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六四30年反思（2）：领袖

一件衣服的最外围、最前端部分是衣领与裇袖，因此用“领袖”代指身居最高位或是最富远见的人。

启蒙运动领袖，如德国的康德、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批判过国家体制的独断专行，并根据天赋人权和政治民主构建出更先进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古代社会，天赋人权的概念还没有成熟，一个人只会因为他身为团体中的一分子而拥有权利。公元前6世纪的居鲁士文书当中，居鲁士大帝宣布释放所有巴比伦之囚中被掳的犹太人，使其可以重归家园，此革命性之举动是为人类史上的第一部人权宣言。有关个人权利的思想，很快便传播到美索不达米亚邻近的印度、希腊和罗马。

至于天赋人权，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为西方法律与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17、18世纪，荷兰的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和洛克、法国的伏尔泰、狄德罗及卢梭等对此一思想进行重要的发展。现在天赋人权常被解释为生存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

天赋人权在政治学和法学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规则及其衍生开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规则意为只有当公平、道德和公正这些更高原则获得满足后，法律才可以被执行。在法律实践上，更高法律规则是通过法治（英语：rule of law）和法治国（德语：Rechtsstaat）的概念体现出来。法治可分为狭义法治和实质法治；狭义的法治认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实质的法治扩展了狭义的概念，包括某些与此相关的包括自由、人权和民主在内的个人实质性权利。实质法治的这个扩展则在法理上承认天赋人权，也为宪政国家的宪法最终包括了人权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据。

宪法是一个司法管辖区内的最基本和最高法律，常被称为母法。而天赋人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目前在宪政国家，解决的方法是宪法对天赋人权的背书法制化，并将人权内容明细化。但是人权作为“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并不是宪法赋予的，宪法的作用仅仅是保障和实现人权的一种手段。人权与宪法相伴相随、 密不可分。 宪法作为人权保障书，既是对已有人权的确认，也是人权发展的保障。现代宪法主要通过确认人权原则和人权范围、 规定国家权力的运行规则和确立违宪审查制度来实现对人权的保障功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条规定的基本权利：一、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二、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

为什么在基本法下的德国会产生这样的理论？众所周知，由于基本法以“不可侵犯、不能让渡的人权”的天赋人权定式对基本权加以保障，因此采用与法国革命时期同样的理论、由法律对私人间的人权（作为实定的基本权利基础的天赋人权）冲突进行调整，在法律上，进行这样的解释是可能的。在德国民法典下，也并不存在困难之处。民法典中并不缺少能成为“引进” 天赋人权的器皿的一般条款。

哈维尔是东欧民主框架的制造者。东欧有哈维尔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把天赋人权作为实定的基本权利基础、推动着东欧民主运动的车轮，但中国没有。

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语：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曾经是共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异见剧作家，领导了“天鹅绒革命”，并成为共产制度之后的首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哈维尔出生于布拉格，由于父亲是土木工程师，哈维尔在1951年完成义务教育后便因“阶级出身”及“政治背景”的理由，而无法进入高等教育学校；于是哈维尔便一边担任学徒与实验员，一边就读于夜间文化学校，才在1955年通过政治考核。之后哈维尔申请就读人文学科，但屡次被拒绝，最后就读于捷克工业高等学校经济科。而哈维尔就读戏剧学校的申请也不断被拒绝，一直到1967年才完成戏剧学校的校外课程。

哈维尔自1955年便开始写作有关文学与剧作的文章，1959年开始在布拉格的ABC剧团做后台工作，1960年开始写作剧作。1963年，哈维尔第一个剧作《游园会》在纳扎布兰德剧院首演，而哈维尔也屡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有关政府所控制的作家协会与言论管制。1967年哈维尔与伊万•克里玛、巴韦尔•科胡特和鲁德维克•瓦楚里克被从作家协会的候补中央委员中除名，之后哈维尔等五十八人筹组独立作家团，哈维尔任独立作家团主席。

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哈维尔不但发表文章要求两党制的政治，更要求筹组社会民主党；在1968年8月21日苏联派兵占领布拉格时，哈维尔加入自由捷克电台，每天都对现状作出评论。布拉格之春后，哈维尔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开批判，作品也从图书馆消失，家中也被安装窃听器，并且被送往酿酒厂工作。但是哈维尔仍然持续写作并公开要求特赦持不同政见者，并且与其他作家与异议人士发表七七宪章，要求捷克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宣言的人权条款。1977年哈维尔被传讯，同年10月以“危害共和国利益”为名判处十四个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维尔更被以“颠覆共和国”名义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引发国际社会的注意，欧洲议会更要求捷克政府释放包括哈维尔在内的异议人士。在此期间，哈维尔的著作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许多年轻人读过哈维尔的著作。

1983年哈维尔因肺病出狱，其他的刑期被以“纪念解放四十周年”为由被政府赦免。哈维尔出狱后继续担任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并且不断发表剧作与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1988年8月哈维尔发表《公民自由权运动宣言》，在1989年12月2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出狱近42天的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1992年由于斯洛伐克独立，哈维尔辞去联邦总统一职；1993年哈维尔出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并且于1998年连任。

哈维尔代表性的著作包括《无权者的权力》、《狱中书简》、《给胡萨克的公开信》、《论《七•七宪章》的意义》、《给奥尔嘉的信》、《故事与极权主义》、《第二口气》、《政治与良心》、《哈维尔自传》、《反符码》、《乞丐的歌舞剧》、《车间主任》等。

笔者阅读过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德文一书，哈维尔反复使用水果店经理的例子来说明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生活在谎言中的。这位水果店经理在其橱窗上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哈维尔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谎言生活。因为，在哈维尔看来，水果店经理从来不去思考他贴在橱窗上的标语，这些标语也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和他们每天买进卖出的生活丝毫不相关，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标语混于洋葱和胡萝卜之间呢？哈维尔的回答是：“很简单因为许多年都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做，这是必须采取的方式。如果他想拒绝，这可能带来政治麻烦，他可能因为没有照规定布置橱窗而受到责备，甚至指控他不忠诚。他做这件事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生存他就必须做。”

天鹅绒革命为什么能成功? 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与柔滑。虽然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运动，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中受到苏联的镇压，但是，国内对共产党统治不满的知识分子仍然以地下方式活动，并且于1977年提出要求政府遵守赫尔辛基协议中人权条款的七七宪章。

七七宪章（Charta 77），为捷克斯洛伐克反体制运动的象征性文件，在1977年公布。发起人包括瓦茨拉夫·哈维尔、雅恩·帕托什卡、伊希·哈耶克、巴韦尔·兰道夫斯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瓦茨拉夫·本达和德维克·瓦楚里克等人。七七宪章主要内容是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遵守1975年《赫尔辛基协约》中的人权条款、公民权和人权尊严，“促进每个捷克洛伐克公民作为自由人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的实现”。

七七宪章运动的号召力，表现在公众对保障人权的赞同以及对“地下文化”活动的积极参加上。为保障人权，七七宪章运动不断发布文件，批评现体制下的各种经济、文化、社会政策，这些文件作为地下出版物出版，影响广泛。宪章运动提倡“人权”、“公民自由”等观念，与社会上宗教信仰者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吻合，吸引了宗教信仰者群体的支持和积极参加，与人类的天性相吻合，吸引了许多公民参加。七七宪章的主要成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地下文化”活动对公众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从举办“地下大学”开始，“地下文化”活动逐渐扩展到其他方面，如地下出版活动。他们出版的小说、戏剧、诗歌、评论，受到了公众的广泛欢迎。宪章运动者还支持年轻人独立的文化生活，如流行音乐，这对年轻一代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七宪章”运动的主要成员哈维尔、詹·帕托斯卡、瓦茨拉夫·本达等，都是国内外著名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本达的《平行政体》等，在国内外都有广泛影响。持不同政见者活动已经在政府所掌控的社会之外形成了一个“第二体制”或者“平行体制”。1970-1980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管辖范围之外，还存在着潜在的各种群体或公民力量，他们不赞同官方的价值观，不参与官方的活动。这些人游离于共产党政治宣传控制之外，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人人“过自己的生活”。“地下出版物”、“地下大学”、“地下教堂”等都是当时状况的反映。

方励之是西方民主框架的搬运者，可惜在搬运过程没有认识到天赋人权，丢失了人权根基。1994年方励之先生到慕尼黑，当时全球媒体都为柴玲轰动，因为她“期待别人流血，而并没有真正打算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她说：“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我问方先生的看法，方先生间接为柴玲辩护：“责任毕竟在政府，总不能说，杀人者有理。” 当时我听到此话后，为方先生感到十分难过，在这个时候还如此“你我”如此“黑白”。哎，可怜的方励之，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样每个人都有权利面对自己肉体的死亡。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条生命都必须得到体恤。

如此“你我”如此“黑白”的民运领袖方励之对我表示不理解，我可以理解方先生的不理解。

方励之（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生于北京，籍贯浙江杭州，美籍华人，天体物理学家，离开中国前，曾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被打成“内定右派”，开除党籍。1984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曾参与创建了国内高校首个天体物理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1987年1月因八六学潮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职务。1989年六四事件后因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在1980-90年代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异见人士，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寻求庇护，并在次年离开中国。后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任职天体物理学教授，2012年4月6日早上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寓所逝世。

方励之的学运民运纲领只有民主口号没有人权根基。198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励之在浙江大学谈民主的演讲传到外地高校。1986年9月，方励之谈到中国科大的办学思想时说：“大学的环境应当充满科学、民主、创造和独立的精神。”11月18日，方励之应邀出席同济大学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举办的“同济大学文化潮”活动，近万人出席。方励之在演讲中表示：他“恨透了（解放以来）三十年这种东西，三十年没干多少好事情”；“中国现在没有一样不落后”；“我们这三十年干的事情，我觉得从社会主义体系来看，是失败的。从马克思、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这种正统的社会主义到现在我们做的这种结果，实际上是失败的。”

方励之曾经力图在中国科技大学搞民主办学，主张“大学是独立于政府的”。方励之提出的民主办学的八字方针，即“科学、民主、创造、独立”，意思是大学要独立于政府之外，大学培养什么样的人完全由学校决定。

198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1月13日《安徽日报》在第一版上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班子发表题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大措施》的社论，并由人民日报转载，社论指出：“方励之身为共产党员，利用他的工作之便和地位、名望，到处游说，发表了一系列错误言论和文章，肆意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他丑化党的领导和党的干部，狂妄地提出要改造党、改变党的颜色；他否定几十年来我们党的事业，诬蔑和歪曲社会主义制度，鼓吹‘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挑拨党同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关系，煽动学生闹事；他还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等等。很明显，方励之的矛头所向，是直指四项基本原则的。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宣扬“全盘西化”，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官方媒体大大地拔高了方励之，其实到死为止他还没有明白“西化”到底是什么，至少不懂人权的根基。

1988年秋起，方励之开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也受到当时北京学生的认同。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该年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等。1989年2月，方励之撰写了《中国的希望和失望》，并由王丹、沈彤等以大字报形式在北大张贴。

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与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妻子支持学生诉求，六四事件翌日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华大使馆，6月12日起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理由指他们夫妇煽动王丹等学运学生“搞动乱”）。6月12日人民日报以一个中年知识分子的名义刊文：“这次反革命暴乱，方励之是主要煽动者之一。方励之伙同极少数人，拿一些学生（学生中的歹徒除外）做人质，做政治赌注，制造动乱，煽动暴乱，妄图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你失败了，因为违背人民的意愿，低估了人民的力量。你溜了，溜到外国大使馆去了。” 次日，人民日报称：“方励之、李淑娴是在最近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进行大肆煽动和幕后策划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