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说最早源自萨满的天赋秉性，因为萨满的通灵本领非人人可有，所以被认为源自神灵的授权，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巫，而最早负责安排萨满通灵仪式和记录通灵结果的人为史，中国上古的巫史文化由此得以产生和延续。

宗教仪式的原始目的在于观念教化，以达到建构社会制度的作用。 从人的心灵结构知情意角度来说，巫以情感为主，史以知性为主，知情意中知和情共同决定人的行为意志。

商王自信有天命，说明商王已经变成最大的萨满，王权与神权合一，这是上古绝地天通的结果。周灭商破除了商代的天命信仰，转而强调天命唯德和事在人为，而史官主要负责记载帝王的行为，即所谓历史。

撇开萨满的特殊通灵天赋不谈，对于普通人的灵魂禀赋的开发自古就是培养青少年的主要手段。西方文化自柏拉图开始就有将灵魂功能按照知情意进行三分的传统，其中知代表理性能力，情代表非理性能力，意代表执行能力。古今中外的教育无外乎就是培训人的心灵具备有竞争力的知情意功能。这样的教育在中国古代孔子以前称为六艺，在孔子以后称为六经，西方则自柏拉图之后即有所谓七艺说，大抵源自柏拉图学园的课程分类。

从古希腊传下来的七艺教育，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又称为三艺（trivium）；第二类包括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又称为四艺（quadrivium），合起来称为“七门自由艺术”（septem artes liberales），简称“七艺”。

西方文化的七艺教育滥觞于古希腊发扬光大于古罗马一直到中世纪欧洲，也是一脉相贯，不曾完全中断。早期有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学园为其发轫，其后有各种思想学派开其枝叶，希腊化时期有亚历山大图书馆，伊斯兰统治时期有阿拉伯大翻译运动承其统绪，都是围绕者七艺这个学科中心进行发展。

欧洲自西罗马灭亡之后，虽有短暂的文化衰落，但很快就有教会学校教育的繁荣和大学的兴起，欧洲最早的文艺复兴是在查理曼帝国时期，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自此之后七艺便成为欧洲中世纪教会学校中的主要传授内容。

相比之下，孔子所编定的六经，主要目的在于传道授业，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巫和史两门学问，其中巫主传道，史主授业。

孔子所编六经， 以《春秋》和《易经》为纲领，皆为巫史合一的垂范之作。以《春秋》为例，孟子就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实因孔子作《春秋》的主要目的在于微言大义，而非独重于史，换句话说名为著史，实是为其改制张目。易经原为占卜书，后成为理学书，也是融巫史以及象数理术为一体。

司马迁自认为自己所著《史记》继承了孔子《春秋》之法，二十四史又大都承自司马迁的传统。近代史家常常只把二十四史仅当史料，以为中国历史最可信，其实是很大误解，这是一定程度受西方历史学传统影响的结果。

六经皆史之说最初出自王阳明而为清儒章学诚等所发扬光大，章学诚强调易道为史，也就是历史哲学，其目的在于经史合一。清末自梁启超开始所谈六经皆史，更多是主张所谓六经皆史料，并为深受唯物史观影响的郭沫若等所继承，如郭沫若研究易经，就废经义而仅存史料，研究所谓奴隶制度。 

李泽厚从巫史而开出所谓情本体论，即历史本体论或人文本体论，与西方存在主义有相通的地方，主张生存的活动即本体。从巫史开出礼乐，由礼乐导向人文本体，即所谓情本体，其实礼乐皆出自宗教仪式，乐出于巫而礼出乎史。

胡适写作《原儒》，主张孔子是对殷商巫史的改制，这是今文儒家的传统，与古文儒家不同，古文学更侧重六经皆史的传统，认为儒家源自周公和西周制度，孔子只是周代制度的复兴者和人文教师。

上古绝地天通，是将巫道神权置于王权之下，类似于古罗马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只是在时间上更早，绝地天通之后，王成为最大的萨满，集中体现在商朝制度之中。神界秩序出现以上帝为主的天神系统，也就是将具有普遍性的神权收归国有，归于王权专属。上古巫史中史的观象授时天文历法也收归国有，一般士人和百姓家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

到了周代，商朝巫史之世袭王官渐渐失去其职守，而流落民间，孔子所言“礼失而求诸野”，即是此种现象的反映。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即从中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