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同学：

开罗的革命是否成功了，全世界人都在拭目以待。

面对开罗，你们都请求我讲一讲六四，我不是不愿意讲，我不知道我该讲些什么，况且，一提到六四，我心如刀割，就想哭，话到嘴边，就难以出口；况且，我不是直接参与者，我只是“隔岸观火”，讲出来的话，一定是一面之词。既然你们也这么关心六四，可见了解六四真相是多么的重要。

1989年4月8日早上，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期间，胡突然心脏病发，随即送至北京协和医院，情况虽没过危险期，但一直稳定；至4月15日早上，胡耀邦突然因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早上七时五十三分逝世。胡耀邦逝世后，随即翌日在北京主要高校校园内，出现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借悼念胡耀邦，批判1986年令胡耀邦下台的“老人政治”。基于对胡耀邦遭遇的同情，和其开放清廉形象的尊崇，加上对改革开放以来引发的官倒，与贪污情况严重的不满，使当时的青年学生纷纷出来悼念胡耀邦，以至引发后来的学生与民间联合运动，并导致近代著名的六四事件发生。

我们八十年代这些留学生，有的已经海归，有些甚至担任部长。每年两会期间，我们都寄希望近距离靠近中央权力的同学，在人大开会时提出议案：“四•二六社论”是否可以重新讨论？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在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内容针对之前全国各地学生因悼念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而发展出来的学生游行活动进行了批评，并将学生活动定性为动乱。

这篇社论是由国务院总理李鹏下令，胡启立组织，曾建徽执笔起草，社论的大部分内容得到邓小平的支持。198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中国基层引起反弹，很多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亲爱的同学，我和你们的父母亲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这是中共中央定性的，我们是在十年动乱中长大的，我们深知，我们在国内亲身经历的文革和在海外看到的1989，其“动乱”的情况和程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很想知道真相。

同学，六四真相大白有很多好处：
第一、若真的是动乱，中央领导人会教育公民，请今后不要动乱，我们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喜欢动乱，都想过安定的日子的。
第二、若不是动乱，那么那篇社论是错误的，讨论一下未尝不可？
第三、大学者阿克顿说“历史的教训就是，人们往往没有从教训中吸取教训”，我们中国人是希望从历史中总结和吸取教训，吸取和学会教训，做到今后不犯同样的错误。

你们让我谈六四，过去，我认为六四是一场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经过二十多年的思考，如今我认为，六四不是一场民主运动，因为89年的中国，不同于东欧，这里有哈维尔、索尔仁尼琴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背景推动着东欧民主运动的车轮，而中国没有。

也不同于台湾的民主运动，那里有殷海光、胡适、雷震、傅斯年这些理论家在推动，而在大陆，没有。

现在，面对开罗，我认为， 89年的六四至少不是一场“动乱”。当年北京的学生“领袖”，他们的确有理、有利，但是，没有做到有节。

当国内开始戒严时，在海外的留学生个个看电视，个个都惊呆了。朝野对立成了难以化解的僵局。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和政府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学生撤回去，人大常委会使用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对“国务院的戒严令”进行违宪审查。提出这个方案者就是当时的四通总裁万润南先生。
如果当年学生们都听老万的劝告，接纳了这个方案，六四肯定不是那样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