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總理閣下台鑒：
請允許我這樣稱呼。我是一政治盲，對您一無所知，在向您寫信之前在網上搜了一下，也是對您的尊重。你我同在京城境遇卻是天壤之別，我維權十年窮困潦倒，好在有時間習研法律。百度百科顯示您為北京大學法學學士，您一向秉承以法治國的理念，相信在法理上的認識上會有共同點。準確地講，這是封公開信，不是個人信件，僅僅基於您是政府最高長官。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告御狀的傳統，我無力效仿古人，只是談個人對信訪制度的看法。
鄭重聲明一點，我無意於去做國內維權領袖，投身維權並不是什麼崇高的事業，沒有能力也沒有精力去做什麼民運領袖。不過，十年磨鍊讓我明白一個道理，信訪就是一場騙局。我用十年青春真正體會了古人所謂屈死不告狀的真正意義。但這並不影響千千萬萬訪民的執着，這絲毫不影響我對這項工作的理解與從事這項工作的人的尊重。相信黨，相信政府，相信法律，相信公平正義，這本身沒有錯，錯就錯在現行信訪本身。
信訪就是信了才訪，信誰？信黨，信政府，信法律。而中國老百姓則往往把黨、政府和領袖和中央領導等同。中央領導就是黨，就是政府，領導的話就是法律。原來信的是胡錦濤，現在是習近平和您了。自然到下邊就是書記、省長、市長和縣長。而信訪局則是群眾和領導之間的障礙，這和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作為切入點，着力解決突出問題的精神背道而馳。由於信訪體制中的人治主導思想，特權思維、官僚作風，信訪工作嚴重脫離了人民群眾，希望能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得到突破，也更希望您親自主導破舊立新。
既是公開信，就應該開誠布公，以下是信訪的十大罪狀，當然了，聽不聽在您！
一大罪狀：脫離群眾，一無是處
信訪體制就是政府的面子工程，除了走形式，走過場一無是處。縱觀信訪程序沒有處理機制，沒有監督機制，充其量就是協調。而協調的結果往往是久拖不決不了了之。最終出現老的問題沒解決，新的事情又出來了，一層一層扯皮，都匯集到了京城，正常訪變成非正常訪，甚至朝向極端。
習近平指出，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的必然要求。能否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地運用權力，直接關繫到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關繫到黨的生死存亡。我們必須不斷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必須不斷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範化，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加強黨內監督、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從而以綱紀嚴明的制度規範來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而最近出現的廈門陳水總公交縱火案和株洲檔案局工會主席曠暉以誅殺局長案，不就是長期積蓄不滿的發泄嗎？這不就是信訪體制沒有在陽光下運行，缺乏社會監督的明證嗎？蘇州那個警察不打人養警察幹麼的信訪官員就委有證明力！
總理閣下，我只想證明一個問題，您治下的信訪體系走的是什麼路線，不妨親自到信訪局體驗一下，只少應該讓您身邊的工作人員到上訪群體中暗訪。信訪是黨和政府聯繫群眾的重要紐帶，掌握真實情況對您應該非常重要。
二大罪狀：獨一無二，舉世無雙
中國信訪在世界範圍獨一無二。我說的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而是維穩方式。不但有政法委領導，綜治委的協調，並專設維穩辦，財政預算超過軍費。維穩不但是責任制，並且是首長負責制，不只全體總動員，還招收大批臨時工。自然，出事承擔責任的都是臨時工就不足為奇。結果呢？有權的都去維穩了，解決問題的就沒人了。難怪人們常說，中國就是幹事的的少，扯淡的人多。
中央八項規定之一就是：要改進警衛工作，減少交通管制，一般情況下不得封路、不清場閉館。每年兩會期間，京城各賓館都人滿為患，各部委門前站的都是地方的工作人員。粗略統計，內地鄉鎮，只少要求鄉鎮政府和轄區派出所各派一人進京值班，如果有進京上訪動向，包案人員也要進京。這樣算下來，一個中等縣進京值班人數不會低於50人，全國近3000個區縣，總人數不會低於10萬人。而全國各地上訪人員被旅遊、被住賓館的、被喝茶、被跟蹤的所用的公務人員可能達到百萬之眾。而警方在北京周邊設置三條防線，圍堵上訪人員。京城街頭滿街抓人，甚至於上訪人員在房間睡覺被抓的比比皆是。各級政府為此每年投入數十億資金。
總理閣下，難道就是為五千多道具聽那一紙空文的報告，和年復一年那千篇一律的表演，就搞得這麼恐怖，至於嗎？難道國家的錢就只能花在走形式、走過場上嗎？難道中國的錢只能花費在周邊國家的那些白眼狼身上？也許，中國的財政只為政治服務。
如果這就是所謂的群眾路線，算我沒說。
三大罪狀：瀆職失職、推三阻四
您的政府服務的是利益集團，不是普通群眾，現在已經不是人民政府。這句話您可能不接受，但這是事實。種種情況表明，信訪機制保護的是既得利益群體，那群上層社會群體，那種靠權力和裙帶關係先富裕起來的群體。
中國社會潛規則各行各業全存在，潛規則實際就是用金錢、肉體交換機會和名利，用權力強姦平等與尊嚴，這是對人類基本文明的挑戰，它的黑暗籠罩各行各業，而吃虧者永遠求告無門。這種潛規則普遍出現在整個社會，許多見不得光的生意、從屬關係中，管他是政界、商界、軍界、學界、藝文界、甚至小老百姓界。官員事發大都與女人有關係，上到政治局委員，下到普通職員沒有一個因為男女關係受到刑事追究的，多的幾十個女人，甚至有的官員強姦幼女變成嫖宿幼女。為此，傳統的〝笑娼不笑貧〞，變成〝笑貧不笑娼〞，就是文化顛倒。
“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是信訪工作的通病。信訪窗口接待人員用語隨意簡單、推三阻四、搪塞敷衍從而失信於信訪對象，致使信訪對象及廣大群眾厭惡反感、發生越級上訪、非正常上訪、極端事件已屢見不鮮。普通信訪案件立案非常難。往往是從下到上，再從上到下，幾個月，甚至幾年也立不上案，處理起來更是讓人匪夷所思。
三級終結制到了官員手裡，就成了走過場，左三個月，右三個月，幾年就過去了，後來案件終結。案結事未了，當事人只有進京上訪，左推右推三五年又過去了。
而官場靠的是女人反腐。女人舉報官員基本都是毫無意義，只有網絡曝光才得以大白於天下。其中最為矚目就是李丹宇舉報薄熙來多年無果而終，政府就是踢皮球，何況是一般老百姓的普通信訪案件。政府的監督機制形同虛設，毫無價值。真是“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
請問總理閣下，群眾案結事沒了，政府侵害群眾利益，該去找誰？
四大罪狀：四肢不勤，濫用職權
信訪工作的最大特點就是走過場，走形式，僅聽片面之詞枉作判斷，不調查，不核實，濫用職權違法處理。尤其是在複查和覆核過程中，只看處理機關的報告，不聽當事人陳述，而覆核程序百分之百沒有經過聽證。
中央八項規定第一項就是：要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提高會議實效，開短會、講短話，力戒空話、套話。而地方官員在“扎紮實實走程序，認認真真走過場”，只講原則，不拿辦法；對群眾關心的問題繞着、躲着、拖着。
總之他們就是假大空。表面上看如火如荼，實際一地雞毛；看似動作不少，只是原地打轉；群眾苦在其後。
總理閣下，信訪作為國務院辦公廳直接管理的部門，搞的這些花架子誰來管？
五大罪狀：坑蒙拐騙，五毒俱全
屬地管理則是罪惡的根源。信訪問題必然涉及管轄權，案發地存在跨地區、跨行業，並且還存在複查、覆核和申訴過程，通通以“誰主管，誰負責”，完全交給戶籍地不是正常的管理模式。上級政府為了減少管理上的麻煩，也為了減輕工作壓力，卻往往把“屬地管理”絕對化和模式化。
從表面上看，這種管理模式是把一切矛盾和問題化解在基層，考驗和鍛煉了基層組織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加強了基層幹部的能力建設，而實質上卻成了某些主管部門、職能部門“懶政”的藉口，使基層行政變得無所適從，加重了基層行政的負擔。從法律角度上說，基層政府（特別是鄉鎮以下）受到法律賦予職能的限制，其職能大多只是服務性的，而不是管理性（執法性的），某種程度上說其功能和職能還是不完善的、不完整的，沒有法律授權或是沒有管轄權。而政府職能部門不顧基層的實際，閉門造車，人為地增加基層負擔，把原本屬於自己必須完成的工作任務統統以“屬地管理”之名拋給了基層，讓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疲於奔命，無所適從。
信訪條例不考慮法律執行力、部門職能、基層實際等問題，不考慮如何建立有效的責、權、利相統一的社會管理模式，而是把“屬地管理”作為一個“大筐”，把“攤派”作為行政的一個手段，形成一種事實上的懶政。而原本屬於服務性的職能全部以“屬地管理”的名義拋給基層去承擔，必然造成基層政府的胡作非為。
事實上，一些明顯屬於職能部門應當承擔的職能、責任都以各種名義推給了基層，甚至是自治組織（如村、居委會）。表面上是層層推行了責任制，實質上是不負責任的失職和某些職能部門的瀆職。近年來日益增長的信訪問題，尤其是越級訪的問題，其根源大多不是因為基層的不作為，而是因為基層無法作為（因為其沒有相應的權限），但在處理信訪問題時，一些上級主管部門卻不檢討自己的工作缺位，而是把問題都推給了基層，讓基層有苦難言。
而基層政府將壓力變成動力，就開發智力坑蒙拐騙無所不為。從監視、隨訪、跟蹤、綁架到在賓館、酒店拘禁，甚至私設黑監獄虐待、毒打。後來發展為明目張胆地開設法制培訓班、訓誡中心，公開限制當事人人身自由，長達幾個月。更有甚者，拘留、勞教、判刑。而這一切並基本沒有法律依據和事實存在，全都是領導的個人意願。
總理閣下，這一切難道您真的沒有耳聞？
六大罪狀：六月飛雪，冤沉海底
濫用職權和行政干預是冤假錯案的根本所在。
最近一個時期，媒體先後曝光浙江張氏叔侄強姦案、上海梅吉祥、梅吉楊殺人案及河南李懷亮殺人案等冤假錯案，給司法公信力帶來嚴重質疑。這與湖北佘祥林案、雲南杜培武案、河北聶樹斌案、河南趙作海案、湖南滕興善案，挑戰着法律與正義的底線，考驗着人們的心理承受極限。?
事實上，無論是趙作海殺人案、張氏叔侄強姦案、李懷亮殺人案，還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並不複雜，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存在重大疑點，而且公檢法辦案人員對存在的問題都很清楚。既然是這樣，為什麼還是冤假錯案層出不窮？這是因為傳統觀念在作怪。
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司法的基本特徵是司法與行政不分，缺乏程序正義概念。改革開放以來，國內連續開展的“嚴打活動”，對程序的公正嚴重衝擊。我們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政法委牽頭的公檢法協調機制，聯合辦案等獨立於法律制度體系之外的刑事政策、習慣做法，嚴重干擾了司法職權的獨立行使。黨委、政府出於維穩的考慮，往往對案件處理做出明確具體的批示意見，構成冤假錯案的源頭。
政法委在實際工作中不僅是協調，由於其對公檢法的領導任免具有實質性的推薦權，因而協調時公檢法‘三長’往往不敢與政法委書記對抗，這樣的協調其實就是領導拍板。恰恰是政法委書記往往不懂法，甚至連起碼的司法實際工作經驗也沒有。趙作海案中的政法委書記事後就聲稱自己不董法，難道不懂法就是草菅人命的藉口？而似乎很少去追究地方政法委的責任。
習近平強調，我們提出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來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
而政法委是一個特殊的機關，是黨領導政法工作的機構，權力很大，由其兼任公安廳(局)長，是比較常見的情況。現在公安不僅在拘留等程序問題上自己說了算，而且還擁有治安處罰、勞動教養等實體權力。我看黨政不分，責權不分，才應該是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
總理閣下，以為如何？
七大罪狀：簡單粗暴，欺世盜名
北京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自2004年9月成立就有一標語：上為中央分憂，下為百姓解愁。從“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首都民政事業成就展覽”上獲悉，北京市馬家樓接濟服務中心是信訪永久性、人性化的接待場所。包括接待樓、綜合辦公樓、外省市工作人員辦公及住宿樓。建成後，可瞬時容納上訪人員3500人，最高日接待量5000人，為上訪人員提供住宿床位500張，為外省市工作組人員提供辦公及住宿用房100間。其實和它有同功能的北京久敬莊救濟中心，同樣是信訪人員集中營。當然，久敬莊救濟中心更大，當天最高容納量可能達到上萬人次。兩地加起來同時收容15000上訪人員沒問題，加上流動量，最高可能達到20000人次。而歷年來，上訪人員收容量並不見少，國家重大活動時，就出現人滿為患。
說起這些人的來源，就更讓人心寒。2003年以前就是收容遣送，全國各地城市都一樣，只要不是本地人，見人就抓，不服就打。任何一個接待員都有收容譴送權力，甚至關精神病院也屢見不鮮。後來就專門設立場所收容上訪人員。平時主要是收容到中南海、天安門地區上訪的人員，也有到領導人駐地、機關駐地、外國駐華使領館等的人員。重要活動期間，大部分就是警察在大街上抓捕的上訪人員，和接待場所強制譴送的正常上訪人員。而這裡只供給簡單的飲食，沒有住宿條件，由警察和保安看管，沒有地方政府接，關押往往就會超過24小時，甚至幾天，也很正常。
而被地方政府駐京辦接走，都送到各自設立勸返訪民的“待接點”，有的設在小區里，有的設在賓館裡，也有時候直接包給黑保安、黑監獄，安元鼎就是典型案例。2009年8月，安徽上訪女子李蕊蕊阜陽市駐京辦送進豐臺區聚源賓館，次日凌晨遭賓館看守當眾強姦。2010年9月，陝西53歲女子霍小麗在京上訪時被榆林駐京辦帶到北朝陽區十八里店鄉橫街子村一處黑監獄，與四十餘男人同住，“有個男人把我欺負了。”後來，黑監獄被認定非法拘禁。2012年4月30日江西九江籍上訪女子遭接濟服務中心看守性侵，案發地就是久敬莊14區1排。
新華社《瞭望》新聞周刊曾發文抨擊安元鼎似的“黑監獄”，文中述及：外省市在京設立臨時“勸返場所”73處，其中地(市)級設立的“分流場所”57處。46處為“非經營性場所”，例如農民的出租屋等；27處為經營性的賓館、旅店、招待所。
《半月談》報道一位外省鄉鎮幹部“自曝內幕”：“截訪”一次，即花費公款數萬元。政府總是高能耗而低能效的。雖常設駐京辦，亦不免為“截訪”一人而令數名公幹人員勞師遠征。如此，“截訪外包”可能是比較經濟的決策。從而導致“截訪產業鏈”的繁榮，安元鼎便是一家參與分肥的公司。而外包從分流中心接到上訪人員，到強制到達地方，每個人均費用就不會低於20000萬元。
對“截訪”的憂慮已經成為舉國上下的某種共識。“截訪外包”是公權培植起來的有組織犯罪。它的破壞力不是沒有可能成為壓垮穩定的最後那一根稻草。“截訪維穩”就是這樣一柄雙刃劍。截訪維穩是一條利益鏈，上是國家信訪局，下是各級基層政府，而真正的受益者是駐京接訪人員。
上訪只是公民關於自身權益的表達，而大面積的公權力機關向社會購買非法力量來拘禁和押送它們，無疑是對現存政治秩序和社會正義的挑戰，甚至也是對國家政權的反叛！
總理閣下，這就是您治下的政府，您不會說您不懂法吧？
八大罪狀：烏七八糟，毫無章法
1、上訪人的圍欄。
北京市西城區永定門西街甲一號是信訪局接待司人民來訪接待室，也是人們常說的兩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接待室），現在加上同在附近的全國人大和中紀委接待室，成了四辦。
這是一條很長很寬的胡同，大約有幾百米，胡同的右邊有兩段用鐵管焊成的綠色圍欄，往裡是用不鏽鋼管焊成的曲型圍欄，左一圈，右一圈，九曲十八彎。看到欄杆就讓人辛酸：電視上一個場景映到眼前，一群豬被送到屠宰場的大豬圈，屠宰工人為了豬不亂，一隻一隻接受屠宰，就把從豬圈到屠宰車間設立欄杆，豬就是這樣一隻一隻走向屠宰了。
每每看到這裡，總感覺上訪就是政府驅趕的一群等待屠宰的豬。
2、上訪人的安檢。
永定門西街甲一號在胡同的盡頭，右邊則是全國人大信訪局接待室的永定門西街甲二號和中紀委、監察部信訪接待室。
進大門排隊，裡面還設有好幾道門，哪個門都得排隊，哪個門都要安檢。進第一道門，要拿上訪材料和身份證才能進去，第二道門，在不鏽鋼防護欄里排隊，第三道門，上訪材料，身份證，過安檢，第四道門，拿身份證上訪材料填表，第五道門，上訪材料，身份證嚴格安檢。
進信訪局接待室安檢措施可要嚴多了，脫衣服，手檢，女安檢員要用手伸到當事人褲腰裡貼肉捏一遍，並且撩起貼身穿的衣服，弄的人都不好意思。媽媽咪啊，神啊，還有更離譜的麼？
3、中央第一巡視組接待上訪群眾。
近日中央第一巡視組一改往常的神秘低調，公開辦公地址和電話， 面向全國接待訪民。保安和領導的服務充滿人性友善並提供免費飲用水，受到被接待訪民的認可好評。他們給全國民眾一個公開坦誠的工作形式，讓諸多訪民感到鼓舞和安慰。
中央第一巡視組在北京的工作態度受訪民歡迎，每天上訪群眾上千，遠遠超過信訪上訪人數。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人心向背，說明了人民已經拋棄了信訪局。
總理閣下，您來說說巡視組和信訪局誰走的是群眾路線？
九大罪狀：酒囊飯袋，一群廢物
《人類環境宣言》提出：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並且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嚴責任。
曾幾何時清潔的飲水、乾淨的空氣、無害的土壤，在為每個人的奢侈品。從地溝油、毒奶到霧霾天、顏色河、重金性超標，成為公眾頭疼的現實環境。6月19日公布的一項統計顯示，5月份，京津冀地區空氣質量平均達標天數比例為27.4%，重度污染以上天次占8.7%。2005年，國家環保部門披露，流經城市的河流90%的河段都受到比較嚴重的污染，全國75%的湖泊出現了負營養化。而直接關係著糧食安全的土壤重金性超標問題也頻頻見諸報端。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讓每個人都成為受害者。國家環保部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中國第一份經過環境污染調整的GDP核算報告——— 《中國綠色GDP核算報告2004》表明，由於污染造成的損失占當年GDP的3.05%，加入治理環境污染應該投入的虛擬成本，當年的GDP要再增加消耗1.8%。以江蘇省為例，江蘇省的研究報告表明，江蘇省的GDP比傳統GDP降低8個百分點，考慮到GDP因素，每年的GDP要往下調8個百分點之多，2002年僅大氣污染給全省居民造成的損失就在100億元人民幣左右。而更令人沮喪的是,環境污染事故處罰後鮮有入刑的,以罰代刑成為阻礙生態文明的“沉疴”!
調查發現大多數地方司法機關出台的措施,都只能停留在“表態”和“口號”上,並不一定真正得到地方政府的落實。主要領導出面“掩護”、“開脫”環保違法行為，難道不是GDP的魔力？難道不是地方保護主義的魔力？難道不是環保讓位於經濟指標的魔力？
從建國以來的工業冒進到近年來的過度開發，中國的環境壞化，政府不能不承擔責任。從食品安全、環境污染、安全生產、社會治安，從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政府奉行的都是官本位心態，考慮的是自己的官位和前途，怎能會不出問題。而出了問題，如河南、安徽的癌症村，誰來承擔責任？老百姓打誰去說理？就是您的信訪，您說呢？
現在知道西方社會為什麼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了吧？經濟學博士應該知道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而打造服務型政府，首要的就是轉變觀念，從官本位轉變成民本位。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現在如果不再考慮政府不轉化職能，把命令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政府眷養的就永遠是一群廢物，中華民族的復興只能是一個夢，並且永遠是一個夢。不信走着瞧。
總理閣下，您是不是考慮一下，把發展改革委員會，換成體制改革委員會呢？相信中國只要打造出服務型政府，市場經濟地位就自然形成了。
十大罪狀：作惡多端，十惡不赦
1、拘留指標。
2010年3月17日《安徽商報》報道，安徽靈璧縣交警大隊一位交警投訴，“我們每個月都有任務，每名上路交警必須完成300條違法信息錄入，每個中隊連拘留人數也有明確指標。完不成任務就要寫檢查。”無獨有偶，貴州省玉屏縣玉安發[2011]3號縣安全生產委員會關於下達查處無證和酒後駕駛行政拘留任務指標的通知，並給各單位量化了指標。
另一個比較深刻的一次是，湖北大冶市公安局要求61名擬提拔的男民警，每人必須在元旦前抓獲一名小偷。最典型的莫過於郴州交通巡邏警察支隊第五大隊，一條不到25公里的路段設立了限速標誌牌和雷達測速牌達40塊之多，交警半天就罰款17萬元，可謂雁過拔毛。
應該說，這是中國法治史上十分荒唐的一頁。
2、罰款指標。
我們的印象中，大蓋帽就是罰款。具有執法權的公安、工商、稅務、衛生、城管，甚至沒有執法權限的單位也走上街頭，目的只有一個“罰錢”，而且這種處罰還有任務和指標。
罰款作為一種手段，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主要源於兩個方面事實：一是遵循法律法規精神，讓違法者得到適度處罰；二是用以彌補財政投入不足。前者作為顯規則，可以拿上檯面，後者則是一條潛規則，通常拿不上檯面，而在上述原則的指導下，後者的驅動力往往高於前者，於是，罰款就會超越尺度，下達指標也就並不見怪。
2011年7月29日湖南日報新聞：河南鄧州人口計生委被曝用紅頭文件，下達徵收社會撫養費的任務指標，鄉鎮為完成任務，只好默許百姓超生，然後再罰款，收取所謂的社會撫養費。
當罰款收入跟執法者的工資待遇甚至政治前途緊緊聯繫在一起時，執法想不變“執罰”都難。你有“罰繳分離”，我有“財政返還”；你有“收支兩條線”，我有“部門小金庫”；你有明的“禁令”，我有“明遵暗違”。“罰款指標”的真實存在，是“指標禁令”被三令五申最強有力的理由。而這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馬振川接受採訪時說，“過去交警罰款有指標，反扒民警抓小偷還有指標”。取而代之的“數據常量”，則是一個發案合理值，包含110刑事和治安警情、嚴重刑事犯罪、多發性侵財犯罪等3大類14項數據。北京全市每一個角落，都有這些數據，“哪個地方哪類犯罪高出設定數據，就表明不安寧，民警沒完成任務”。 所謂“數據常量”即發案合理值不就是個“指標”嗎？至於所謂“由‘定性’到‘定量’的突破”更是扯淡。北京市2012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預計執行情況表，2012年本市罰沒收入預算收入為33.7億元，實際執行數為43億元。實際執行數為預算數的127.6%。
3、荒唐的勞動教養。
案例一，戴月權：老訪戶狀告黑監獄安元鼎。
作為一名老上訪戶，自1977年7月被抽調修水庫，因工傷殘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他逐級信訪到北京12年。因為總是進京上訪，戴月權成為黑監獄的常客。2012年5月，接受採訪結束返回住處途中被重慶市駐京辦工作人員抓獲並毆打，在被銅梁縣警方以“涉嫌擾亂社會秩序罪”刑事拘留後，重慶勞教委作出決定對戴月權處以勞動教養一年零三個月。
案例二，方竹筍 ：“一坨屎”究竟最後誰吃了?2011年4月22日，重慶市涪陵區林業局職工方洪在得知李莊“漏罪”案撤回起訴的消息後，在騰訊微博上發表一則內容為“這次就是勃起來屙了一坨屎叫……吃，……端給檢察院，檢察院端給法院，法院叫李莊吃，李莊原律師說他不餓，誰屙的誰吃，這不退給王博士了，他主子屙的他不吃誰吃”。 2011年4月28日，重慶市勞教委作出勞教審(2011)字第1662號勞動教養決定書，認定方洪擾亂社會治安秩序一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決定對方洪勞動教養一年。
案例三，劉勇：一張照片帶來的兩年勞教。2010年12月28日，重慶市黔江區，午夜1時劉勇和他的朋友回家，路過黔江區體育館交巡警平台，發現平台旁邊，銬着一位裸體男子。男子全身赤裸，一絲不掛，銬在交巡警平台附近的空調外機架子的鐵條上。周圍圍着零散的幾個人。劉勇用相機拍了現場照片後於12月30日下午上傳了七八張圖片到他的QQ空間，並加上《黔江區體育館交巡警平台——交巡警虐待一酒醉男子》的標題。導致三人被勞教。其中，被“裸銬”的男子倪振華，勞教一年;拍照上傳的劉勇，勞教兩年。陪劉勇去公安局“說明情況”的龔漢周，勞教兩年。
案例四，龔漢周：遭遇最無厘頭的勞教案。2011年元旦，龔漢周把劉勇譴責交巡警的帖子轉載到了自己的QQ空間，又把他QQ空間裡該網頁的網址發給了兩位QQ好友。3日晚，劉勇給龔漢周打電話，說公安局在找他“證實”該事件。劉勇感到害怕。龔漢周勸慰他，只要事情是真實的，你去公安局說明情況就行了，並表示陪他去公安局說明情況。龔漢周陪劉勇去了公安局，這一去就沒再出來。
案例五，彭洪：網絡上的恐怖“保護殺彈框。在重慶打黑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彭洪轉發了一張稱為“保護殺的圖片。圖片來源是天涯重慶，一個跟帖配圖。彭洪將它發到天涯重慶，帖子標題是“這把傘好怪喲”， 2009年19號拉到北碚西山坪勞教所。
案例六，袁柏樹：狀告政府偽造“公章”=“煽動他人鬧事”。 2006年為抵抗政府將其田地進行旅遊開發，與當地其他農民一起找到當地政府偽造“公章”的證據。2009年給當時薄熙來寫信反映情況，2010年7月以“煽動他人鬧事罪”處勞教兩年。
案例七，謝蘇明：一句跟帖引發的勞教案。2009年11月12日，謝蘇明因在天涯重慶版塊跟帖了《王XX說，對待困難群眾要像對待親人一樣》一貼，跟帖內容：“草，虛偽的政客，別個和某地產公司老闆是乾親家，乾親家(也許)有乾股份”。之後被以尋釁滋事罪名勞教一年。
案例八，任建宇：“不自由 毋寧死”換來的兩年勞教。2011年8月，這個工作了兩年即將轉正的大學生村官，被警察帶走，隨後進了勞教所。判兩年;罪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行是在網上瀏覽轉發評論了“一百多條負面信息”，許多普通網民天天在幹的事兒。
自政法委分管信訪以來，是維穩綁架了信訪。運用7000多億元的維穩經費，調動所有的司法工具，就是為了圍追堵截上訪群眾正當訴求。其實群眾上訪純粹是無奈之舉，他們是在敏感時期在敏感地段被警察查抄到信訪材料，被勞動教養和行政拘留，事實案例舉不勝舉。他們很多僅僅是在京敏感時期路過了敏感地段，僅僅是因為身上帶了份上訪材料。聽說重慶警察對上訪人員曾說，要怪只能怪王立軍，那麼，全國的勞教案呢？誰來承擔責任！不讓上訪就明說，廢除信訪條例，豈不乾脆！老百姓死就死了，就不再進京告御狀。
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永清強調，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新形勢下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重大決策，是增強黨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大舉措。而在執法領域採取罰款、拘留、勞教定指標，完全是混賬行為。現實生活中，人們會不會違法，何時會違法，會違多大的法，事前都是不能確定的。而事前定指標、定發案率、定破案率、定違章率等做法，必定會導致傷害公民合法權益，必然嚴重妨礙依法治國。如是等等罄竹難書。因此，政府機關利用合法的公權非法侵害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引發的沸騰民怨就不足為奇了。
朱鎔基曾在記者招待會上坦承：“為什麼不能實行科教興國？因為政府太龐大，把財政都吃掉了，吃飯財政。當他發現利益相關者推託的反彈力有多大時，連他都無能為力。他的疲憊其實是一種制度的疲憊。也就是說，在中國本來應該通過制度來解決的問題，積累了太長時間，現在卻堆到領導者個人的肩上。現在的中國政治體制，完全是封家庭作坊式的家長制模式，信訪系統尤為如此。試問，單靠幾個中央領導一年能解決幾個問題？
習近平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工作會議上強調，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任務聚焦到作風建設上，集中解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這“四風”問題。這“四風”是違背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的，是當前群眾深惡痛絕、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也是損害黨群幹群關係的重要根源。而全國信訪系統中充斥的“四風”誰來管？誰來問？也許因為這封信，被貪官恨之入骨，抓捕入獄也極有可能。不過，總理部下，我敢和您打賭，如果您能放我一碼，肯定會有第二封，第三封這樣的信件奉上，並附帶法律草案。也許，您說了也不算，我五月已經被他們綁架了一次，已經抵押了20多天，也不在乎再多一次。
由此看來，蘇格蘭裔美國人巴德里克·亨利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於殖民地維吉尼亞議會演講中的最後一句：“不自由，毋寧死”也只能供我輩小民在監獄瞻仰了。
誰為為之，孰令聽之？悠悠我心，亦有何言？
此致
頓首
2013年7月1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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