符合各個時代的政治需要。不幸的是，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暴民運動和愚民運動。 

義和團對於在中國的西方人的傷害，遠遠多於當時的西方列強對於中國人的傷害；而義和團對於中國人的傷害，更加遠遠超過了西方列強對中國人的傷害。尤其應該指出的是，西方列強對於中國的普通民眾的傷害幾乎不存在。比如西方在和滿清的衝突中，刻意避免了可能給老百姓造成的傷害。 

如果我們還不能理解義和團運動的話，可以回顧一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紅衛兵運動”。這兩個運動有着極其相似的特點，歷史這樣輪迴，不得不嘆惜中華民族近代的不幸和不爭。愚昧與殘暴，同是“義和團運動”和“紅衛兵運動”的特點。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中將義和團比作紅衛兵，認為是迷信和暴力的象徵，我覺得非常貼切。甚至紅衛兵借用了滿清迫使國人的剃髮，把那些他們不喜歡的人剃成陰陽頭，一側光溜，另一側留長髮，這和滿清強加給漢人的前面光溜，後面一條豬尾巴有異曲同工之“妙”。 

歷史輪迴，異曲同工

義和團本來是長期流行在民間的秘密會社，他們利用設立神壇、畫符請神等方法秘密聚眾，其中摻雜大量反科學反理性的愚昧成分，因此他們先天就對西方文化格格不入。另外，滿清數百年的愚民政策使得普通民眾無從獲取知識，造成了普遍的愚昧，從而對外來事物不解，進而充滿恐懼和仇恨。很多人相信照相機會攝走人的魂魄、洋人醫院挖小孩眼睛心肝修煉邪術，不一而足。於是，教會成為人們敵視憎恨的對象。加之教會除了傳教之外也傳播知識，例如西醫等，對華人社會的某些陋習如納妾纏足等多有抨擊，這也為守舊勢力所不容。 

愚昧必定導致仇恨和殘暴。義和團就是這種社會風氣達到了極致的後果。義和團對於一切與西方有關的事物充滿敵視，務必除之而後快，西方人被稱為“大毛子”，信奉基督教的中國人被稱為“二毛子”，一律殺無赦。中國人裡面會講洋話的，用洋貨的，視其情節輕重分別稱之為“三毛子”到“十毛子”不等，統統列入異己。既然是異己，那就不必客氣，或搶或殺，決不姑息。於是必然導致濫殺無辜。很多時候已經無法分清他們是出於敵視才行兇，還是為自己的殘暴行為找一個冠冕堂皇的藉口。 

義和團對無辜平民施暴非常普遍：“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西巡迴鑾始末》）

義和團亂殺無辜

義和團的這一極端仇外心態被慈禧太后所利用，用來對付當時正令她頭疼不已的西方人，那些由奴才組成的義和團當然不會錯過被主子欣賞的絕好時機，於是欣然從命，為“大清一統靖江山”充當急先鋒。當義和團得到滿清政府的支持認可，進入北京後，暴行愈演愈烈，奸淫擄掠，濫殺無辜，導致北京人口銳減，十室九空：“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庚子國變記》） 

他們凌虐婦女，將活人肢解活埋，甚至對利瑪竇、湯若望等曾對中西方交流做出重大貢獻的死人都不放過，掘墓鞭屍無一倖免。《西巡迴鑾始末》中如此記述：“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剉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 

除北京外，義和團在河北、山西、浙江、內蒙古和東北等地，都發動過大規模的屠殺事件。如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當時在內蒙古傳教，被鐵索橫穿肩骨，關在囚籠里，到處遊街，最後處死。正是因為中國境內頻頻發生教民被殺事件，引發各國抗議，而慈禧太后知道西方各國反對她廢黜光緒皇帝，為了維護自己的江山，便招安義和團，向各國宣戰，同時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急劇膨脹的仇外情緒和極其低下的民族自尊一脈相承，並且極易被統治者愚弄利用。義和團運動就是這樣一場絕非理智可以解釋的運動。他們也許還記得“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是他們既沒有反抗這些慘劇的始作俑者的膽量也沒有能力。於是積澱的仇恨就發泄到了各種沒有多少勢力的團體身上，比如傳教士和教民這樣毫無自衛能力的人群。這些人群被義和團定為迫害對象的理由是，他們是異己，他們被清廷痛恨，並且他們沒有自衛能力。通常，奴才選擇的宣泄仇恨的對象和迫害對象，都符合如上條件，亦即，被迫害者必須是弱者，必須是主子不喜歡的人，也同時是異己。如果不是異己，那麼就把他們打成異己。 

於是在清廷的煽動下，在慈禧太后的默認下，義和團高舉“扶清滅洋”的旗幟，高喊“葉赫那拉氏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口號，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針對西方在華人士及中國基督教民進行了大規模群眾暴力。根據教會方面的統計，大約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在這次運動中被殺害，很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也死於義和團之手，數量遠超被害教民。僅北京死於義和團的就有十數萬人，屍積如山，血流成渠。北京城最繁華的大柵欄一帶和前門大街一千多家商鋪全被燒光，義和團毀電線、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滅之而後快，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的情況。日後文革時的破四舊，對文物古蹟砸爛毀盡，即與此一脈相傳。 

正是由於“義和團運動”這樣一個暴民運動和大屠殺，才有了八國聯軍攻入北京。這時的慈禧，和當年的咸豐一樣，倉皇出逃。這才有了次年，亦即辛丑年，簽訂的《辛丑條約》，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庚子賠款”等後續事件。這些來龍去脈本來一清二楚的事件，由於人為的原因，居然被偷梁換柱，弄得撲朔迷離，唯有把對西方的敵視，渲染得家喻戶曉。無限放大的是八國聯軍對中國主權的踐踏、庚子賠款對中國人民的羞辱，略而不談的是各地義和團的罪行和清廷公開懸賞殺人的起因，隻字不提的是各國用庚子賠款興辦學校醫院的善舉。這不能不說在輿論宣傳上是偏頗的。 

教科書上美化義和團的歌謠“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卻在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中根本找不到出處，能找到的倒是類似以下充滿迷信和盲目排外的歌謠：

……

升黃表　敬香煙　請下各洞諸神仙

仙出洞　神下山　附着人體把拳傳

兵法藝　都學全　要平鬼子不費難

拆鐵道　拔線杆　緊急毀壞大輪船

大法國　心膽寒　英美德俄盡消然

洋鬼子　盡除完　大清一統靖江山

詩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　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體仙人藝　定滅洋人一掃平 

這些奴才要幫助主子來“大清一統靖江山”了。這些曾經是“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和諸多滿清大屠殺受害者的後代，現在要為滿清的江山不擇手段了，包括虐殺無辜的西方人、無辜的傳教士、無辜的教徒同胞、無辜的婦女兒童，以及“緊急破壞大輪船”。我們從這些歷史記載的字裡行間看到的是一群頭上冒着傻氣、眼裡露着凶光、心裡懷着仇恨的明火執仗的匪幫。 

羅惇曧在《庚子國變記》中感嘆：“愚民迷信神權，演此劫運，蓋蘊釀百年以來矣。”這是當事人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和對中國百年來民間迷信思潮的反思。 

鄒容在《革命軍》中指出“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加波拿里，為國民添禍亂。” 

陳獨秀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徵，指出：中國若要進步，“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 

沒想到幾十年後風水大變，義和團運動完全以正面形象出現，那些荒唐的咒語，那些冤死的鬼魂，似乎不曾存在過。現在的很多“愛國者”，提起西方義憤填膺，提起康乾盛世卻交口稱讚，頌之為“千古一帝”，一副與有榮焉的模樣，仿佛“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大屠殺都不曾存在過。 

1645年中國人為了最後一點尊嚴，為了自己的頭上不梳辮子，曾經以死抗爭。但是他們絕對不會想到在兩百年以後他們的子孫將會為了保留頭上的豬尾巴再次以死抗爭，並且誓死捍衛那個製造了“揚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的政權。可笑的是，兩者都是以“愛國”的名義，難道時間和國人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當今的中國教育體系，還在灌輸學生如何仇視西方的近代。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別有用心地告訴普通的中國人，“西方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但是，我在西方這麼多年，到過許多西方國家，交往過很多西方人，我從來沒有看到或者聽到任何一個西方政府有和普通中國人過不去的想法，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一個西方人表達了對中華民族的惡意。那些刻意煽動中國人恐懼和仇視西方的人，如果不是愚昧無知，就是用心險惡，或者兩者兼備。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的恩怨，應該留給昨天；歷史的啟示，則贈予今天。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公正和完整地陳述和評價歷史，而不是相反。我們必須理解：民族之間的敵意和階級之間的仇視，都是病態，都不必要。 

國人其實沒有意識到，由於西方的存在，國人的痛苦減少了很多。如果沒有西方，也許今天國人還梳着辮子山呼“葉赫那拉氏萬歲萬歲萬萬歲”。當然，葉赫那拉氏早已死了，但是她的衣缽和祖上的規矩未必就隨她進了棺材，於是“萬歲萬歲萬萬歲”還是必須要呼喊的。被山呼萬歲的對象可能一變再變，口號或許也會有所不同，但是那情真意切發自內心的奴才式的歡呼卻並不曾改變。 

西方也許曾經是中國一些統治者的敵人，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曾是中國人民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