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与汉娜·阿伦特 ：什么是自由？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现代学者、知识分子。出身望族，曾留学英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曾因被控泄漏了军事机密而导致杂志被查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响应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表了《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即“党天下”）一文。毛泽东对此不满发文反驳，并迅速发起了反右运动。储安平被作为右派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储安平遭受迫害而失踪，后被宣布死亡。1978年后，55万右派被平反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是美籍犹太裔女性政治学家，原籍德国，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惟她本人始终拒绝这一标签，理由是“哲学关心的是单个的人”，而她的著作集中关注“生长繁衍于大地之上的人类，而非个人”，因此应该被视为政治学家。她的著作探讨了从极权主义到知识论等议题，且涉及权力的本质和政治、直接民主、权威等主题，对政治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身为一名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在1933年纳粹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时流亡海外，曾于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及法国短暂居留，1937年被剥夺德国公民身份，之后在1941年经葡萄牙逃往美国，并于1950年成为美国公民。

自由是一个多少和有无的问题

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泽东提出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泽东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泽东还在交谈中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以上这些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认识，1944年7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其中说：“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3页）所有这些言论无须细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乃至全党，那时谈民主自由是与国际接轨的，是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谈的。正是这些思想和主张赢得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帮助共产党打下了江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没有颁布一部新闻法，陈云说出了原因：“国民党统治时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储安平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

1948年年末，国民党军队在与共产党军队作战时结结失利，中国的政治格局即将发生变化。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都面临着选择，是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选择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选择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则留在了中国大陆。储安平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他最后是留在了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实际上他对共产党的某些理念是不赞同的，在《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文中他写道：

 “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爲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爲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爲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自言论之自由，又爲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爲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産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 第25、26页）

储安平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同上，35页）

　　 自由是政治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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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自由？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像开启了一场无望的探寻。这一问题似乎包含着许多古老的矛盾和悖论，使我们的理智陷入逻辑上不可能的两难困境，无论我们抓住两难困境的哪一头，都无法想象自由或它的对立面，就像无法想象一个“圆的方”一样。这种困难最简单地可以概括为我们的意识和日常经验之间的矛盾：意识和良知告诉我们，我们是自由的，因而是可以负责任的；但是，在外部世界的日常经验中，我们又不得不调整自己以适应因果律。在所有人类实践中，尤其是在政治事务中，我们都把人是自由的当成一条自明之理，人类共同体中的法律、决定和判断无不是建立在这种公理性的假设之上。相反，在所有科学探索和理论探讨中，我们又是从另外一个同样自明的真理出发的，即“有因必有果”，也就是说，这些活动都假定“即使是我们的生命，最终也服从于因果律”；即使我们身上真的存在一个最终的自由本我，那它也不可能明确地显现于现象世界，因而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理论探讨的主题。结果，一旦心理学深入探察那个所谓的最内在的领域，自由就变成了一种幻象，因为“在自然界中作为运动原因起作用的力，在精神领域中也有它的对应物，即作为行动原因的动机”。所谓因果律是指，在所有原因已知的前提下，结果是可以预测的。虽然这种因果律确实不能被用于人类事务领域，但现实的这种不可预测性也不能证明人类自由的存在，而只能表明我们还不能弄清楚所有起作用的原因。这一方面是由涉及的因素的纯粹数量造成的；另一方是因为人类动机与自然界中的力是不同的，它对所有旁观者都是隐藏的，不管是周围人的探查还是当事人自己的内省都无法发现它。

　　 在这些晦涩难解的问题上，康德的洞见做出了最伟大的澄清，他提出，内知觉和内在经验领域并不比我们用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那些感觉更能确证自由的存在。无论因果律是否在自然和宇宙领域起作用，它都毫无疑问是一种心灵的范畴，正是借助它，人类才得以赋予各种性质的感觉材料以秩序，从而使经验成为可能。因此，实践上的自由与理论上的不自由在它们各自的领域都是一条自明的真理，它们之间的对立不仅涉及伦理学和科学之间的分立，而且还存在于伦理学和科学开始分道扬镳的日常生活经验中。不是科学理论，而是前科学、前哲学意义上的思想本身消解了作为我们实践行为之基础的自由，使之化为乌有。当我们在人是自由的这一假定下去反观我们做出的行动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似乎受到了两类因果律的支配：一类是内在动机的因果律；另一类是统治着外部世界的因果法则。康德通过区分“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将自由从这双重因果律的夹击下解救了出来，在他看来，实践理性的核心是自由意志。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拥有自由意志的行动者虽然在实践中是无比重要的，但他却从来都不会出现在现象世界中——既不出现在我们靠五官感知的外部世界，也不出现在我们感知自我的内在领域。这种将意志命令置于理性理解对立面的解决方案堪称天才，它甚至能够建立起一种在逻辑连贯性上丝毫也不亚于自然法则的道德法则。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减少自由问题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困难，即无论是理论形式的思想还是前理论形式的思想都会使自由消失不见——且不说下面这个看起来确实有些奇怪的事实，即意志机能最为本质的活动乃是下达指示和发出命令，而恰恰是它被认为是自由的所在。

　　 这种自由难题对于政治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走进了一个“让哲学也迷失了方向的晦暗森林”，没有哪种政治理论能够对此视而不见。我试图在接下来的部分阐明，造成这种晦暗的原因是自由现象根本不会出现在思想领域中，虽然在我与自己的对话中产生了伟大的哲学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但是，不管是自由还是它的对立面都不可能在这种对话中被体验到。我们的哲学传统非但没有澄清，反而扭曲了自由的本质特征，比如，它改变了自由在人类经验中的位置，把它从最初的政治领域和一般人类事务领域转向了内在的意志领域，在那里，它只有通过自我省察才能被发现（关于这一哲学传统的起源，我们后面再谈）。作为这项考察的一个初步说明，我们首先有必要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在那些古老而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中，如存在、虚无、灵魂、时间、永恒等，自由问题是最后一个成为哲学思考主题的。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开始，直到古代最后一个哲学家普拉提诺，这期间的所有伟大哲学家都始终没有关注自由。自由在我们的哲学传统中的首次露面要归功于宗教对话的经验——首先是保罗，然后是奥古斯丁在这种经验中提出了自由问题。

　　 在政治领域中，自由一直为人所知，并且它不是作为一个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的事实而为人所知的。即使在今天，不管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当我们提到自由问题的时候，政治问题以及人是一个被赋予了行动能力的存在者这一事实就会浮现在脑海中。因为在人类的所有能力和潜能中，只有行动和政治与自由的关系最为密切，如果不存在自由或至少假定存在自由，它们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在谈论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时，都不可避免地会或明或暗地涉及人的自由问题。此外，严格说来，自由不仅像正义、权力、平等一样是政治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和现象之一，它实际上还是人们结成政治组织一起生活的根本原因，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在危机或革命时期）它才变成了政治行动的直接目标。如果没有自由，政治生活就会失去意义。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而政治领域的经验则是行动。

　　 在所有政治理论中，这种自由都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就连那些赞美专制的人(比如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它的存在；而这种自由与“内心自由”（inner freedom）是恰相对立的，后者是指一个内在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逃脱外部强制而“感觉到”自由。由于内心感觉缺少外部显现，所以从定义上看它与政治是毫不相关的。不管它有多少合理性，也不管它在古代晚期得到了多么精彩的论述，内心自由在历史上都是一种较为晚出的现象，而且它最初是由逃避世界所造成的结果，而正是在世界中，世界经验才得以转化为一个人自己的经验。内心自由的一个前提假设是，从一个不自由的世界遁入一个没有他人可以接近的内在空间，就此而言，它的经验具有一种派生性质。我们绝不能把自我用以抵御世界的内心空间当成心灵（heart）或思维（mind），因为心灵和思维只有在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存在并发挥作用。因而，古代晚期那些在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并由此失去了在世界中生活的条件的人（从古代早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们一致认为这种条件是自由的前提）不是发现了心灵或思维，而是发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绝对自由的内在空间。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历史上看，在自由问题出现于奥古斯丁的哲学中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自由观念与政治分离开来，并提出这样一种构想——即使一个人在世界中是一个奴隶，他也同样可以是自由的。爱比克泰德式的自由在于从自我的欲望中解放出来，然而从概念上看，这种自由观只不过是对古代通行的政治观念的翻转；这一整套大众哲学得以形成的政治背景是：在罗马帝国晚期，自由明显衰落了；关于这点，我们依然可以从权力、支配、财产等观念在当时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上清晰地看出来。根据古代人的理解，只有通过统治他人，一个人才能把自己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只有拥有一处住所，即在世界中拥有一个家园，一个人才能获得自由。爱比克泰德把这些在世界中形成的关系转变成一个人自我内部的关系，他由此发现，没有什么权力比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权力更加绝对；于是，在内心空间中，一个人与自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与世界中的居所相比，这一内心空间更为完整地为一个人自己所有，也就是说，它更少受外部干扰。

　　 我们在古希腊城邦的意义上使用“政治的”一词既不是随意而为，也不是穿凿附会。在所有欧洲语言中，这个词都来源于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独特组织，不只是在词源学上，也不只是在学者那里，它始终带有共同体经验的痕迹，而正是在这种共同体经验中，人们才第一次发现了政治的本质和政治领域的存在。在谈论政治及其最为内在的本质时，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古希腊罗马的经验，我们就会陷入重重困难，甚至会走向歧途；这是因为，不管是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人们都没有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重视政治活动并赋予政治领域如此之高的尊严。还有一个原因是，从政治和自由的关系来看，只有古代的政治共同体是专门为自由人而建立的，它既不考虑那些受制于人的奴隶，也不考虑那些为生命必然性所驱使的劳动者。因而，如果我们在城邦的意义上来理解政治，那么，它的目的或存在理由就是建立和维持一个空间，以使作为一种精湛技艺的自由得以展现。在政治领域中，自由是一种存在于世界中的实在，它具体体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言语中、我们能够看到的行动中、我们能够谈论的事件中；借助于记忆，这些言语、行动和事件能够转化为故事，并最终载入人类史册。在这个显现空间中发生的一切在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不管它是不是行动的直接产物。同时，在这个显现空间之外发生的一切严格说来都是非政治性的，比如，野蛮帝国的霸业不管多么煊赫都是非政治性的。

　　 从政治领域的经验中提取出自由概念的每一次尝试都会让人感到不解和诧异，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的所有理论都为一个观念所主导，即自由是意志和思想的属性，而非行动的属性。这种观念出现的原因是：一方面，在每个行动开始之前，人们都会首先运用理智进行认知，并将理智的决定交给负责执行的意志命令；另一面，或许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完美的自由与社会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只有在人类事务领域之外才可能存在彻底的自由。根据这种通行的看法，人们并不认为思想的性质决定了它比其他人类活动需要更多的自由（或许这是正确的），而是认为思想本身并不危险，因而只有行动才需要限制，正如有人所说：“没有人会认为行动应该像意见那样自由。”当然，这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虽然自由主义以自由为名，但其实它也把自由观念驱逐到了政治领域之外。根据自由主义哲学，政治必须一门心思地维持生计和保护人们的利益。现在，由于生命本身成了人们的首要关切，而生命必然性又只有在一个巨型的、不断膨胀的社会领域和经济生活领域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自现代时期肇始之时，所有的行动其实都已进入到必然性的统治之下，政治领域已为社会管理领域所吞噬。现在，似乎只有在外交事务中才有纯粹的政治，因为国际关系中的敌对和支持依然不能被简化为经济因素，不过即使是在这一领域中，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国家之间的权力问题以及合作与竞争关系归根结底也是由经济因素和利益决定的。

然而，无论各种理论和主义是怎么说的，我们都始终相信“自由是政治的存在理由”是一条自明之理；同样，不管我们看上去多么一门心思地关心生计问题，我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勇气是一种最为重要的政治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