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十二年中, 纳粹政权通过一系列立法剥夺了犹太人的国民身份和公民权, 禁止他们从事大多数的商业和其他专业活动, 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德国人)发生性关系, 在公共场所必须配戴污辱性的标记, 动辄剥夺财产关进集中营, 逼迫犹太人离境. 二战中(1941-1945) 直接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 十二年中, 纳粹政权建立名为"GESTAPO(盖世太保)"的秘密警察机构对犹太人, 吉普赛人, 同性恋者, 和政治敌人进行全方面的监视和迫害, 使其统治下的犹太人和一切"异己分子"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中. 秘密警察机构是如何高效率地操作这一庞大繁琐的监视系统的呢? 二战后不少学者利用秘密警察来不及销毁的档案, 调查报告, 和地方特殊法庭的案例记录对这个课题进行实证历史研究. 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 当时普通德国民众自发的, 甚至狂热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监视, 检举, 告发. 正是由于普通德国民众的广泛的的参与才使秘密警察能密切地掌控犹太人的一举一动, 对其施行全面的恐怖统治.

哪些向秘密警察直接告密的德国民众是些什么人?

他(她)们和被告发的犹太人是什么关系? 

他(她)们为什么要检举犹太人呢?

美国学者 Eric Johson 在德国科隆大学和德国一些基金会的协助下, 历时五年对克雷菲尔德市(KREFELD)GESTAPO(盖世太保)的档案和科隆(COLOGNE)地区特别法庭的案例等进行研究, 对幸存的犹太人和经历那个时代的普通德国民众的访谈和问卷调查, 力图以实例来回答上述的三个问题.

克雷菲尔德市是德国西部的一个中等城市. 在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的选举中, 希特勒只得到比较微弱的支持. 1933年人口总数为165,305, 其中1,500为犹太人, 占总人口不到1%; 1939年人口总数为170,300, 犹太人仅剩800人左右,占总人口不到0.5%. 该市的犹太人家庭大多数受到良好的教育, 从事收入良好的商业, 企业工作或从事教师, 律师, 医生等专业工作, 具于稳定的中产阶级地位. 有的已在中上阶层有一定的地位.在二战前的六年里(1933-1939), Eric 查阅了秘密警察档案中所有涉及检举犹太人的报告. 其中仅19%消息是秘密警察自行查获的. 27%的检举消息来源不清; 占41%的检举是来自普通德国民众的告密. 加拿大学者 Robert Gellately 是研究这个题目的先驱. 他对伍茨堡市秘密警察档案中175个针对犹太人案例的消息来源进行分析, 其中57%是由普通德国民众自发的告密.

据1933-1939年间克雷菲尔德市秘密警察档案和科隆地区特别法庭的调查, 被告发的犹太人大绝多数是从无犯罪案底的有良好经济背景的中产阶级人士或其家庭成员. 而告密者亦以中产阶级的中青年男性为主. 两者之间的社会和经济地位高度重合.在这些不大的城市和地区, 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在日常的商业活动,学术研究, 娱乐休闲活动中以及居家的社区环境里会有经常的接触与互动. 有时难免会有些芥蒂.

令人感兴趣的是告密者和被告密的犹太人之间的直接关系. 克雷菲尔德市秘密警察挡案中高达15%的告密者是被告的前恋人; 另15%是邻居, 8%是熟人, 4%是配偶的家人(IN-LAW), 8%为同事或雇员. 而科隆(COLOGNE)地区特别法庭涉及犹太人的案例中54%是被邻居告发的, 另15%为熟人检举. 他们对犹太人的告发只是基于其私下的言论和日常的行为. 以克雷菲尔德市为例, 仅12%的告密涉及其参与政治活动-且主要发生在1933年; 26%的密报涉及其与雅利安人发生性行为; 18%为私下非议政府; 20%为所谓从事非法商业活动; 其余为收听境外电台, 模仿希特勒敬礼等. 例如一名德国牙医告发他的犹太人房东在他面前说不满纳粹的话. 一对犹太商人夫妇因被他们的德国司机检举从境外带进非法文字材料而入狱. 一名富裕的犹太妇女因"私下诽谤政府"被她丈夫的家人告密而被剥夺财产驱逐出境. 一位年仅十六岁的犹太姑娘因于一名廿一岁的德国青年有性关系而被她同学告发. 那位德国青年为了摆脱罪名, 向秘密警察祥细地"描述"了两年前这位当时才十四岁的姑娘是如何"引诱"他的. 十九岁的他因对性行为"毫无所知"而坠入"陷阱".

可笑的是,在三十年代后期, 来自普通民众的告密大量涌进秘密警察的机关, 其中包括许多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消息. 全国的秘密警察机构实在接应不暇, 不得不在1937年8月18日, 通过当时全德发行的"法兰克福汇报"宣布对能纠正错误举报的人奖赏100马克. 

许多普通德国人明知被告密的犹太人可能会因此失去工作财产, 被关押遭受酷刑, 迫使离境, 或押送到集中营, 甚至被屠杀. 为什么他们仍是如此主动积极地配合纳粹当局监视, 告发他们的犹太人邻居, 同事, 熟人, 恋人, 甚至配偶呢?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在当时疯狂的反犹宣传下, 有些人可能是出于"公民责任感". 在 ERIC JOHNSON 的研究中, 这类动机占 KREFELD 秘密警察案例的35%;占科隆特殊法庭案例的25%. 而在ROBERT GELATELLY 的研究中所占的比例更少. 大多数的告密都有明显的私人动机. 他们利用当时的机会发泄私愤, 谋图私利. 例如因邻里纠纷而报复对方的占KREFELD案例的12%, 占科隆案例的38%; 因夫妇间的怨恨而告密的两地都占8%; 有明显经济利益驱使的告密者在 KREFELD 占19%, 在科隆案例中占8%. 这类利益小到可以廉价买进被逐的犹太人的家具,独占公用的厨房, 浴室. 大到占有被告的公寓, 地产, 商店, 企业或者某种商品的经营权. 也有夫妻间为了离婚并占有对方财产而诬陷对方. 至于邻里纠纷大多积怨于一些细碎的口角和磨擦. 恋人间因感情不遂而怀恨对方.

上述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商业或事业上的竞争产生的磨擦, 在正常情况下,可因社会道德的约束和人的自律而化解或受到抑制, 或者通过正常途径诉诸法律仲裁. 但是在非常态的环境下, 当一部分公民被视为异己而剥夺自卫的权力时, 那些与他们有嫌隙有磨擦有利益冲突的人, 或者通过迫害他们来自保的人, 在整个社会道德标准错位的形势下,失去了自律. 人性中的贪婪, 嫉妒, 残忍, 迅速膨胀. 他们以夸大的,捏造的罪名向秘密警察告密, 从中攫取私利, 发泄私愤, 甚至目睹对方受疟而产生残忍的快感. 每一次的诬告者的获利都是对潜在告密者的鼓励, 对整个社会暴戾气氛的渲染. 就这样, 在普通德国民众的广泛参与下, 一场持续十二年之久的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 近六百万的欧籍犹太人惨遭屠杀. 少数良知尚存的人只是选择沉默, 整个社会听不到一丝公开的反对声.

行文至此, 笔者不禁搁笔长思.

历史虽然不会重演, 但它会以相似的形态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从这幕惨剧中吸取教训的话!

值得庆幸的是二战后的德国保留了纳粹政权未及销毁的所有资料, 供各国学者分析研究. 这些资料把上至纳粹首脑下至普通民众在这十二年中的言行和社会各阶层的互动昭然于天下. 世人可以从中看到, 若人性中卑劣的欲望不加约束而恶性膨胀的话会酿成如何惨烈的人间悲剧!

知耻近乎勇!

纵观历史, 其中每一个疯狂的片段都是由当时大量普通民众的参与才得以发生和演化的. 可悲的是, 事件过后, 绝大多数参与者只是把群体人性中卑鄙的一面悄悄掩藏起来. 为了避免直面自己内心的丑恶和人格缺失的尴尬, 他们常以集体失忆来敷衍. 可是这些片段铸成的恶果, 犹如历史长河的激流中矗立着的顽石. 它沉默地注视着过往的船只是如何一次次地触撞其上. 要避免悲剧重演, 只有仔细测绘顽石的位置和形态, 并把它清晰地标明在航图上. 才能使后来者免遭复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