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必须是社会进步的目的――重读顾准的《民主与“终极目的”》感言之一

（2008年）这些天重读了顾准先生的《民主与“终极目的”》这篇文章，下面写一点儿感想。

顾准先生在此篇文章的第一句就说“民主诚然不是目的”。我不同意。其实人民民主是哲学体系中的真善美的“善”的本质与体现。因此，实现人民民主应该是社会进步的目的。这当然不是什么“终极目的”，“终极目的”显然只是在思想家的脑海里具有理想模型和参考系的意义，它从来不会下降凡尘成为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终极目的”虽然和“目的”只有二字之差。但“终极目的”含有绝对的宗教的和专制的意味，是我们要在客观存在的层面驱逐和反对的。

“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这句话无疑是对的。但是，这个结论不应该只是一个形而上的论断，而应是一个哲学和理性的推论。为什么说呢？可以用反推法。假定人类可以完全认识客观世界，可以穷尽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即穷尽哲学体系中的真善美中“真”，人类是可以建立天国的；也只有当人类穷尽的真善美中“真”，人类才可能拥有无限的自由，人类才可以建立天国。但是，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不仅没有要穷尽宇宙知识的迹象，而且，每每伴随一项新的科学发现，我们会发现它往往会带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未知。这是客观现实。人类的自由好像是越来越大了，但是，人类的未知与矛盾却永远存在。因此，人类的自由就必然被约束在人类有限的认知范围之内，天国和共产主义永远是彻底的幻想。

“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接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接着的。”这是顾准的论断。但是，在他眼中，“进步”是社会的目的吗？－－如果“进步”也不是人类社会的目的，那么人类社会就不太可能有目的。但这似乎这不太符合先生的逻辑：他一生的追求与抗争，不也就是有“为人类进步”这个朴素的目的在支撑吗？但是如果我们同意“进步”是人类社会的目的，那这个“进步”的定义从何而来？显然，它应该也只能应该从人民民主中来。而不应该是从任何一个思想家（哪怕他很伟大）的脑子里臆测出来或者思考出来。因为只有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定义出哲学体系中的真善美中“善”。人民民主才是“善”的本质。比方说现在的中国，你说她进步了吗？在既得利益集团和为其服务的精英思想家的眼中，显然是“进步”了。生产总值的“蛋糕”正在越做越大，指标似乎很硬性，很实在。颇有一些精英和精英思想家可以因此而被“标榜史册”了。但是，这种没有人性的类似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步”，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经尖锐地批判过了。譬如：一个不进城没出路一进城就备受歧视的农民工或者一个由于种种不正当的原因被迫下岗分流的普通城镇职工（这在当今中国可不是少数），他一定就觉得中国在进步吗？我看不一定。没有人民民主作保障，不仅仅他的政治权力保证不了，就连其生存权力有时也保证不了；他不仅仅享受不到所谓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连其相对物质生活的进步也是没有可靠保障的。

另外，退一步说，没有人民民主作为社会进步的目的，就没有人能够想象出什么是社会进步，什么是社会进步的方向。当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也包括顾准本人在内），可能说社会进步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或者至少是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趋近。然而，即使按照共产主义运动的鼻祖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也必须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前提的。没有人民民主，所谓的“社会进步”就只能被一些御用精英们盗用了为专制体制涂脂抹粉。什么“共产党员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充其量不过是当代的统治阶层的神学而已。没有最广大人民的真正的政治权力和民主参与，能真正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行动又如何能有监督和保障？要知道，人类社会的个体与分子－－每一个人对于社会进步，自由，幸福的定义是如此不同。谁（包括任何政党和统治阶层）也不是也不可能是芸芸众生背后那个上帝能够为人民定义幸福。中国传统中太不缺乏“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的精英思想家了。但是，离开了人民民主是社会进步的目的这一设想，任何关于社会进步的设计，必然会沦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的梦幻或精英思想家的“标榜史册”的臆测，委实比毛泽东的“大跃进”高明不了多少的。

社会主义两党制固然比一党独裁好，但它几乎不可能是所谓“暴力革命”的产物。这一点顾准其实已经解释了：“要使‘革命运动’强大有力，终极目的是需要的。”而从哲学上说，终极目的的概念，正是真理一元主义的体现，从哲学本质上讲，这种哲学是唯理的，绝对的，专制独裁的。“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显然，这里的革命家悖论是：如果一个革命家在革命前不是朴素的民主主义者，则看不到广大人民反抗旧社会即革命的意义；但如果他在革命进程中不是专政主义者，那他不太可能领导革命成功。但是，一旦他在革命进程中形成了专政主义思想并因此领导革命成功，他在革命成功后就太不可能再返还到民主主义了。因此，革命成功了，但是民主主义失败依旧。“娜拉出走了”，问题却没有完，也永远不会完。

通篇顾准先生都在反对“终极目的”，诚然，这是他那个年代要由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所必须的。但是，冷眼观看目前后邓时代的中国，和毛时代比，旧的理想是早已被抛弃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正在大行其道。然而，民主主义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一党专政主义思想依然在社会高层被奉若真理和神明。不是吗？现在的中国，是谁在坚持与执政党在做民主主义的抗争，不是那些已经由理想主义走向了经验主义的物质至上主义者，而是那些新的为数不多的以民主主义为抗争目的的理想主义者！

以上短文2008年发表于《华夏文摘》，2022改写并附旧诗一首：

求索篇（写于2000年）

徘徊彷徨又踟蹰，上下求索千百度。

科技不解人心事，民主法制岂可无。

真善并举方和谐，现实还需理想铸。

回首再望天涯路，那人正在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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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民主与“终极目的”

　　　　　　　　　　　　　　　　　　　　　　顾准

（一）民主诚然不是目的，那么把社会主义设定为民主的目的又怎样？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实现了，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

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

那么，我反社会主义吗？我不。私有财产终归是要消灭的，我们消灭了私有财产，这很好。我们现在的民主，在其下作政治活动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可以，而且大体必定会在这个共同前提下，各自提出自己的政纲和主张。这叫做社会主义两党制。

（二）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一个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束他不乱搞？有什么保证？

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不错，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可是，这个社会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没有两党制，散在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５６年苏联的历史，２４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

除以上两条外，其他几条你对我的批评，全都同意。至于所谓哲学上的多元主义，无非就是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的意思。关于终极目的问题，如果你有兴趣展开，我倒很乐意和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１７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１７８９年和１８７０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１９１７年它真的成为现实了。成为现实了，并不是没有问题。对此，我们谈过，下面还要谈到。

上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想指出，这两次革命都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罗伯斯比尔为了保卫革命，打退侵略，不能不破坏资本主义秩序。按照他的逻辑，革命的唯一可能的结果是拿破仑主义――用拿破仑法典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生产关系，用彻底的独裁和对外的军事光荣，既压住资产阶级又压住无产阶级，使两者都为帝国效劳，而不使两者发生激烈的冲突。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结论是拿破仑主义，他只能为拿破仑清道。但是，《９３年》（雨果著）却是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型。

１８７０年，成功的可能性更微乎其微。姑且假定，公社打败了梯也尔，俾斯麦能听任法国成为公社的法国，像《法兰西内战》所描绘的那样吗？而且，公社内部并没有产出出坚强的领导中心（你对这一点是看透了的），这种领导中心，唯有在１８７０年以后又过了４０年，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工会的领导权，并且为一大批最有毅力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所真正掌握了的时候，才能形成。

此外，公社对镇压反革命和进攻凡尔赛的软弱，是和１７９３年遗留下来的影响有关的。１７９３年在欧洲留下来的影响，最深刻的是它们的恐怖主义。要知道，马迪厄的称颂罗伯斯比尔的《大革命史》，是２０世纪的产物。直到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在一般人中印象最深刻的名言，是罗兰夫人的“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强烈的反应，是巴黎公社较弱的原因。

正是巴黎公社的失改，正是白色恐怖的无比残暴，这才在后代“要革命的人们”中间留下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命题：“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暴。”现在，１９１７年有了充分的条件了：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１９１７年的革命胜利了，而以上这些命题，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

１９１７―１９６７年，整整５０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５０年提出了以下这些问题。

１、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２、１７８９年、１８７０年、１９１７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３、１７８９年、１８７０年、１９１７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从头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说过很多了，暂时不补充了，待你批驳后再说。

关于第二个问题，晚近的材料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准备多说几句。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这股潮流，没有限于英、美，它把法国、北欧、西欧、日本等等都包括进去了。它有过极其残暴的表现：殖民主义、分割世界、帝国主义，它曾经想扑灭１９１７年的革命，它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等。在英国，１８７０年以后直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确实有过盛大的海外投资，把国内的经济发展都耽误了等等。

可是，它也有另外一种经常在活跃着的因素：自由和民主的传统。因此，在帝国主义时期，在过霍布森（Ｊｏｈｎ　Ａｉｌｅｉｎｓｏｎ　Ｈｏｂｓｏｎ）（他写的《帝国主义论》，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原本）、维布伦（Ｖｅｂｌｅｎ）等等直言不讳的批评家；大英帝国的伦敦，庇护了马克思和他的“国际”。它还在它的内部发展起来了职工运动。这种职工运动固然把工党，甚至本来是马克思的社会民主党吸收到它的体系里面去，成为它的机体的一部分，然而也发展了一种“民主福利国家”。我最近涉猎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文献，有几件事很可注意。美国的利息、股利、地租等不劳而获的收入，１９１４年是１９４５年的两倍。工资在国民收入（个人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战后的２０年中从６０％上升到８２％，他们的知识分子，现在正在强烈地鼓吹平等主义等等。至于另外一些事情，从西方新闻中可以获悉的，则有西方的军备支出，愈来愈受到国内福利支出的压力而不易扩张。相反，苏联的国民收入则有４０％用于军备；军备竞赛的主动权，现在竟已操在苏联手里。又在那里，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正在受到政治的威胁――这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自由主义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吗？

这样看起来，１００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１９１７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量，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像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１７８９年、１９１７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１０００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１９１７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他们将及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纷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１０００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１００％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

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