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两会终于结束，伴随结束的还有重庆的唱红打黑，先是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接着是薄熙来和王立军免职，此红极一时的打黑运动也拉上了帷幕。返回头来看看，从一开始就显示出这一苗头，就事件本身而言，这一结果届是必然。这不是历史悲剧，也不是政治迫害，这就是政治斗争。 先来说说王立军。1959年出生的王立军，是薄熙来一手提拔上来的草根局长。同薄熙来一样，这个17岁就参加工作的知青，从辽宁省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政法专业，多次参加进修，官方公布的头衔党校研究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一级警监、教授、研究员。他的人生轨迹：从一个警员到超级警察的升级，从以文强之子做人质，逼其检举揭发贺国强和汪洋，到唱红“逼宫”，成都美国领使馆叛逃成为他政治生命的终结。 他是重庆打黑的核心人物，一个打黑英雄形象。薄熙来和王立军联手，打倒了原来由汪洋提拔起来的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生活中的超人无可厚非，可在政治上做超级人物可就危险之至。在这里不对王立军本人功过是非评判，相信就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但他们的失败就在这个超级上： 第一，打黑扩大化。重庆模式的主导人物是薄熙来，他和王立军一个唱红，一个打黑，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他们借助群众对黑恶势力的仇视，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黑运动。王立军整治的是公安队伍，也只有公安战线统一换岗，打掉了部分黑社会的保护伞，也借此排除了异己。 从商业部长到重庆任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把时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长的王立军空降到重庆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短短几个月后，文强被杀后，王立军全面接管重庆司法系统，他先后成立了270个专案组，抓捕了近600个涉黑涉黄的“黑社会”，“从重从快”判处了一大批“黑老大”。 “运动式”打黑中暴露出的问题： 以大规模集中抓捕、在临时场所关押犯罪嫌疑人和数百专案组同时运作为特征的运动式打黑，几乎必然发生严重“黑打”。几十年来历次的运动式“严打”的 后果已表明，成百数千地大规模集中抓捕并在临时场所集中关押犯罪嫌疑人，往往存在大量的公安对被抓者犯罪事实基本不清楚、对犯罪证据基本没掌握就抓人、抓 了人后再根据口供取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专案组办案人员审讯犯罪嫌疑人时的破案压力，以及从而受刑讯逼供等非法侦讯手段诱惑力都非常大，法律底线可轻 易被突破。 他们是从怀疑入手，而不是从证据开始办案，大量案件在检察机关撤诉。从报道看抓捕大批涉黑团伙，但真正定罪的则很少。从部分著名案件已经披露的案情看，那里的违法司法现象确实激起了许多知情者的义愤。坊间盛传王立军因腐败、刑讯逼供已经被中纪委立案调查，也不是没有根据，就连薄熙来也承认用人失察。因此，重庆模式的重大缺陷在于推行人治而非法治。这不正说明了问题？打黑扩大化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唱红打黑，发动群众。“唱红”是 “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的简称，是重庆从2008年开始兴起的大规模群众性文化活动。仅两年多时间，重庆全市开展红歌传唱活动12.8万场，经典诵读展演活动2.8万多场，举行故事会7.01万场，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3亿多条次。.如此连续、持久和大规模的活动，它们是自发的还是由公共机构运用公权力统一安排的活动？这些活动是民众、党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的，还是直接或间接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强制参加的？他们真的有选择不参加这些活动而不影响自己生计和出路的自由吗？如果他们并不真正有选择不参加的自由，那这些活动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像重庆卫视那样，从原本向公民提供较多样化的影视产品供其选择的机构，转变为仅仅向受众提供一种颜色的公共产品（即红色节目）的机构，实际上是其公共职能严重倒退的一种表现。倡导和推行唱红者将自己理所当然地放在了教育者的位置，将辖区内其他所有 人都看成了有义务接受其教育者；倡导和推行唱红者把自己的偏好毫不怀疑地看成了其辖区内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的兴趣和爱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也看 成了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接受或采用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事后证明这不是重庆市委、市政府集体决策，而是部分人的个人行为。难怪温家宝对此极为愤慨： 第一，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认文化大革命来否认重庆模式。他的原话是：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他将文化大革命和重庆模式相提并论，显然不是个人言论，而是中央表态。 第二，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这是薄熙来免职的导火索，也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薄熙来免职是迟早的事儿，即是没有王立军事件，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一，犯忌。重庆模式就是逼宫。历史以来，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都是元首的专权，同一阵营的第二种声音迟早要被清除，这也是历史证明的结果。其二，树敌过多。我他先看一个关系图：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他的前任薄熙来，薄熙来的前任是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汪洋的前任是张德江，而汪洋在重庆的前任又是贺国强。薄熙来打黑打掉的就是汪洋和贺国强培植的干部，他否认了前任就肯定遭到报复。而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肯定历届重庆领导，也就意味就重庆模式的终结。 事实上，中国政治演化和权力变迁公开到台面上进行，弄得你死我活，也严重损害国家的根本稳定与人民的核心利益。强化政权而非民权，以政党文化取代公民文化，是直接导致“王立军事件”这样的反讽和内讧。 中国体制混乱贫富不均，社会差距大是不争的事实，三十年的改革只是摸着石头过河，政治体制严重僵化，行业垄断变成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国有利益大量流失，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然而中国不缺政治家，就是没有思想家和理论家。吹牛的有的是，单单没有实干家。令人遗憾，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从重庆模式的失败，至少说明凌驾于集体之上权力不是代表群众利益的权力，完整的理论体系不是靠运动来完成的。 中国的出路在改革，改革的出路是理论的创新，没有完整理论的改革不是成功的改革。与其在西方社会找答案，不如在毛泽东思想着手，从《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献发掘一下，用毛泽东思想对现实社会重新研究，创新出一套全新理论更实际。 2012.3.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