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畅：民主国家真的一定更好吗？ 最近看到不少关于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讨论。 按照西方政治学的定义，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民主国家，通常要看几个标准：是否有自由选举、是否有多党竞争、是否有新闻自由、是否有司法独立，以及是否能够实现和平的政党轮替。 按照这个标准，美国、加拿大、西欧、北欧、日本、韩国等国家毫无疑问属于民主国家。而中国、过去的苏联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则通常不会被归入西方定义下的民主国家。 但我越来越觉得，仅仅用“民主国家”或者“非民主国家”这样的标签来衡量一个国家，对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际意义并不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国家头上戴着什么样的政治桂冠，而是国家治理得怎么样，社会是否公平，老百姓过得怎么样，国家有没有活力，有没有未来。 这让我想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新加坡。 按照西方政治学的标准，新加坡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民主国家。虽然有选举，也允许反对党存在，但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以来长期执政，至今仍然牢牢掌握国家领导权。新加坡拥有高度法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但其新闻环境、政治竞争程度以及公共舆论空间，与欧美典型自由民主国家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不少学者将新加坡称为“主导党体制国家”“有限民主国家”或者“半民主国家”。 这里让我举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 1997年新加坡大选期间，反对党候选人邓亮洪原本是一位成功律师。在竞选过程中，他对执政党提出了尖锐批评。其中一个争议焦点是李光耀和李显龙购买HPL公司开发的高级公寓时曾获得一定优惠和折扣。虽然新加坡政府后来对此作出解释，并认为有关交易不存在违法问题，但邓亮洪公开质疑这些交易是否应该接受进一步调查，并暗示其中可能存在利益输送的问题。 李光耀则认为这些言论已经超出正常政治质询的范围，对其个人诚信和廉洁声誉造成严重损害，因此以诽谤为由提起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李光耀等人胜诉，并要求邓亮洪支付巨额赔偿。结果邓亮洪申请破产，后来离开新加坡长期居住澳大利亚。 这个案件的是非曲直，作为旁观者很难完全判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新加坡的政治环境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其言论自由和政治竞争并不是毫无限制的。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徐顺全（Chee Soon Juan）。他原本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优秀学者，后来投身反对党政治活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与执政党发生长期冲突，不仅失去了大学职位，也因诽谤诉讼等原因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打击，甚至一度破产。 因此，如果从言论自由和政治竞争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确实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式民主国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政治学家将其归类为一种介于西方竞争民主制度与传统一党执政之间的特殊政治模式。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新加坡的发展成就确实令人惊叹。 1965年独立时，新加坡只是一个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小岛。没有石油，没有矿产，甚至连淡水都需要依赖邻国供应。然而短短几十年时间，它便迅速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和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其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与邻国马来西亚相比，新加坡的发展速度更是远远领先。 新加坡还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种族社会。 根据近年来的人口统计，在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中，华人约占75%，马来人约占15%，印度人约占7%至8%，其余则包括欧亚裔、白人以及其他亚洲族裔。 由于长期实行种族融合政策，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包括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其中马来语被定为国语。 李光耀执政时期一直十分强调种族和谐。因为在这样一个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种族构成复杂的国家里，一旦发生严重种族冲突，后果将十分严重。因此，种族平衡始终是新加坡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光耀另一个极具特色的治国理念，就是对毒品实行零容忍政策。 新加坡长期坚持严厉禁毒，对贩毒、制毒和走私毒品实行极其严格的法律制裁。直到今天，新加坡仍然保留死刑，对于严重毒品贩运案件，最高可判处死刑。 任何吸毒者一旦被发现，都必须接受严格戒毒和监管。李光耀认为，一个面积狭小、人口有限的国家，如果让毒品泛滥，将会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家庭结构以及劳动力素质，因此必须在毒品问题上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从人权角度来看，这种做法长期受到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批评。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新加坡确实长期保持着全球最低的毒品犯罪率之一。 相比之下，在美国、加拿大以及部分欧洲国家，毒品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挑战。温哥华市中心东区、旧金山部分街区以及美国一些大城市，都不同程度面临吸毒、流浪人口增加以及治安恶化等问题。 早在1985年，邓小平会见李光耀时就曾表示： “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相当好的，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 在当时中国领导层看来，新加坡最大的特点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政府廉洁、效率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快。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把美国、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与新加坡这样的非典型民主国家进行比较，到底哪一种制度更好呢？ 我越来越觉得，一个国家是否民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够建立一整套有利于广大民众的社会制度。 无论是司法制度、警察制度、教育制度还是公共服务体系，最终目的都应该是维护社会稳定，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 今天美国的一些大城市，包括芝加哥、西雅图、旧金山以及加拿大温哥华的部分地区，都面临毒品泛滥、治安恶化、流浪人口增加等问题。与此同时，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民主国家也正在面对非法移民增加、社会融合困难以及治安压力上升等挑战。 这些现象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民主制度本身是否足以保证一个国家长期成功？ 我个人仍然支持民主制度，因为民主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但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一些问题，也让我意识到民主并不是万能的。 民主制度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国家成功，关键仍然在于领导人的能力、远见和执行力，也在于是否拥有一支廉洁、高效、负责任的治理团队。 一个国家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许是百姓是否安居乐业，社会是否长期稳定，政府是否廉洁高效，经济是否持续发展，以及国家是否具备长远竞争力。 这些问题恐怕比简单地争论“民主”还是“非民主”更加重要。 我当然清楚，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粗浅看法。纵观数千年人类文明史，现代民主制度实际上只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新事物。 历史究竟是制度创造的，还是杰出人物创造的？ 对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而我个人至今仍然倾向于认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伟大的领袖、卓越的政治家以及具有远见的国家领导团队，往往能够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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