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危機,歐洲從中國找到藥方？

《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2020年10月31日發表文章“拿中國當榜樣？”（Vorbild China?）寫道，中國順利度過了疫情，經濟也迅速復甦，西方國家開始考慮是否拿中國當榜樣。 “雖然疫情率先在中國爆發,而且美國總統對中國下達了各種制裁，但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仍比去年同比增長4.9%。西方的情況則完全不同：美國的GDP與去年第三季度相比下滑2.9%，德國甚至下降4.1%。當德國與歐洲啟動第二波封鎖時，中國的疫情似乎已基本獲得控制，人們在酒吧里歡慶，可以上博物館、出門旅遊、參加音樂會。”

“這樣的成功具有吸引力，就連熱愛自由和個人主義的德國人有時也會羨慕中國的道路。但請注意：中國政府將數百萬人被關押在生活條件艱苦的再教育營中，幾乎所有言論都遭到監控，甚至指示大幅改寫聖經里的幾個段落，讓耶穌基督支持死刑判決。這些情況有時候被嚴重忽略。”

作者引述法國知名思想家、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寫道：“世界是個奇怪的劇院。有時候最糟糕的劇目會獲得最大的成功。”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是法國思想家、政治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外交家，法蘭西學術院院士，法國第二共和時期的外交部長、眾議院議員。以《論美國的民主》和《舊制度與大革命》等著作聞名於世。

托克維爾發現，行政集權在中華帝國根深蒂固，而這正是這個帝國長期陷入停滯的根源所在：“在我看來，中國是通過非常集權的行政為其統治下的人民提供社會福利的最為典型的代表。從旅行家們那裡我們得知：中國人有安寧而無幸福，有百業而無進步，有穩勁而無創勁，有社會秩序而無公共的品德。在中國人那裡，社會總是運轉良好，但決不是甚好。我認為，中國一旦對歐洲人開放，歐洲人就會從那裡發現世界上現存的最為完美的行政集權的典範。”

1839年底，中華帝國與英帝國發生軍事衝突，英帝國隨即派遣遠征軍，力圖以武力打開對華貿易通道，占領軍事要衝，勒索賠款。在得知英國正在派遣軍隊遠征中國的消息後，托克維爾在給友人的信里這樣寫道：

如果我是英國人，當我看到正在開始的對中國的遠征時，我無法不感到焦慮。作為一個善意但公正的觀察者，當我想到一支歐洲軍隊入侵天朝帝國時只會感到高興。歐洲的活躍終於和中國的停滯交鋒了!這是個重大事件，特別是當人們考慮到它只是許多同樣性質的事件的延續，是它們中間的最後一個時——所有這些事件都推動歐洲人離開家園、不斷將所有其他種族納入他們的帝國，或置於他們的控制之下。

有關中華帝國這一令人費解的停滯狀態，托克維爾指出，300年前，歐洲人初到中國，他們驚訝地發現，中國的所有工藝均已相當完善。但至此便停滯不前。後來，他們發現中國人的某些高級知識業已失傳。這個國家注重實業;大部分科學方法得到保留;但科學本身已經不復存在。因此，歐洲人發現，“這個民族的精神已陷入一種特有的停滯狀態。”中國人對祖先亦步亦趨，而將那些曾經引導他們祖先前進的原理拋諸腦後。他們沿襲祖傳的成法，而對其意義不甚了了;他們沿用過去的生產工具，而不思改進。因此，中國人墨守陳規。這就使他們不再進步。他們必然對祖先亦步亦趨，以免偏離祖先所劃定的軌道，使自己陷入不可預測的境地。人類知識的源泉幾近枯竭;儘管河水依然流動，但已不能捲起波瀾或改變河道。在生產工藝方面，中國人注重的是實用技藝，缺少對實踐背後高級理論的提煉，“高級知識”即原理科學始終無法得到實質性的提升，沒有原理科學的新發現，也就無從產生新的科學方法，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實踐也就只能不斷重複以往的“祖傳秘方”。

托克維爾對中國的上述觀察，顯然受到18世紀法國來華耶穌會士相關著述的啟發。其中一部重要文獻即入華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5)編輯的《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該書在相當長時間裡成為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知識界了解中國的權威讀本，書中收錄了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1665-1741)神父在1730年8月11日從北京寫給法國科學院院長德·梅朗(Dortous de Mairan，1678-1771)的一封信，其中在談到中國在高級科學即思辨科學方面的睏乏時，指出：“中國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稱之為思辨科學方面要遠遠低於我們。”這種才智儘管使中國人善於施政，要求民眾樂天知命，對統治者馴順服從，但卻使中國人喪失了“精明的洞察力”，後者正是好奇心的源泉，而科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這種好奇心。“中國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藝術和科學方面最為天生不幸的人，他們既無力於改進已有的科學技術，又不善於對它們進行創新。……中國人自很久以來就專心於研究人們稱之為思辨科學的內容，卻不存在一個能對之略作深化的人。”巴多明神父認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循，科學發現得不到鼓勵;二是在中華帝國內部和外部都沒有刺激和維護競爭的任何機制，例如天文學研究無法成為通向財富與榮譽的道路，作為帝國官僚系統的人才吸納機制，科舉制度將社會的主要注意力導向仕途，而進入仕途的“敲門磚”便是研究經書、史書、法律和倫理經典。社會的創造力就這樣在無形之中遭到扼殺。(《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啟蒙大哲伏爾泰(1694-1778)也為此深感困惑，中國人擁有他們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然而“奇怪的是，這個有發明力的民族在幾何學方面從沒有超出基本知識的範圍。……人們要問，既然在如此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便已如此先進，為什麼他們又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為什麼在中國，天文學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卻又如此有限;……這些與我們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賦予他們的器官可以輕而易舉地發現他們所需的一切，卻無法有所前進。……中國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東西是道德和法律。兒女孝敬父親是國家的基礎。在中國，父權從來沒有削弱。兒子要取得所有親屬、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親。一省一縣的文官被稱為父母官，而帝王則是一國的君父。這種思想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把這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組成一個大家庭。”

即便在高級科學方面全面落伍，中華帝國君主專制制度卻表現出高度的穩定性。在國家治理方面，中國的社會理想、倫理組織、政治制度一度成為18世紀歐洲尤其是法國知識界極力推崇的典範。在這一方面，德國大哲萊布尼茲(1646-1716)首當其衝，正是在他的極力說服下，法國政府取代葡萄牙成為歐洲在華耶穌會傳教活動的主要贊助者和保護人。1697年，萊布尼茲用拉丁文編輯出版《中國近事：為了照亮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他指出，雖然在邏輯學、形而上學、數學等方面，歐洲人比中國人更勝一籌，但“中國人比我們這個自以為在各方面都有教養的民族過着更具有道德的公民生活……如果說我們在手工技能上與他們不分上下、在理論科學方面超過他們的話，那麼，在實踐哲學方面，即在人類生活及日常風俗的倫理道德和政治學說方面，我不得不汗顏地承認他們遠勝於我們。”。該書1699年再版之際，萊布尼茲還特地收入了法國入華傳教士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撰寫的《中國現任皇帝傳》，該傳記是作者打算呈獻給法王路易十四的，在這部傳記中，作者對康熙皇帝譽美有加，稱他為“統治天下的帝王之中最為聖明的君主之一”。萊布尼茲關於中國的認識，對18世紀流行歐洲知識界的所謂“全盤華化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諸如法國的重農學派、百科全書派，都試圖在中華帝國的文物制度中尋找解救近代歐洲面臨危機的靈感和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