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团派喉舌攻击习近平谈起

沙河

中共领导层早年“隔代指定”李克强为总书记，习近平为总理。然而，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改变了这一格局。在各派系的博弈中，习派获得江派支持，成功实现“位置对换”，习近平成为总书记，李克强担任总理。2017年的十九大进一步巩固了习派的权力，李克强再次被边缘化，政治地位下降。

团派对此耿耿于怀，但因国内政治环境严控，难以直接挑战习派权威。于是，团派转战海外，利用共青团掌控的“大外宣”资源，向西方主流媒体输送信息或收买华人华裔员工，撰写丑化习近平的评论文章。同时，团派收买大量自媒体，统一宣传口径，扩大负面舆论的传播范围。这些操作在海外塑造了习近平能力不足、缺乏学识的形象，与中共官方的“领袖形象”形成强烈反差。

团派的攻击习近平的套路高度依赖学历抹黑。尽管习近平与李克强两人学历相近，团派喉舌却刻意吹捧李克强为“技术官僚”“经济学家”“学者”，“第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国家领导人”。与此同时，习近平被贬低为“字都认不全的小学生”“清华假博士”“猪头”，其个人形象被彻底妖魔化。

这种策略并非新创。2002年，团派通过中国青年报匪徒（名单见附录）攻击哈佛博士陈琳，也是运用同样的套路: 以学历为切入点，捏造“假博士”指控，试图摧毁目标潜在的政治或社会影响力。

自身学历很低的团派喉舌对学历有莫名的崇拜或执念，认为攻击对手的学历即可击中其要害。然而，学历与能力的关系并非绝对。例如，陈琳具有艺术天赋，是一位具有专业水准的画师; 还有学术天赋，大二时，仅自学三个月就掌握物理专业核心课程。这些不可思议的能力都不显示在他的学历上。

同样，习近平的领导能力与其学历的真假无关。他在过去十年推动反腐、扶贫、“中国制造2025”和“一带一路”等重大政策，展现了强大的政治决断力。团派将攻击焦点局限于“假博士”，不仅低估了习近平的能力，也误判了公众对其领导力的认知。

团派喉舌依赖学历攻击，反映出他们对权力博弈的浅薄理解。政治领导力从来不仅取决于文凭，而在于治国理政的实际成效。无论是早年针对哈佛博士陈琳的诬蔑诽谤，还是近十几年在海外对习近平的污名化操作，本质上都暴露了团派缺乏正面竞争力、只能依赖舆论操弄的窘境。

团派喉舌用同样的套路攻击习近平和攻击陈琳，这个现象还有另一个意义。如果有人不确定海外攻击习近平这事是不是团派喉舌干的，可以问：瞧这套路，还能有谁？

AI 知道： 中共团派如何通过大外宣攻击习近平

关于团派（共青团派系）海外操作的细节，公开信息有限，且大多基于分析、推测或间接证据。以下根据你的问题，结合现有资料和中共派系斗争的背景，整理团派可能采取的海外操作策略及细节，同时保持客观并指出信息的局限性。

1. 团派海外操作的背景与动机

团派作为中共内部以共青团为背景的政治派系，曾在胡锦涛时代（2002-2012）达到权力顶峰，代表人物包括胡锦涛、李克强、汪洋等。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团派影响力显著下降，尤其在2012年十八大和2017年十九大后，团派核心人物被边缘化（如李克强未进入政治局常委，胡春华未晋升）。为应对国内政治环境的严控，团派可能利用海外资源，通过舆论操作削弱习派权威，维护自身利益。

团派的海外操作主要动机包括：

政治影响力延续：在国内受限的情况下，通过海外舆论塑造对习不利的形象，间接影响国内政治生态。

资源整合：利用共青团长期积累的海外网络（包括留学生组织、媒体关系等），维持派系的存在感。

国际压力：通过西方媒体放大习近平的负面形象，促使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间接牵制习派。

2. 团派海外操作的主要方式

虽然具体操作细节因涉及隐秘性而难以完全证实，以下是基于现有分析和中共派系斗争模式推测的团派可能采取的海外操作方式：

（1）利用“大外宣”网络

背景：共青团长期掌控部分中共对外宣传资源，包括海外华文媒体、留学生组织和文化交流项目。团派可能利用这些资源，通过“大外宣”渠道输出针对习近平的负面信息。

操作细节：

收买或影响西方媒体：团派可能通过中间人或华人华裔员工，向西方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提供“内幕”或负面信息，塑造习近平“能力不足”或“独断专行”的形象。这些信息通常以匿名“中共内部人士”形式出现，避免直接暴露团派身份。

海外华文媒体：团派可能通过资助或关系网络，操控部分海外华文报纸、网站或电台，发布批评习近平的文章。例如，某些北美或澳洲的华文媒体可能被用作传播平台。

自媒体与网红：团派可能收买或支持YouTube、Twitter等平台上的华人自媒体，统一口径攻击习近平。内容多聚焦于“假博士”“低学历”“经济失误”等话题，以吸引点击量和舆论关注。

案例推测：2016年左右，海外媒体曾密集报道习近平“个人崇拜”或“经济政策失误”，部分文章的措辞与团派攻击套路（如学历抹黑）高度吻合，可能与团派操作有关。

（2）留学生与青年组织网络

背景：共青团通过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All-China Youth Federation, ACYF）和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等组织，在海外高校有广泛影响力。这些组织表面上是文化或学术团体，实则受中共统战部门和共青团指导。

操作细节：

舆论引导：团派可能通过CSSA或类似组织，动员留学生在海外社交媒体（如Twitter、Reddit）上传播对习近平不利的言论。例如，组织“水军”在评论区放大负面信息，或发起针对中共官方叙事的“揭露”活动。

活动策划：团派可能资助海外华人学生举办“研讨会”或“论坛”，表面讨论中国政治或经济，实则暗中批评习近平政策。这些活动通常以学术名义掩盖政治意图。

案例：2017-2019年间，北美和欧洲一些高校的CSSA活动曾被指与中共内部派系斗争有关，部分活动内容偏向批评习近平的“强硬外交”或“一带一路”政策，可能反映团派影响。

（3）与西方智库和NGO合作

背景：团派可能利用西方对中共的关注，通过智库或非政府组织（NGO）间接传播信息，以规避直接政治风险。

操作细节：

提供“研究材料”：团派可能通过中间人向西方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提供所谓“内部文件”或“政策分析”，突出习近平的“失误”或“集权”倾向。这些材料通常被包装为学术研究，增加可信度。

资助项目：团派可能通过海外基金会或文化交流项目，间接资助反习的NGO活动。例如，支持某些人权组织发布关于新疆、香港或经济问题的报告，暗中指向习近平的领导责任。

案例推测：2018-2020年，西方智库发布的部分关于中共“内斗”或“习近平集权”的报告，引用了匿名“中国官员”或“内部消息”，可能与团派提供的信息有关。

（4）社交媒体与网络水军

背景：团派可能借鉴中共对外宣传的“网络战”经验，通过社交媒体制造舆论热点。

操作细节：

账号矩阵：团派可能运营多个匿名账号或“营销号”，在Twitter、YouTube、TikTok等平台发布短视频或帖子，集中攻击习近平的学历、决策或个人形象。

病毒式传播：通过购买流量或雇佣“水军”，放大特定内容的曝光度。例如，2019年香港抗议期间，海外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批评习近平的迷因（meme），部分内容可能由团派推动。

案例：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海外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习近平应对迟缓”或“隐瞒疫情”言论，部分可能由团派支持的自媒体放大，以削弱习近平的国际形象。

3. 团派海外操作的资源与渠道

团派海外操作依赖以下资源：

共青团的海外网络：共青团通过ACYF、CSSA等组织，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建立了广泛的青年和留学生网络。这些网络可用于信息传播或活动组织。

资金来源：团派可能通过海外基金会、企业或文化项目，转移资金支持宣传活动。例如，某些海外华人商会可能成为资金中转站。

人脉网络：团派干部在胡锦涛时代积累了大量海外关系，包括媒体从业者、学者和商人。这些人脉可用于联络西方媒体或智库。

技术支持：团派可能雇佣专业公关公司或网络营销团队，策划舆论攻势，提升信息的传播效率。

4. 操作的局限性与风险

信息可追溯性：团派的海外操作若过于明显，可能被中共情报部门追踪，导致国内团派成员面临清洗。例如，2015年中央纪委对共青团系统的“巡视整改”可能与海外操作暴露有关。

效果有限：海外舆论对国内民众影响较小，因中共严格控制国内信息环境。团派的攻击可能仅在海外华人圈或西方媒体中发酵，难以动摇习近平的国内根基。

国际反弹：团派的负面宣传可能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放大为对整个中共体制的攻击，反而损害团派自身的政治利益。

习近平的反制：习近平通过削减共青团预算（2012年7亿元降至2021年2.6亿元）、关闭共青团中央学校等措施，削弱团派资源，限制其海外操作能力。

5. 具体案例与证据的缺失

目前，公开信息中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团派海外操作的具体细节（如资金流向、人员名单或明确指令）。以下是一些间接线索：

2016年共青团改革：习近平主导的共青团改革被认为针对团派，中央纪委指责共青团“空喊口号”“官僚主义”，可能暗示其海外活动被察觉。

海外媒体模式：2016-2020年间，西方媒体关于习近平“集权”或“经济失误”的报道中，部分引用“匿名中共官员”，与团派攻击套路（如学历抹黑）相似，可能与其操作有关。

胡锦涛事件：2022年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胡锦涛被意外带离会场，海外媒体对此大肆报道，部分内容可能由团派推动，以放大“内斗”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