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总理阁下台鉴：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我是一政治盲，对您一无所知，在向您写信之前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是对您的尊重。你我同在京城境遇却是天壤之别，我维权十年穷困潦倒，好在有时间习研法律。百度百科显示您为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您一向秉承以法治国的理念，相信在法理上的认识上会有共同点。准确地讲，这是封公开信，不是个人信件，仅仅基于您是政府最高长官。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告御状的传统，我无力效仿古人，只是谈个人对信访制度的看法。
郑重声明一点，我无意于去做国内维权领袖，投身维权并不是什么崇高的事业，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做什么民运领袖。不过，十年磨炼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信访就是一场骗局。我用十年青春真正体会了古人所谓屈死不告状的真正意义。但这并不影响千千万万访民的执着，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项工作的理解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尊重。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法律，相信公平正义，这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现行信访本身。
信访就是信了才访，信谁？信党，信政府，信法律。而中国老百姓则往往把党、政府和领袖和中央领导等同。中央领导就是党，就是政府，领导的话就是法律。原来信的是胡锦涛，现在是习近平和您了。自然到下边就是书记、省长、市长和县长。而信访局则是群众和领导之间的障碍，这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的精神背道而驰。由于信访体制中的人治主导思想，特权思维、官僚作风，信访工作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希望能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得到突破，也更希望您亲自主导破旧立新。
既是公开信，就应该开诚布公，以下是信访的十大罪状，当然了，听不听在您！
一大罪状：脱离群众，一无是处
信访体制就是政府的面子工程，除了走形式，走过场一无是处。纵观信访程序没有处理机制，没有监督机制，充其量就是协调。而协调的结果往往是久拖不决不了了之。最终出现老的问题没解决，新的事情又出来了，一层一层扯皮，都汇集到了京城，正常访变成非正常访，甚至朝向极端。
习近平指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能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地运用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必须不断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必须不断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从而以纲纪严明的制度规范来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而最近出现的厦门陈水总公交纵火案和株洲档案局工会主席旷晖以诛杀局长案，不就是长期积蓄不满的发泄吗？这不就是信访体制没有在阳光下运行，缺乏社会监督的明证吗？苏州那个警察不打人养警察干么的信访官员就委有证明力！
总理阁下，我只想证明一个问题，您治下的信访体系走的是什么路线，不妨亲自到信访局体验一下，只少应该让您身边的工作人员到上访群体中暗访。信访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掌握真实情况对您应该非常重要。
二大罪状：独一无二，举世无双
中国信访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我说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维稳方式。不但有政法委领导，综治委的协调，并专设维稳办，财政预算超过军费。维稳不但是责任制，并且是首长负责制，不只全体总动员，还招收大批临时工。自然，出事承担责任的都是临时工就不足为奇。结果呢？有权的都去维稳了，解决问题的就没人了。难怪人们常说，中国就是干事的的少，扯淡的人多。
中央八项规定之一就是：要改进警卫工作，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每年两会期间，京城各宾馆都人满为患，各部委门前站的都是地方的工作人员。粗略统计，内地乡镇，只少要求乡镇政府和辖区派出所各派一人进京值班，如果有进京上访动向，包案人员也要进京。这样算下来，一个中等县进京值班人数不会低于50人，全国近3000个区县，总人数不会低于10万人。而全国各地上访人员被旅游、被住宾馆的、被喝茶、被跟踪的所用的公务人员可能达到百万之众。而警方在北京周边设置三条防线，围堵上访人员。京城街头满街抓人，甚至于上访人员在房间睡觉被抓的比比皆是。各级政府为此每年投入数十亿资金。
总理阁下，难道就是为五千多道具听那一纸空文的报告，和年复一年那千篇一律的表演，就搞得这么恐怖，至于吗？难道国家的钱就只能花在走形式、走过场上吗？难道中国的钱只能花费在周边国家的那些白眼狼身上？也许，中国的财政只为政治服务。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群众路线，算我没说。
三大罪状：渎职失职、推三阻四
您的政府服务的是利益集团，不是普通群众，现在已经不是人民政府。这句话您可能不接受，但这是事实。种种情况表明，信访机制保护的是既得利益群体，那群上层社会群体，那种靠权力和裙带关系先富裕起来的群体。
中国社会潜规则各行各业全存在，潜规则实际就是用金钱、肉体交换机会和名利，用权力强奸平等与尊严，这是对人类基本文明的挑战，它的黑暗笼罩各行各业，而吃亏者永远求告无门。这种潜规则普遍出现在整个社会，许多见不得光的生意、从属关系中，管他是政界、商界、军界、学界、艺文界、甚至小老百姓界。官员事发大都与女人有关系，上到政治局委员，下到普通职员没有一个因为男女关系受到刑事追究的，多的几十个女人，甚至有的官员强奸幼女变成嫖宿幼女。为此，传统的〝笑娼不笑贫〞，变成〝笑贫不笑娼〞，就是文化颠倒。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信访工作的通病。信访窗口接待人员用语随意简单、推三阻四、搪塞敷衍从而失信于信访对象，致使信访对象及广大群众厌恶反感、发生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极端事件已屡见不鲜。普通信访案件立案非常难。往往是从下到上，再从上到下，几个月，甚至几年也立不上案，处理起来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三级终结制到了官员手里，就成了走过场，左三个月，右三个月，几年就过去了，后来案件终结。案结事未了，当事人只有进京上访，左推右推三五年又过去了。
而官场靠的是女人反腐。女人举报官员基本都是毫无意义，只有网络曝光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其中最为瞩目就是李丹宇举报薄熙来多年无果而终，政府就是踢皮球，何况是一般老百姓的普通信访案件。政府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毫无价值。真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请问总理阁下，群众案结事没了，政府侵害群众利益，该去找谁？
四大罪状：四肢不勤，滥用职权
信访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走过场，走形式，仅听片面之词枉作判断，不调查，不核实，滥用职权违法处理。尤其是在复查和复核过程中，只看处理机关的报告，不听当事人陈述，而复核程序百分之百没有经过听证。
中央八项规定第一项就是：要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而地方官员在“扎扎实实走程序，认认真真走过场”，只讲原则，不拿办法；对群众关心的问题绕着、躲着、拖着。
总之他们就是假大空。表面上看如火如荼，实际一地鸡毛；看似动作不少，只是原地打转；群众苦在其后。
总理阁下，信访作为国务院办公厅直接管理的部门，搞的这些花架子谁来管？
五大罪状：坑蒙拐骗，五毒俱全
属地管理则是罪恶的根源。信访问题必然涉及管辖权，案发地存在跨地区、跨行业，并且还存在复查、复核和申诉过程，通通以“谁主管，谁负责”，完全交给户籍地不是正常的管理模式。上级政府为了减少管理上的麻烦，也为了减轻工作压力，却往往把“属地管理”绝对化和模式化。
从表面上看，这种管理模式是把一切矛盾和问题化解在基层，考验和锻炼了基层组织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加强了基层干部的能力建设，而实质上却成了某些主管部门、职能部门“懒政”的借口，使基层行政变得无所适从，加重了基层行政的负担。从法律角度上说，基层政府（特别是乡镇以下）受到法律赋予职能的限制，其职能大多只是服务性的，而不是管理性（执法性的），某种程度上说其功能和职能还是不完善的、不完整的，没有法律授权或是没有管辖权。而政府职能部门不顾基层的实际，闭门造车，人为地增加基层负担，把原本属于自己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统统以“属地管理”之名抛给了基层，让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疲于奔命，无所适从。
信访条例不考虑法律执行力、部门职能、基层实际等问题，不考虑如何建立有效的责、权、利相统一的社会管理模式，而是把“属地管理”作为一个“大筐”，把“摊派”作为行政的一个手段，形成一种事实上的懒政。而原本属于服务性的职能全部以“属地管理”的名义抛给基层去承担，必然造成基层政府的胡作非为。
事实上，一些明显属于职能部门应当承担的职能、责任都以各种名义推给了基层，甚至是自治组织（如村、居委会）。表面上是层层推行了责任制，实质上是不负责任的失职和某些职能部门的渎职。近年来日益增长的信访问题，尤其是越级访的问题，其根源大多不是因为基层的不作为，而是因为基层无法作为（因为其没有相应的权限），但在处理信访问题时，一些上级主管部门却不检讨自己的工作缺位，而是把问题都推给了基层，让基层有苦难言。
而基层政府将压力变成动力，就开发智力坑蒙拐骗无所不为。从监视、随访、跟踪、绑架到在宾馆、酒店拘禁，甚至私设黑监狱虐待、毒打。后来发展为明目张胆地开设法制培训班、训诫中心，公开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长达几个月。更有甚者，拘留、劳教、判刑。而这一切并基本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存在，全都是领导的个人意愿。
总理阁下，这一切难道您真的没有耳闻？
六大罪状：六月飞雪，冤沉海底
滥用职权和行政干预是冤假错案的根本所在。
最近一个时期，媒体先后曝光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上海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及河南李怀亮杀人案等冤假错案，给司法公信力带来严重质疑。这与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事实上，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而且公检法办案人员对存在的问题都很清楚。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是冤假错案层出不穷？这是因为传统观念在作怪。
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司法的基本特征是司法与行政不分，缺乏程序正义概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连续开展的“严打活动”，对程序的公正严重冲击。我们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政法委牵头的公检法协调机制，联合办案等独立于法律制度体系之外的刑事政策、习惯做法，严重干扰了司法职权的独立行使。党委、政府出于维稳的考虑，往往对案件处理做出明确具体的批示意见，构成冤假错案的源头。
政法委在实际工作中不仅是协调，由于其对公检法的领导任免具有实质性的推荐权，因而协调时公检法‘三长’往往不敢与政法委书记对抗，这样的协调其实就是领导拍板。恰恰是政法委书记往往不懂法，甚至连起码的司法实际工作经验也没有。赵作海案中的政法委书记事后就声称自己不董法，难道不懂法就是草菅人命的借口？而似乎很少去追究地方政法委的责任。
习近平强调，我们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而政法委是一个特殊的机关，是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机构，权力很大，由其兼任公安厅(局)长，是比较常见的情况。现在公安不仅在拘留等程序问题上自己说了算，而且还拥有治安处罚、劳动教养等实体权力。我看党政不分，责权不分，才应该是重点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总理阁下，以为如何？
七大罪状：简单粗暴，欺世盗名
北京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自2004年9月成立就有一标语：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百姓解愁。从“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首都民政事业成就展览”上获悉，北京市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是信访永久性、人性化的接待场所。包括接待楼、综合办公楼、外省市工作人员办公及住宿楼。建成后，可瞬时容纳上访人员3500人，最高日接待量5000人，为上访人员提供住宿床位500张，为外省市工作组人员提供办公及住宿用房100间。其实和它有同功能的北京久敬庄救济中心，同样是信访人员集中营。当然，久敬庄救济中心更大，当天最高容纳量可能达到上万人次。两地加起来同时收容15000上访人员没问题，加上流动量，最高可能达到20000人次。而历年来，上访人员收容量并不见少，国家重大活动时，就出现人满为患。
说起这些人的来源，就更让人心寒。2003年以前就是收容遣送，全国各地城市都一样，只要不是本地人，见人就抓，不服就打。任何一个接待员都有收容谴送权力，甚至关精神病院也屡见不鲜。后来就专门设立场所收容上访人员。平时主要是收容到中南海、天安门地区上访的人员，也有到领导人驻地、机关驻地、外国驻华使领馆等的人员。重要活动期间，大部分就是警察在大街上抓捕的上访人员，和接待场所强制谴送的正常上访人员。而这里只供给简单的饮食，没有住宿条件，由警察和保安看管，没有地方政府接，关押往往就会超过24小时，甚至几天，也很正常。
而被地方政府驻京办接走，都送到各自设立劝返访民的“待接点”，有的设在小区里，有的设在宾馆里，也有时候直接包给黑保安、黑监狱，安元鼎就是典型案例。2009年8月，安徽上访女子李蕊蕊阜阳市驻京办送进丰台区聚源宾馆，次日凌晨遭宾馆看守当众强奸。2010年9月，陕西53岁女子霍小丽在京上访时被榆林驻京办带到北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横街子村一处黑监狱，与四十余男人同住，“有个男人把我欺负了。”后来，黑监狱被认定非法拘禁。2012年4月30日江西九江籍上访女子遭接济服务中心看守性侵，案发地就是久敬庄14区1排。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曾发文抨击安元鼎似的“黑监狱”，文中述及：外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性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半月谈》报道一位外省乡镇干部“自曝内幕”：“截访”一次，即花费公款数万元。政府总是高能耗而低能效的。虽常设驻京办，亦不免为“截访”一人而令数名公干人员劳师远征。如此，“截访外包”可能是比较经济的决策。从而导致“截访产业链”的繁荣，安元鼎便是一家参与分肥的公司。而外包从分流中心接到上访人员，到强制到达地方，每个人均费用就不会低于20000万元。
对“截访”的忧虑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某种共识。“截访外包”是公权培植起来的有组织犯罪。它的破坏力不是没有可能成为压垮稳定的最后那一根稻草。“截访维稳”就是这样一柄双刃剑。截访维稳是一条利益链，上是国家信访局，下是各级基层政府，而真正的受益者是驻京接访人员。
上访只是公民关于自身权益的表达，而大面积的公权力机关向社会购买非法力量来拘禁和押送它们，无疑是对现存政治秩序和社会正义的挑战，甚至也是对国家政权的反叛！
总理阁下，这就是您治下的政府，您不会说您不懂法吧？
八大罪状：乌七八糟，毫无章法
1、上访人的围栏。
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西街甲一号是信访局接待司人民来访接待室，也是人们常说的两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接待室），现在加上同在附近的全国人大和中纪委接待室，成了四办。
这是一条很长很宽的胡同，大约有几百米，胡同的右边有两段用铁管焊成的绿色围栏，往里是用不锈钢管焊成的曲型围栏，左一圈，右一圈，九曲十八弯。看到栏杆就让人辛酸：电视上一个场景映到眼前，一群猪被送到屠宰场的大猪圈，屠宰工人为了猪不乱，一只一只接受屠宰，就把从猪圈到屠宰车间设立栏杆，猪就是这样一只一只走向屠宰了。
每每看到这里，总感觉上访就是政府驱赶的一群等待屠宰的猪。
2、上访人的安检。
永定门西街甲一号在胡同的尽头，右边则是全国人大信访局接待室的永定门西街甲二号和中纪委、监察部信访接待室。
进大门排队，里面还设有好几道门，哪个门都得排队，哪个门都要安检。进第一道门，要拿上访材料和身份证才能进去，第二道门，在不锈钢防护栏里排队，第三道门，上访材料，身份证，过安检，第四道门，拿身份证上访材料填表，第五道门，上访材料，身份证严格安检。
进信访局接待室安检措施可要严多了，脱衣服，手检，女安检员要用手伸到当事人裤腰里贴肉捏一遍，并且撩起贴身穿的衣服，弄的人都不好意思。妈妈咪啊，神啊，还有更离谱的么？
3、中央第一巡视组接待上访群众。
近日中央第一巡视组一改往常的神秘低调，公开办公地址和电话， 面向全国接待访民。保安和领导的服务充满人性友善并提供免费饮用水，受到被接待访民的认可好评。他们给全国民众一个公开坦诚的工作形式，让诸多访民感到鼓舞和安慰。
中央第一巡视组在北京的工作态度受访民欢迎，每天上访群众上千，远远超过信访上访人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心向背，说明了人民已经抛弃了信访局。
总理阁下，您来说说巡视组和信访局谁走的是群众路线？
九大罪状：酒囊饭袋，一群废物
《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並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曾几何时清洁的饮水、干净的空气、无害的土壤，在为每个人的奢侈品。从地沟油、毒奶到雾霾天、顏色河、重金性超标，成为公众头疼的现实环境。6月19日公布的一项统计显示，5月份，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27.4%，重度污染以上天次占8.7%。2005年，国家环保部門披露，流经城市的河流90%的河段都受到比较严重的污染，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负营养化。而直接关系著粮食安全的土壤重金性超标问题也频频见诸报端。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让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国家环保部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份经过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报告——— 《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表明，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3.05%，加入治理环境污染应该投入的虚拟成本，当年的GDP要再增加消耗1.8%。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的研究报告表明，江苏省的GDP比传统GDP降低8个百分点，考虑到GDP因素，每年的GDP要往下调8个百分点之多，2002年仅大气污染给全省居民造成的损失就在10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更令人沮丧的是,环境污染事故处罚后鲜有入刑的,以罚代刑成为阻碍生态文明的“沉疴”!
调查发现大多数地方司法机关出台的措施,都只能停留在“表态”和“口号”上,并不一定真正得到地方政府的落实。主要领导出面“掩护”、“开脱”环保违法行为，难道不是GDP的魔力？难道不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魔力？难道不是环保让位于经济指标的魔力？
从建国以来的工业冒进到近年来的过度开发，中国的环境坏化，政府不能不承担责任。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政府奉行的都是官本位心态，考虑的是自己的官位和前途，怎能会不出问题。而出了问题，如河南、安徽的癌症村，谁来承担责任？老百姓打谁去说理？就是您的信访，您说呢？
现在知道西方社会为什么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了吧？经济学博士应该知道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而打造服务型政府，首要的就是转变观念，从官本位转变成民本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现在如果不再考虑政府不转化职能，把命令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政府眷养的就永远是一群废物，中华民族的复兴只能是一个梦，并且永远是一个梦。不信走着瞧。
总理阁下，您是不是考虑一下，把发展改革委员会，换成体制改革委员会呢？相信中国只要打造出服务型政府，市场经济地位就自然形成了。
十大罪状：作恶多端，十恶不赦
1、拘留指标。
2010年3月17日《安徽商报》报道，安徽灵璧县交警大队一位交警投诉，“我们每个月都有任务，每名上路交警必须完成300条违法信息录入，每个中队连拘留人数也有明确指标。完不成任务就要写检查。”无独有偶，贵州省玉屏县玉安发[2011]3号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下达查处无证和酒后驾驶行政拘留任务指标的通知，并给各单位量化了指标。
另一个比较深刻的一次是，湖北大冶市公安局要求61名拟提拔的男民警，每人必须在元旦前抓获一名小偷。最典型的莫过于郴州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第五大队，一条不到25公里的路段设立了限速标志牌和雷达测速牌达40块之多，交警半天就罚款17万元，可谓雁过拔毛。
应该说，这是中国法治史上十分荒唐的一页。
2、罚款指标。
我们的印象中，大盖帽就是罚款。具有执法权的公安、工商、税务、卫生、城管，甚至没有执法权限的单位也走上街头，目的只有一个“罚钱”，而且这种处罚还有任务和指标。
罚款作为一种手段，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事实：一是遵循法律法规精神，让违法者得到适度处罚；二是用以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前者作为显规则，可以拿上台面，后者则是一条潜规则，通常拿不上台面，而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后者的驱动力往往高于前者，于是，罚款就会超越尺度，下达指标也就并不见怪。
2011年7月29日湖南日报新闻：河南邓州人口计生委被曝用红头文件，下达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任务指标，乡镇为完成任务，只好默许百姓超生，然后再罚款，收取所谓的社会抚养费。
当罚款收入跟执法者的工资待遇甚至政治前途紧紧联系在一起时，执法想不变“执罚”都难。你有“罚缴分离”，我有“财政返还”；你有“收支两条线”，我有“部门小金库”；你有明的“禁令”，我有“明遵暗违”。“罚款指标”的真实存在，是“指标禁令”被三令五申最强有力的理由。而这种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接受采访时说，“过去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民警抓小偷还有指标”。取而代之的“数据常量”，则是一个发案合理值，包含110刑事和治安警情、严重刑事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等3大类14项数据。北京全市每一个角落，都有这些数据，“哪个地方哪类犯罪高出设定数据，就表明不安宁，民警没完成任务”。 所谓“数据常量”即发案合理值不就是个“指标”吗？至于所谓“由‘定性’到‘定量’的突破”更是扯淡。北京市2012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预计执行情况表，2012年本市罚没收入预算收入为33.7亿元，实际执行数为43亿元。实际执行数为预算数的127.6%。
3、荒唐的劳动教养。
案例一，戴月权：老访户状告黑监狱安元鼎。
作为一名老上访户，自1977年7月被抽调修水库，因工伤残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他逐级信访到北京12年。因为总是进京上访，戴月权成为黑监狱的常客。2012年5月，接受采访结束返回住处途中被重庆市驻京办工作人员抓获并殴打，在被铜梁县警方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后，重庆劳教委作出决定对戴月权处以劳动教养一年零三个月。
案例二，方竹笋 ：“一坨屎”究竟最后谁吃了?2011年4月22日，重庆市涪陵区林业局职工方洪在得知李庄“漏罪”案撤回起诉的消息后，在腾讯微博上发表一则内容为“这次就是勃起来屙了一坨屎叫……吃，……端给检察院，检察院端给法院，法院叫李庄吃，李庄原律师说他不饿，谁屙的谁吃，这不退给王博士了，他主子屙的他不吃谁吃”。 2011年4月28日，重庆市劳教委作出劳教审(2011)字第1662号劳动教养决定书，认定方洪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决定对方洪劳动教养一年。
案例三，刘勇：一张照片带来的两年劳教。2010年12月28日，重庆市黔江区，午夜1时刘勇和他的朋友回家，路过黔江区体育馆交巡警平台，发现平台旁边，铐着一位裸体男子。男子全身赤裸，一丝不挂，铐在交巡警平台附近的空调外机架子的铁条上。周围围着零散的几个人。刘勇用相机拍了现场照片后于12月30日下午上传了七八张图片到他的QQ空间，并加上《黔江区体育馆交巡警平台——交巡警虐待一酒醉男子》的标题。导致三人被劳教。其中，被“裸铐”的男子倪振华，劳教一年;拍照上传的刘勇，劳教两年。陪刘勇去公安局“说明情况”的龚汉周，劳教两年。
案例四，龚汉周：遭遇最无厘头的劳教案。2011年元旦，龚汉周把刘勇谴责交巡警的帖子转载到了自己的QQ空间，又把他QQ空间里该网页的网址发给了两位QQ好友。3日晚，刘勇给龚汉周打电话，说公安局在找他“证实”该事件。刘勇感到害怕。龚汉周劝慰他，只要事情是真实的，你去公安局说明情况就行了，并表示陪他去公安局说明情况。龚汉周陪刘勇去了公安局，这一去就没再出来。
案例五，彭洪：网络上的恐怖“保护杀弹框。在重庆打黑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彭洪转发了一张称为“保护杀的图片。图片来源是天涯重庆，一个跟帖配图。彭洪将它发到天涯重庆，帖子标题是“这把伞好怪哟”， 2009年19号拉到北碚西山坪劳教所。
案例六，袁柏树：状告政府伪造“公章”=“煽动他人闹事”。 2006年为抵抗政府将其田地进行旅游开发，与当地其他农民一起找到当地政府伪造“公章”的证据。2009年给当时薄熙来写信反映情况，2010年7月以“煽动他人闹事罪”处劳教两年。
案例七，谢苏明：一句跟帖引发的劳教案。2009年11月12日，谢苏明因在天涯重庆版块跟帖了《王XX说，对待困难群众要像对待亲人一样》一贴，跟帖内容：“草，虚伪的政客，别个和某地产公司老板是干亲家，干亲家(也许)有干股份”。之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劳教一年。
案例八，任建宇：“不自由 毋宁死”换来的两年劳教。2011年8月，这个工作了两年即将转正的大学生村官，被警察带走，随后进了劳教所。判两年;罪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是在网上浏览转发评论了“一百多条负面信息”，许多普通网民天天在干的事儿。
自政法委分管信访以来，是维稳绑架了信访。运用7000多亿元的维稳经费，调动所有的司法工具，就是为了围追堵截上访群众正当诉求。其实群众上访纯粹是无奈之举，他们是在敏感时期在敏感地段被警察查抄到信访材料，被劳动教养和行政拘留，事实案例举不胜举。他们很多仅仅是在京敏感时期路过了敏感地段，仅仅是因为身上带了份上访材料。听说重庆警察对上访人员曾说，要怪只能怪王立军，那么，全国的劳教案呢？谁来承担责任！不让上访就明说，废除信访条例，岂不干脆！老百姓死就死了，就不再进京告御状。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大举措。而在执法领域采取罚款、拘留、劳教定指标，完全是混账行为。现实生活中，人们会不会违法，何时会违法，会违多大的法，事前都是不能确定的。而事前定指标、定发案率、定破案率、定违章率等做法，必定会导致伤害公民合法权益，必然严重妨碍依法治国。如是等等罄竹难书。因此，政府机关利用合法的公权非法侵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引发的沸腾民怨就不足为奇了。
朱镕基曾在记者招待会上坦承：“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当他发现利益相关者推托的反弹力有多大时，连他都无能为力。他的疲惫其实是一种制度的疲惫。也就是说，在中国本来应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问题，积累了太长时间，现在却堆到领导者个人的肩上。现在的中国政治体制，完全是封家庭作坊式的家长制模式，信访系统尤为如此。试问，单靠几个中央领导一年能解决几个问题？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而全国信访系统中充斥的“四风”谁来管？谁来问？也许因为这封信，被贪官恨之入骨，抓捕入狱也极有可能。不过，总理部下，我敢和您打赌，如果您能放我一码，肯定会有第二封，第三封这样的信件奉上，并附带法律草案。也许，您说了也不算，我五月已经被他们绑架了一次，已经抵押了20多天，也不在乎再多一次。
由此看来，苏格兰裔美国人巴德里克·亨利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于殖民地维吉尼亚议会演讲中的最后一句：“不自由，毋宁死”也只能供我辈小民在监狱瞻仰了。
谁为为之，孰令听之？悠悠我心，亦有何言？
此致
顿首
2013年7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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