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下的怪胎——劳动教养

                 ——重庆模式劳动教养

在言论自由的法制社会，重庆人谢苏明对这种“安全感”有一种特别的认识。劳动教养会以莫名其妙的理由，就让人们失去自由。而劳教背后，则充斥着派出所“任务指标”、劳教工厂的惊人利益，以及官员的政绩需要。看看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重庆模式——中国特色劳动教养的一个缩影。

谢苏明的人生污点与一条网络跟帖有关。2009年11月12日，在天涯重庆论坛潜水多年的谢苏明看到一条有关重庆市领导的新闻帖子《王××说，对待困难群众要像对待亲人一样》。看完帖子后，通过小道消息得知一些内幕的谢苏明一吐为快，看到已有几十个人跟帖、回复，谢苏明很快意地敲下了回帖：“草，虚伪的政客，别个和××公司老板是干亲家得嘛，干亲家（也许）有干股份撒。”1998年就开始混迹于网络、自诩“资深网友”的谢苏明没有想到，这条普通跟帖竟会招来一年的劳教。后来，谢苏明认为那个跟帖是让他“一辈子后悔的事”。

亲身体验劳教之后，谢苏明深有感触地说，那时重庆的劳教就是个整人的工具，不听话就整你，并且听不听话还只是个借口。

一、匪夷所思的劳教理由

杨操，便是谢苏明认为比他更冤的“同学”（劳教人员被称作学员，相互间以“同学”相称）之一。今年40岁的杨操是在重庆做代理生意的福建人，他的妻子和几个亲戚合伙经营了一个快餐店。由于福建和台湾挨得近，杨操妻子经营的餐厅一直做台湾人的生意，他们没想到，这会招来一场灾难。2009年9月9日下午，警察突然找到在家陪8岁儿子看电视的杨操，以其妻涉嫌诈骗为由，将杨操带回派出所询问情况。杨操说，由于夫妻二人各自经营事业，他只是偶尔开车给妻子的快餐店买米和油，其他事根本不知情。但当天晚上，杨操还是被警方以“涉嫌诈骗”为由拘留，并送往看守所羁押。警方虽多次进行询问并作笔录，但杨操的答案只有“不了解，也从未加入诈骗公司，对妻子餐厅的事不知情”。 看到劳教决定书后，杨操愤怒地反驳，并对劳教时间提出质疑时，警方淡淡地回应他说：“一年算轻的了。”

到了西山坪劳教所后，身体有残疾的杨操稀里糊涂地被派到劳教所档案室干活。在整理档案期间，他仔细地查看了同一个劳教大队近500人的劳教资料，其中半数是因“寻衅滋事”被劳教。

杨操记录下了一些荒诞的劳教事由。重庆巴南区双河镇，一名杨姓中年男子和妻子吵架，正在气头上的丈夫恐吓妻子说“拿刀砍死你”。听到丈夫的恐吓，妻子拨打报警电话。这名并未动手的丈夫因“寻衅滋事”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重庆市大足区的残疾人何华汰曾患小儿麻痹，在重庆沙坪坝区一家礼品回收厂工作。厂内一老人经常试图对一名贵州籍的残疾小姑娘“揩油”，他和同事看不惯，屡次对这名老人提出警告。在一次言语恐吓中，老人报了警，警方先是认为两名年轻人“见义勇为”，但需各交300元才放人。考虑到自身残疾挣钱不易，两名年轻人拒绝交钱，后均被以“寻衅滋事”劳教一年。

曹涧在被劳教前是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镇新湾村的党委书记。2007年，作为在读研究生且自创3个公司的曹涧任职家乡的村党委书记，他在工作中推行廉政建设，触及了新田湾村一些人的利益而树敌。2009年，重庆的“打黑除恶”如火如荼开展时，曹涧遭人构陷，被举报“涉黑”，后被重庆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刑拘。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巴南区公安分局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对曹涧进行调查，但一直没找到他的“涉黑”证据。事后，专案组调查人员也亲口对曹涧妻子表示，此案是“黑打”。在“涉黑”无法查下去时，警方随即又以曹涧“邀约他人恐吓他人”为由，按“寻衅滋事”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

二、劳教指标

为什么标榜“执法为公、立警为民”的重庆警方会这样大肆抓人送去劳教？得到的消息是警方有抓人指标。重庆“一坨屎”案当事人“方竹笋”因为此前担任过涪陵区公安局义务警务监督员，他从内部渠道得到了一些信息。他听说，重庆基层派出所行政拘留一个人能够得到0.5分，劳教一人有1.5分，如果是判刑将得到2分。年终派出所将按积分进行排名，排名靠后的要送学习班。“方竹笋”还爆料说，在重庆“打黑”期间，不少区、县公安局由于缺“人头”，只得向完成任务的派出所购买“人头”，完成指标任务。“方竹笋”从警方内部还了解到一件非常荒唐的事：重庆某公安局为完成任务指标，在火车站花钱租赁一个安检通道，对带水果刀的人员予以劳教。对于“凑人头”的说法，被指“涉黑”的曹涧也有了解。曹涧说，他的笔录材料上，有一个叫林某的案件承办人，他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是这个人的名字却一直出现在案件承办人一栏。

对于“凑人头”的说法，重庆一基层派出所所长表示，其实和各行各业一样，派出所是有打击犯罪的任务指标的。“但劳教这样的事，肯定还是要按程序来的。”在为基层派出所实现“人头”任务后，劳教人员就将从劳教中转站走向劳教所。

这其中有一点可能会令人惊讶：承担着劳教人员劳动、教育和培养任务的劳教所，是劳教环节产生利益最大的地方，劳教人员在这个场所创造的财富让人咋舌。以杨操所在的西山坪劳教所为例，2009-2010年，这里一共有9个大队，每个大队大约有500人。

三、劳教所的黑色利益

劳教人员进入劳教大队后，都要到劳教所的工厂工作，就成了政府的赚钱机器。每天早上7点起床吃过早饭，就到工厂上班。中午12点吃饭后休息到下午1点，又开始到工厂上班，忙的时候晚上还要加班，每周休息1天。

由于完不成任务会被“加刑”，劳教工厂的每个学员每天都会尽力完成任务，在正常时间里无法完成任务的学员，哪怕熬夜加班也要完成任务。同时，每个学员完成的产品需经过检验后才算最终任务，所以劳教工厂内的产品质量相对也有保障。在档案室工作的杨操说，劳教人员每天创造的价值惊人。据他介绍，每个学员平均每月创造的价值约为5000元，但劳教所每月支付给学员的工资仅为8元钱。

以杨超所在的大队为例，该大队有近500名劳教人员，每月创造的利润就是250万元，一年下来在3000万元左右。此前，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全国有劳教人员5-6万人。这样算来，劳教所每年创下的收入令人咋舌。

四、劳教恐惧症

相对于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更加让人触目惊心。流氓式的管教就是中国特色，辱骂、毒打、恐吓是家常便饭。当然，这一切不一定是管教亲为，他们指使牢头狱霸为所欲为，打死、打殘时有发生。在劳教所没有一个学员能证明自己没有被打骂过，没有被体罚过。甚至有病得不到治疗，强制带病工作也司空见惯。这就是中国劳教制度的真实写照。

难怪谢苏明、曹涧、杨操对于被劳教的日子，已经带来不同程度的劳教恐惧症。杨操会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没有经历过（失去自由），我现在特别怕再次进（劳教所）去。”说到“劳教恐惧症”，谢苏明说，他在从劳教所出来后，放弃了已经使用多年的手机号码，并远离重庆赴广州工作。那时他已经看出，安全感指数看似很高的重庆，人人随时都有可能被以莫名其妙的理由劳教。

事实上，但当每一个善良的人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劳教所后，就会发现它的背后充满了肮脏和恐惧。

就此，谨向主导劳教的中央政法委提出强烈的抗议！向一惯镇压无辜群众的维稳办提出强烈的抗议！劳动教养一天不除，国无宁日，民无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