罌粟為誰而紅——二戰歐洲戰場質疑 林炎平 每年在5月和11月，很多加拿大人和西方人胸前佩戴着罌粟花，以紀念兩次世界大戰的死難者。罌粟花據說是天堂里的花，以此紀念戰爭中死於非命者，應該是很恰當的。 很多人對二戰的歐洲戰場一無所知，他們的“歷史事實”僅來自於好萊塢電影。二戰絕不像戰後渲染的那樣涇渭分明：德國是惡魔，盟國是天使。 二戰的結局對西方乃至世界是一場災難。德國投降後，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會議上，丘吉爾私下嘀咕：“Did we kill a wrong pig?”（我們殺錯了豬？）意思是不該殺的被殺了，而該殺的沒殺——他指的是比納粹德國罪惡百倍的蘇聯。其實，丘吉爾在戰前就知道斯大林和蘇聯是什麼東西。但是他有着利益集團的使命，在決意把歐洲拖入戰爭後，他隨後竭盡全力把美國拖入戰爭，為此他興高采烈。 本來二戰是可以避免的，戰前可以避免，開戰後也有不少機會。1941年5月10日，德國的三號人物海斯（Rudolf Hess）獨自駕機飛往蘇格蘭，試圖尋求和英國的和解。但是丘吉爾居然把海斯關押了起來，一直到戰後，直到1987年死在獄中。可見丘吉爾並不比希特勒更想要和平。海斯直到最後也沒有被釋放，甚至假釋也沒有，這令人懷疑盟國害怕海斯會抖露出很多對其不利的信息。 當時的美國根本不想參與歐戰。美國著名政治家、共和黨總統提名競爭者布坎南（Pat Buchanan）如是說：“參加二戰是美國的一個嚴重錯誤。”他的2008年出版的著作更加清晰地闡述了他的觀點：結局極其惡劣，本來可以避免。 這結局是，東歐全部和中歐大部都劃入了蘇聯集權勢力範圍。沙俄想做而沒做到的蘇聯做到了，整個西方的處境比二戰前更加危難。 戰後西方和蘇聯都把蘇聯在東線擊敗德國取而代之稱作“解放”，這實在是十分滑稽。如果必要可以聽聽波羅的海三國的人對此如何看待。蘇聯取德國而代之是一場更大的災難。我在拉脫維亞的“被占領博物館”所看到的是拉脫維亞人的看法，他們對蘇聯深惡痛絕，而德軍當時把蘇聯趕出拉脫維亞卻被看做是解放。 很多人一說起壞的榜樣，就會舉例納粹，而不提二戰中最為野蠻的蘇聯和日本。但是如果你知道了二戰中各國軍隊的表現，也許會大吃一驚。 二戰中德國軍隊的紀律是最好的，對平民的騷擾最少。在德國占領區，平民基本上都沒有受到虐待。猶太人是一個例外，他們很多被遣送到集中營。人們總喜歡用那個猶太女孩安妮（Ann Frank）的日記來證明納粹的罪行，但是，安妮不是被餓死或打死的，而是病死的。 德國醫生還給她進行了治療。當時德國人自己也吃不飽，集中營的狀況當然更糟，但是，安妮是病死的——她沒有受到強姦，也沒有受到毒打。 德國前總理科爾，他的太太深受德國人尊敬。科爾太太曾經的遭遇也許不為中國人所知，因為好萊塢不會告訴你，而媒體也懶得告訴你。科爾太太1945年才12歲，在德國被蘇聯占領時，她和母親一起被蘇聯紅軍輪姦。輪姦後她被蘇聯紅軍從樓上的窗戶扔了出去，還好沒有喪命，但是留下了殘疾，令她痛苦一生。 在德國東部被蘇聯占領期間，有200萬德國婦女被蘇聯紅軍強姦。這樣巨大的數字令人難以置信，但卻證據確鑿。蘇聯紅軍在其占領區對平民的暴行罄竹難書。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當時在東普魯士（德國曾經的東部疆域）作為炮兵服役，他記載了親眼所見的蘇聯紅軍把德國少女強姦致死的事實。他當時極為痛苦，對這場戰爭的殘酷和對蘇軍的暴行極為不滿，這也影響了他日後的觀念。 幾位我認識的捷克人告訴我，蘇聯紅軍占領捷克期間“強姦了所有的女孩子”。蘇軍暴行的普遍存在是眾所周知的事實。 蘇聯在中國的暴行也如出一轍。在蘇聯紅軍占領東北期間，見到大姑娘就強姦。我上大學期間，在哈爾濱兆麟公園參觀看到陳列着一位沒有事跡的中共烈士。我好奇就追問了這個問題，才知道這位軍官是在制止蘇聯紅軍強姦平民時被蘇軍擊斃的。因此無法寫他的事跡。 但是，這些罪惡在二戰後都被刻意隱瞞了。隱瞞者不僅是蘇聯，西方也是同謀。當時西方政治家面臨極大的道德質問：以這樣的代價打這樣的戰爭到底是為什麼？就是為了讓一個更大的惡魔去取代納粹嗎？ 這是西方無法面對的，於是他們必須替蘇聯隱瞞這段暴行。蘇聯要把自己打扮成歐洲的“解放者”，而西方要把自己打扮成西歐的解放者。儘管西方和蘇聯勢不兩立，但在這個事情上他們有着共同的利益，於是彼此塗脂抹粉。為了做到這點，必須要誇大德國的罪惡。隨着蘇聯統治下的本國和東歐的情況急劇惡化，變本加厲抹黑德國也變得越來越必不可少。 “卡廷慘案”也被蘇聯用來栽贓德國。這個事件不是德國造成的而是蘇聯一手操辦的。卡廷在波蘭境內，德國和蘇聯幾乎同時進攻並瓜分了波蘭。德國對波蘭的戰役傷亡很大，但是德軍沒有因此用屠殺報復波蘭，而蘇聯傷亡要小得多，但卻把波蘭軍隊中的軍官2萬人集中起來，把他們趕進了卡廷的森林深處全部射殺。後有美國情報人員向美國總統通報這個事件，指出是蘇聯干的。 但是出於要利用蘇聯對付德國，美國和英國都選擇了掩蓋真相，把這個慘案栽贓到了德國頭上。德國戰後只能逆來順受，不予爭辯。但是歷史學家對此質疑愈演愈烈。在戈爾巴喬夫時代，他終於看到了這個事件的檔案。戈爾巴喬夫回憶當時的感覺：我的頭髮和汗毛都樹立起來，脊椎發冷，居然這才是事實。 戈氏是一位真正的男兒，一位對歷史和人類負責任的人。他要求立即通知波蘭方面。至此，卡廷慘案才得以還原真相。 盟軍為了凸顯自己的正義，於是就說解放了很多“死亡集中營”。後來發現，西歐境內的德國集中營都不是“死亡集中營”而只是用來關人的，蘇聯聲稱他們解放的是“死亡集中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為此我特地造訪了這個集中營，去之前有一大堆困惑，去後困惑更甚。 在集中營的造訪中，我發現幾個無法用邏輯解釋的事實。其一，蘇聯反攻時，德軍從奧斯維辛撤退，奇怪的是德軍是帶着囚徒撤退的。由於囚徒行動緩慢，造成了德軍的更多傷亡。這說明德國沒有屠殺這些囚徒的意向，否則殺光快跑，何其簡單？其二，集中營邊緣處有三座巨大的圓形建築，看了說明才知道這些是未完成的污水處理系統。二戰後期奧斯維辛集中營人滿為患，不僅有猶太人還有戰俘，人多了污水處理不夠用，德國就開始建造這些污水處理中心。但是沒等完工二戰就結束了。如果這只是一個用來殺人的集中營，還用得着這些嗎？ 德軍當時把不少戰俘撤回了西部，甚至到了柏林。但是他們沒有屠殺這些戰俘，在柏林失守時，德軍沒法維持戰俘營的管理而釋放了他們，而這些蘇聯戰俘成了日後強姦德國婦女的“主力軍”之一。 後來發現，二戰最殘忍的集中營是蘇聯支持下由一個叫Morel的波蘭猶太人設置和管理的集中營，其殘忍程度令歷史學家這樣說：“和Morel的集中營相比，納粹的集中營就像是夏令營了。”Morel的集中營針對的是手無寸鐵的普通德國平民，包括婦女和兒童。他們用殘忍 的方式強姦女人，包括小女孩；用殘忍的方式屠殺德國平民。這個Morel後來逃到了以色列，以躲避波蘭方面對其的戰犯起訴。以色列仗着西方對此的心虛和忌諱，至今對波蘭引渡Morel的要求置若罔聞。以色列的卑劣立場可以理解，一旦Morel被起訴，此人的罪行和審判就會廣為人知，以色列的無辜形象便會轟然倒塌。 反觀在德國占領區和集中營，幾乎沒有一起強姦婦女的事件。德國軍人具有普魯士軍人和容克貴族傳統，軍紀極其嚴明，對強姦更加不予容許。
左圖：奧斯維辛集中營撤退時，德軍帶着囚徒撤退的示意圖。作者攝於奧斯維辛集中營。 右上圖：作者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門口，這就是一再在電視電影和紀錄片上出現的大門，大門上寫的是“勞動使你自由”。 右下圖：奧斯維辛集中營三個巨大的圓形污水處理中心，沒有建成，二戰就結束了。 二戰中軍紀最差的是蘇聯紅軍和日本皇軍，這兩支軍隊以殘忍和野蠻着稱。而德國軍隊即便和英國軍隊比較也更加守紀律。隆美爾日記記載了當時歐洲戰場和北非戰場實況。日記中記錄了英軍中的非洲僱傭軍肢解德國戰俘的暴行，而德軍對此極為不恥。 蘇聯在強占領土上的惡劣行徑比納粹德國絕對有過之無不及，戰勝國中只有蘇聯占領着他國的大片領土，其侵吞了波蘭的領土，然後讓波蘭從德國划過領土作為一部分補償。康德的故鄉格尼斯堡位於今天立陶宛和波蘭之間，當時被蘇聯占領，今天依舊被俄羅斯占領，成為俄羅斯的一片飛地——加里寧格勒。 納粹德國時期，沒有多少普通的德國人逃離德國，而在蘇聯治下的二戰後的東德，卻有成千上萬的人冒着生命危險逃離東德。不少東德人為越過柏林牆逃往西德而被東德警方擊斃，以生命的代價逃離故鄉說明了什麼？蘇聯治下的東德遠遠糟糕於納粹治下的德國。 拉脫維亞的“被占領博物館”中陳列的展品記錄了這一悲慘的時期，拉脫維亞被蘇聯吞併，後在德國的幫助下擺脫蘇聯的統治，但是又被德國占領，後來又被勝利的蘇聯再次占領。問及對比德國的占領和蘇聯的占領，拉脫維亞人心知肚明，但是不能明說，因為說德國比蘇聯要好得多是“政治上不正確”的。 二戰初期，德軍把蘇聯人趕出了波羅的海三國，每到一處都受到歡迎。在進入這些地區時，德國統帥部收到前方的報告：這裡的當地人正在殺猶太人，我們如何應對？前方要得到統帥部的指令才可以行動，結果統帥部給出的指令是“不予干預”。見死不救，很不人道。但這和下令屠殺截然不同。 二戰中對整個戰爭和蘇聯唯一有洞察力的是美軍上將巴頓。他當時認為蘇聯才是真正的敵人，而德國人是“Decent people”，他認為應該武裝已經肯定戰敗的德國去共同對付蘇聯，一直打到莫斯科。當時西方是沒有再打下去的民意和政治決心了。羅斯福根本不懂蘇聯，丘吉爾另有圖謀。而盟軍統帥艾森豪威爾威爾是一位和稀泥大師，正全力爭取登上美國總統寶座。 二戰歐洲戰場只好以西方的慘敗而結束——整個東歐和中歐都拱手相讓給蘇聯，這個結果比德國占領歐洲要糟糕百倍。巴頓對此極為不滿，當時他指揮的第三集團軍已經推進到距離布拉格不足100公里處，卻被艾森豪威爾威爾下令停止前進，讓蘇聯接管布拉格。巴頓氣得大罵這位他昔日的西點軍校老同學。歷史證明巴頓是對的，艾森豪威爾威爾此後在其有生之年目睹蘇聯在東歐的暴行和西方二戰後的步履艱難，追悔莫及。小布什前幾年在位時發誓他絕不會學艾森豪威爾威爾的軟弱和妥協從而“後悔一輩子”。 巴頓的憤怒導致他揚言要寫《我所知道的二戰》（The War as I Know），巴頓口無遮攔，其觀點和官方的大相徑庭。此書由於他的離奇車禍死亡而夭折。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本同名的書，但那是別人替巴頓整理出版的，裡面巴頓的觀點已經蕩然無存，只剩下枯燥的戰場記錄。 如果巴頓有幸完成此書，他必定痛斥盟軍的錯誤。盟軍的罪惡在二戰後被刻意隱瞞，比如盟軍進行的德累斯頓大轟炸，這是對平民的肆意屠殺。本來德累斯頓完全沒有軍事意義，而納粹德國當時已經沒有翻盤的可能。為什麼要在這樣的時刻對德累斯頓進行地毯式轟炸？轟炸中，每炸死一位德國成年男人（不是軍人），就要炸死5位婦女和兒童。當時的統計是25萬人死於轟炸，後來被英國和美國“輕描淡寫”成3萬。（轟炸德勒斯頓是對德軍轟炸英國考文垂的報復。） 戰後60年來納粹的檔案在蘇聯和美英的手中，但是他們都選擇了不予公開，怕的就是其中內容和他們宣傳的相悖。直到前幾年，這些文件才得以公開給歷史學家，從中居然找不到哪怕一條要屠殺某個族群的指令。按德國的系統，如果沒有書面指令，什麼都執行不下去。因此，這就意味着在歷史上沒有所謂系統的屠殺計劃。 儘管在納粹檔案里沒有種族滅絕計劃，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在二戰後期的確有另一個種族滅絕計劃，這不是德國設計的，而是美國猶太人摩根韜設計的“摩根韜計劃”。這個計劃如果實行，將毫無疑問餓死數千萬德國人，因此被稱作種族滅絕計劃。當時摩根韜是羅斯福當局的財政部長，位高權重。幸好接任的美國總統杜魯門沒有採納摩根韜計劃，而是採納了馬歇爾計劃——重建德國。 二戰有太多的疑問經不起質疑，於是，只好不許質疑。二戰的惡果之一是西方在戰後也陷入了“文字獄”：如果質疑“大屠殺”事件，在德國是刑事犯罪，在很多國家都是罪行。為什麼現在這個世界你可以質疑上帝，卻不可以質疑一個歷史事件？我們熱愛源於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正因如此，我們對這些西方社會中的逆流更加深惡痛絕。 蘇聯過去每年都要大張旗鼓紀念二戰的勝利。他們紀念的不是戰爭的教訓，而是他們以此得到的輝煌。但是看看周圍國家和人民對蘇聯的態度，我們就知道其勝利只是意味着別人的痛苦。當蘇聯最終從這些東歐中歐國家撤出時當地人們興高采烈，足以說明當年所謂“解放”是何等名不副實。 又到了胸前佩戴紅罌粟的時候了，請你理解它的意義，不是為了昔日的勝負，而是為了曾經的悲劇，以及直面歷史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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