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犯錯，助長中共

美國前眾議院議長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自己的新書《特朗普VS中國: 正視美國最大的威脅》(Trump vs. China: Facing America's Greatest Threat)一書中告訴美國人，美國長期以來一直以為中國是一個“脆弱的、熱愛和平的、發展中國家”，但是，現在是時候放棄對中國的幻想，認清中國的本質了。他說，現代中國的本質是極權的共產獨裁國家，來自極權中國的威脅關繫到美國的生死存亡。

美中之爭本質上是民主與專制的對決，這一關係決定雙方貿易不可能存在公平性。造成不公平原因有兩方面：一是貿易主體不對等，民主制度三權制衡和私有制決定經濟主體為獨立主體，而中國卻是黨配置一切資源，所有主體沒有獨立性而是黨的工具，所以美中貿易本質上是不對等主體的關係。二是貿易環境不對等，除主體不對等外，關稅、法律、新聞、信息、互聯網等貿易環境全域不對等。這種不對等是制度產物，屬不可調和關係，解決這種不對等冷戰是唯一選項，冷戰可以使中共的市場優勢歸零並掐正中國模式扼殺創新的死穴，是美國不戰而勝的上策，更是美中關係的終結。

金里奇說，中國是帶有中國特色的列寧式的極權主義國家，而正是這種極權主義，未來對美國人相信的自由和法治構成致命威脅。特朗普與習近平都為自己的國家勾勒了未來。特朗普是讓美國更加偉大，而習近平是“中國夢”，實現中國的偉大復興。金里奇說，在特朗普的願景里，無論是“美國第一”還是“讓美國更加偉大”，美國民眾是被放在第一位的，而在習近平的願景里，社會主義體制是超越中國民眾，民眾必須依賴和追隨這個體制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

他說，這兩個願景是互相排斥的，如果一個願景成功，另一個願景就會失敗。美中之間的競爭將決定哪個願景最終會勝出，哪個會失敗。

他說，美國人所珍視的利益、國家安全和價值觀 和美國人習慣的自由世界正受到中國共產黨及其總書記習近平的威脅，而且習近平的願景並不是不可以實現的。金里奇說，中國“想成為主導世界的大國，而美國擋住了中國的去路”。

金里奇把來自極權中國的威脅與美國在獨立戰爭、內戰、二戰以及冷戰時期遭遇的威脅並列，稱與中國的競爭是對美國的第五次生存威脅。

他說，所幸的事，美國有了特朗普總統。特朗普是近年來第一個意識到中國及其共產黨領導層對美國構成威脅的總統，並對中國採取強硬應對措施的總統。金里奇一直是特朗普總統的堅定支持者。金里奇特別強調，這不是有關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的競爭， 這是一場政治體系的競爭。

1949年，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面臨着越來越大的做出軍事回應的壓力，在歐洲，馬歇爾計劃和北約(NATO)讓美國顯出堅決反對蘇聯、站在民主陣營中的姿態。但在亞洲，艾奇遜表示，“現在顯然是共產黨占據了優勢”。他拒絕按照在中國傳過教的明尼蘇達州共和黨議員周以德(Walter Judd)的要求行事。周以德堅稱，鑑於亞洲將發生“影響未來一千年的大事”，美國應該對抗毛澤東，就像此前在歐洲對抗斯大林一樣。“我永遠也無法理解，我們為何無法拿出一項能同時在兩大洋行得通的政策，”他抱怨道，尤其是在那些“信奉真正自由”的中國人面對“災難”之際。

隨着中國落入共產黨手中，艾奇遜擔心杜魯門的威爾遜理想主義或許會推動其更積極地反對共產主義的“虛假哲學”。事實上，即使凱南宣稱美國“尚未真正做好帶領世界走向救贖的準備”，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一黨制也有着與美國完全相悖的價值觀，因此華盛頓的一些機構已着手開展針對毛澤東的秘密行動了。美國很快就採取了一種對沖策略，聲稱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杜魯門往中國方向第一次擲出迴旋鏢。

蔣夫人是虔誠的基督徒和個人自由的信奉者。當艾奇遜發布被他稱作“大炮仗”的中美關係白皮書時，她非常震驚。白皮書稱，“國民黨軍隊本來不一定戰敗，他們是自行瓦解的”；“這一無可避免的悲哀事實，是不受美國政府掌控的中國內戰的險惡結果。”《紐約時報》的一篇關於白皮書的文章，標題這樣的：“美國把所有責任都推給蔣介石政權。”

蔣夫人認為，艾奇遜的態度意味着美國不僅背叛了一個忠實的盟友，還背叛了其自身關於自由和民主的崇高價值觀。她憤怒地離開位於里弗代爾區的寓所，返回台灣，並聲討在她看來出賣了“自由中國”的那些“道德弱者”。

1949年是很多斷層帶開始出現的一年。美國內部的一個斷層，存在於支持消極遏制中共的人和尋求積極回擊的人之間。這種分歧，為今天依然存在的結交派和對抗派之間的矛盾奠定了基礎。而珀雷諾這本書的結尾讀起來頗似一句墓志銘：“1949年的爭吵以它們自己的方式延續至今。”

此後美國總統們繼續擲出迴旋鏢。

1971年7月15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博士已經對北京進行了一次秘密訪問，而他本人已經受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1972年2月，尼克松總統訪問北京、杭州以及上海，會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並簽署了《上海公報》。在公報中，兩國承諾會為外交關係的完全正常化努力。1978年，卡特總統在未徵詢國會或要求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由在台北市的美國大使安克志通知總統蔣經國。由於此舉並不符合傳統外交慣例，前外交部長錢復曾批評說這是無禮之舉。而同一時間美國國會也以壓倒性多數通過訂立《台灣關係法》，規定假使台灣安全遭受威脅，美國有義務協助台灣自我防衛，卡特也在稍後簽署該法案。1979年1月1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結束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官方關係，美國與中華民國之外交工作轉由新設立的美國在台協會負責。

1979年1月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美，開啟了兩國之間一連串重要、高級別的交流。美國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

2001年12月11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15年的談判正式加入世貿組織。當時，歐盟和美國一樣希望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一方面出於政治考慮，希望將中國的崛起納入世界經濟體制，以便多少掌控來自中國的變數。另一方面是經濟因素，西方當然不能拒絕增長速度長居世界之首市場的誘惑，能夠在那裡分得杯羹是眾心所向。

由於尼克松、基辛格和卡特及老布什、克林頓等對中共政策犯下的嚴重錯誤，助長了中共對人類的威脅比納粹和蘇聯還要嚴重的多。地球有史以來沒有比中共對人類危害更嚴重的集團及中共的邪惡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