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天立Georg Emil Autenrieth, 1900-1983

Missionar, Professor an der Sun-Yat-Sen-Universität in China, zuletzt Pfarrer in Kirchheim/Teck

歷史就此風過無痕?

國內一位朋友來信:

我目前在搜集一段歷史的資料。十九世紀中到二十世紀中，有近兩百個德國、瑞士的傳教士曾在廣東和客家地區工作過近一個世紀，他們同時還開辦醫院、學校等。梅縣樂育中學就是他們在1902年開辦的學校之一，此校以德語為第一外語。

1937-1947,有一個德國人豪天立（Autenrieth)任德語教師，我在他的學生名冊上，發現黃永繁教授的名字。

我月前訪問上屆樂育中學校友會會長，華工的一個退休教授，她向我介紹說到黃永繁，但聯繫後，發現他和夫人均先後去世幾年。我採訪過若干位豪天立先生的學生，他們年事已高並多從事醫療工作。所以我很想知道黃永繁更多的故事，特別是早年在樂育中學和他在中大教德語的故事。

我在網上試搜尋他的資料，唯一發現的就是你回憶中山大學生活中提到這位老師，雖然只有幾句，但極傳神。進而我發現了你的專欄，所以我通過中大校友尋找你的聯繫方式。很好，世界不大，所以就有了這個郵件。

所有的當事人，如豪天立先生已在1983年去世，傳教士們在梅縣出生的幾百個孩子，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返回德國，也多已八九十歲了。歷史大約就此風過無痕了。所以我打算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事實上，沒有幾個人知道，或關心這段歷史）。

如果你方便，不知可否就你知道的黃永繁，他在樂育中學，如何走到中大，在你的記憶中的老師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等，告訴我一點如煙往事？

樂育中學

梅縣樂育中學（現在叫梅州市樂育中學）從1902年以來，前十任校長均為德國人或瑞士人，因以德語為第一外語（全國僅四間中學，包括同濟大學附中），任教教師包括黃永繁的老師豪天立在內，多為德國人，培養了不少德語為基礎的優秀人才。

這些傳教士由瑞士的Basel Mission派出，這背後是一個大故事。

樂育中學是一所走出五位院土、48位留德博士的百年老校。 “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 這所百年老校經風雨、歷煙雲，弦歌不輟、薪火相傳，時至今日，育人旗幟高舉，文韻日益昌榮。

豪天立（Georg Emil Autenrieth）

豪俊和1936年在蒂賓根出生，但他的少年時期幾乎都在廣東梅州的客家山區度過。他只有10個月大的時候，1936年，其父母就帶着他，萬里迢迢，來到中國粵東的一個叫“嘉應”（現為梅州）的地方。直到1947年，11歲時他才離開梅州回到德國。

豪俊和的父親豪天立（Georg Emil Autenrieth）是一名牧師，豪俊和說，他父親豪天立這個中文名，其實就是他的德文姓的音譯。豪天立畢業於瑞士巴色會神學院，1926年，他受瑞士巴塞爾差傳會（Die Basler Mission)派遣，第一次到中國的時候，只是一個26歲的青年牧師。

在粵東梅州，豪天立同時在當地的樂育中學（還有中山大學分校）教授德語和英語。他在那裡深入學習中國文化，能夠與最普通的民眾和學生用客家話交流。現在梅州樂育中學的校史室里，還有他任教的記錄和照片。

豪天立直到1947才離開中國返回德國，在中國前後整整生活了21年。他在梅州樂育中學教過的客家子弟，有不少成為博士、教授，有些後來甚至成為國家的部長和工程院院士。

實際上，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先後有一百多位德國人和瑞士人曾在梅州一帶的客家山區工作和生活過，他們是牧師、老師、醫生、護士和福利院的工作人員。除了教會之外，他們還辦起了學校、醫院和福利院。

在廣東省的梅州市，我們意外地發現，建於1902年的梅州樂育中學的前七任校長，建於1896年的德濟醫院（今梅州市人民醫院）的前十任院長，都是德國人和瑞士人。這是一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不是在那些繁華都市，沿海口岸，而是在比較貧窮和落後的嘉應（梅州），客家山區的學校和醫院，無疑是中國最早和西方現代教育和醫療體系接軌的地方之一。古老的嘉應州，曾經有過如此深入的中西文明與文化的交流，這令我們頗感驚訝。

這些德國人和瑞士人在那裡工作和生活，有些長達幾十年之久，他們的孩子，在客家山區出生，喝客家山區的水長大。他們是來自於歐洲的“客家人”，客家話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們的第二“母語”。豪俊和就是這些孩子中的一個。他兄弟姐妹六人，除了他在德國出生外，其他都在中國出生，他們一家在梅州地區五華的梅林、興寧的坪塘和梅縣都生活過。

也許是受少年生活經歷影響以及對中國的熱愛，1965-1967年，豪俊和再次返回中國，在香港學習客家話和粵語。所以，我們今天在德國見到的豪先生，能講一口地道的客家話，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1984年11月，廣東省梅州市樂育中學校友會發出榮譽聘書，推選豪天立為校友會的名譽會長。可惜的是，這是一份遲到的聘書，豪天立先生已於1983年去世，並長眠於他出生，並且從這裡遠赴中國的德國小城魏爾海姆。

在魏爾海姆的一個墓園，豪先生帶我們去看他父親的墓。在一棵墨綠色的柏樹旁邊，立着一個與眾不同的由中文書寫的墓碑。

墓碑上留下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就是生命。

黃永繁

在中山大學讀書的時候，二年級有一次要下課之前，時任德國語言教研室主任的章鵬高老師讓我們留下，章老師給我們介紹了黃永繁老師，說三年級開始黃老師教我們德國文學史。後來我知道，章鵬高、黃永繁都是南京大學德語專業畢業，他們都曾經是張威廉（1902－2004）的學生。我還了解到，黃永繁在南京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寫了一篇評論，發表在當時的文匯報副刊。他評論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長篇小說《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 ，小說有一個副標題:《一個暴君的末日》(Das Ende eines Tyrannen)。小說反映十九世紀末德國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虛偽和墮落，他們為了鞏固軍國主義統治，採用專制高壓手段，對青年一代進行奴化教育。垃圾教授對待學生猶如一個“暴君” ，瘋狂一時的垃圾教授是短命的。 

也許是那篇文章的關係，黃永繁大學還沒有畢業就被打成“右派”，一直到1980年才被摘下“右派”帽子。他從哪個“牛棚”里出來，我並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地記得，在教授德國文學史時，有一天講到亨利希·曼，黃永繁心情很激動，他說研究問題時，一定要閱讀原著，不要看那些解釋性的文章。看看亨利希·曼的原著是怎麼寫的，看了才會有自己的理解。如果先看別人的解釋，而不是看原著的話，就容易受到別人解釋的影響，反而限制了自己的看法。

在中大讀書時我就知道，黃永繁參與翻譯Alfred Kosing的《馬克思哲學詞典》(Marxist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並校對了黃敬甫(也是我的德文老師)翻譯的《羅莎·盧森堡全集》。

黃永繁的太太在暨南大學當老師，他們家住暨南大學蘇州苑15-505。1983年畢業時我和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妻子張申華(也是黃永繁的學生)去暨大探望他，黃老親自出來開門，告別時他把我們送到暨南大學門口，他說：“盛友，我很喜歡你這個樣子，希望你今後繼續保持你自己的這個樣子。”我目送他回去，望着他的背影，心中甚慰，又敬仰，又溫暖。

1988年我坐火車來德國巴伐利亞自費留學，此前我去看望黃永繁老師，彼此對話，記憶猶新。

   我：“我們這代人在文革中長大，離開書本離開知識實在太遠了，我只想讀書！”

   他：“文化大革命只是耽誤你們這一代人，其實毀害人最深最久的是《進化論》。”

告別前我問他除了讀弗朗茨·卡夫卡外，還應該讀哪些書。他推薦我認真閱讀漢娜·阿倫特和卡爾·雅斯貝爾斯。帶着這些細節，我坐火車經過蒙古、蘇聯、波蘭、民主德國到達班貝格。

第二年我兒子謝於驊出生，他來信恭賀我弄璋之喜，讚揚我的邊讀邊工邊養的“三邊政策。”聖馬丁教堂的牧師親自上門輔導，希望我兒子接納天主教受洗，我回信問他如何決定。黃老師立刻回答：“那是上帝的恩典，不可拒絕。”我很感恩，兒子一路走來，都得到神的守護，成為一名物理學家一個優秀的父親，這與兒子在教堂的成長有密切關係。

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柏林牆被推倒，此後兩德簽署政治和約，1990年德國重新統一。柏林牆倒塌的第二天我跟黃老師打電話，他激動地說：“Ein Deutschland zwei Staaten一個德國兩個國家或者一個國家兩個政府能夠實在地解決民族尊嚴問題。” 1994年我以《中國人的代價》一文榮獲台灣中央日報首獎，剪報郵寄給黃老師，他為我感到自豪之外，更欣賞的是兩個德國的基礎條約。我的法學博士論文就是研究基本條約。兩德於1972年簽署基本條約 （Grundlagenvertrag），做成3項原則：1、統一是兩個德國的歷史使命；2、東西德彼此不是外國；3、基本條約是政治及歷史行為，完成之後就要透過法律行為來完成。柏林牆倒塌了，國家為什麼沒有破碎？因為德國有牢固的國家棟梁和牢固的國家架構，還有全體德意志人民用血肉支撐着這個架構。共同的血肉感情基礎支撐着一個牢固的構架，這個構架在德國就是“一個德國”。 

他生前我最後的一次電話，基本內容是，我告訴黃永繁老師我將永久居留德國，準備入黨參與從政。他十分表示支持，說：“基督徒就得有擔當，融入德國社會，不論寫書還是教書，都不如從政來得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