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华人很“爱国”　

“爱国”其实并非“主义”，而就是一种情感。“国”之可“爱”，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大国、富国、古国、强国可爱，小国、穷国、弱国、新兴国对其国人来说不也同样可爱么？这犹如人爱其母，不是因为她富，她美，她聪明，而就是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别人不是！

但是爱国不等于爱母亲，因为母亲不可选择，而国籍是可以选择的。因此爱母亲是必然的，爱国则未必然。

爱国与爱母亲都是一种情感，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不同在于母子之间有实在的骨肉关系，有明确的抚养—赡养义务，母子关系除了亲情以外，还有这种权利—义务纽带，它不仅是感情联系，还是法理联系，不是说割断就可以割断的。

我们所讲的“国家”，相当于西方语言中三个概念的合一：state（国家机构或曰政府）、nation（国族或曰国民）及country（国土）。其中，state并没有养育国民（恰恰相反，是国民供养着政府）。而nation就是国民本身，无所谓自己养育自己。country是个地域概念，也不能成为养育行为的主体。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国家养活国民”都是说不通的。

“爱国”的表现既可以无限具体，也可以极其抽象，但无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很少有人会否定爱国主义是一个崇高的概念和高贵的行为，相信在中国也是如此。但在中国，对所爱的“国”的定义的争论却持续了几十年。

1979年文艺月刊《十月》上发表由白桦和彭宁创作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0年彭宁将其拍成电影，更名为《太阳和人》。影片描写了一位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凌晨光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处处得到人的照顾。到青年时代，凌晨光被国民党抓壮丁，被渔家姑娘绿娘搭救，两人彼此相爱。后来凌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躲进轮船到了国外，并在国外发展，有了洋房、汽车等，在举办个人画展时，巧遇绿娘，两人结为伉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人抛弃了在国外的一切，毅然回国。50年代，画家度过了他时有苦恼但却幸福欢乐的时光，但随后到来的文革摧毁了一切，一家三口被迫住进一间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到处是蜘蛛网的破屋。在他生日时，甚至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女儿也跟着男友去了国外。女儿离开时遭到了凌晨光的反对，但女儿反问：“您苦苦留恋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言以对。1976年为悼念周恩来，他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了《屈原问天》的画，人们寻找这位作者，却被他认为是便衣跟踪。他逃出首都，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最终冻死在荒原之上。死时，他用最后的力量在洁白的雪地上画了一个问号，问号的那一点就是凌晨光自己已经冷却的身体。

爱国是不是意味着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许多知识分子心中出现了疑惑；白桦的《苦恋》中的那句台词“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在中国引发了对爱国定义的大辩论，而“爱国即爱党”则是老邓（邓小平）和小邓（邓力群）之间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争论。

这句台词引发了当时中国各界的“爱国主义”讨论，丁学良教授回忆说，当时有很多人表示，他们爱的祖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不管它在什么政治制度下，也不管是否受到过当局的虐待，他们爱的就是这个从古到今的国家。

尽管邓小平等人把爱国主义讨论看作是最重要的团结人心的讨论，并且主张不能把爱国和爱党划等号，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却在一次会议上说：“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就必须爱党，不爱中国共产党，你爱的是啥子（什么）国啊？”

今天世界上，外籍华人已经有几千万，他们不向中国而向别国纳税，不当中国兵而当外国兵，他们入籍时已经宣誓效忠别国，他们对别国尽公民义务享受别国的公民权利;不对中国尽公民义务也没有中国公民权。

他们如此选择有的是被动的，有的也是主动的。中国政府并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也是支持他们加入居住国籍、效忠入籍国的。然而他们在血缘上仍是华人同胞，文化上也可能仍然认同中华文明。他们中的很多人有了成就中国也为之高兴，就像他们为中国的成就高兴一样。

一个外籍华人对居住国而不是对中国承担公民义务，但他对中国完全可能仍有某种亲近的情感。而一个正常承担公民义务的中国人，在情感上也并不必然是个“爱国者”。其实，人们也只能依法要求他履行公民义务，他心里是否“爱国”，别人事实上是不知道，也管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