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自由、平等、博爱

——公民终极的尺度

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只有自由，才能幸福……我们不会因为慷慨而后悔。—— 伯里克利

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 作者

“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这几个简单的词语深刻地体现了古希腊精神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价值。有心人经常可以在法国街头看到这样的字样，它们并不是用标语或者广告张贴在外面，而是镌刻在学校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墙上，通常并不显眼，如不细看有时还未必看得清楚。但这种理念已经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深深地铭刻在公民心中，融入到血液里面，未必一目了然，但是永志不忘：

“自由”——在保证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权利和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平等”——在法律面前，无论奖惩，人人一视同仁，所有的公民都有同样的权利担任高级官员、政府职位和就业，决定其是否胜任的仅仅是其能力、品德和才干。

似曾相识吗？是的，我们在古希腊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讲演中看到过非常相似的观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自由、平等、博爱”是源于古希腊的价值观。

“博爱”——中文直译是“兄弟般的情谊”。和“自由”、“平等”不同，她不是政治权利，而是道德义务，是对于集体和他人的道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正是这三个支点，使得整个系统成为稳定的。如果说“自由”和“平等”是两维，因此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平面的话，那么“博爱”就是第三维，和其它两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维空间。

也许我们此时耳边会响起贝多芬作于1824年的《第九交响曲》中的最后一个乐章《欢乐颂》。这个乐章是一组大合唱，气吞山河荡气回肠的旋律与和声给予了德国剧作家席勒的歌词“让全人类皆成兄弟……”更加感人的含义。我第一次听到《欢乐颂》便顿时为其神圣、崇高和正义所感染。

而这些理念，正是古代中国所欠缺的。

古中国不曾有过“自由”这一理念。晚清启蒙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中国对于“自由”的恐惧是全社会和全民族的，不仅仅帝王如此，圣贤也如此。严复指出，由于缺少“自由”的理念，中国的一切都和西方不同。

古中国没有“平等”的概念，有的是不同等级之间的裙带和逢迎、主仆之间的效忠和赏识，但并没有平等。严复指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的等级观念和任人唯亲，以及只有对上的敬畏，而缺乏对民众的尊重，导致社会没有平等，遂使中国以血缘和利益关系治国，使“天下为公”成为一句空话。严复对中国缺乏平等理念的刻画可谓恰如其分。

“博爱”更在中国历史上难觅踪影，在过去的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并不存在，这个汉字通常和其它的汉字连用，比如“宠爱”、“仁爱”、“关爱”、“热爱”、“溺爱”、“恩爱”、“喜爱”、“爱护”、“爱戴”等等，并无“博爱”中“爱”的含义，而是更多地表达了一种拥有和独享的特权及占有和依附的欲望，比如皇帝对臣妾的“爱”、主人对宠物的“爱”和主子对奴才的“爱”。

西方的“爱”之渊源在古希腊。在古希腊，“爱”被区别成不同的种类，比如：

Agape：这是“心灵之爱”，也可以说是神圣的“爱”，其不源于理智的思维，也不由于功利的需求；

Philia：这是“思想的爱，也可以说是“公正的爱”，其不带有感情的色彩，而是充满了理智，因此这是理智的“爱”。源于古希腊的术语“哲学”，就是由古希腊语的“爱（Philia）”和“智慧（Sophia）”所构成。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一种对于朋友和社会的美德的“爱”；

Eros：这通常解释为“肉体的爱”，包括了“情爱”和“性爱”，但是柏拉图也升华了这个定义，因此其也包括对美好和真理的充满激情和忘我的爱，也可理解为有别于理智的狂热的“爱”；

Storge：这是“自然的爱”，比如长辈对于晚辈的爱；

Xenia：这是“慷慨的爱”，是一种超脱利益的爱，是对于陌生人的不求回报的慷慨。在古希腊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理念，荷马（Homer）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再表现和赞扬了这种“爱”。

在这些希腊人的“爱”中，如果说Agape被后来的基督教以其自己的解释广泛弘扬的话，那么Philia和Eros是文艺复兴后人文进步的一个重要象征。在“自由、平等、博爱”中的爱，应该主要是Philia，同时也包含了Agape和Eros辅以Xenia和Storge。

人类社会走向“博爱”的过程同步于走向“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博爱”的进程和“科学和民主”是一致的。

如果说“科学和民主”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那么“自由、平等、博爱”就是人格进步的尺度。人类的人格进步史就是“自由、平等、博爱”战胜其对立面“禁锢、等级、仇恨”的历史。如果说“公民”人格完整地反映了“自由、平等、博爱”，则“奴才”人格全面地体现了“禁锢、等级、仇恨”。因此，一个社会的进步和落后的斗争，也是这个社会的公民和奴才人格上的搏斗。

公民是一个合理社会的基础，也是目的。奴才是一个不合理社会的基础，却不是目的，而只是工具。可以说，奴才是“自由、平等、博爱”终极的反面。“自由、平等、博爱”和“奴才”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盛产“奴才”的地方必无“自由、平等、博爱”，而奉行“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难有“奴才”。

那么什么是公民？除了他人格上的完整，亦即“自由、平等、博爱”之外，他需要履行公民的职责和具有公民的权利。在作为一个“个人”和一个“公民”之间是有所不同的。古希腊对于公民的培养和对公民理念的教育甚至令我们今天自叹弗如。古希腊人在“个人”和“公民”之间达到了非常和谐的统一。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可以运作得如此完好的最终理由。

古希腊梭伦（Solon，公元前638－558，图15－1）的立法实践典型地解释了古希腊的“个人”和“公民”。首先，他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和他人无关的独立的个人，以他自身的能力创建和接受法律条文。然后，采取强烈对立的方式：使得把此假定的独立个人重新置于他所在的团体之中，从而让自己和所有其他公民一样，置于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1】

图15－1  梭伦（Solon），National Museum，Naples，意大利

古希腊给予了公民最大的权利和自由，每个公民自己决定如何生活和工作，苏格拉底所提倡的道德个人主义和古希腊社会提倡个人行为自由的风气，使得古希腊公民的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维护。每一个公民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具有独立的思维和见解。因此，古希腊公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自由和独立的。

但古希腊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视集体利益的社会。古希腊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即使现代社会的公民也难以企及，但他们对于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境界也令许多现代人自愧弗如。对古希腊公民来说，做一个有责任心的参政者，既是社会立法的要求，也是自己道德的准则。他们可以置自己的私事于不顾，却绝不可以不参加城邦的议政活动。

回顾本书中引用的伯里克利的讲演，以上这些理念都在其中出现过。梭伦、苏格拉底、伯里克利所鼓励和赞扬的，所要培养和造就的，就是“公民”。这就是古希腊社会的立身之本，也是现代合理社会的全部基础。

古希腊为人类奠定了一个独特和空前的社会形式——“公民社会”。由于公民的权利和职责，使得公民本身的素质成为一个社会的进步标志和最终目的，因此公民的素质和标准便成为一个公民社会必须关注的焦点。

欧洲语言中的“Idiot”（白痴）一词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专指那些只忙于个人私事而不关心公众事务的人。这样的人在古希腊被认为是忽视了真正重要事情的“白痴”。可见古希腊人在对于个人价值重视的同时，是多么重视作为整体的社会价值。

令人感慨的是，在中国，“Idiot”（傻瓜、白痴）却被用来形容那些热心公众事务的人，特别是那些把公众利益置于自己利益之上的人。中国的父母会告诫孩子不要为了社会的利益抛头露面，免得麻烦缠身。“做人要聪明一点，不要傻乎乎的。”意思谁都知道，就是不要关心公众和他人的事情。

于是，用古希腊的标准来衡量，国人该都是“白痴”了；而按照国人的标准，古希腊人才是“Idiot”。亦即，古希腊人用中国人的标准衡量则都是“傻瓜”，而中国人按照古希腊的标准则都是“白痴”。民族性格和社会理念差距之巨大莫过于此了。

这种不关心他人和国是的态度常令经过古希腊文明洗礼的西方人不解。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中国人的德行》一书中提到，满清时有个西方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 Hue）一行在中国游历，适逢1851年道光皇帝死后，继位者未定，政局变幻莫测。一天他们到一个小酒馆喝茶，看到有几个中国人在座，于是这些西方人就此提出一些政局猜测，以期那几个中国人参与讨论。但是这几个“大清子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无动于衷后，终于发话了，不无讽刺地教训这些外国人：“听着，朋友！这不是我们的事情，干嘛要我们为此费神？朝廷里的领俸禄的官是干什么的？他们拿着俸禄，这是他们的事情。让咱们琢磨，那才是傻瓜呢！”周围的国人此时也大声附和道：“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华夏数千年来没有公民的结局。他们关心的仅仅是他们鼻子下的一点点利益，没有心情也没有勇气关心社会或者集体。

直到今天，不少国人也未必理解公民的意义。在2008年加拿大的联邦大选正在进行之中，一位国人知道我为了投票耗时一个上午，就对我说：“你真的就这么关心这个事情吗？”我说这是我的民主权利，也是我的社会责任。他不解：“你真的这样想吗？”我觉得很奇怪：“难道不应该这样想吗？”他更觉奇怪：“你的这张票可以改变什么呢？有没有你这张选票，社会肯定都不会由此改变？”

我告诉他，投票点等待投票的人排成了长长的队伍，其中不少颤颤巍巍的老人，他们为了投下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票甘愿等待很久。由每一个并不起眼的选民组成的集体，正是一个社会之所以民主和公正的根本原因。反之，如果每人都像明恩溥书里所描述的国人那样不问国是，那么朝廷永远不可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民有，民治和民享”的社会就永远不会实现。

仅仅我这一张选票确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参与国家的管理，是作为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理念本来在古希腊就深入人心，但在华夏许多人却置若罔闻，至今依旧一窍不通。况且，这不仅是一张选票，而是千百万张选票的组成部分。那摧枯拉朽的巨浪不都是由不起眼的水滴汇成的吗？我不禁想起了古希腊时代那些到访雅典的波斯人听不懂“公民”、“民主”和“自由”的故事。我想必也曾经如此。

有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因此，也有“自古公民出少年”，于是也有“自古奴才出少年”。人格是从小培养的。如果一个教育制度不能有效地培养公民，那么受教育者最终将会很大比例成为公民的反面——奴才。这奴才中可以包括“顺民、暴民、良民、刁民。”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走向“自由、平等、博爱”的反面——“禁锢、等级、仇恨”。

我自然想到，一个加拿大的普通小学是如何教导小学生的。这是这个小学的宗旨：“本校的使命是精心培育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激励他们的智慧和创造的主动性，让孩子成为有责任心的、宽容的和自信的世界公民。”

在学校的一面墙上贴着一位美国仍然在世的作家H. Jackson Brown Jr.的语录（他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

1．  以身作则。

2．  以慷慨的行动度过每一天。

3．  从不错过表达你爱他人的机会。

4．  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

5．  不管经济条件是否允许，都设法和家人度假。

6．  即便孤立无援，也要坚持你的原则。

7．  用你所拥有的平和、健康和爱来衡量你的成功。

8．  当他人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

9．  忠实于你的配偶、奉献于你的孩子。

10．为你的社区和国家服务。

11． 勇敢地面对逆境。

12． 说真话。

13． 保有一颗感恩的心。

14． 明智地理财。

15． 在寻求生活更大的快乐时，不要忽视小的乐趣。

16． 认识虔诚的力量。

17． 理解宽恕的力量。

18． 对人的爱胜于对物的爱。

19． 寻求善。

20． 追求真理。

21． 期望最好的结果。

其中有一些警句无疑是给成年人的，因此我相信这些警句既是给小学生的，也是给教师和家长的，让其出现在小学里也用心良苦，小学生不仅会随着这样的教导走向成熟，也会从小就开始理解成年后的生活意义和责任，甚至现在就会带回家里去和父母共享。这样教育出来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不会是趋炎附势的奴才。我希望不久中国的小学里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教导，而不是假大空连篇的说教。

公民教育，永远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任务。古希腊的教育不仅仅在课堂里，而且在体育场、剧场、图书馆。

我们已经知道古希腊的剧场是如何把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等的戏剧带给公民的。那些剧目中有正剧、悲剧和喜剧，但是没有“颂剧”，亦即歌颂统治者的剧目；也没有“怨剧”，亦即哭哭啼啼寻找青天大人的剧目；也没有“闹剧”，亦即没有幽默却糟蹋人格的剧目。

我们也知道古希腊的体育场馆是如何培养孩子们健康体魄和竞争精神的。

而图书馆，也是古希腊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图书馆是面向所有公民的，而不是私人的藏书楼。许多古代民族也有藏书楼，那只满足了极少数人的嗜好，而非全社会共享。以弗所（Ephesus）不仅有巨大的剧场，而且有可观的图书馆。那图书馆的遗址令人可想见其当时的规模（图15－2）。

图15－2  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境内）以弗所的古希腊图书馆遗址（笔者摄）

我有时想，在古希腊这样的环境中，就是不想做有权利有责任感的公民，也难。

在华夏艰难的岁月里，无缘“自由、平等”的不少人也坚持用自己最卑微的行为诠释了“博爱”的含义，想来让人唏嘘不已。在我的太行山岁月里，我的房东大爷曾经是我最好的“社会学老师”，小山村的老乡也用最慷慨的赠予使得我至今仍然对中国普通民众充满信心，我相信，中国人的素质问题是环境和文化使然，而非与生俱来。

74年4月底，我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被迫来到那个太行山上的小山村。知青住房铺位不够，我暂时住在一户人家院子里的南房侧面的小屋里。小屋朝北，不见阳光，仅仅放杂物，只有约6平方米。院子里一共有三个光棍，一个老大爷，将近70岁，还有两个他的侄儿，40来岁。如果加上我，就是四个光棍了。只是当时我年少，还算不上光棍。

转眼到了11月，此时太行山上已非常冷了，没有炉子的小屋寒冷难挨。睡觉时，钻进被窝，戴上棉帽子，哆嗦一阵，才可入睡，而起床更为艰难，以至我每天想到睡觉就发愁。结果一天老大爷来了，“娃娃，这不行，太冷了，到我那里去吧，反正炕大，你睡一边。”在这样境地中的人大概是不会推辞的，我很高兴就答应了。那是北房，朝南，里面有一个小炉子。我终于可以过冬了。

我渐渐从老大爷那里知道了很多我当时完全不可能从别处知道的事情。他早年走西口，随他叔叔去甘肃做生意，还娶了一个那边的老婆回来。1958年大炼钢铁时他老婆得病，但是上级不让休息，又得不到治疗，就死了。老大爷唏嘘自嘲，并不觉得他是最不幸的人。他告诉我，他曾经吃过很多我甚至未曾听过的东西。那时候到了晚上经常饥肠咕噜，自然说到吃的就格外兴奋。他说，尽管自己是一个小伙计，挣不了多少钱，但是吃得还是很好的。每天都可以吃肉和鸡蛋，他还说到一种饼子，“手抓住中间，往上一拎，就像一串挂面，放下来，就又是饼子了。”说得我口水直流。他还很同情地说：“你们娃娃凄惶【2】啊！甚好东西都没有吃过，见都没见过。”晚上的聊天总是这样结束的，咽着口水，用贫乏的脑袋拼命想象那美餐，终于抵挡不住那沉重的眼皮，在饥肠咕噜中睡着了。

我就这样住了两年。想起那两年，我给老大爷做的顶多是挑几桶水，拌一些煤。煤要和黄土搅拌在一起，这样粘结在一起容易烧得比较稳定且长久一些。老大爷的水缸不大，一担水就满了，够半个月用。第一次我把挑来的往水缸里一倒，下面沉淀都翻了上来，各种各样的虫子的尸体都有，把我吓一跳。好不容易掏干净了，下一次还有，只是少了一些。虫子喜欢潮湿，竞相往水多的地方去，乐极生悲，很多就淹死在了里面。后来发现，我们知青灶房也一样，水缸里都是死虫子。我吃在知青灶房，晚上住在老大爷家里，一分钱也没有给过他。两年后，终于知青那里有空房子了，我也就搬了过去。只是有的时候还给老大爷挑一担水。

我从老大爷那里搬出来大约半年后的一天晚上，冬天了，我正在知青的食堂里，突然身后有人拉我的衣角，回头看是老大爷。他神秘地说：“你过来，我和你说一个事情。”到了屋外，他说：“我弄了一些肉，炖好了，你来吃。”

那个时候肉是很难弄到的，我推辞：“不行，你自己吃吧。”他故意找借口：“我吃肥的，你吃瘦的，瘦的我咬不动。”我馋得很，就不再推辞。他炖的肉很好吃。他说，肉是他在邻村看到有人杀猪，求人买的。那个年代，这样的肉显然属于“不合法”。这顿“资本主义”的肉，是我终身难忘的美餐。

当我有能力回报老大爷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每当想起他，心情总是难以平静，在写这些文字时，我不禁热泪盈眶。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许多这样心地善良的人，但是这样的精神为什么不能形成社会风气呢？我回到山村去给他扫墓，重新做了花岗岩墓碑。他不仅仅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更加重要的是他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在那充满了冰冷和仇恨的岁月，使我更记得他温暖和善良的行为，以至这么多年后仍然影响着我，让我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我2004年回到太行山，这小院子（图15－3）和村子（图15－4）依旧如此熟悉，甚至煤和黄土还堆在院子原来的地方，好像还需要我再来把它们搅拌在一起。但小院已经空无一人，在老大爷去世后不久，他的大侄儿也患病去世了，而他的小侄儿，也一身病痛，山上受不了，就寄居到了早年嫁到平原农村的他姐姐那里。我当年就睡在图中那扇破损的窗户里面的炕上，我靠窗，老大爷睡在靠里面。我那时经常看着被月亮照亮的纸糊的窗棂，梦想太行山外的世界。四个太行山春秋，两个小院冬夏，故地重游，物是人非。

图15-3  笔者当年住过的太行山小院子 （笔者摄）

 图15-4  太行山山村 （笔者摄）

四月的太行山，寒冬已经过去，但是春意姗姗来迟，只有无处不在的看似弱小的嫩绿宣告着这不容置疑的趋势。这绝不应该仅仅是自然的趋势，我确信，这也理应是人文的。

像老大爷这样的善良人给那个冰冷和充满仇恨的时代增添了一丝人间的温暖，在天高皇帝远的太行山上的经历，使我坚定地相信，华夏还是有希望的。我爬上了远离村子的山峰，去给老大爷扫墓，环顾那贫瘠的山间地块，那曾经就是我当年曾经为羊群守夜和与狼作对的地方（图15－5），想起那些歌颂“狼图腾”的人们，从“龙图腾”走到“狼图腾”，如此从没出息走向更没出息，令人嗤之以鼻。我不禁想到：不必推崇狼性了吧？多点爱心吧！

 图15-5  笔者当年为羊群守夜和与狼作对的地方（笔者摄）

当然，那个小山村也不是世外桃源。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渗透和折射到这个遥远偏僻的地方。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每个知青都有过，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记住应该感谢的人和事，淡忘那些你不屑的人和事，改变整个社会的不公，而不仅仅是报复个人的怨恨。这是我所理解的“博爱”，源于多年在西方的经历，也出于那个贫瘠的太行山村落。于是，当往事如烟，重返太行山把自来水接到小山村家家户户的时候，我确保了每个住户都得到相同的待遇，而不管其主人当年对我的恩怨。

“博爱”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唯有“博爱”才能使得世界不再进入仇恨的怪圈。报复只有使得仇恨升级，每次的报复都将成为下次仇恨的理由，最初的矛盾将愈演愈烈为刻骨仇恨。唯有“博爱”可以制止如此变本加厉的怪圈。我不相信“以德报怨”，但是反对“变本加厉”和“矫枉过正”。合理的惩处和尽可能的宽容都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有一颗“博爱”的心。努力记住别人曾经的善举，尽量忘却别人有过的恶行，一个“博爱”的华夏也许可以慢慢出现。

2008年巴黎一个寒冷阴雨的冬日，我作为游人走进了著名的拉雪兹公墓（图15 - 6）。对于中国人和西方人，这个公墓都非常著名，只是著名的理由不同。对于西方人，是由于公墓的历史和长眠在其中的名人；而对于国人，则是由于那里有“巴黎公社社员墙”。这两者都是我造访的理由。

 图15-6  巴黎拉雪兹公墓

那天的雨不大，但风使人感到格外寒冷。我的伞很小，随风的雨斜打在我身上，很快大部分衣裤就湿了。公墓很大，那天人很少，俨然我只与凄风苦雨同行，有时漫无目的，要想的太多，觉得脑海里就如同这天气，风雨交加。

在巴黎，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法国人有关“巴黎公社”和“社员墙”的事情，那么95%以上会说不知道。确实，誉满华夏的“巴黎公社”对现在的法国人来说并不知名。这并非法国刻意淡化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的地位，而是法国和巴黎的重大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巴黎公社”只能算作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来公墓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理由，而寻找“公社社员墙”的，多数是中国人。

“公社社员墙”在拉雪兹公墓的东北角（图15－7），并非我想象中的残垣断壁，而是公墓围墙的一部分，墙外就不是公墓了。没有雕塑，没有墓冢，只有镌刻在墙上的法文字样“AUX MORTS DE LA COMMUNE 21－28Mai 1871”（献给公社在1871年5月21－28日的死难者）。

 图15-7   巴黎公社社员墙

那天在墙角下有几束花，其中一束上有一些文字“KOMUNARLAR KAVGAMIZDA YASIYOR”，虽然我不认识这文字，但知道这不是西欧文字，也不是斯拉夫文，好奇之下，我到处询问，最终打电话到土耳其大使馆得到了一点线索，那里有人说最后一个词是土耳其文，意思是“死了，但是还没有死”。我想这就是中文的“永垂不朽”吧？但是他们仍然不确定其它两个词。我猜整个意思应该是“共产主义同志永垂不朽”。署名却是法文的“马列主义共产党”。年复一年在拉雪兹公墓的一角，总有一些人送来一些花束，以今天的门可罗雀凭吊着当年的轰轰烈烈。巴黎公社曾经用暴力对抗社会，而这个社会也以暴力镇压了巴黎公社。在硝烟过去后，公墓同时宽容了两者。

拉雪兹公墓本身，大概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见证。它不仅有“公社社员墙”、《国际歌》词作者欧仁鲍狄埃的墓、前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墓，也有巴黎公社的敌人梯也尔的墓，当然也有其他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墓，也有不少普通人的墓，包括旅法华人的墓。在拉雪兹公墓中长眠的，政治上有左中右，经济上有上中下，职业上有三教九流。公墓不为某个政治派别所设，也不为某个经济阶层所设，也不为某个社会地位所设，也不为某个民族或种族所设。拉雪兹公墓，就是一个公墓，它庄严肃穆，给不同背景的每个长眠者以同样的宽容和礼遇。除了西方，没有哪个社会允许一个举世瞩目的公墓接纳如此多的生前有着不同的政治信仰、宗教信仰、社会背景、职业、民族和种族的人。他们生前有的曾经不共戴天，但是公墓以同样的宽容接纳了他们，期待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和睦相处。一个敢于给予那些扬言并且付诸行动要颠覆自己的人以如此宽容的社会，必是一个博爱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钢琴家和作曲家萧邦（Frederic Chopin，1810－1849）也葬在公墓里，创作油画《梅杜萨之筏》的画家杰里科（Theodore Gericault，1791－1824）葬在这里，大数学家傅立叶（Jean Fourier，1768-1830）葬在这里，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Gioachino Rossini，1792－1868）葬在这里，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1798－1863）也葬在这里。

对于学工程的人来说，傅立叶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在大学里学到以他命名的“傅立叶级数”和“傅立叶变换”时，为其对于波的根本性解释所折服，也因此彻底理解了音乐和声音的物理本质。一曲由乐器奏出的或者人声唱出的美妙旋律中的音符实际上可以分解成多个甚至无限个单调的“简谐振动”（即正弦波），亦即，任何一个周期振动都是由基波和高次谐波合成，前者具有最低频率和最大振幅，决定了音高，而后者由和基波成倍数的频率和逐渐减小的振幅构成，决定了音色。任何一种频率的简谐振动都只能产生单调的音色，而美丽的乐音只能由基波和不计其数的高次谐波共同完成。一个社会不也是这样吗？

这凄风冷雨的天气很容易令人想到陈列在卢浮宫的油画《梅杜萨之筏》（图15－8），一叶木筏，海天一色，同舟共济，奋力拼搏，奄奄一息，远处一丝活着和解脱的希望，周围弥漫孤独和死亡的恐惧。画面以它直击人心的力量表达了画家的思想，每个人都会被这幅感人的绘画带入自己的想象空间。杰里科把他这幅画作为他墓冢的标记是为了暗示这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旅途吗？

 图15-8  西奥多·杰里科画作：《梅杜萨之筏》

卢浮宫里德拉克罗瓦1830年的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图15－9）讴歌了“自由、平等、博爱”，半裸的古希腊式的女神高举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率领身着平民服饰的普通民众前进。画家把自己也画在了自由女神的右侧，以表达他的信念和参与。我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大学里，当时被画面深深感染，因此牢牢记住了画家的名字。漫步在他长眠的公墓，想到第一次看到他的《自由女神引导人们》，恍若隔世。近200年来，自由和民主已经在世界很多地方蔚然成风，德拉克罗瓦应该感到欣慰，但是世界并不完美，他也必然为之遗憾。

图15-9   欧仁·德拉克罗瓦画作：《自由女神引导人民》

历经200多年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只有三个词，中文译文也仅有六个字。但是其含义，却并不容易理解，更不容易实践。诚然，“自由、平等、博爱”从她诞生以来历经艰难坎坷，法国大革命的泥沙俱下和西方世界的跌宕起伏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这口号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但是，这差距一直被西方坦承直面，他们对不完美的批判不遗余力，对完美的向往坚定不移。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尚非西方的现实，那么至少已是付诸实践的理想。已经硕果累累，依旧征途漫漫。

“自由、平等、博爱”，这不正是公民必备的人格吗？这不正是人格进步的千里之行的最终目的吗？

是始于足下的时候了。

注：

【1】Vincent Farenga，Citizen and Self in Ancient Greec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7页

【2】“凄惶”在山西晋中地区方言中是“可怜”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