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黎与羲和

  《说文解字》：“ 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皆从巫。 ”

   在《说文解字》中，将巫祝合一，实际也就是将巫史合一，其实二者在上古判然有别。

   欲厘清巫与史的差别，先要弄清楚重与黎的差别，重黎是巫史在后世逐渐演变为史文化的中间环节。

《尚书·吕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

上文中皇帝—词或指尧，或指颛顼，或指上帝，若皇帝指尧，则重实际指羲，黎实际指和，羲和分别为重黎之别名或后代。

孔安国传曰：“ 重即羲 ， 黎即和 。 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言天神无有降地，地祇不至于天，明不相干。”

孔颖达疏曰：“ 羲是重之子孙， 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祖之旧业，故以重黎言之。”

重黎二人一说皆为颛顼后代，一说重为少昊后代，重黎为颛顼后代，但后者实际只是一人，并且在重黎与重并举时简称为黎。

  《山海经·大荒西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卭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司马贞 索隐：“今以重黎 为一人，仍是 颛顼 之子孙者， 刘氏 云：‘ 少昊氏 之后曰 重，颛顼氏 之后曰 重黎，对彼 重 则单称 黎，若自言当家则称 重黎。’”

二． 巫祝宗史

重黎是绝地天通之后负责天地神民的官职，在此之前与其相对应的职能分别有觋巫祝宗和巫史两种说法。

《国语·楚语下》：“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按上述引文可见少昊氏之前，有觋巫和宗祝之分，觋巫当是源自中国上古原始宗教中的萨满，在西方一神教传统中一般被称为先知或魔法师；祝宗相当于西方宗教传统中的祭司阶层或身份。  

“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在少昊氏末期， 觋巫和宗祝被简称为巫史，显然觋巫合称为巫，祝宗合称为史。    

“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

  自颛顼至夏商，巫史被重黎及其后代羲和世袭专任所取代，重和羲相当于巫，黎与和相当于史，至周代朝廷重人事而轻鬼神，重之天职不复见有所传，而黎的后代休父，被封为程国伯，周宣王时被封为大司马，迨及西周亡而失其官守，其后变为司马氏，即司马迁之祖辈。

 《太史公自序》：“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闲，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

司马氏本为黎之后，而称其先祖世主天官，天官本为上古重之职责，由此可见此时重黎职份已经合一。

三．史字源流

 史字在甲骨文原为手持某物之象，至于手中所持为何物，王国维以为象盛筴（简册）之器；马叙伦以为象手执笔形，会记事之意。

从后世史官统揽上古天地神民之职责，也可以理解为是手持测日晷之具，即司天之职份，或手持甲骨及其钻刻之具，即记载龟占辞之义，后者实为萨满口占神谕之变体。

与甲骨文史字相关者还有两个字：一个是尹，手持刀笔书写官令之会意。一个是吏字。吏字似乎是占与手之结合，会意为手持神巫所占之神谕而执行其命令之义，由此进一步引申为另外两个会意字使和事。

因为史官之职位在后世是统合重黎之职分而来，所以其主要职责有：观察天文，记载大事，制定律法，掌管文书，以礼法责人事等等。

四．祖先崇拜

  中国是个以祖先崇拜为主要特征的民族，与其自上古以降的职业官守和种姓世袭有很大关系，与其后世所形成的独特史观文化传统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印度的种姓制度，除了职业和等级世袭，并且不同种性之间不得流动和通婚，是最为严格的种姓制度。

  中国上古的种姓主要表现为官职世袭和封地世袭，所以中国人的姓氏有严格的族系传承，不能轻易更改，即使是平民也不例外，这与西方相应的传统有很大不同。当然种姓也有更易的特殊情形，除了皇帝赐姓氏外，还有封地被褫夺以及祖传职业失去其官守等例外。

  例如《汉书·艺文志》就有：“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司徒之官以重黎天地神民来分，属于地和民，也就是黎的职份，显然偏重于巫史传统之中史的一面，《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思想就是出于西汉灭亡，司徒之官失其官守流落民间所致。

  另外，《国语·齐语》所记载的管仲置四民而不使之杂处也可以看作是上古职业和种姓世袭的余绪，至秦朝则基本被废除。

  《国语·齐语》：“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五．史官传统

  史官源自上古祝宗传统，至夏商周三代日渐繁复，要务不外观天象，备文案，则人事等诸项，项目又有朝廷与地方，内务和外交，记言和记事等不同。

  唐刘知己《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曲礼》曰："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则有司过之史。"《韩诗外传》云："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令也。"斯则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

简牍策：古代用于书写的竹片或木片，其中竹制的为简，木制的为牍，散装为简牍。连编在一起则称为策。

  史的重要职份之一是以史为鉴，记载天子与大臣遵道守法之功过。

  《礼记·礼运》：“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

《春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  据此有人认为左丘明实为左史氏之后。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

  所以中国古代的治国信念有所谓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不是没有道理的。

《吕氏春秋·先识览》：“一曰：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於城，城从於民，民从於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 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

六．存在主义信仰

史学和人文传统的发达，决定了中国人的信仰首先是历史主义的，其次是道德主义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唐刘知己《史通·外篇·史官建置》：“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

根据《道德经》，道为本，德为用，立德必须以循道为准绳，不朽之事以价值信仰为前提。  

   《道德经》第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换句话说，三不朽是中国式存在主义超人理想的自我建构，体现在中国特有的历史主义价值信仰之中，这个信仰的逻辑源头是道的理念，而道家思想正是缘此而产生。

  《汉书·艺文志》：“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