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六四30年反思（2）：領袖

一件衣服的最外圍、最前端部分是衣領與裇袖，因此用“領袖”代指身居最高位或是最富遠見的人。

啟蒙運動領袖，如德國的康德、英國的洛克、法國的盧梭、孟德斯鳩和伏爾泰都批判過國家體制的獨斷專行，並根據天賦人權和政治民主構建出更先進的社會組織形式。在古代社會，天賦人權的概念還沒有成熟，一個人只會因為他身為團體中的一分子而擁有權利。公元前6世紀的居魯士文書當中，居魯士大帝宣布釋放所有巴比倫之囚中被擄的猶太人，使其可以重歸家園，此革命性之舉動是為人類史上的第一部人權宣言。有關個人權利的思想，很快便傳播到美索不達米亞鄰近的印度、希臘和羅馬。

至於天賦人權，自文藝復興以來，成為西方法律與政治思想的重要議題。17、18世紀，荷蘭的格老秀斯和斯賓諾莎、英國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國的伏爾泰、狄德羅及盧梭等對此一思想進行重要的發展。現在天賦人權常被解釋為生存平等權、生命權、自由權、幸福權以及財產所有權。

天賦人權在政治學和法學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規則及其衍生開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規則意為只有當公平、道德和公正這些更高原則獲得滿足後，法律才可以被執行。在法律實踐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過法治（英語：rule of law）和法治國（德語：Rechtsstaat）的概念體現出來。法治可分為狹義法治和實質法治；狹義的法治認為法治本身並不提供“公正”，但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實質的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包括自由、人權和民主在內的個人實質性權利。實質法治的這個擴展則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了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

憲法是一個司法管轄區內的最基本和最高法律，常被稱為母法。而天賦人權是與生俱來的權利，目前在憲政國家，解決的方法是憲法對天賦人權的背書法制化，並將人權內容明細化。但是人權作為“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並不是憲法賦予的，憲法的作用僅僅是保障和實現人權的一種手段。人權與憲法相伴相隨、 密不可分。 憲法作為人權保障書，既是對已有人權的確認，也是人權發展的保障。現代憲法主要通過確認人權原則和人權範圍、 規定國家權力的運行規則和確立違憲審查制度來實現對人權的保障功能。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條規定的基本權利：一、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二、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認不可侵犯與不可讓與之人權，為一切人類社會以及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礎。

為什麼在基本法下的德國會產生這樣的理論？眾所周知，由於基本法以“不可侵犯、不能讓渡的人權”的天賦人權定式對基本權加以保障，因此採用與法國革命時期同樣的理論、由法律對私人間的人權（作為實定的基本權利基礎的天賦人權）衝突進行調整，在法律上，進行這樣的解釋是可能的。在德國民法典下，也並不存在困難之處。民法典中並不缺少能成為“引進” 天賦人權的器皿的一般條款。

哈維爾是東歐民主框架的製造者。東歐有哈維爾這樣的思想家，他們的思想把天賦人權作為實定的基本權利基礎、推動着東歐民主運動的車輪，但中國沒有。

瓦茨拉夫•哈維爾（捷克語：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曾經是共產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異見劇作家，領導了“天鵝絨革命”，並成為共產制度之後的首位捷克斯洛伐克總統。

哈維爾出生於布拉格，由於父親是土木工程師，哈維爾在1951年完成義務教育後便因“階級出身”及“政治背景”的理由，而無法進入高等教育學校；於是哈維爾便一邊擔任學徒與實驗員，一邊就讀於夜間文化學校，才在1955年通過政治考核。之後哈維爾申請就讀人文學科，但屢次被拒絕，最後就讀於捷克工業高等學校經濟科。而哈維爾就讀戲劇學校的申請也不斷被拒絕，一直到1967年才完成戲劇學校的校外課程。

哈維爾自1955年便開始寫作有關文學與劇作的文章，1959年開始在布拉格的ABC劇團做後台工作，1960年開始寫作劇作。1963年，哈維爾第一個劇作《遊園會》在納扎布蘭德劇院首演，而哈維爾也屢次在公開場合批評有關政府所控制的作家協會與言論管制。1967年哈維爾與伊萬•克里瑪、巴韋爾•科胡特和魯德維克•瓦楚里克被從作家協會的候補中央委員中除名，之後哈維爾等五十八人籌組獨立作家團，哈維爾任獨立作家團主席。

在布拉格之春期間，哈維爾不但發表文章要求兩黨制的政治，更要求籌組社會民主黨；在1968年8月21日蘇聯派兵占領布拉格時，哈維爾加入自由捷克電台，每天都對現狀作出評論。布拉格之春後，哈維爾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開批判，作品也從圖書館消失，家中也被安裝竊聽器，並且被送往釀酒廠工作。但是哈維爾仍然持續寫作並公開要求特赦持不同政見者，並且與其他作家與異議人士發表七七憲章，要求捷克政府遵守赫爾辛基宣言的人權條款。1977年哈維爾被傳訊，同年10月以“危害共和國利益”為名判處十四個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維爾更被以“顛覆共和國”名義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引發國際社會的注意，歐洲議會更要求捷克政府釋放包括哈維爾在內的異議人士。在此期間，哈維爾的著作在歐洲大陸廣為流傳，許多年輕人讀過哈維爾的著作。

1983年哈維爾因肺病出獄，其他的刑期被以“紀念解放四十周年”為由被政府赦免。哈維爾出獄後繼續擔任七七憲章的發言人，並且不斷發表劇作與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1988年8月哈維爾發表《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在1989年12月2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中，出獄近42天的哈維爾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總統。1992年由於斯洛伐克獨立，哈維爾辭去聯邦總統一職；1993年哈維爾出任捷克共和國總統，並且於1998年連任。

哈維爾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無權者的權力》、《獄中書簡》、《給胡薩克的公開信》、《論《七•七憲章》的意義》、《給奧爾嘉的信》、《故事與極權主義》、《第二口氣》、《政治與良心》、《哈維爾自傳》、《反符碼》、《乞丐的歌舞劇》、《車間主任》等。

筆者閱讀過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德文一書，哈維爾反覆使用水果店經理的例子來說明人們是如何和為什麼生活在謊言中的。這位水果店經理在其櫥窗上貼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哈維爾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謊言生活。因為，在哈維爾看來，水果店經理從來不去思考他貼在櫥窗上的標語，這些標語也不是他們的真實想法，和他們每天買進賣出的生活絲毫不相關，但是他為什麼還要將這些標語混于洋蔥和胡蘿蔔之間呢？哈維爾的回答是：“很簡單因為許多年都這麼做，每個人都這麼做，這是必須採取的方式。如果他想拒絕，這可能帶來政治麻煩，他可能因為沒有照規定布置櫥窗而受到責備，甚至指控他不忠誠。他做這件事是因為如果一個人想生存他就必須做。”

天鵝絨革命為什麼能成功? 沒有經過大規模的暴力衝突就實現了政權更迭，如天鵝絨般平與柔滑。雖然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運動，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受到蘇聯的鎮壓，但是，國內對共產黨統治不滿的知識分子仍然以地下方式活動，並且於1977年提出要求政府遵守赫爾辛基協議中人權條款的七七憲章。

七七憲章（Charta 77），為捷克斯洛伐克反體制運動的象徵性文件，在1977年公布。發起人包括瓦茨拉夫·哈維爾、雅恩·帕托什卡、伊希·哈耶克、巴韋爾·蘭道夫斯基、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瓦茨拉夫·本達和德維克·瓦楚里克等人。七七憲章主要內容是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遵守1975年《赫爾辛基協約》中的人權條款、公民權和人權尊嚴，“促進每個捷克洛伐克公民作為自由人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的實現”。

七七憲章運動的號召力，表現在公眾對保障人權的贊同以及對“地下文化”活動的積極參加上。為保障人權，七七憲章運動不斷發布文件，批評現體制下的各種經濟、文化、社會政策，這些文件作為地下出版物出版，影響廣泛。憲章運動提倡“人權”、“公民自由”等觀念，與社會上宗教信仰者的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吻合，吸引了宗教信仰者群體的支持和積極參加，與人類的天性相吻合，吸引了許多公民參加。七七憲章的主要成員是知識分子，他們的“地下文化”活動對公眾有着強烈的吸引力。從舉辦“地下大學”開始，“地下文化”活動逐漸擴展到其他方面，如地下出版活動。他們出版的小說、戲劇、詩歌、評論，受到了公眾的廣泛歡迎。憲章運動者還支持年輕人獨立的文化生活，如流行音樂，這對年輕一代產生了很大影響。

“七七憲章”運動的主要成員哈維爾、詹·帕托斯卡、瓦茨拉夫·本達等，都是國內外著名的哲學家和知識分子，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本達的《平行政體》等，在國內外都有廣泛影響。持不同政見者活動已經在政府所掌控的社會之外形成了一個“第二體制”或者“平行體制”。1970-1980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管轄範圍之外，還存在着潛在的各種群體或公民力量，他們不贊同官方的價值觀，不參與官方的活動。這些人游離於共產黨政治宣傳控制之外，用哈維爾的話說：就是人人“過自己的生活”。“地下出版物”、“地下大學”、“地下教堂”等都是當時狀況的反映。

方勵之是西方民主框架的搬運者，可惜在搬運過程沒有認識到天賦人權，丟失了人權根基。1994年方勵之先生到慕尼黑，當時全球媒體都為柴玲轟動，因為她“期待別人流血，而並沒有真正打算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她說：“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我問方先生的看法，方先生間接為柴玲辯護：“責任畢竟在政府，總不能說，殺人者有理。” 當時我聽到此話後，為方先生感到十分難過，在這個時候還如此“你我”如此“黑白”。哎，可憐的方勵之，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樣每個人都有權利面對自己肉體的死亡。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和尊嚴，每一條生命都必須得到體恤。

如此“你我”如此“黑白”的民運領袖方勵之對我表示不理解，我可以理解方先生的不理解。

方勵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於北京，籍貫浙江杭州，美籍華人，天體物理學家，離開中國前，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被打成“內定右派”，開除黨籍。1984年9月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曾參與創建了國內高校首個天體物理實驗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天體物理中心主任。1987年1月因八六學潮被開除黨籍，撤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職務。1989年六四事件後因反革命煽動宣傳罪被開除公職。在1980-90年代曾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異見人士，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進入美國駐華大使館尋求庇護，並在次年離開中國。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任職天體物理學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圖森市寓所逝世。

方勵之的學運民運綱領只有民主口號沒有人權根基。1985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副校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勵之在浙江大學談民主的演講傳到外地高校。1986年9月，方勵之談到中國科大的辦學思想時說：“大學的環境應當充滿科學、民主、創造和獨立的精神。”11月18日，方勵之應邀出席同濟大學校研究生會和學生會聯合舉辦的“同濟大學文化潮”活動，近萬人出席。方勵之在演講中表示：他“恨透了（解放以來）三十年這種東西，三十年沒幹多少好事情”；“中國現在沒有一樣不落後”；“我們這三十年幹的事情，我覺得從社會主義體系來看，是失敗的。從馬克思、列寧到斯大林、毛澤東，這種正統的社會主義到現在我們做的這種結果，實際上是失敗的。”

方勵之曾經力圖在中國科技大學搞民主辦學，主張“大學是獨立於政府的”。方勵之提出的民主辦學的八字方針，即“科學、民主、創造、獨立”，意思是大學要獨立於政府之外，大學培養什麼樣的人完全由學校決定。

198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頒布了《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通知》。1月13日《安徽日報》在第一版上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技大學的領導班子發表題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大措施》的社論，並由人民日報轉載，社論指出：“方勵之身為共產黨員，利用他的工作之便和地位、名望，到處遊說，發表了一系列錯誤言論和文章，肆意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他醜化黨的領導和黨的幹部，狂妄地提出要改造黨、改變黨的顏色；他否定幾十年來我們黨的事業，誣衊和歪曲社會主義制度，鼓吹‘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他挑撥黨同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關係，煽動學生鬧事；他還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等等。很明顯，方勵之的矛頭所向，是直指四項基本原則的。這哪裡還有一點共產黨員的氣味？！”

宣揚“全盤西化”，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官方媒體大大地拔高了方勵之，其實到死為止他還沒有明白“西化”到底是什麼，至少不懂人權的根基。

1988年秋起，方勵之開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1989年1月6日，他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建議該年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40周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勵之撰寫了《中國的希望和失望》，並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報形式在北大張貼。

由於在六四事件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學生訴求，六四事件翌日與妻子避入美國駐華大使館，6月12日起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6月12日人民日報以一個中年知識分子的名義刊文：“這次反革命暴亂，方勵之是主要煽動者之一。方勵之夥同極少數人，拿一些學生（學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質，做政治賭注，製造動亂，煽動暴亂，妄圖搞亂全國，亂中奪權，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可是你失敗了，因為違背人民的意願，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國大使館去了。” 次日，人民日報稱：“方勵之、李淑嫻是在最近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進行大肆煽動和幕後策劃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