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在班貝格大學做報告“為什麼我是基督徒” (Warum ich Christ bin)的宣傳海報 You
Xie gehörte zu den 100 einflussreichsten Intellektuellen Chinas.
Darüber hinaus hat sich You Xie als Herausgeber mehrere internationaler
Zeitungen weltweit einen Namen gemacht. In Bamberg betreibt er den China
Fan Imbiss am Kranen mit Kultstatus und engagiert sich seit 2014 als
Lokalpolitiker im Stadtrat. You Xie stammt aus einer taoistischen
Familie, deren religiöse Tradition auf das 5. Jahrhundert v. Chr.
zurückreicht. Nach seiner Migration wendete er sich dem Christentum zu,
ließ sich in Bamberg taufen und ist Mitglied einer evangelischen
Kirchengemeinde. 基督徒的中國人身份認同 2016年母校中山大學派人來採訪我，我說：“我的血管里既流淌着孔子的血液，也流淌着耶穌的血液。《聖經》的十誡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終是我為人、為文、為官的標杆。”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記者說，他很崇拜牟宗三。牟宗三是新儒家代表人物，認為當代新儒學的任務為“道統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闢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當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上課時，有人問他如何看待華人成為基督徒這事？牟崇山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最好還是不要去信基督教。牟宗山的這一說法有很大的影響力，國內很多知識分子認為，信基督教等於放棄自己的中國人身份。 我謝盛友很難接受牟宗三先生的這種觀點，我崇拜晏陽初（1893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幼年時中華傳統經典教育和日後的教會教育以及美國的民主教育對晏陽初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晏陽初本人曾經提到，“三C”：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影響了他的一生。 “三C”同樣影響我的人生。謝家大哥同樣是中山大學校友謝文郁說，基督徒的中國人身份認同 這個問題不會存在於華人基督徒身上。他是基督徒，但他從來不會對中國人這一身份有任何懷疑。但是，對於非基督徒中國人來說，非基督徒的感覺或許不同。 中國人如何看基督徒，這裡有一個歷史問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傳入中國之後，追溯到明清之際，耶穌會傳教士強調穿漢服、說漢語，企圖說服儒家，易佛補儒。他們認為佛教的生死觀不如基督教的生死觀。 人們注意到，儒家只關注這個世界的問題，不關注生死的問題。因而，他們要把基督教的生死觀補充進來，使儒家得以完整。 利瑪竇所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的這種做法剛開始時效果還不錯，對許多儒士有吸引力。但是，當其他天主教修會進來之後，這種做法收到批評。很快地，為了堅持天主教的儀式，他們和康熙皇帝發生了禮儀之爭，導致清朝的禁教國策。 美國普度大學社會學教授楊鳳崗博士在《皈信·同化·疊合身份認同——北美華人基督徒研究》一書中對這些海外同胞的身份有3種劃分：一為從“政治身份”上而言的“中國人”，其在政治立場上、意識形態上和社會利益上形成了“身份”認知和認同上的不同理解、側重及傾向；二為從“文化身份”上來看的“華人”，這些“華人”即超越了各自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而有着文化尋根、精神求源的期盼和努力，儘管大家在海外可能走上了彼此迥異的生活道路，卻共有着一種“中華”情結使之魂牽夢縈；三為從“血緣或種族身份”上相關聯的“華裔”，體現出一種“血濃於水”的情感和魂靈。 楊鳳崗寫道: 從近現代中國人對基督教的認知來談，一般中國人會視基督教為“西方文化”的“產物”和“代表”，因而是“異質”文化或“洋教”，對中國文化及宗教形成一定張力或對峙。過去曾有“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之說，當基督教被視為“洋教”之際，“中國的皈信者”亦可能會被當作“叛國者”。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排外”、“斥洋”情緒已有了明顯好轉，中國人的心境顯得更為開闊、有着更大的包容性，這為基督教與中國的重新對話提供了社會環此外，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成為中國大陸的指導思想，雖然給強調“國粹”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在發現、體認中國文化身份認同上帶來了惆悵和茫然，但這種意想不到的“西化”或某些“本本主義者”實質上主張的“全盤西化”卻使“外國性”已不再是一個問題，達成了當代中國人在意識形態上的開放和開明。這樣，伴隨着“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基督徒”亦可以是“中國人”，並不一定會是非此即彼的或“多”或“少”。至於對已移居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華人而言，則可以體會、體悟或體驗到基督教與西方社會的內在關聯和精神凝聚，其“皈信”則是非常自然之事，故而並無靈性、情感和意志上的壓力。成為“基督徒”使他們更容易融入美國或西方社會文化，更能適應其社會及社團生活。對其而言，信仰基督教乃是極為自然的社會文化生活，而基督教會亦是其不可或缺的社會細胞結構，所以其“皈信”在這種氛圍中就顯得平常、自然和普通。當然，除了社會團契之必需以外，仍有不少華人會有意無意、或多或少境。 地觸及到“基督徒”與“中國人”的關係問題。雖然這些海外華人基督徒在“國籍”上，即政治社會身份上已成為“美國人”，從而出現實際上的“多”與“少”之比，但在其文化上、血緣意義上，這些“華人”不可能丟掉或忘掉其“中國”或“中華”情結及情感。從這一意義上講，“美國的華人基督徒”遂成為極有意義、頗值研究的“文化”、“宗教”現象。在某種程度上，華人基督教會使這些在美國的華人雖然意識到其“美國人”和“基督徒”身份，卻仍在保持着、維護着其“華人”身份，延續着其與“中國”的“文化”或更多層面之關聯。 作為中國人基督徒，對於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把聖經中所啟示的以心靈和誠實來愛主愛人的真理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特別是孔子所提倡的“仁者愛人”和王陽明所提倡的“心學”更是中國文化的精髓，這樣，我在文化上不至於成為無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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