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 东德向往自由的抗议

六月十七大街（Straße des 17. Juni）是德国首都柏林东西轴线的一部分，也是德国联邦公路B2和B5的一部分。六月十七大街西起恩斯特-罗伊特广场，横穿柏林工业大学的校园。国防运河是柏林夏洛特堡区和蒂尔加滕（德语中表“动物园”之意）区的分界线，其上的夏洛特堡大桥（Charlottenburger Brücke）也是六月十七大街的一部分，桥的西端是夏洛特堡门（Charlottenburger Tor）。六月十七大街在蒂尔加滕被胜利纪念柱截断，大街的东端直到柏林城中区（Berlin-Mitte）的三月十八日广场，与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在勃兰登堡门相接。

六月十七大街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原名夏洛特堡道（Charlottenburger Chaussee，“Chaussee”在德文中是一种有硬铺面的郊区道路），其名称起因于此大街是由当时的市区、柏林城中区，通往仍然是郊区的夏洛特堡之主要干道。二战期间称为东西轴心路（Ost-West-Achse），盟军攻克柏林后曾于此地进行胜利阅兵，战后为纪念1953年苏军镇压东柏林的示威——东德六一七事件，而在1990年德国国庆节上改名为6月17日大街。

那是一场向往自由的抗议

罢工、示威、愤怒：1953年6月17日，东德人民向社会统一党直接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但苏联坦克开进镇压了东德人民的反抗。此后，包括东西德人民在内的所有人都清醒了头脑：苏联决不容忍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出现反抗。

东德六一七事件是发生于1953年6月17日的一场东德人民示威游行活动。原本是6月16日东柏林300名建筑工人因抗议国营公司领导提高工作定额而不加薪的一次小规模的经济罢工，但是在当天工人的要求被拒绝的消息被位于西柏林的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RIAS）播报之后，罢工活动于此日发展成为一场遍及东德各大城镇的人民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参与者提出了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释放政治犯、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等政治口号。起初是东德人民警察进行镇压，后来苏联驻德国集团军出动坦克上街驱散示威群众。当局的镇压最终造成55人死亡。

为了纪念六一七事件，联邦德国在1953年将每年6月17日定为“德国统一日”，而西柏林通往柏林墙勃兰登堡门的大街被命名为“六月十七日大街”。

1952年5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拒绝了“斯大林照会”（由斯大林提出在苏联支持下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和政治中立的德国的设想）。在冷战的背景下，斯大林的建议遭到了联邦德国的强烈怀疑，同月联邦德国签署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此时苏联和东德都意识到德国将无限期分裂。在东柏林，东德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SED）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将斯大林试图实现德国统一的失败解释为“绿灯”，故继续“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那是1952年7月该党在其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方向。这一将东德苏维埃化的举措包括大幅增加分配给重工业的投资、对最后的私营工业企业征收歧视性税收、强制农业集体化和反对东德宗教活动的联合运动。

东德经济方向转变的结果是工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恶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3年上半年，这是自1947年饥饿危机以来东德人生活水平的首次明显下降趋势。随着国家补贴的削减，旅行成本上升，而许多消费性产品开始从商店货架上消失。工厂被迫限制加班：由于预算有限，工资被认为过高。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的集体化政策——东德40%的富裕农民逃往西德，留下超过750,000公顷（2,900平方英里）的其他生产性土地休耕——以及贫乏的1952年收获。因此，工人的生活成本上升，而大量工人的实得工资——其中许多人依靠加班费来维持生计——减少。1952-53年冬天，东德城市的热电供应也出现严重中断。到1952年11月，东德几个主要工业中心发生了零星的粮食骚乱和工业动乱：莱比锡、德累斯顿、哈勒和苏尔。工业动乱在接下来的整个春天一直持续，从煽动性言论和反SED涂鸦到涉嫌破坏。为缓解“建设社会主义”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压力，政治局决定在所有国有工厂的强制性基础上增加 10%的工作配额：也就是说，工人现在必须以相同的工资多生产10%。此外，食品、医疗保健和公共交通的价格也有所上涨。加在一起，工作配额和物价上涨相当于每月削减33%的工资。工作配额的增加将于6月30日生效，那天即乌布利希的60岁生日。

虽然乌布利希对苏维埃化崩溃后果的反应是勒紧东德人的腰带，但许多东德人的反应是干脆离开东德，这种现像被称为“叛逃共和国”。1951年有16万人离开；1952年有182,000人；在1953年的前四个月，尽管边境现在大部分被封锁，仍有122,000名东德人前往西方。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新的苏联集体领导层在4月初收到德国苏联管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时，对这些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感到震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东德的经济形势。6月2日，苏联领导人发布了《关于改善东德政治局势健康的措施》的命令，对SED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各种职业和背景的人从东德大量涌入西方，“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挽救这种局面，现在有必要结束强制集体化和对私营企业的战争。现在需要改变五年计划，以牺牲重工业为代价，转向消费品。必须放松政治司法控制和管制，必须停止针对新教教会的强制措施。此外，乌布利希的“冷酷行使权力”也受到谴责。然而，没有明确要求扭转极不受欢迎的增加工作配额。苏维埃法令于6月2日发给了SED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和奥托·格罗提渥，那一天他们到达莫斯科。苏联总理格奥尔基·马林科夫警告他们，改变对于避免东德发生灾难至关重要。

6月9日，SED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如何回应苏联领导人的指示。尽管大多数政治局成员认为“新路线”的宣布需要党内和广大民众认真准备，但苏联驻德国高级专员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坚持要立即实施。[10]因此，SED于6月11日在SED的官方党报《新德意志报》上发布了新政策。该公报尽职地批评了SED所犯的错误，并宣布乌布利希的大部分苏维埃化运动现在将按照莫斯科的指示进行逆转。现在将转向消费品投资；小型私营企业的压力将结束；强制集体化将停止；反对宗教活动的政策将停止。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工作配额的增加并没有被取消，这对声称代表其工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资产阶级和农民从新路线中受益的远远多于无产阶级。公报及其对过去错误的坦率承认震惊和困惑了许多东德人，包括SED成员和广大民众。失望、不相信和困惑弥漫了地方党部组织，其成员感到恐慌和被背叛。更广泛的民众将新路线视为东德政权软弱的表现。

次日，6月12日，5,000人参加了在哈非尔河畔勃兰登堡的勃兰登堡-戈尔登监狱前举行的示威活动。

6月14日，随着《新德意志报》的一篇社论谴责新的工作配额，更多的混乱接踵而至，但同一期的新闻文章赞扬了超出配额的工人。

6月15日，东柏林斯大林大街“Block 40”（第40区）工地的工人现在对取消增加的工作配额寄予厚望，向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渥派遣了一个代表团，提交一份要求撤销配额的请愿书。格罗提渥忽视了工人的要求。

6月16日上午9点，东柏林“腓特烈斯海因医院”和“斯大林大街第40区”建筑工地的300名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到位于沃尔大街的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FDGB）总部，然后到市中心，高举横幅并要求恢复旧的工作配额。随着事情的发酵，抗议逐渐发展到政治问题。经由亚历山大广场和菩提树下大街，大部分示威者转移到莱比锡大街的市政府所在地；其他人则去了位于威廉皮克大街的东德统一社会党总部。在途中，他们接管了两辆音响卡车，并用它们来传播他们的总罢工和示威游行，并于第二天早上7:00在施特劳斯伯格广场举行。在东德政府建筑前，庞大的示威人群要求与沃尔特·乌布利希和奥托·格罗提渥交谈，但最后只有重工业部长弗里茨·塞尔布曼和东德和平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维曼教授从大楼里走出来。两人试图让示威者平静下来，可声音被人群的喧嚣淹没了，无果。

与此同时，东德中央政治局深思熟虑，无法决定该怎么做。尽管情况紧急，但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在示威者的压力下，可能还有来自苏联的压力——领导层决定取消增加工作配额。东德中央政治局成员下令，提高生产力现在将是志愿性的，并谴责了强制工人提高国家生产力的行为，也归咎于西方政客的挑衅。然而，当社会统一党的一名工作人员到达政府部门向工人们传达来自政治局的消息时，他们的讨论话题早已与罢工问题无关。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人群散去，工人们返回了他们的工地。除了人民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少许冲突外，当天其余时间都很平静。 东德领导层对示威者怨恨的深度和反政府行动的巨大范围感到惊讶。事实上，东德的领导层是如此脱节，以至于它预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足以应对新出现的危机。显然这还不够，乌布利希可能在提出建议几个小时后才意识到这一点。苏联当局同样对东柏林示威后的广泛抗议感到震惊。他们的反应是即兴和不协调的。那天晚上晚些时候，谢苗诺夫会见了SED领导层，并告知他们他决定向柏林派遣苏联军队。

在整个6月16日晚上和6月17日凌晨，东柏林事件的消息通过口耳相传和西方广播迅速传遍了整个东德，尤其是全天广播的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RIAS）。下午，有广播说示威者的要求从取消更高的工作配额和降价到高喊“我们要自由选举”。东柏林工人后来与RIAS接触，寻求其协助传播他们对第二天进行总罢工的呼吁。RIAS的政治总监戈登·尤因（Gordon Ewing）认为该电台不能直接成为工人的喉舌；在他看来，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引发一场战争。电台不会主动煽动叛乱，只是如实、全面地广播示威信息。尽管如此，在晚上7点30分，RIAS报告说，一个建筑工人代表团提交了一项决议供公布，称罢工者已通过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能够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合理要求”，如果他们要求降低工作配额、降价、自由选举和赦免所有示威者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工人则随时可以使用他们的权力。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几乎积极鼓励工人示威反对东德政权。RIAS项目主任埃伯哈德·舒茨称该政权在工作配额问题上的逆转是“东柏林人与苏联地区所有工作人口共享的胜利”。舒茨将政府的掉头归咎于工人的行为。他说，听众的要求——即政府辞职、西式自由等——是有道理的，并鼓励他们支持示威者。舒茨说，RIAS和东德人民期待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东德人民的任务是向东德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明这是真的。

继西德联邦全德问题部长雅各布·凯撒（Jakob Kaiser）在深夜广播中告诫东德人避免挑衅之后，RIAS从晚上11点的新闻广播开始，从那时起以每小时一次的广播形式重复工人的要求在第二天继续罢工，特别呼吁所有东柏林人参加17日早上7点在施特劳斯伯格广场举行的示威活动。

6月17日

根据谢苗诺夫的决定，苏军于6月17日清晨进入东柏林周边地区。与此同时，大批工人开始聚集在施特劳斯伯格广场和其他公共场所，并开始向市中心游行。在途中，他们遇到了东德安全部队——正规部队和兵营人民警察（KVP）部队——他们显然缺乏指示，最初没有进行干预。与SED和自由德国青年（FDJ）的工作人员一起，警察官员试图说服游行者返回他们的家和工作场所，但大多以失败告终。当警察试图阻止或驱散人群时，他们很快就处于守势。随着示威者人数越来越多，一种团结的感觉席卷了他们。装有扬声器的汽车和自行车为来自外围地区的不同游行队伍提供了通信，因为他们整个上午都聚集在市中心。在临时制作的横幅和海报上，示威者再次要求恢复旧的工作配额，但也要求降价、释放前一天被捕的其他抗议者，甚至是自由公平的全德选举。诸如“打倒政府！”之类的口号，以及“黄油，而不是武器”也可见。党的海报和雕像——尤其是那些描绘SED和苏联领导人的——被烧毁或污损。

到上午9:00，已有25,000人聚集在总理府前，还有数万人前往莱比锡大街或波茨坦广场。在上午10:00到11:00之间，80到100名示威者显然冲进了政府办公区，明显表明500名人民警察和史塔西成员已经被制服。[13]然后，突然间，苏联军车出现，紧随其后的是坦克，以击退似乎即将进行的接管。一个小时内，苏联军队清理并隔离了政府总部周围的地区。中午，苏联当局终止了进入东区的所有路面电车和地铁交通，并几乎关闭了与西柏林的边界，以防止更多示威者到达市中心。一个小时后，他们在东柏林宣布戒严。在东柏林警察总部外，苏联坦克向“叛乱分子”开火。苏联陆军（以及后来的东德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和晚上——在某些情况下，坦克和军队直接向人群开火。处决，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柏林工人威利·戈特林（Willi Gottling），以及随后的大规模逮捕接续进行。

一夜之间，苏联人和史塔西开始逮捕数百人。最终，多达10,000人被拘留，至少有32人，可能多达40人被处决，其中包括拒绝服从命令的苏联军队士兵。由于SED领导层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维埃总部实际上陷入瘫痪，东柏林的控制权转移到了那里的苏联人手中。

抗议和示威在6月17日之后仍持续了数天，根据东德安全部门的说法，局势直到6月24日才平静下来。大约39人在起义中被杀，其中绝大多数示威者来自苏联和其他东方集团国家，并且此事件在苏联和其他东方集团国家被大大轻描淡写。

六一七事件后，许多东德工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对暴力镇压罢工感到厌恶。人民警察，人民的武装向自己的人民射击已成事实，并导致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大量人员流失。这些离开的人绝大多数也都是在劳工运动中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工人还普遍拒绝支付工会会费，并停止支持东德政府并赋予其合法性。

为了纪念1953年东德起义，西德将6月17日订为一年一度的国定假日德国统一日。1990年10月两德统一后，这个假期被移至10月3日，即正式统一之日。柏林勃兰登堡门以西的菩提树下大街延伸部分，原称为夏洛特堡道，在1953年事件发生后更名为六月十七日大街。

6月17日: 东德向往自由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