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90年代是美国的鼎盛时期. 苏联解体, 东欧集团分崩离析, 中共自知处理六四方式理亏, 转入"地下党"运作模式, "韬光养晦," 闷声大发财,  不再在国际事务上扮演积极角色. 而那时的美国实力, 特别是军事实力不可一世, 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展示的高科技武器傲世天下. 把中国将军们吓出一身冷汗.  记得那时我刚来美国中部读书, 在小镇的电影院看"Ghost" 电影, 身旁两个乡村红脖子在眉飞色舞地谈论海湾战争， 其中一个说，”我们的F-15在伊拉克天空如入无人之境，在巴格达上空沿着街道穿梭飞行。。。" .  开车到圣路易斯市游玩，动物园景观优美，色彩绚丽的火烈鸟跳着热情奔放的踢踏舞，奇珍异兽让人目不暇接，美轮美奂的水族馆让我这个来自中国的老帽儿头晕目眩，叹为观止。上周和太太特地坐飞机回到当年留学的地方旧地重游，追溯记忆。 电影院已经倒闭，大门和窗户被木板定死，满是涂鸦，停车场长满了荒草。 动物园景色不再，火烈鸟没有了，只有两只鸬鹚躲在角落胆怯地注视着喧闹的游客。 水族馆消失了，珍奇异兽没有了，亚洲象咀嚼着明显难以下咽的干草，大象最喜爱的是新鲜瓜果和植物，不是吗？  两只明显患上幽闭症的北极熊和百无聊赖的海狮成了动物园的“镇馆之宝”。 我和太太低声叨唠：“加州一号路旁的海滩有成千上万的海狮，为何不去捉几只来给它们作伴儿？ 缺乏经费可以号召捐款，我一定响应。” 

那个时期的美国思想界也异常活跃期, 很多宏大的叙事理论都是那个时期发明的。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这两个理论骇世惊俗，一经问世，立成经典，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人的世界观。万维就有一批福山和亨廷顿的迷信者，现在叫做“福粉”和 “亨粉”， 他们开口必言福山，闭口必把文明冲突论挂在嘴边。 似乎这两位老兄破解了人类发展终极之谜，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解开了宇宙之谜一样。 帮诸位回顾一下，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可以概括地设想了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已经达到了终点。这个终点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认为世界的矛盾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西方文明 vs 伊斯兰文明, 中华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冲突，是西方文化对抗其他文化的冲突。 亨廷顿预测，未来主要的冲突将在伊斯兰文明和其他文明（他没有直说西方文明）之间爆发，”伊斯兰的文明的特点是血腥的边界“，伊斯兰文明将会通过皈依和人口增长达到控制世界的目的， 亨廷顿更大胆的预测，“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甚至不如各自与西方文明的共性，但政治上会走到一起对抗西方文明， 为了应对这种威胁，美国也会和主联合起来和西方文明抗争， 亨廷顿认为， ” 只有采取与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大家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古言道：“月盈则亏，盛极而衰。”   老子言，“ 轻诺必寡信 多易必多难。” 中国人一千年就就知道不能把话说的太满。 

福山老兄的“历史终结论” 理论昙花一现，很快就被西方学术界摒弃，因为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俄国重归强权政治，多元化文化和多元化经济体崛起的现象。现在已经很少见福山出来说话了，也许他还在讲，但已经没有观众了，思想家理论的破产是不可修复的，就像脑细胞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一样。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没有完全破产，把现在的世界矛盾，特别是中美对抗看成是“文明冲突”虽然不太贴切，但也说的过去，制定规则权和话语权是文明影响力的外延，但不是文明的内核。 上世纪的中东战乱，伊斯兰国的兴衰，颜色革命等等，从历史长河角度来看，是伊斯兰对于美国强势干预的“应激反应”， 美国入侵伊拉克犹如捅了马蜂窝，中东地区随后发生的动荡和血腥就是马蜂的本能性防御，不加区分地攻击人畜。 但这种动乱也只维持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其后慢慢恢复平静，再后来新能源，比如岩页油和绿能的出现，既降低了中东的能源的战略地位，也降低了穆斯林族群之间的敌意。现在中东唯一的冲突热点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军事冲突， 但这和文明冲突无关，是争夺生存权的冲突。 亨廷顿的许多预测并没有兑现，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并没有联手和西方对抗，中俄之间的联手也仅仅是基于地缘利益的联姻，中华文明和正东教文明没有丝毫共融的迹象， 依然风马牛不相及。同样，美国的跨太平洋的结盟越来越脆弱，价值观渐行渐远，科技革命更是加剧了美欧之间的隔阂感，美国追求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科技霸权，而欧洲依然停留在通过繁冗的立法限制科技发展对于伦理的冲击。 川普摒弃乌克兰让欧洲人敢怒不敢言， 美国优先战略更让欧洲有种被歧视的屈辱感。 

福山和亨廷顿时代之后，美国思想界已无巨匠，智库思维是现在的美国思想界的特点，Brookings Institute, Heritage Foundation, Cato Institute, Hudson Institute. Rand Corporation, Atlantic Council of U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等等, 都是现代对于美国国家战略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但智库思维有一致命缺陷，就是意识形态偏见和以及背后的金主往往约束了智库学者的自由思维，偏左的智库通常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偏右的智库通常会从美国利益角度思考问题，CSIC, Hudson institute等保守智库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外国政府，中东，台湾是这些保守智库的重要捐款人，所以这些智库发表的观点挺某些国家的意味明显。 也许因为这些因素，智库的权威性远不及个人，人民习惯于个人崇拜，不习惯追随智库思维. 

芝加哥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是现代国际问题较有影响力的学者， 他属于保守的芝加哥学院派，他的观点很难归属于哪一种理论，但他的思考带有很明显的实用主义，我留意他有几年时间了，起初他更多的思考是美国战略的局限性，他认为围堵中国是美国地缘政治的首要任务，可后来他逐渐转向批评西方体制， 反省美国的傲慢。 他承认美国和西方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已呈颓势，新兴势力的崛起并不会带来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会带来新的势力平衡和共处。世界多元化是未来趋势， 欧洲的衰退不是通过剧烈的动荡， 而是通过悄然无声的地缘分化，战略上的困惑和文化上的疲乏感。 整个西方对于世界多元化趋势存在着幻觉，认为这是暂时的变异而已，可西方不明白在，人民币或卢布交易范围内，权利结构已经颠覆。西方虽然依然富有，但已失去独霸权，虽然声音依然很大，但已失去了权威性。米尔斯海默对于美国的单极思维，劳民伤财的反恐战争和那些对于美国实力的衰败视而不见持的政客持批评态度，“帝王朝的蜕变规律永恒不变，起源于信仰，坚持于原则，陨落于认知。。。。美帝王朝依然迷信于它的力量服从于道义，殊不知在这种迷信之下隐藏着疲乏，霸权机制。”米尔斯海默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知识精英从福山，亨廷顿的西方优势不可挑战论回归到现实主义。 从观众角度来看，米尔斯海默的实用主义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国际地缘政治现实中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提醒以国家利益或意识形态处理国家关系的危险性和局限性。

如今米尔斯海默学会追潮流, 开始朝网红方向发展，开播个人的Podcast, 名字叫做”米尔斯海默镜头“ -THE Mearshimer Lens，内容是他的老本行，国际地缘政治分析。 米尔斯海默的Podcast讲得不错，叙述客观，分析有深度而且遣词儒雅。谈到俄乌战争，他认为胜负早已见分晓，乌克兰除了接受乌东领土割让的现实，和俄国谈判停火，别无选择。 他认为俄乌战争是基辅右翼在欧洲和美国鼓动下故意挑衅俄罗斯的轻率行为，  "从伦敦到柏宁，欧洲领袖们把北约当成文明同义词。事实上，欧洲是一个屈从的帝国，搞不清楚欧洲利益和美国利益之间的区别。。。没有一个强国会容忍领国与强敌结盟。” 

川普制裁俄国能源出口，米尔斯海默这样说：”华盛顿以为制裁会使俄国屈服,实际上制裁暴露了华府自身的战略局限. 没有可信外交手段相伴的胁迫只是战略的替补, 而不是战略的成功。俄国不是附属于国际秩序上的小国，俄国是国际秩序基石的组成部分。制裁能源大国是把双刃剑。华盛顿依然痴迷于1990年代美元对于国际资本市场的霸权。殊不知世界早已改变，新的能源大国和国际竞争机制已经出现，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已经能够吸收化解来自美国的冲击，俄国没有在胁迫下崩溃，相反，俄国通过中转国出售能源，同时，一个和美元体系平行的其他货币支付系统正在形成。“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的衰落始于把信仰空洞化，透支信誉，过度扩张单边管辖权，背叛对盟友的承诺。这使得世界开始怀疑以单一文明为轴线的世界格局的可持续性。开始寻找替代机制来对冲地缘政治风险，为自身安全和经济发展买双重保险，而中国的崛起恰逢其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 

中国能否满足世界各国对于替代体制的期待？米尔斯海默没有给出答案。我自告奋勇, 狗尾续貂地为米尔斯海默补遗。

美国建国初期，自然地理优势在美国南部，那里的土地肥沃，雨量充沛，而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也就是现在的东海岸一带土地贫瘠，而且多为无法垦耕的山脊。自然条件无法和南部相比，可就是这种贫瘠的自然条件激发了北方居住民的创新进取精神，使得美国东北部在19世纪起就变成美国工业经济金融中心，而美国南部的地理优势只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惰性十足的农场经济，至今经济依然严重滞后。

如今国际经济有点儿类似200年前的美国，美国体制占尽天时地利南部，完整的美元体系，成熟的市场，雄厚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能力。 而中国体制虽然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在科技和资本上依然严重依赖西方。中国的唯一优势就是中国人的吃苦精神加上政府长远的战略规划和行之有效的政策扶持，使得中国建立起一个完整产业体系，这个体系的效率在于规模化和有效的成本控制。这就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

不同体制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效率高的一方胜出，经济效率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是资源配置优化和生产效率优化。前者指得是系统的配套性，后者指的是生产方式。在油管上看到浙江一个小镇（地名忘记了），全镇从事一个产业，制造各种塑料袋，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作坊，塑料袋的塑料颗粒原料和制造塑料袋的压膜机，缝边机都是附近企业制造的，整个产业链都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这就是资源配置的优化。 作坊老板接受任何数量和设计的订单，只需看一眼订单数量和规格，立刻就知道制造成本。 塑料原料的浪费被压缩到极致，老板会用手接住试机时产出的一点废料，回收后重新融化，这就是生产效率优化。中国整个产业链的优化就是这样形成的。以前王永庆的台塑在美国德州建厂，也是希望建立一整套的产业链，自己建造发电站，从原料到成品都由台塑自己完成。可经济效益并不太好，建厂头十年都处于亏损状态，原因很多，但生产效率一直是困扰台塑的一大难题，安排工人星期天加班，工人回怼一句：“那是我祈祷的时间。”

所以，中美如果脱钩，中国体制的效率是美国无法逾越的障碍，最终的赢家不言而喻。

这是米尔斯海默最近发表的podcast, 对于西方文明作了深刻的分析，很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