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威權主義

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眼中，自由的倫理理性化推動了以“紀律化”（Disziplinisierung）為表徵的“入世禁慾”的日常生活行為的條理化 (Methodisierung)，亦即為“除魅的世界秩序圖景”建造一套發達的形式技術，從而促進了社會理性化的發展，並具有實質理性性質。就是說，紀律一方面構成了社會理性化的技術基礎，另一方面，它又成為個人對自身生活進行全面組織和安排的技術；它是社會理性化與自由的倫理理性化之間的銜接點。然而在現代社會理論中，民主與法治結合起來的立法理性（形式理性）一直發揮着壓制性的影響。

威權主義或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是一種政體或意識形態。奉行該主義的人認為政府應要求民眾絕對服從其權威，並限制個人的思想跟言論和行為自由，將權力集中於單一領袖或一小團體，即權威。美國政治學家黎安友指出：由於合法性薄弱，對強制性的過度依賴，決策的過分集中以及個人權力凌駕於制度規範之上，威權主義制度固有地脆弱。政治學家西奧多·韋斯特爾認為，由於對民眾或精英要求的反應不足，威權主義的政治體系可能會削弱，而威權主義傾向於通過施加更嚴格的控制而非適應來應對挑戰，這可能會損害合法性並使其瓦解。

新加坡作為威權憲政主義國家的例子，常與混合政體聯繫起來。新加坡有民主選舉，反對派可以參與選舉，但反對派無法達致政權更替，傳媒宣傳受到限制，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亦通過不公平的選舉制度打擊反對派。

韋伯依據大量史料，把權威歸納為三種類型，即傳統型權威、超凡魅力型權威和理性型權威(法理型權威) 。

　　1、所謂傳統型權威，是指建立在古老傳統和慣例的神聖性之上的權威，比如通過王位繼承獲得的權威和服從等等按照韋伯的觀點中國古代的帝權和宗族長老的權威都是傳統型權威的不同形式。

　　2、所謂超凡魅力型權威，是指某個個人憑藉超人的才能、傑出的品格、英雄主義及其創立的典範、信仰而擁有的權威。革命年代產生的領袖、偉人獲得的追隨和服從是超凡魅力型權威的典型表現。

　　3、所謂理性型權威(法理型權威) ，是指建立在對理性、法律及官僚體制和法定授權的信任、服從之上的權威。這種權威的產生不是基於對個人的忠誠，而是依賴非人格的組織機構和制度規範。

中國版本的威權主義與眾不同。幾十年來，隨着其他專制政權或垮台、或變質，中國的威權主義政權保持了強大，甚至繁榮。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果斷地壓制異議，鎮壓潛在的挑戰。但有人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繼續存在下去，是因為它建立了異常強大的制度，受到嚴格的規則和規範的約束。其中最重要的是集體領導(靠共識統治)。

權威的合法性從何而來? 政治學家布魯斯·吉雷 (Bruce Gilley) 2005年絞盡腦汁地思考一個對任何政府來說都是最重要的問題：國內的公民是否認為政府是合法的？他把這個問題轉化為一個數字評分，評分通過對國內公民行為表現的複雜觀察來確定。他的研究發現，中國享有比許多民主國家更高的合法性，而且除了阿塞拜疆之外，中國比所有其他非民主國家有更高的合法性。他把中國政府的合法性歸功於經濟增長、民族主義情緒和集體領導。

但吉雷在2012年再次研究他的這些指標時發現，中國的評分已經陡然下降。他的數據揭示，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對中國制度不利的力量已初顯鋒芒。一個被稱為“現代化理論”的學說認為，一旦公民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他們就會要求諸如公開問責、言論自由，以及在政府中發揮作用等東西。不能滿足這些要求的權威國家，要麼向民主過渡，要麼在動盪中崩潰。

中國正在提倡“意識形態和集體的社會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把政府與中國文化等同起來。愛國歌曲和學校教科書不斷湧現。中國正在嘗試一種威權主義形式，如果成功的話，它可能會縮小國內公民需求與政府所能提供的東西之間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

威權政府是不可問責的。但在中國的一些城鎮和小城市，有限的、可控的公眾參與渠道正在開放。例如，一個名為“市長郵箱”的項目允許公民提要求或進行投訴，並獎勵遵守規定的官員。一項研究發現，市長信箱極大改善了政府的治理水平和公民的幸福感。沒人會說這些城鎮有民主；但這足以讓一些人有民主的感覺，使他們滿足。

北京希望，大多數中國人會接受威權主義統治，如果政府能至少提供一些民主制度所承諾的好處：適度的好政府，反應還算積極的官員，以及在明確限制範圍內的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