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娇勾搭赖昌星　被干了　（图）2007-11-06 11:42:52阅读(8751) 评论(27)
 
 
远华走私大案首犯赖昌星携带巨款逃往加拿大之后，阮铭、魏京生、王希哲等一批民运人士“不约而同”地挺身相助，从赶世界各地赶去，齐聚加拿大，共同造势。行动如此迅速，步调如此一致，犹如随幕后的指挥棒起舞一般。民运人士不光大张旗鼓为赖昌星诡辩鸣冤，甚至还将赖称作“与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是 “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时代英雄”，强烈要求加拿大政府给予赖“政治庇护”待遇。民运人士更赤裸裸地说，只要赖昌星肯捐款，就是“民运”一员。然而，精明的赖昌星很快发现民运人士只看重他的巨款，而实际并无能力帮他获得“政治庇护”，于是“合作”破裂。如今，这场闹剧虽已经过去六年了，但是，散居世界各地的民运人士仍经常“不约而同”地要求西方制裁中国，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以人权为名反对北京奥运，为台湾公投入联返联辩护，对抵制台湾蓝绿势力操纵控制的民运人士进行围攻和封杀，行动步调和言论口径如此一致，与当初为赖昌星造势风波如出一辙，似乎有幕后指挥棒一般。其背景到底有多深，仍是未解之迷。

远 华 案 聆 听
 
● 李 何
 

　　 远华案主犯赖昌星的难民聆听案，目前暂告一段落。预料加拿大法庭审讯结果并不会如大陆所乐见的将赖遣返。特别最近由阮铭、盛雪、魏京生等人出庭作证，本文为此作出陈述如下：
 
　　（一）犯罪者的天堂
 
　　 9 ． 11 恐怖事件若干恐怖分子系由加拿大潜入美国的，虽然加拿大政府目前还在否认此一说法，并积极协助美方调查。但被恐怖分子利用作为潜赴美国的跳板，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台湾中央社为此发出多伦多特稿，指出加国已成为恐怖分子的天堂。“特稿”列出许多具体例子，指出人口才不过 3300 万的加拿大，却在境内有 50 多个国际恐怖主义团体和 350 名恐怖分子。加拿大并非有意窝藏恐怖主义团体或个人，但却无形中变成了恐怖分子的天堂。加拿大宽松的移民法确实有相当大的漏洞。任何人只要声称难民，加拿大几乎来者不拒。一位美国会议员甚至嘲讽加拿大系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的俱乐部。
 
　　加拿大一向以“人道”自居，也可以说是犯罪分子的天堂。像伯纳多和贺莫加夫妇奸杀少女的残忍暴行，使人发指。但在加拿大却可以在狱中大办生日派对。多次申请保释，浪费纳税人金钱。加拿大人权人士向来指责中国侵犯人权，而且不尊重他国的司法尊严。如抗议越南政府处决越裔加籍女毒犯，指责中国拘禁法轮功张昆仑。中国国情同加拿大不同，司法制度也不同。中国是 12 亿人口大国，中国犯人不可能像贺莫加受到那样的照顾优待，那是很明白的道理。中国的人权以至司法固然尚待改善，但是，加拿大的人权人士却是做得过分了。只要一提及中国的司法审制就指责为“不人道”、“残暴”，甚至是超越了干预内政的界限。笔者愿意举出例子，加国各大媒介攻击中国偷窃加拿大的核机密，把中国政府栽赃为同三合会勾结从事非法商业活动，这些不友好的宣传都是“公正”“人道”吗？
 
　　被朱镕基形容为“该死 3 次（到 10 次）的王八蛋”赖昌星，他也懂得加拿大是犯罪分子天堂的道理，逃到加国寻求避难。果不其然，他是找对了地方了。这位手上牵涉有多位大陆高官判刑丧命的要犯，尽人皆知的厦门走私充斥的要角，竟然可以在加国交保获释，甚至即使难民申请失败，赖的律师还有一系列抗辩程序，至少可拖上数年时间。遣返赖昌星的行动虽然不是凭空想像，但也并非马上就会发生。赖可以采用上诉和抗辩行动包括法定司法覆核、遣返风险评估，难民机构复认，联合国难民公署审核和反刑求委员会评估等。赖昌星固然有钱把这场官司打下去，但却难免使中国政府感到失望。中国国情不同于西方，可以相信，不管审讯结果如何，中国将以中加友谊为重，尊重加国的司法判决，不会举行抗议示威。前年，几艘福建难民船只抵加，举国上下无不同声谴责，加国的“人道”声音消失了。加国移民部寻求中国政府协助，堵截难民来源。这次加拿大却没有相应的“合作”回报。
 
　　可以相信，加国能指望中国能更多“合作”堵截以后的可能偷渡浪潮吗？
 
　　（二）敌意性证人（ HOSTILE WITNESS ）
 
　　加拿大法庭允许赖昌星律师传唤阮铭、盛雪、魏京生等人出庭作证，为赖昌星辩护。众所周知，这些民运人士，其背景是依靠美国、台湾支持，是不受中国政府欢迎，被拒入境的。魏更是被判刑外释就医的犯人。他们离开大陆、流亡海外已达 12 年，对厦门走私案情况都是根据道听途说、小道消息而来，并无第一手直接资料来源。如盛雪（藏锡江）承认，她是在别人处得知消息。她的《远华案黑幕》一书是根据同赖昌星交谈以及她的助手到大陆调查的间接来源。魏京生的消息来源是由朋友与香港《争鸣》刊物而来，魏自己不清楚赖昌星是否走私。阮铭作证朱镕基的“不处死赖的承诺”等同于把法轮功改口为敌我矛盾的不可靠性，其说法来源也都是间接传闻而来。如像法庭上法官提出的质疑，连权威性的《华盛顿邮报》等各大媒介都没有过这些报道，怎能使人相信《争鸣》刊物这类小道消息？
 
　　根据加、美、英法律，中国政府有权提出对上述证人，认为属于“敌意性证人”，提出交义审查要求；并指出他们缺乏直接可靠证据来源，不能胜任证人资格。现叙述学理根据如下：
 
　　 1 ．加拿大刑事罪行分类，把损害公众秩序和国家利益项目下的行贿罪（ BRIBERY ，行贿、受贿），即指“犯罪人向公众官员或公众团体代理人以至个人交纳‘秘密佣金’；或者作为引诱性酬报使其能担任公众职务。”“不管是行贿、收受贿赂或者作为索取贿赂的中介，都是刑事罪行。具有发放特许证权的官员，如果在收受‘悦耳甜语’后才能发出许可执照否则就加以拒绝的行为也属于刑事罪行”。（见 BOYDELL ：《加拿大刑事审判管理》）
 
　　 2 ．证人资格：参与诉讼某方，认为证人是对其带有敌意性的，则有权提出对证人作出交义审查要求。如证人由于本身利益冲突或有犯罪行为，即可认为不 胜任证人资格。（见 McWILLIAMS ：《加拿大罪行证据》）
 
　　 3 ． JOHN BOUVIER 《美国法律词典》指出：（ 1 ）行贿属于刑事罪行（ 2 ）所谓本身利益，即指该证人对诉讼结果具有直接利益或犯有罪行声名狼籍的人，就不足以胜任证人资格。
 
　　 4 ．所谓“敌意性证人”的解释
 
　　提出质疑的诉讼一方可在法官不在场的情况下向证人提出交义审查。“敌意性证人”并非指他可能作出有损于他自己那一方的证词而言，而是指他的行为对于提出质疑的一方是带有敌意性的，因而不能向法庭提出公正性的证据并提供事实真相的愿望。
 
　　行贿与贪污受贿同属有罪。见 EARL JOWITT ：《英国法律词典》。
 
　　法庭并不传唤揭发人朱牛牛作证，而由离开大陆已十多年的人作证实属怪事。魏京生的无知，例如他称：“目前大陆法律中不存在行贿罪而只有受贿罪。赖行贿高官是被迫的并且不构成犯罪。”现举事实例子：天津大邱庄禹作敏案，禹曾作为 10 大农村企业家之一，和政协委员，最后是以“贪污、腐败、贿赂和谋取暴利”而判罪。证明大陆法律中就存在有行贿罪，因此否定了魏的说法。
 
　　参照上述，中国政府有理由把魏、盛等证人认为是“带有敌意性的证人”，作证无效。
 
　　（三）高层权力斗争
 
　　盛雪指证：远华案是由于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的妻子和儿子都是美国公民并且居住美国。中共高层因此不满，进行调查，因而该案是中国高层内部政治斗争工具。魏京生更声称，远华案背后有政治阴谋。 99 年北京曾发生一千名军官密谋推翻政府，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与此事有关。是政变密谋的背后支持者，是中央对他的调查才引发了打击姬胜德而采取的政治斗争手段。
 
　　民运人士热衷于制造北京高层权力斗争新闻已非一次。魏的军官造反消息，酷似于文革初期传闻贺龙、彭真企图发动军事政变的谣言。北京陈希同逮捕案，民运把它形容为源自于上海帮同北京帮权力斗争。《六四事件真相》一书也是“由于权力斗争、曾庆红既得利益集团有意泄露出来的。”
 
　　了解北京政治运作的人都会相信，妻儿定居美国的高官，并不足以构成犯罪条件，充其量是不能继续担任敏感性的要职而改调他职。姬胜德是姬鹏飞之子，是太子党的头面人物，以这样的犯罪条件能把他板倒吗？民运对太子党的“恶行劣迹”，向来是穷追不舍的。例如王军（王震之子）刘殿英（刘华清之女）的政治献金（克林顿）及贪污案就受到异见人士的猛烈抨击；但这次魏京生却为何反过来为姬胜德辩解呢？
 
　　现引用 CIA 情报专家、前美驻华大使李洁明（ JAMES LILLY ）在《六四真相》一书后的讲话。李慨叹“华府当年误判北京形势。美国当年的情报分析对几个事件的要角都失真了，包括美国误判乔石是真诚的改革派，误判杨尚昆和邓小平间的歧异。对赵紫阳的理解，也偏向于认定他是个一夫当关的浪漫理想家，但书中表现的赵紫阳却更像是一位脆弱的落寞英雄。美国误判北京情势的失真程度太深，完全没有掌握当时中共高层反美情绪的升高。 CIA 的报导，军队不服从命令、内部分裂的的谣言全属虚假。”看来，李洁明的直率坦白，远比魏京生为高明。
 
　　值得玩味的是，“六四”天安门运动，由于打出了“反贪污”口号，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老百姓痛恨贪污、憎厌特权的民意历久不衰。但从这次远华案作证的表现，替行贿人解脱，实际是助长了贪污之风，这同当年的“反贪污”旗帜是背道而驰的。赖昌星案尚在起诉阶段，未有定罪。即使赖侥幸逃过惩处，但从辩证观点看来，一个毒瘤已被割除，一个烂摊子已被收拾，远华红楼提供了反面教材，国家税收增加了，这就是的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摘自《大中报》
 

赖 昌 星 曾 是 台 湾 间 谍
 
　　（台北讯）涉及中国大陆近年最大宗走私贪污案的主嫌犯赖昌星“自爆”近十年来在海峡两岸一场间谍战中，一直充当“双重间谍”。
 
　　台湾《联合报》前天报道，赖昌星起初专向台湾泄漏大陆机密，但到1999年远华走私案行将揭发前，为求邀功自保，而诱出当时刚离职的台湾驻香港特务首领叶炳南，让大陆公安将后者逮捕。中国大陆当局随即大举搜捕台湾间谍，台湾在广西的情报首长被追捕时遭射杀。
 
　　赖昌星现在正以遣返中国大陆会被判死刑为由，向加拿大申请豁免遣返。他在这生死关键的时刻透露了自己的“双重间谍”身分，也从而揭露了台湾在港情报网至今仍然存在。
 
　　《联合报》前天从台湾国家安全局高层获得证实，军情局香港站前站长叶炳南确实在厦门被捕，至今尚未获释；由于事关重大，已被列为高度机密处理，详情不便透露。
 
　　据该报了解，此案和担任台湾间谍的解放军少将刘连昆、军情局广西站站长被捕杀案，以及过去两年多起情报单位驻大陆重要干部被捕案有关，至今仍未解密，知情者并不多。
 
　　该报说，叶炳南在1994年出任香港站长后，鉴于赖昌星在中国大陆人脉广博，极力拉拢对方，甚至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有意安排他担任香港闽侨会馆会长。赖昌星虽然拒绝“正式”加入台湾的情报工作，但答应将其所知尽量告知台方。
 
　　不过，赖昌星其实早在1992年已投靠南京军区情报部门旗下，并认识了当时任总参情报部头头、也是中国元老姬鹏飞之子的姬胜德。他后来还加入北京国安部第八局，成为不支薪的兼职特工，并在充当两岸间的双重间谍时，大搞其远华公司的生意。
 
　　不过时移世易，1999年远华贪污走私案已在爆发边缘，赖昌星为了免遭大陆当局清算，尽其所能巴结各方部门。国安部既是大陆其中一个受重视部门，赖昌星便想到以献出叶炳南来邀功。
 
　　《联合报》说，当时赖昌星得知叶炳南行将退休，便假借介绍生意为由，安排叶氏夫妇到厦门，同行的还有叶氏的友人台湾海军少将夫妇、一对港商夫妇及一名台商，七人全部住进厦门悦华酒店。他们后来被请去同大陆国安部人员“谈话”，除了叶炳南一去不回外，其余六人稍后获释。
 
　　叶炳南被捕后，大陆决定扫清台湾情报网，广西站成为重灾区，十多名高级情报干部被捕，该站站长甚至在追捕过程中同大陆当局枪战致死，台湾在大陆的情报工作因此受到严重打击。
 

魏京生等“海外民运”介入赖昌星案的严重后果
 
赖昌星自从涉嫌巨额走私的远华案被揭露后，逃至加拿大隐藏长达近一年之久。当时赖昌星并没有要求政治避难，被中共政府发现他的隐藏地点后，才向加拿大移民局申请政治避难。从此，赖昌星案才逐渐被国际媒体炒热，引起人们的关注。
 
今年初，听闻海外某些民运组织中有些人要为赖昌星辩护，要设法营救赖昌星获得自由，并要求赖昌星在事成后，将他在走私生意中获得的巨款捐给这几位先生所代表的民运组织。此消息一经传开，立即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疑问。其争论的焦点是：海外民运组织关切赖昌星案应持何种立场？与赖昌星应保持何种关系？
 
不久，上述传闻间断，我以为上述传闻大概是误传和歪曲吧。不料，经过大半年后，上述传闻在最近是帘幕正式拉开，先后看到刘青等五位先生的“声明”，阮铭先生为盛雪女士撰写赖昌星案之书的“序言”，王希哲先生的“正式意见”，项小吉先生的对赖昌星案的“看法”等等。资料逐渐在增加，营救赖昌星的策略看来慢慢地明朗化，类似我这种局外人对赖昌星案的见解也渐形成。
 
现将我对赖昌星案与各方面对此案见解对此如下：
 
一， 赖昌星案的性质
 
究竟赖昌星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这是对赖昌星案所有争论中的最基本的问题。只有摆出所有的事实证据之后，经过司法审判，才能确定赖昌星是刑事犯还是政治犯。由此同时，才能摆正各方面关系，并也可以看出各方势力在赖昌星案中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现有资料对赖昌星案的性质有如下不同的看法：
 
１．刘青等五人“声明”中写道：
 
“远华案是中共专制腐败有代表性的大案。无论从已经揭露的触目惊心的事实，还是赖昌星本人的辩解，这是一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确凿无疑，而且赖昌星是此案的重大嫌犯。”由此可见，刘青等五人是认为赖昌星是刑事犯。
 
２．项小吉在“看法”一文中写道：
 
“赖昌星可能是中共内部斗争中的一个牺牲品，就像四人帮、刘少奇、林彪、陈希同；赖昌星至少是中国缺乏法治，司法腐败的一个牺牲品，就像禹作敏，年广大。我认为赖案中的政治因素远大于经济因素，也就是说赖昌星更接近于政治犯。”
 
项小吉认为赖昌星案从头开始就接近于政治犯，并且是类似于刘少奇高官的地位。赖昌星究竟是因为走私漏税行为而引起北京政府追究在先，还是因为北京高层政治斗争被波及的牺牲品在先？这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事实出发点。项小吉的观点看来赖昌星是被波及的中共高层斗争的牺牲品在先，现在变成了一位被动的反对中共的政治犯。
 
３．王希哲在“正式意见”中写道：
 
“如果大走私犯赖昌星，或者今天正在辽宁开庭的慕绥新，慕绥旧之类的贪官，害怕在中国受审，跑到了美加，又害怕引渡，主动找到了民运，愿意重新做人，接受海外民运王希哲的二条，（也就是王二条），而且落实到位，别人我不管，我肯定接受，一定极力帮助他获得政治庇护。因为他揭露中共，并把昨天的不义之财，交给民运，这已经就是政治活动；民运将其投入反抗中共政权的斗争，也就是说他今天投入了反抗中共政权的斗争。为什么不能获得政治庇护？”
 
请问王希哲，按照你的逻辑，大走私犯赖昌星只要交出“不义之财”，并揭露中共和赖昌星的勾结活动，你就极力帮他获得政治庇护，不管赖昌星是否曾经犯过什么罪，有钱给民运，就可以活命。按照这样的逻辑，有人在美国和加拿大开设政治庇护公司，帮助中国大陆的大批贪官污吏偷渡来美国和加拿大，然后再在反共名义下给他们政治庇护，既保留他们的生命和巨额贪污钱财，这些人又可以美其名为“民运” 而分脏，双方有利，根本不必管贪官污吏们曾经犯过什么罪，包括贪污、走私、贩毒、贩卖人口、拐骗妇女儿童、盗贩武器等等。请问，按此办理，则在人类社会中，法律、道德、正义、良心、形象等等还存在吗？这样的逻辑在国际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政府能够接受？按王希哲的逻辑，以色列犹太人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追捕德国纳粹份子归案制裁他们了。
 
４．阮铭先生在“远华案黑幕”序中写道：
 
“远华案主角赖昌星，是一位中国社会典型的悲剧性人物，他出身卑微，学历低，但他头脑聪明，会做生意，且平等待人，乐于捐献。他由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来了经济奇迹，又由于不甘默默无闻而成为政治斗争牺牲品。”
 
“赖昌星被钦点为中国最大的走私犯的主角，并不在于他有没有走过私，犯过罪，而是恐怖与谎言的统治需要这样一个角色，不幸，他被选中。”
 
是否在阮铭看来，走私逃税是合法生意还是非法生意是不必计较的，只要头脑聪明什么样的黑钱都可以赚？是否在阮铭看来，之所以有远华案，并不是赖昌星是否涉嫌数百亿美元的走私罪行，而在于中共高层政治斗争需要而被制造出来的重大案件的牺牲品？赖昌星是无辜的百姓，是受害者？以上对赖昌星案有四种不同的看法。如果有四个法官各持以上不同的观点和立场的话，则判决结果肯定是四个不同的结果。可见，在赖昌星犯罪事实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没有充分把握赖昌星犯罪事实之前，不同观点和立场是难免的。
 
二， 如何推进赖昌星案向前发展？
 
从张宏堡获得美国政治庇护成功的事例中可以获得借鉴，赖昌星的政治庇护的成败将有赖于以下几点：
 
１．项小吉、阮铭、王希哲和盛雪诸位女士先生好心地替赖昌星向加拿大法庭和国际社会提供赖昌星在中国大陆进行政治、宗教、人权、言论、文字书写等活动受迫害的事实根据；并且要提出足够的事实根据来否定中共政权对赖昌星是巨额走私刑事犯的指控。如果仅仅靠赖昌星本人的叙述反控是远远不足的；
 
２．由于中共政权在政治迫害问题上一向欺骗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所以对中共提供或揭露远华案的文件和资料应持保留和怀疑态度，但加拿大法庭及民运组织应当重视国际社会媒体对赖昌星案的评论和分析研究，收集国际社会对赖昌星案的评论等等，作为审定赖昌星案的参考依据；
 
３．由加拿大政府有关部门独立调查论证赖昌星是否是刑事犯，不受中共政府和国际社会舆论的影响；
 
４．赖昌星的自我辩护。盛雪撰写的采访赖昌星的书实际上就是赖昌星自我辩护的一部分；
 
５．项小吉、阮铭、王希哲和盛雪是否应该考虑动员海外民运组织和人士到加拿大示威，声援赖昌星，并公关游说加拿大国会议员。张宏堡能获得美国政治庇护，海外民运组织的声援，及公关游说美国会议员是很有影响力的。但笔者怀疑，海外民运人士和同情赖昌星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去加拿大为赖昌星请愿？经过对以上几个重要资料和活动的分析和综合，加拿大法庭会做出判决。如果赖昌星获得政治难民资格，就留在加拿大自由生活。如果赖昌星提不出充分的证据以证明他曾遭受中共的政治迫害，而相反地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赖昌星是巨额走私的刑事犯，则赖昌星很可能被送回中国大陆，接受中国大陆法律的制裁。笔者相信，赖昌星案在加拿大的司法过程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至于赖昌星可能被送回大陆受审是否能获得人道、人权和公平对待，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问题。
 
三， 民运组织介入赖昌星案的后果
 
海外民运组织介入赖昌星案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从上述争论中可以看出，海外部分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对下列问题观念模糊不清：
 
１．政治迫害和刑事犯罪的界限；赖昌星是主动刑事犯罪，还是被动的受政治迫害；赖昌星是为了活命逃罪而向民运组织靠拢，还是为了反对中共，追求政治理念而寻找海外民运组织？
 
２．犯罪逃命和政治理念的界限；
 
３．政治捐款和买命求生的“不义之财”的界限。
 
所有以上这些界限在赖昌星案中是非常重要的。
 
海外民运人士对赖昌星案的不同立场和观点是很正常的，其不同的立场来自与其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应该说各派民运人士面貌和立场都已充分的表露了，这对民运之的分化和重组是有利。笔者认为，在这次对赖昌星案的辩论中，各民运组织和人士对“王二条”的争议最大。不管某人过去曾犯过什么罪，只要现在反对中共，并缴足“不义之财”，海外民运组织就极力为他申请政治庇护辩，保护他的生命，这样一来，法律和正义就荡然无存。
 
请问，难道某些海外民运组织和人士除了不择手段获得金钱之外，就真的没有别的道德形象可以获得政治捐款吗？一个政治组织没有了清新道德形象，如何去号召中国大陆百姓为正义，理想，自由，民主和社会进步而奋斗呢？
 
幸好，海外民运组织中毕竟还有一批头脑清醒，主持正义和道德高尚的朋友在赖昌星案中仗义执言。这场赖案辩论将对海外民运组织的未来前途影响甚大，将影响到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伍凡
2001年8月20日
写于洛杉矶
http://news.boxun.com/news/gb/misc/2002/09/200209201209.shtml
 

项小吉：我对赖昌星案的看法
—- 海外民运法律专家、原“六四对话团”团长项小吉律师谈赖案
 
喜不喜欢赖昌星，信不信法轮功，站在个人立场上看并不重要，但从人权法治的立场上看就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忘记过去的政治迫害，我们要抵制正在进行的政治迫害，我们要杜绝将来的政治迫害。今天我们为赖昌星辩护是为了明天能为刘昌星，徐昌星，胡昌星辩护。捍卫人权和建立法治是从每一个具体案件做起的，人权法治不是抽象的理论。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生活在自由国家，像这样公开地公平地辩论都是不可能的。
 
(一) 法律问题 赖昌星作为“远华案”的主角被中共政府通辑，并由中共政府向加拿大政府申请引渡赖回中国受审。赖昌星本人则已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政治庇护，此项申请正由加拿大司法机关审理。中共政府派出证人出席公听会，证明赖是刑事犯，不应获取政治庇护，而应引渡回中国，由中国的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审理。为争取引渡成功，中共总理朱熔基保证不判赖死刑。
 
国际法关于引渡有三项原则：(1)政治犯可以不引渡；(2)引渡将导致死刑判决的可以不引渡；(3)只有被双方同视为罪行的嫌犯才可能引渡。此外，双方如无引渡协议，可以不引渡。
 
中加之间尚未有引渡协议，所以是否引渡赖完全取决于加拿大司法机关的判决和行政机关的决定。即便赖被加司法机关定罪，加行政机关也无义务一定要引渡赖，赖可以在加服刑。之后，赖也不必回中国。
 
这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赖是政治犯还是刑事犯还是兼而有之。这里不仅是个简单的事实举证问题，还牵涉到中国的司法现状，政治制度。中共在对其刑法作了修改之后，取消了反革命罪。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不存在政治犯，而所有的罪犯都是刑事犯。凡在中国生活过，或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中共现在镇压异议人士或内部斗争中的政敌都用的是刑事罪名。赖昌星可能是中共内部斗争中的一个牺牲品，就像四人帮，刘少奇，林彪，陈希同；赖昌星至少是中国缺乏法治，司法腐败的一个牺牲品就像禹作敏，年广久。赖昌星的暴发与烟灭是中国现行体制的一种特有现象。我认为赖案中的政治因素远大于经济因素，也就是说赖昌星更接近于政治犯。有些民运、人权活动家认为只有反对中共政权的人才算政治犯，这是对政治犯一词的误解。刘少奇，四人帮都是政治犯，但他们从未反对过中共，相反，他们都曾是中共政权中的核心人物，是残害人民的策划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政治犯。
 
这种误解可能源自一种感情，就是这种人受镇压活该，大快人心，罪有应得。其实这正是共产党的哲学，与法治精神人权原则相违背。赖昌星即便是中共的爪牙，作恶多端也同样不妨碍他有可能成为政治犯。
 
第二个问题是赖如果被引渡回中国会不会被判处死刑。对此，朱熔基拍胸保证不会。在中国这种人治国家，这种保证的可信度是不稳的，有时极高有时就是圈套。但问题是朱作为行政首脑凭什么做此种保证，他又不是法官。即便是法官也不能未审先判，无论是从轻还是从重，也无论是撤案还是赦免，总得有个司法程序吧。再说，如果作为主犯的赖昌星都可不判死刑，那么那些判了死刑的从犯又该如何解释。赖是主犯而且外逃，罪上加罪，如他都不判死刑，此例一开，后果将是什么？我看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依法治国”就不攻自破了。死刑在中国的滥用已是不争的事实。连经济案渎职案都构成死刑。中国每年的死刑判决和执行已超过世界各国之总和。我们在讨论赖案时应该考虑到这个背景。
 
对第三个问题我没十分的把握，我没研究过加拿大的刑法。我猜至少在量刑上不会比中国重。作为一个贸易自由的国家，走私的范围也不会比中国广。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各项经济政策和法规变化无常，许多民营企业家忽而捧为劳模忽而锒铛入狱，这些人被政客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毫无安全感，有时需要找个靠山也是出于私利和无奈。近些年的移民热潮反映了民营企业家们对中国的政策，政客和政治制度的不信任。至于腐败问题，赖是个商人，不是政府公务人员， “以钱谋私”与“以权谋私”是不同的。前者是人性中的“腐败”，后者是制度性的腐败。我们要批判的是后者。有钱人花天酒地不爱惜身体那是他个人的事或家务事，嫖娼宿妓聚赌吸毒另当别论。
 
总之，赖昌星如果引渡中国，不判死刑违反司法公正原则，判死刑违法对加拿大的承诺。且替中方考虑，还是虚幌一枪自下台阶为妙。不解的是，为什么人权主席刘青等人也必置赖于死地而后快。
 
(二) 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首先是人的问题，其次是权的问题。这里的人包括所有的人，从胎儿到死者，从受害到罪犯，从亲人到冤家。无论男女，老少，种族，国籍，贫富，美丑，残健，智愚；也无论政见，信仰，品行，癖好。对人权只能采用一个标准，而不能采用双重标准。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记得当年江青自杀，美国一位人士表示这是一起践踏人权的案件。坦白说，我的人权观是从此才真正建立起来的。江青当时正在服刑，正处监管之中。囚犯自杀，当然是狱方的失职。江青在我眼里固然十恶不赦，但她有她的那份权利。平心讲，当年对她的审判只是一场政治闹剧，因为她的作为并没有触犯当时的中国法律，那时的法律(至今仍然是)正是江青们迫害异己的工具，她怎么滥用都不违法。
 
在赖案中控辩双方都有证人到庭，但由于辩方证人是魏京生，阮铭，就引发了徐水良，刘青，胡安宁，胡平，唐柏桥五位先生的“声明”和徐水良先生的进一步解释。因为徐水良先生在其解释性的文章中用的是“我们”，我假定该文与“声明”是姐妹篇，代表其他四位的观点。
 
据解释，刘青等人发此声明是 “为了挽救民运被伤害的声誉而不得不发这个声明。”这个声明“不是以组织名义，而是以个人名义发的，是为了负责。”刘青等五位先生以个人名义发此声明以示负责，我深感钦佩，好汉做事好汉当。观点不同可以辩论。这第一步就比冒名匿名光明磊落。符合五位先生的一贯作风。据解释，发此声明是“为使人类的公理和正义得到伸张…….只有否决政治庇护，才能作出某种国际安排，让赖昌星受到公正的审判。”否则就是“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
 
据解释，“无罪推定原则不适用于民事案件，不适用于政治，也不适用于刑事侦破。该原则过去被不懂法律，又自以为懂法的部分民运人士滥用了。”据解释，“如果赖昌星政治庇护被批准，那么，无论是根据属人原则还是根据属地原则，加拿大政府大约很难再对赖昌星进行审判”结论是，“有人个人一定要赖昌星的钱，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是他们最好知道一点羞耻，自动退出民运。”
 
“声明”和“解释”的种种荒谬出自长期从事民主人权事业的理论家，活动家之手，实在令我不解。
 
审理政治庇护申请本身就是一种司法程序，如果在这个程序中司法机关认定该申请人符合政治庇护标准，难道还要将他提交另一家法院去“受到公正审判”吗？
 
按五位先生的观点，只有否决赖的庇护申请，将赖引渡中国(即某种国际安排)，赖才能受到公正审判。我认为，加拿大政府对此案有完全的属地管辖权，事实上已经开庭审理，连中共都未表异议。我也相信，加拿大政府的审判会比中共的审判更公正。“声明”的五位作者中有四位曾领教过中共的审判，且无一认为中共的审判是公正的；怎么轮到中共审判别人时，他们就如此有把握认为审判会是公正的呢？
 
“无罪推定”原则适用于一切法律案件，请先生们慎用“在自己毫无知识的领域信口开河的勇气”。因为这的确伤害“民运的声誉”。
 
“声明”将对赖案的态度上升到维护“人类的公理”和“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高度，有点危言耸听了。先生们大概是受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影响，习惯盗用他人的名义和感情以填补心虚和肾亏。我是不大敢用这种词汇，因为手中既无选民又无统计，妄言的也只是个人的私理。
 
如果说替赖作证就是要赖的钱，那么，反之，与中共夫唱妇随是否也可推论就是要中共的钱。这里既有一个事实的问题也有一个逻辑的问题。替谁说话就是为了要谁的钱，如果这种逻辑也成立的话，那我们为民主人权说话，也是要民主人权的钱吗？换一种思路，拿了又如何。为了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台湾人的钱可以拿，犹太人的钱可以拿，美国人的钱可以拿，中国人的钱更可以拿，而且这将是中国民运的主要财源。
 
总之，赖昌星有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包括有权聘请律师，邀请证人，选择审判地，适用国际法和审判地法，并可上诉如有需要。人权高于“人类的公理”和“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果有冲突的话。
 
(三) 政治问题
 
这个问题可能是最有争议的问题，也是(至少在短期)最无从裁判的问题。中国的民主运动依靠谁，争取谁，分化谁，打击谁；这是个重要的策略问题。中国的民主运动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是“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地方架空中央”，甚至“八国围堵中国”；这是民运的方向问题。最大可能地扩展团结对象，限制打击对象，这是政治斗争的常识。
 
当年共产党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它连“打倒国民党”都不提。它要打倒的是一个人(其实是一个党)，而它要解放的是全中国(其实是它自己)。今天法轮功把矛头只对准江泽民一个人，连李鹏朱熔基都在“统战”之列。
 
当然，民运与此有区别。民运的目标是建立宪政，不是为了夺权(当然有执政的权利)；也不是为了个人恩怨(当然罪犯如李鹏应受审判)。但要实现宪政目标就必需讲策略分阶段。
 
赖昌星属于那一类是这场争论的焦点。我认为赖昌星绝不是民运要打击的对象，无论是于情还是于理，也无论是从民运的宗旨考虑还是从民运的策略考虑。赖昌星案与法轮功案有某些相似之处。中共在这两案中□罗的罪证当然不会全是假的。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是法轮功还是赖昌星，在中国他们都没有申辩的机会，他们的罪名和刑期在逮捕和审判之前就已经定了。中国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是为迫害异己而设计的。我想，阮铭，魏京生出庭作证想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我相信，刘青等人对此尤其不该有异议，毕竟都是过来人了。
 
喜不喜欢赖昌星，信不信法轮功，站在个人立场上看并不重要，但从人权法治的立场上看就非常重要。

 
项小吉
2001年8月13日 星期一
http://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1/8/12/15038.html
 

归类： 海外民运深不可测  |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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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条评论 发表在“●撒娇勾搭赖昌星 被干了（图）”上

2008年01月24日于6:41 下午
匿名 说：

多维代替博主删贴，博主没有自由。除非多维承认这些注册的假名字都是多维自己干的，用来哗众取宠，借机攻击他人。为什么多博友的谩骂不删，批评多维的评论就马上删掉？请多维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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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24日于6:15 下午
匿名 说：

删贴是博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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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24日于6:01 下午
匿名 说：

刚才看见一个批评多维转贴太多色情广告的评论，多维怎么一下子就删了？为那位读者惋惜。如果批评的不对，多维可以为自己辩护，利用删贴来封杀言论只会降低多维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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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4日于8:24 上午
匿名 说：

老茉莉是不是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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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1月4日于5:01 上午
明察秋毫 说：

上面有多篇文章是中國共產黨娉用的文字打手在污衊民呷耸恕� 可惜用詞過了火 露出了狐狸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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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7日于9:02 下午
注意看好戏 说：

中国成功发射“嫦娥一号” 台湾特务和汉奸民运必定都坐不住了
 
———————————————————–
 
海 外 民 运 团 体 致 台 北 当 局 信 函
 
尊敬的陈水扁总统阁下
 尊敬的吕秀莲副总统阁下：
 
北京独裁当局于日前发射了“神州五号”载人太空船，并宣称在一、二年之内还将发射“神州六号”，对次我们表示强烈愤慨和失望。
 
我们认为，中共此举是蓄意向台湾及美国等世界民主国家所做的一次公然挑衅，意在谋求军事超强地位，破坏台湾争取独立的正义事业和美国继续领导全球的神圣权威。这一事件应引起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高度警觉。我们建议，台湾政府尽快邀请美国直接驻军台湾，以保护台湾人民合法举行公民投票宣告独立，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一举摧毁中国境内的主要军事目标和经济中心，让独裁者江泽民、胡锦涛象萨达姆那样被赶下台。
 
同时，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大陆危机四伏，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工人纷纷下岗，然而当局却劳民伤财地筹办奥运，又耗费巨资发展宇航载人技术，理应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而决不是包容或祝贺。为此，海外民运拟举办一系列研讨会议及示威抗议活动，并游说美国国会制裁中国，希望台湾政府给予我们财务和舆论方面的支持，以促进大陆实现民主。
 
谨颂祺安！
 
“亚洲民主基金会”会长 洪哲胜
 “北京之春”社长 王丹
 “中国人权”主席 刘青
 “中国劳改基金会”主席 吴弘达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 魏京生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持人 张伟国
 政论家 阮铭
 政论家 林保华
 政论家 曹长青
 政论家 刘晓波
 ２００３ 年１０月１６日
 
陈破空：“嫦娥一号” 展示进步还是落后？
 
10月 24日，中国发射”嫦娥一号”卫星，奔向月球，预定成为月球卫星，绕月飞行一年，进行一系列月球探测和科研工作。这是继”神州飞船”之后，中国又一次开发太空的举动。
 
围绕”嫦娥一号”升空，在国内，中国政府展开了大量宣传，把这一事件，当成是中共”科教兴国”和”自主创新”战略的成功范例；同时，将发射日程安排在中共”十七大”刚刚闭幕之后，有意突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巨大成就”，再次泄露中共为巩固其政权的政治目的。
 
当局开动所有媒体，制造”万众欢腾、普天同庆”的场面。但令人纳闷和不解的是，有关方面并没有进行电视直播，尤其在当局强调”和平利用太空”、特意向外界展示”透明度”的情况下。
 
早在1962 年2月20 日，1亿多美国人就能通过电视直播，观看宇航员格伦乘坐宇宙飞船进入太空的画面；而在 1969年7月 21日，1 亿多美国人又同样通过电视直播，观看了美国人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壮举。而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卫星探月，竟没有电视直播！如果说是技术问题，单就这项技术（电视转播）而言，就落后了美国 45年！
 
由于只是卫星探月，而还不能载人登月，又由于不能实施电视直播，中国”愤青”们不服，竟反过来怀疑：美国人登陆月球是”造假”。阿 Q精神到家！
 
造成这种国民心态，中国政府责无旁贷。一味宣传成绩，而不比差距，本身就导致中国人的认知偏差：只以为自己在”进步”，而不知道自己在”落后”。
 
事实上，早在1959 年（当时，中共正搞反右、大跃进），苏联就发射了第一颗月球卫星，与之相比，中国落后了近半个世纪；美国于1969年（当时，中共正闹” 文革”）载人登上月球，技术更为复杂。而直到今天，中国还不过是发射卫星绕月，至于载人登月技术，还远无成果，至少又落后半个世纪。
 
目前发射探月卫星的国家，包括：俄罗斯（苏联）、美国、日本、欧盟、中国，而印度也已经定于明年发射探月卫星，称号是”月船一号”。可见，在这些大经济体中，中国航天水平排后，仅略先于印度。
 
“嫦娥一号”升空，纵向而论，即从中国本身历史来看，自然显示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进步；但横向而论，即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却显示出中国的巨大落后：落后先进国家 40至50年！
 
中国在航天领域的落后、及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中国经济、科技与国力总体水平，在世界范围内的落后、及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反省犹为不及，又何喜之有？
 
另外，美俄两国建立国际太空站之后，已经吸收16 个国家参与，使太空开发，成为广泛的”国际合作”。但中国依然被排除在外。究其缘由，还是国际社会对中共不放心，尽管中共口头表白”和平利用太空”。
 
今年年初，在没有发出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中共军方突然发射导弹，击毁一颗卫星。此举，令国际社会大惊，同时，留下万块碎片，悬浮和污染太空，更令各国头疼。在各国追问之下，事件发生一个多星期之后，中共当局才吞吞吐吐地承认，实有其事，并仍然强调”和平利用太空”。但一些中共官员却又在无意间泄露：那是为了”显示中国的威慑力”。
 
中共的乖戾言行，怎能让国际社会相信：它是”和平利用太空”？实施导弹攻击卫星的试验之后，希望中国”成为国际太空站第 17位合作伙伴” 的梦想，又怎能轻易达成？由于无法实现国际合作，中共被迫提出”自主创新”，结果就是，把先进国家四、五十年前的技术，从头摸索起，保持如此的后发态势，所谓”赶上先进国家”，又将是何等的猴年马月？
 
（11/6/07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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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7日于7:38 下午
跳梁小丑虚怀若谷 说：

跳梁小丑虚怀若谷.撒娇勾搭李肇星 被干了!
 很久没有见到“跳梁小丑”这个词啦，没料到在多维见到“跳梁小丑”虚怀若谷这样的东西.

虚怀若谷-你应该抽你父母一顿嘴巴子，怨你父母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合格产品。对了，现在就自己抽去吧.

回复

2007年11月6日于10:14 下午
匿名 说：

跳梁小丑虚怀若谷.
 很久没有见到“跳梁小丑”这个词啦，没料到在多维见到“跳梁小丑”虚怀若谷这样的东西.

虚怀若谷-你应该抽你父母一顿嘴巴子，怨你父母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不合格产品。对了，现在就自己抽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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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10:06 下午
又斗啦 说：

海外民运界震怒了！
 —-方励之、刘宾雁、王丹呼吁罢免刘青
 
２００５年伊始，流亡美国的大陆民运分子们又再度爆发一场内
 斗冲突：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郭罗基、王丹、张伟国、丛
 苏、黄默、郑心元等八人分别以“理事”或“荣誉理事”的身份
 ，一致要求罢免一个叫作刘青的人的“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之
 职。《星岛日报》驻纽约记者以《方励之辞“中国人权”共同主
 席职位，不满账目》和《中国人权风波，方励之辞职，八理事要
 求罢免主席刘青》为标题，就这一事件连续发表了两篇报道。
 
● 恶性侵吞持续了十三年
 
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中国人权理事会”，每年都从美国及
 台湾的某些机构获得百万美元以上的秘密经费，用以配合美国国
 会抨击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以及资助那些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
 异议人士及组织。然而，这些经费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却去向不明
 ，疑遭人侵吞，而理事会主席刘青对此负有全责。方励之虽然也
 是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并且担任此职已达十几年，却对刘青
 的工资数目以及他擅自支取经费的情况毫无所知。直至２００５
 年１月理事会召开年会，在方励之等人的谴责声中，刘青终于被
 迫承认他擅自每年给自己开出的工资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
 十三年来这笔年薪收入完全没有在美国报税。相比之下，许多早
 出晚归辛苦打工的海外民运分子目前仍生计无着，他们多年积蓄
 的血汗钱对于刘青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已，刘青的贪婪和自私令
 他们大为吃惊。
 
一位居住巴黎的民运分子撰文称“刘青家里养的狗比驴还大”，
 借以嘲讽刘家的奢侈花费。不过，对此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文中
 的“狗”暗指陈破空，而“驴”则好比方励之，狗仗人势的陈如
 今早已不把方教授放在眼里了。刘青经常光顾美国新泽西州的几
 家赌场彻夜豪赌，而理事会原本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是否也
 被他换成了桌上的筹码，则永成谜团。长期以来海外民运圈内一
 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刘青管经费—-对赌场最慷慨，对民
 运最刻薄”。在一月七日的会议上，理事们发现刘青所提供的中
 文账目和英文账目不相符合，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额。后来刘
 青虽然补交了他自行编列的“受款者名单”，但仍然缺少了四万
 美元！由于通常受款人和取款数目都是保密的，因此刘青在不受
 监督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支取，无从核查。
 
刘青的弟媳储海蓝在北京留宿到访的民运分子张林时，床第之间
 曾说出实情：“他们给你三百、五百，而在那边的名单上却填着
 五千、一万。你出去后就明白了。反正跟着刘青不用愁钱。”尽
 管天机不可泄漏，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理事会向刘青发难迟早
 不可避免。这次方励之、刘宾雁、王丹等人要求罢免刘青的理由
 是：一，理事会章程规定主席任期为三年，而刘青却未经选举而
 连任了十三年，仍死赖着不走；二，刘青擅自将理事会的大笔经
 费秘密转移到由他自任“主席”的其它三个机构里，自挖墙角，
 严重侵害了理事会的利益。然而这一提案遭到刘青一派人的阻扰
 ，没有机会当场表决。于是，众多的理事决定于一月八日集体不
 参加年会以示抗议。但刘却趁机宣布连任“主席”，并“精减”
 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理事。
 
● 刘青的背后还有黑手
 
近一年来“中国人权理事会”里对刘青的罢免之声此起彼伏。继
 “执行主席”萧强拂袖而去之后，王丹也于去年一月声明辞去理
 事之职，期间王渝等工作人员更接二连三地愤然出走，起因都是
 对刘青的不满。既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刘青，但为什么仍赶不走刘
 呢？原因只有一个，刘青不仅仅是台湾政府控制大陆民运分子的
 工具，而且他的美国上司也暗地里参与了分赃，巧取豪夺巨额秘
 密经费。这次理事会的年会上便有一名美裔理事发言公然侮辱那
 些批评刘青的华裔理事，引起众人反弹。在支持刘青的人当中，
 有阮铭，此人因其激进的台独言论而受到陈水扁的赏识，在台湾
 被聘为“国策顾问”；有理事会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Nicolas
 Becquelin，此人自称是研究新疆独立运动的学者，而实际上则
 是美方的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他们向台北或华盛顿提供的意见报
 告远比方励之、刘宾雁等更有份量。
 
一名理事指出，刘青没有按照年薪八万美元的收入数目在美国如
 实报税是违法的。刘青听后气急败坏地威胁他说：“当初我帮你
 在台湾‘救总’申请一次性补贴，你向美国报税了吗？要说逃税
 ，大家都逃税！”据知，长期以来台湾政府通过一个叫作“中华
 民国反共救国总会”（简称“救总”）的机构给一些流亡美国的
 大陆民运分子发放生活津贴，而“救总”的这项工作在纽约地区
 是委托刘青来进行的，其目的是通过由刘青来控制一些民运分子
 ，从而影响海外民运组织，为台湾效力。不过，这种控制手段有
 时候并不成功。刘青就曾多次用“你拿了人家的钱而不这样不那
 样，就对不起人家，就不道德”之类的话来训斥那些寻求独立的
 民运分子。然而他用上述那种“大家都逃税”的说法来进行威胁
 ，这还是头一回，可谓大失常态。
 
事后另一名理事分析认为，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是不太可能
 以刘青逃税为理由来扳倒他的，这是因为有不少理事也是长年按
 月或者按季度接受来自台湾某些机构的秘密津贴。这位理事还透
 露，拿津贴的人没有一个把这种收入在美国报税的。他以还以讽
 刺的语气告诉记者：“你们是第一次听说吧？我可不是。给我们
 津贴的人知道我们不会在美国报税的时候把这笔收入算进去，他
 们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保守秘密，这是为了我们自己。后来我
 明白了，这是故意让我们在美国犯了法，使我们害怕事情会被泄
 露，这样就控制了我们。”这位理事自叹“已经老了”，“干不
 了什么了”，希望以后年轻的民运人士不再走自己经历过的路。
 “等我死了你可以公开我的姓名，”最后他不无感慨地说，“我
 就是靠这样的津贴在这里生活，这算是最稳定的收入吧。”
 
● 抢一辈子“人血馒头”
 
刘青究竟是何许人也？在“中国人权理事会”里，确实聚集了一
 批闻名遐迩的民运分子及专家学者，如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
 、郭罗基、王丹、于浩成等。然而，担任“主席”之职的刘青则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什么才学的人。虽然他在美国生活了十
 多年，却连简单的英语问候对答也不会，有人甚至讽刺他“连26
 个英文字母都背不全”。这的确令人匪夷所思。十三年前这个面
 貌丑陋、内心阴暗的小人物初到美国时一文不值，身世卑微，直
 到他卖身投靠台湾情报机关之后，才得以在海外民运圈里出头露
 面。由于刘青曾经在魏京生案件中受到过牵连，被判了刑，这段
 凄惨的经历加上潦倒窘迫的处境当时引起了孙丽玲女士的同情。
 孙女士把他引荐给时任“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的傅新元，要求
 给刘青饭碗差事。傅是医学专家，他认为自己更应该把时间放在
 研究领域，不如索性把全薪的“主席”之位让给刘青，因为除了
 刘青之外，理事会里的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当然，傅并未料到，
 刘就职之后，偷偷给自己定的年薪竟然高达八万美元，而且一直
 向理事会隐瞒了十三年之久。
 
刘青曾假惺惺地向傅新元表示，如果以后国内有别的民运人士到
 美国来，他也会象傅先生一样，把“主席”之位让出来。傅听后
 深感欣慰，庆幸可以薪火相传了。其实刘青说出口的是一句反话
 ，此后，他几乎把所有曾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团体的知名民运分子
 （如任畹町、马少华、杨周、鲍戈、徐文立、秦永敏等）或者在
 海外同样从事人权活动而引起西方关注的民运分子（如吴弘达、
 卢四清等）都视作眼中钉，因为这些人都比他更有资格来主持“
 中国人权理事会”，刘青担心他们可能会受邀进入理事会，所以
 不遗余力地对他们进行诽谤诋毁和刁难。而早先就已经成为理事
 的王丹来到美国之后，曾一度被理事会看作是日后取代刘青的最
 佳人选，然而刘青却以王丹搞同性恋有伤风化为由，逼迫王丹辞
 职。另一个可能取代刘青的人选是“执行主席”萧强，他颇具活
 动能力，获美国褒奖，自然也被刘青打发走了。
 
刘青保住既得利益的主要手段除了铲除异己，便是向台北的主子
 证明他仍有控制海外民运分子的能力。为此他施展特务手段，雇
 用陈破空、吕京花、唐柏桥、李林、魏泉宝、张林、成志良、陈
 立群、高平等人监视和离间其他民运分子，甚至分别向《华尔街
 日报》和《TVBS周刊》提供对魏京生、王丹不利的新闻素材来
 搞臭他们。此外，围剿王炳章，也是刘青与胡平、薛伟、林樵清
 、胡安宁、倪育贤、徐水良等人勾结的一大杰作。刘青所做的这
 一切，并非要跟谁争个是非曲直，而都是为了争夺经费资源，吃
 一辈子“六四人血馒头”。一位知名民运分子指出，“六四血案
 ”以后，“中国人权理事会”设立“人道援助”的基金总额每年
 都达数十万美元，而实际被送到大陆政治犯及其家属手中的数额
 却不到其中的三十分之一，大部分都在美国被瓜分了，而刘青正
 是罪魁祸首。他说：“刘青跟万润南、徐邦泰、倪育贤、廖大文
 一样，是民运的贪污盗窃犯！“
 
李晓蓉
 Jan.21, 2005
 
～～～～～～～～～～～～～～～～～～～～～～～～～～～～～～～～
 
【附件】 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在本土及海外创立人权组织的情况资料：
 
“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１９７９年，北京）
 “中国人权”理事会（傅新元，１９８９年，纽约）
 “上海人权协会”（杨周，１９９１年，上海）
 “保卫人权联合行动”（马少华，１９９２年，西安）
 “中国劳改基金会”（吴弘达，１９９２年，华盛顿）
 “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鲍戈，１９９４年，上海）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１９９５年，香港）
 “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１９９８年，武汉）
 “中国大赦”（张先樑，２０００年，芝加哥）
 
～～～～～～～～～～～～～～～～～～～～～～～～～～～～～～～～
 
【附件】
 
▲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方励之（中方共同主席，执委）、Robert Bernstein（美方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Joseph Berman、Gregory Carr、郑心元、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郭罗基、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胡平、Robert James、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Joel Lebowitz、Torbjorn Loden、李录、李晓蓉（执委）、Perry Link、刘宾雁、刘青（主席，执委）、Paul Martin、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Nina Rosenwald、阮铭、Orville Shell、苏晓康、Anne Thurston、童屹（秘书，执委）、丛苏、王渝（执委）、Albert Waxman、Megan Wiese、萧强（执委）、张伟国。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黄默、林牧、陆铿、Robin Munro、王丹。
 
▲ ２００５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Robert Bernstein（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李录、刘青（主席，执委）、Christine Loh、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执委）、Megan Wiese、胡平（执委）、李进进、Robin Munro。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陆铿、Joel Birman、joel Libowitz、Torbjorn Loden、Paul Martin、阮铭、Anne Thurston。
 
▲ “中国人权”理事会联络方式：
 
Tel：1-212-2394495
 Fax：1-212-2392561
 E-mail: hrichina@igc.org
 350 Fifth Ave, Suite 3309, New York, NY 10118, USA
 
▲ 刘青联络方式：
 Tel: 1-718-4594832
 E-mail: phu1@nyc.rr.com (Wang Ai)
 63-84 Saunders Street，2K，Rego Park，NY 11374
 
▲ 十二位发表声明揭露“中国人权”黑幕的前任理事的联络方式：
 
方励之 fanglz@physic.arizona.edu
 郭罗基 gluoji@hotmail.com
 黄默 mab@webmail.scu.edu.tw
 李晓蓉 lix@umd.edu
 Perry Link（林培瑞） eplink@princeton.edu
 刘宾雁 zhlby@comcast.net
 苏晓康 xiaokangsu@comcast.net
 丛苏 Dweis39595@aol.com
 王丹 dan@fas.harvard.edu
 王渝 sunyphil@optonline.net
 张伟国 zwg35@yahoo.com
 郑心元 hsinyuancheng@hotmail.com
 
▲ 上述十二人之外因不满刘青而先后辞职的理事：
 林牧、于浩成、萧强、Jim Seymour、Sophia Woodman、童屹，等等。
 
～～～～～～～～～～～～～～～～～～～～～～～～～～～～～～～～
 
【附件】
 
▲ 台湾“陆委会”联络方式：
 Tel：886-2-23975589
 Fax：886-2-23975285
 E-mail: macst@mac.gov.tw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tmib@mnd.gov.tw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
 886-2-27081148
 E-mail: tdq@taiwandemocracy.org.tw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886-2-23563542
 E-mail: wufidata@wu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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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9:54 下午
www.cdjp.org 说：

王希哲为何这样对待杨建利？
 —-金钱与精神分析
 
杨建利英勇闯关，落于中共魔爪，一个应该是同中共斗争有长期经验的、也遭受过中共逮捕并判了长期徒刑的王希哲，在互联网和公开演讲中，凭其“老资格”和一贯“直爽”的口啤提供了两个中共肯定在给杨建利量刑的政治迫害中采取的信息：杨建利界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两万元给与中国民主党的捐款并且向王希哲表示资助了国内的中国民主党人和国内的非中国民主党异议人士；杨建利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拿国民党的钱，而且在一片指责声之后，网上还出现了“秦楚汉”在一篇赞扬“国民党特务”的文章中称“杨建利就是执行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任务的光荣使者。”
 
这些言论，不是在为中共提供对杨建利加重政治迫害的证据吗？这种作用，用不着等到中共当局向杨建利下达起诉书和判决书大家都不会有争议。那么，我们要问的是：王希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王希哲老糊涂了吗？不可能！从王希哲在中国民主党的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被中共判刑之后，巧妙地操作让自己王希者的名字成为与前述三位在中共监狱里并排的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主席”来看，从王希哲在中国民主正义党的时候，通过宣称“百花齐放”同意任何人只要接受他的领导都可以代表中国民主党在海外自行建立组织，试图在别人处于混乱相争中让他一个人来操纵中国民主党海外组织来看，从王希哲这几年处心积虑操纵国内部分已经被判重型了的中国民主党人“见汤就赴、见火就蹈”，一个接一个地以“党部”名义活动的功夫和能耐来看；以同王希者近期有交往的人对他智力状况的评价来看，不但不能得出“王希哲老糊涂了”的结论，相反，结论是王希哲是个很有心计的人，而他的“直爽”一直是他刻意要留给别人的错误印象，更证明此人很有心计而已。
 
既然王希哲并不糊涂，随着挫折和年龄的增长就算比过去糊涂一点，今天也不可能糊涂到这种份上，糊涂到要对杨建利如此恶毒地落井下石。
 
王希哲这样做，肯定不是因为糊涂。那么他是为中共干活的吗？这种可能性不大。王希哲要为中共干活提供中共当局给杨建利治罪的证据，没有必要在公开的网络上如此露骨，如此大张旗鼓。王希哲遭受过中共长期的迫害与反共的立场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既然如此，王希哲这样做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当我们从王希哲提供出来对杨建利落井下石的两方面的证据将如何起作用的角度想一想的话，就能够发现王希哲的智商不见得就低于那个同他在网上经常论战他过去在民主正义党时候的部下石磊了。
 
如果中共直接相信并采纳王希哲提供的证据，杨建利将面临重型。如果中共对王希哲提供的证据怀疑和不信，中共也会采纳王希哲提供的证据，在惩罚杨建利的同时还能够把杨建利的对中共当局的怨恨转移到王希哲身上：“本来小事一桩，教育你一下就好了。可是，王希哲在网络上发表了那些文章，你说我们不对你重处，我们中国政府的面子搁到那里去？”杨建利不但只能口服，也得心服，海外民运为杨建利的呼吁也会被转移到对王希哲的指责。
 
看来，王希哲这样做对自己很不利。这里只有两种可能性，物质的的目的和精神的目的。
 
物质的目的是是，王希哲面临的不利是存在狡辩余地的不利，两害向权取其轻，王希哲用一种对自己的不利来掩盖另一种对自己更大的不利。这就是王希哲果真贪污了美国国民民主基金会给中国民主党的资助，这个问题因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给《新共和党人》的一封信中被曝光，王希哲为了能够继续欺骗国内中国民主党人，为了能够对那些因为他让人去无辜地“赴汤蹈火”的操纵而进了中共监狱的中国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家属继续掩盖其贪污的罪行，王希哲最害怕的是杨建利获得自由之后的证词！如果杨建利获得自由之后说一句“两万多元都是交给了王希哲处理的，我有银行存根”，王希哲无论怎么狡辩，谁也不会信他。这样，王希哲不但今后里外不是人，而且目前他从国民党控制的香港组织以及美国地区“反共”老华侨那里就骗取资助和捐款也将从此划下局号。为了物质的目标，为了不要出现最坏的状况，为了让杨建利被中共判得越久越好，王希哲今天在网上对杨建利落井下石，遭到的批评和指责所能造成的损害当然是非常值得的。
 
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杨建利确实侵吞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给与中国民主党的那笔资助，王希哲恨得要死，气得要命，现在正是采取报复行动的机会。不过，通过在网上公开对杨建利的落井下石来达到这种报复的目的，是令正常思维的人难以想象的，因为算计起来，王希哲这样做自己要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损失也非常沉重，不见得值得。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一九九八年给与中国民主党的那笔资助，就杨建利来说，只存在三种可能：（1）杨建利没有贪污，是王希哲贪污了；（2）杨建利和王希哲共同贪污了；（3）杨建利贪污了，王希哲没有贪污。
 
如果是上述情况（1）和（2），王希哲今天对杨建利恶毒地落井下石就是为了掩盖真相和保护自己，是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如果是上述情况（3），王希哲今天对杨建利恶毒的落井下石就是精神上报复的驱使。
 
除了上述的情况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合理的可能性。
 
张晓风
 2002年5月6日
 http://www.cdjp.org/01/archives/000009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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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新闻】本文网址：http://blog./post-31098.html

2007年11月6日于9:42 下午
匿名 说：

李世珍大倒霉蛋神经错乱了. 是她妈要征服人，那就意味着各种牺牲–牲了孽种李世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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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9:37 下午
丑角登场 说：

此人对于海外反共阵营的危害性，令人不敢轻视.
 
——————————
 
王 希 哲 —- 海 外 民 运 的 一 个 “ 肿 瘤 ”
 
文革造反派起家的“民运人士”王希哲有什么民主理念吗？没有，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从收听“自由中国之声”（台湾对大陆的短波广播）中积累了“反共”念头。胆小如鼠的他，一九九三年从监狱获释之后沉寂了将近三年，直至收到境外机构的钱款和呼召，以及出洋的担保，才斗胆在台湾的“双十节”那日同北京异议人士刘晓波一起发表一份所谓的“双十宣言”，反对大陆武力收复台湾，与美军插手台海危机相呼应。刘晓波，就是那位曾经扬言中国“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的高论者，他倒为人坦然，敢做敢当，事后他被当局判了劳教三年。然而鼠辈王希哲却早就背着被他利用了一次的刘曉波而逃之夭夭。大概连刘晓波也万万没有料到，不学无术的王希哲到了美国之后搜肠刮肚也讲不出什么民主理论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要求加入台湾李登辉的国民党，而且“呼吁”海外民运都加入国民党，结果引来民运人士们一片指责声，弄得台湾当局不胜尴尬，只好拒绝他访台的请求。
 
一九九七年魏京生到了美国，拒绝见王希哲，王便大骂“操他妈”。此后便百般打魏、贬魏，最后闹上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大骂魏京生“欺世盗名”，满口脏话喷粪，令原先赞同他去吵个明白的叶宁、李洪宽等人也感到羞耻，不肯作翻译。在接受星岛日报记者里戈采访时，王希哲竟然说“魏京生根本就是一个流氓，魏京生何时搞过民运？”。他还称魏京生是“一股邪恶势力”。这次听证会是美国议会为了解中共当局迫害异议人士而举行的，徐水良、姚振宪受邀如实介绍了中国民主党遭镇压的情况。王希哲吵什么呢？无非是他觉得自己无法在美国“代表”中国民主党了。本来中国民主党是国内异议人士冒着入狱的风险而公开创建的一个反对党，王炳章、王希哲、徐水良、庄彦、施军、赵海滨、刘信荣、杨建利、连胜德以及刘青、魏京生等海外人士为了各自的目的，打电话到国内与中国民主党各省负责人联络，各自取得一些“授权”和“委托”。然而，王希哲却无耻地打出中国民主党“联总主席”的牌子在海外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让国内坐牢的中国民主党人当“垫被”。如今中国民主党已经有姚振宪、周建和、谢万军、杨伟、方笑凰、傅申平、蔡桂华、杨勤恒等一大批人到了国外，他们都声明不要海外人士来“代表”他们，但王希哲仍扛着“联总主席”招牌招摇过市，其寡廉鲜耻的嘴脸足见一斑。
 
王希哲一再声明自己效忠台湾的国民党，甚至公然“歌颂”民运队伍中“国民党特务”。在其心目中，彼岸的国民党远比海外民运来得重要，也比中国民主党重要。在美西，与王希哲过往甚密的，也多半是国民党人。但是每当在关键时刻，王希哲却又要拆国民党的台，让国民党难堪。今年四月，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在云南被拘留，受到国安局的审讯调查，王希哲突然落井下石，公布杨建利为台湾国民党秘密党员、接受台湾和美国的资助的任务等机密，以及杨建利曾把美国给一万多元美金的经费送交给聂敏之等大陆异议人士的线索，以配合中共当局对杨建利的侦讯逼供。更有甚者，王希哲还居然用国民党给他的活动经费在《世界日报》美西版刊登广告，要求国民党主席连战公开承认杨建利为该党的秘密党员，而且还要求国民党公布所有的秘密党员。国民党之所以要拥有秘密党员和秘密金库，自然有其不可言喻重要的使命，王希哲此举明摆着是向国民党发难。可以想象，倘若有朝一日民运人士王丹回国被捕，王希哲也会以同样的手法，登报要求陈水扁承认王丹是台湾民进党的秘密党员。王希哲对于海外反共阵营的危害性，令人不敢轻视。
 
王希哲在海外的这几年中，不断在民运各派系之间煽动内斗，起初与王炳章、石磊、徐水良、胡安宁、傅申奇等联手，跟魏京生、刘青等斗得不可开交，不久却又与徐水良斗，与胡安宁斗，与谢万军斗，与石磊斗，与庄彦斗，与林牧斗，与任畹町斗，与何德普斗，与曹长青斗，与鲍戈斗，与何频斗，一个一个斗个没完。现在除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安插在民运之中“秘密党员”之外，几乎所有的民运人士都不愿意再搭理“这条疯狗”了。美国给了政治庇护，他丝毫没有感激之情，竟然在“民运联席会议”上叫嚣“老子反美又怎么样？”前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周勇军如今也被王希哲毫无根据地诽谤成“共特”，其实只不过是周在获释来美之前也接受了国内中国民主党所委托的部分使命，令王希哲自感他在海外虚设的“联总主席”头衔将受到更多的质疑，于是恨不得立刻把周勇军置于死地。没有一个从国内出来的中国民主党人承认王希哲为他们的同志并愿与之合作，仅从这一点看，王希哲还能自欺欺人下去吗？
 
一贯要钱不顾脸面的王希哲曾有一段大言不惭的“名言”被他自己反复张贴上网—-
 
“举例来说，如果大走私犯赖昌星，或今天正在辽宁开庭的慕绥新、慕绥旧之类的贪官，害怕在中国受审，跑到了美加，又害怕引渡，主动找到了民运，愿意重新作人，接受海外民运王希哲的二条（即把从国内拿出来的赃款分给他，一起“搞民运”），而且落实到位，别人我不管，我肯定接受，一定极力帮助他获得政治庇护。”
 
这是王希哲又在打肿脸充胖子了。他真的有什么本事“落实到位”帮人办成“政治庇护”吗？没有，根本没有。王希哲本身的政治庇护案件也是一波三折，成之不易。何况他的许多反常活动以及反美言论早就引起了美国有部门的警觉，一直在对其进行调查和观察之中。要说起王希哲的“反共”政治资本，就是那张所谓的“李一哲”大字报。当年这位广州某厂锅炉房的青工，在李正天、陈一阳撰写的大字报后面跟着署了个名，后来又化名写了一个蹩脚的电影剧本投到海外“中国民联”的《中国之春》来捧自己，从此“老本”一直吃到现在，也可算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了吧。
 
曹维君
 July 4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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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8:19 下午
孽种李世珍 说：

匿名游客的评论
 November 5th, 2007 at 9:29 pm
 李世珍大倒霉蛋神经错乱了. 是她妈要征服人，那就意味着各种牺牲，我们只不过是指出了那样做的后果而已。孽种李世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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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5:12 下午
夜话 说：

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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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分子大开口 台湾被骗十几亿
 
颜万进：我们在寻求主权独立和加入联合国的过程中，必须强调台湾是民主国家，而中国仍是独裁暴政，没有人权，以此形塑国际压力，维系美国和日本的支持。为了找到这方面议题，台湾一直找海外的“民运分子”合作。你一定对他们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蒋经国总统的亲自过问下，我们在内部设立了“移山专案”、“文正专案”；李前总统当政时期，也设立过“致广专案”、“志翔专案”；现在我们着重部署“二王专案”，重新调整“海外民运”的格局。这些都尚属机密，不料被台湾传媒报道出去，使我们倍感压力。当然，问题主要还是出在“海外民运” 那边，他们之中有人对经费的重新分配不满，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们的机密文件，挟怨报复。
 
颜万进：我看过《联合报》的报道，你们初步侦查断定泄密者是薛伟（《北京之春》经理）。我问过王丹和徐斯俭，他们都认为，虽然目前无法查获证据，但必须加强防范。薛伟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说是四川人，曾经因为强奸罪在当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国后申请政治庇护，一再被移民局驳回，费了多年周折。后来他找到王炳章，参加“民联”组织，表现积极反共，才打赢官司。他自称其父是国民党军官，被共匪击毙，所以从小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结果被冤枉强奸女生。这段历史根本无法考证，因为他在大陆的时候也不叫王元泰，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实性，只有一人在美国认出他曾在同一所监狱服刑，说他是强奸犯，不是“反革命”。
 
颜万进：这个人据说因为在美国娶了台湾老婆后开始走运。那个女人叫钟淑梅，在《世界日报》接广告，她的父亲曾在“军情局”任职。刺杀作家江南的台湾情报员在美国被通缉之际，薛伟曾帮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湾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伟。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说薛伟的人品靠不住，犯过强奸罪，常嫖妓，但当时我们却认为这些把柄和弱点正好便于我们控制他。不知谁走漏了消息，薛伟从此与王炳章结怨，闹得不可开交。“倒王风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动的，他们逼王炳章把我们给“民联”的秘密经费账本交出来，王不交，他们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这个《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开除出组织，从此“海外民运”走向瓦解。
 
颜万进：薛伟这个人劣迹斑斑，厚颜无耻，常自称“死猪不怕开水烫”。他与胡平、刘青狼狈为奸，热衷于内斗和造谣诽谤。我听“港支联”的人说，薛伟的姘妇叫张菁，两人在香港及来台湾活动时都在酒店开房奸宿。张菁挑唆徐水良诋毁鲍戈、王炳章。
 
薛石民：“国安局”在“民运分子”中选择合作对象时是非常谨慎的。我们对王丹很满意。阿扁总统提出“一边一国”论那阵子，中国对台湾文攻武赫，吓得民众以为共军就要打过来了。这时王丹配合我们搞文宣，说中共正在忙于开“十六大”和内斗，根本顾不上台湾。他呼吁民众不要怕，要支持陈总统。王丹看到两岸军力失衡对台湾非常不利，便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他和我们一条心。
 
颜万进：可是薛伟、刘青却反复向我们说，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墙头草”，虚荣心强，没有真才实学，而且是一个同性恋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说，王丹经常去台湾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听了非常生气，警告他们今后不准对王丹的私生活说三道四。
 
薛石民：“民运分子”受共产党教育，骨子里总有“大中国情结”。他们向我们要钱，知道讨好我们，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说“主权高于人权”，但是，一旦两岸出事，仍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所以“国安局”制定了八条原则：“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颜万进：我觉得曹长青、阮铭、王丹、王军涛、胡平、林保华、张伟国、刘晓波、焦国标、张林等还是靠得住的。刘晓波有句名言“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张林也写文章说“这条黄河应该干枯，这个国家应该解体，这个民族应该绝种”。
 
薛石民：你太书生气了。他们中国人都很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们不怕他们公开反对台独，就怕他们背地里捣鬼。记得那次鲍戈在《星岛日报》上批“一边一国”，指责我国对赛尔维亚足球队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湾妇女的人权。我们立刻打电话给刘青和薛伟，要他们迅速做出反应，谁料他们各怀鬼胎，两边都不得罪人，只是在私下场合说一些鲍戈坏话，结果不了了之。
 
颜万进：阮铭不错，他在《南方快报》专栏回击鲍戈，指出“反台独就是反台湾”，“反台独就是反民主”，鲍戈是“中共在纽约的代理人”。后来鲍戈又搞了一个“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提出要“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
 
薛石民：“反独促统”？跟北京“国台办”唱一个调！你不知道，如今“民运分子”都很会投机，他们一会儿争先恐后地祝贺阿扁当选总统，庆祝民进党赢了大选，可是，一会儿又跑去祝贺马英九当选国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进党败选，马英九当总统时也能给他们钱。国民党现在搞“联共卖台”，看北京脸色行事。为了讨好共产党，总有一天“民运分子”都会被他们抛弃。魏京生不就已经被甩了？
 
颜万进：台湾有一些“统派”分子跟共产党没什么两样。我们邀请曹长青、王丹到台湾来演讲，讨论“一边一国”，可是，统派分子居然殴打曹长青。太嚣张了。而在“海外民运”那边，鲍戈也动不动就骂薛伟、刘青、林樵清是“台湾特务”，还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鲍戈从前在中国搞对日索赔，是一个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无可救药。好在“海外民运”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他休想得逞。项小吉是鲍戈的死对头，他反对鲍搞对日索赔，他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还有北明和远志明，他们都撰文认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正义行动”。胡平也曾为北约炸毁中国使馆辩护过。焦国标也写文章说，当年韩战时期美军应该“直捣北京城”。
 
颜万进：近来中国和俄罗斯搞联合军事演习，明摆着是威胁台湾。王丹为此一连赶写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中国很可能走向军事强权，威胁世界和平》，说了我们要说的。
 
薛石民：曹长青说，王丹、胡平、林保华、阮铭写东西老是相互抄来抄去，大同小异，还一稿多投。而那个魏京生，他只会说“山东也可以独立”，根本写不出东西。他拿了我们的钱，在美国马里兰买了别墅和庄园。这些年来我们在“民运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亿新台币，不算少了。我们还以“校友会”向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让王丹等“民运分子”不经考试而拿到美国学位，或聘为“访问学者”。
 
颜万进：他们中有些人英文实在不行，在美国的大学里混不下去，于是我们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陆研究中心”就聘他们当“研究员”，或安排到电台和报社当“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吾尔开希、阮铭、王丹等都得到过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陆“民运分子”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被聘为“时事评论员”，或者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资助，都得靠我方负责台美关系事务的人士热心推荐。我们还曾支持他们整合“海外民运”，召开“合并大会”或“联席会议”，设立网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会”，定期举办“研讨会”，协助我国拓展国际空间，为台湾发声。有时我们还颁发“杰出民主人士奖”或“杰出新闻工作者奖”以资鼓励。
 
颜万进：据我知道，几个立场可靠的“民运分子”，都被“台湾会馆”、“中华公所”、“华侨文教中心”邀请去演讲过，并受邀出席“经文处”的国庆招待会，有的还受到阿扁总统的亲自接见和嘉奖，其中阮铭还被聘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薛石民：我记得，阿扁总统曾接见过王丹和贝岭，吕副总统曾接见过林保华、杨月清。其他“民运分子”，如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谢万军、石磊等，也在民进党执政后被安排来台与我们会面。唐元隽在台湾时间较长，受过我们的直接指导，他去美国之后主要协助洪哲胜和薛伟工作。纪晓峰、陈破空、曹长青都敢于在网上批鲍戈，干得很棒。可是谢万军、石磊没动静，碍于情面，今后我们不会再请他们。
 
颜万进：批鲍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诬赖鲍戈拿了“民联阵-自民党”一万元工资，结果激怒鲍戈，扬言要到“经文处”抗议，后来被林樵清劝阻。徐水良、张菁、阮铭、纪晓峰说鲍戈是“共谍”，结果起了反效果，鲍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
 
薛石民：在“民运分子”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从报纸上看到鲍戈出狱返回上海的新闻。当时他向美联社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力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之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动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世界日报》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当时我看过后吃了一惊，以为大陆好像要“变天”了。
 
颜万进：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以来，大概这是头一次有人公开说这样的大话。此人真狂妄，胆子不小。许多“民运分子”在国外说自己如何反共，但他们在大陆时究竟是什么人却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陆公开搞对抗的人，其实都接受外国资助和指使。
 
薛石民：对，魏京生、王丹就是这样的。那个叫吴弘达的，经常吹嘘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实际上他是因为偷渡、盗窃及猥亵妇女而被“劳动教养”过两次，释放后“留场就业”。美国方面称他是“勇敢的斗士”，并为他争取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但是，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时却什么都交代，还写了“悔罪书”，并承认那些“劳改产品”其实是从乌鲁木齐街头集市上买来的。大陆的电视上播出吴弘达认罪的镜头，丢尽了“民运分子”的脸。
 
颜万进：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讨厌“民运分子”撒谎。以前薛伟一直对外界说《北京之春》没拿台湾的钱，还假惺惺指责“共谍”造谣，结果他自己后来向媒体说台湾“军情局”给了他们两亿新台币，要他们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报。这个强奸犯坏透了！
 
薛石民：还有人指责杨周、王军涛、魏京生、王丹、刘念春惯于撒谎。这几个都曾自称“狱中病危”，要求“保外就医”，还呼吁海外营救和捐款。结果他们出来后，却根本没什么大病。他们这样做，以后还有谁会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民运分子”要诚实，扯谎无济于事。鲍戈出狱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劳教所强迫犯人生产印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字样的阿迪达斯足球，引起轰动。后来韩立法、杨勤恒释放后都说确有此事。
 
颜万进：我也记得此事。世界杯赛开幕那天，鲍戈跑到澳门开记者会，起诉阿迪达斯公司，再次造成轰动。吴弘达害怕鲍戈影响太大，在美国抢了他的风头，于是便散布流言说鲍戈造谣。试想，倘若鲍戈所言不实，当初在上海时公安就可以再抓他，况且当局至今未否认。
 
薛石民：这个吴弘达一贯信口雌黄，只能骗骗美国人。他腰缠万贯，在美国拥有豪宅，而当鲍戈到美国时，他非但没接济过一分钱，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和封杀。美国那边，另一个排斥鲍戈的人是刘青。由于鲍戈在国内创立过“人权呼声”组织，刘青担心“亚洲人权观察”会重视鲍戈，日后替换他。此外，刘青还把卢四清看作威胁，不断提醒我们说卢四清是“共谍”，要求我们不要资助卢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颜万进：吴弘达和刘青是一路货色。“民运分子”不争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内斗上，最后闹得四分五裂，一事无成，伤不了共产党一根毫毛，还使台湾被白白骗去十多亿新台币。他们有了钱就去赌，就去嫖，有人说刘青在美国的赌场里已经输了七十多万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运分子”纪念“六四”都要我们给钱，这个来要了之后，那个又来要，从不一同来要。大陆总理李鹏访美那阵子，魏京生说要发动几千人示威，还要组织一百辆车的车队游行。我们把钱给了他们之后，结果一辆车的影子也没看到，他们连同记者加上一些申请庇护的人，一共才找来五十人。人数这么少，而他们却还聚集在街旁的花园里相互攻击，对骂“特务”。到后来只有藏独团体冲着李鹏的车队高喊“中国从西藏滚出去！”
 
颜万进：这些人除了说“中国五年之内要奔溃”、“中国很快要爆发金融危机”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新鲜的。王军涛、陈破空最近又搞出个“宪政之友”，你看吧，到头来还是一个空壳，说他们联络了多少人，要我们往里面抛钱，可是永远也看不见任何成效。
 
薛石民：陈破空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满肚子坏水，有缝就钻，连姓名都是假的。“民运分子”每年都会成立五六个新组织，可是我们往名单上一看，还是那么几个人。他们每个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十几个头衔，其实他们全部加起来才八、九十人。这个“党”的，那个“会”的，往往都只有一、两人，名单全是编的，好多人被盗用了名字还蒙在鼓里。他们斗来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对头，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来了。
 
颜万进：本来人就少，还这一派、那一派的，斗个没完。据说他们现在开会担心没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务所打招呼，求他们帮忙找一些申请政治庇护的客户来“充实会场”。还有，他们与法轮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请求大法弟子们来“充实会场”。
 
薛石民：“民运分子”租会场、住酒店、乘飞机、请吃请喝，自己从来没掏过钱。我们给的钱少了，他们就反过来咬我们。薛伟和钱达还向《自由时报》说，如果台湾停发经费，他们将公布更深一层的“内幕”。真是一群疯狗。以前他们说“北美自由论坛”经常出现揭露他们的文章，我们就把它关了，可是，现在互联网上到处充斥谩骂他们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觉得都是“民运分子”相互揭短、挖疮疤，没拿到钱的把拿钱的当攻击目标。
 
颜万进：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从我们这里拿钱的“民运分子”，都不想让别人拿到钱，巴不得参与项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沦为穷鬼，双方矛盾日益加深，象个火药桶子，一见火星就爆炸。我们确实很为难，无法解决得了，就随他们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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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5:10 下午
www.cdjp.org 说：

谁领徐水良一家从上海出关来美国？
 
1998 年，徐水良一家持中国护照和访美签证由中国上海出关到美国。为了能够及时了解徐水良出关时可能遇到中共当局刁难的情况，中国民主正义党在上海机场国际通道安排了观察员，为了隐蔽和安全的目的，该观察员是一位在上海就职的澳大利亚白人和他的中国黑龙江人女友，两人不但普通话流利，两人还都会上海话。
 当时观察员了解的情况是：徐水良一家在办登机手续的时候一切正常，但徐水良一家办完了登机手术前往办理出境手续的时候，徐水良身边出现了一个胸前挂着牌子的人，大约两米之外，还有两个胸前挂着同样牌子的人，徐水良与胸前挂着牌子的一个人笑脸相迎，判断应该相互认识，他们低声说了几句话，徐水良带领全家跟着挂着牌子的人走了。他们没有通过上海虹桥机场国际通道的边防检查。
 观察员预先被告知徐水良全家出国在上海出关可能会遇到麻烦，严重的话可能会遭到拘压，但是，在从上海虹桥机场国际通道前面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澳大利亚人一点也看不出徐水良遇到了什么麻烦，从徐水良和他家属的表情来看，他们似乎是遇到了前来帮忙的熟人。继续观察发现，徐水良全家和几个胸前挂着牌子的人进入了机场的“贵宾厅”，他们很快穿过“贵宾厅”，从“贵宾通道”通过海关检查进入了候机厅。
 观察员还发现，徐水良刚刚通过“贵宾通道”的时候，同胸前挂牌子的一个人有说有笑，气氛欢乐愉快，胸前挂牌子的这个人最后比较严肃认真地对徐水良嘱咐了什么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接触。但是，观察员发现，至少刚才的两个胸前挂牌子的人一直在候机厅徐水良一家附近，徐水良时不时地和他们目光相对，向他们点头示意，直到徐水良轮到登机的一刻，他还回头向那两个人点头示意。
 以上观察员所观察到的徐水良出国在上海通关的情况非常奇特，单单凭这样观察的情况不足以说明任何事情，因为这里有可能徐水良被上海边防请走“贵宾通道”是因为他当时是国内份量不轻的“民运分子”，在“贵宾通道”遭到了当局的刁难和特殊检查，也有可能徐水良是中共安全部门的“掌上明珠”而最后一次让他在中国大陆享受一下特殊待遇，这是给他留下一个终身难忘的精神鼓励。
 单凭以上观察员的报告，正义党海外总部在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徐水良不能信任，事实上正义党在徐水良来美国之后不但信任徐水良，而且也重用了徐水良。
 徐水良从正义党内部对正义党实施了打击、离开正义党并大肆散布正义党是“共特组织”之后，直到2000年，以上观察员所观察到的情况才再一次被拿出来重新检讨。新一轮的检讨依然没有否定过去所做的分析结论，即不能肯定徐水良是中共安全机关的人。
 对徐水良新一轮的情况检讨确实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徐水良来到美国之后，从来没有向正义党海外总部的任何人主动提到过他从上海出关走“贵宾通道”这一特殊、“难忘”的细节。又比如，徐水良不像其他在中共的监狱受过苦役折磨、出狱之后艰苦生活的其他流亡人士，徐水良的特点是怕吃苦，不爱工作，对一点点的辛苦工作叫苦连天。但是，这些情况并不足以肯定徐水良就是中共安全机关的人。由于徐水良来到美国之后，从来不提他在上海虹桥机场走“贵宾通道”一事能够排除徐水良“贵宾通道”是因为中共当局找他的麻烦（如果是找麻烦，正常情况下他就不会不提这个细节），但是，徐水良在上海海关有朋友，而他的朋友并不知道徐水良的民运背景，利用职务之便给徐水良一点特殊待遇，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当然，徐水良不愿提这样的关系，目的可能是保护他的朋友，也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别被海外民运中的闲言碎语伤害。
 不过，为了对徐水良进一步作透彻的了解，正义党海外总部后来利用网上的论坛点了一下他出国走的是“贵宾通道”这一情节，想看一下他的反应，从而做进一步的判断。当时徐水良的反应是：他没有否认，但指责正义党伙同上海国家安全部门对他栽赃陷害。徐水良的反应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意思：一个意思是他根本没有走“贵宾通道”，正义党这样说他是配合中共陷害他。另一个意思是他确实走了“贵宾通道”，但这只有上海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才会知道，正义党知道了，说明正义党有人是上海国家安全部门的。
 分析徐水良的上述反应，两种意思都有问题。
 如果徐水良的反应是前面一种意思，即他要否认他出国在上海海关走的是“贵宾通道”，已经被正义党海外总部点出来了他还用矢口否认，那么不但可以肯定徐水良在上海走“贵宾通道”没有遇到麻烦，而且也基本上可以肯定他受到特殊待遇也不是一般的朋友帮忙，而是享受当局对他的特殊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徐水良企图否定事实，那么他反指正义党对他 “栽赃陷害”就理所当然而没有继续探讨的意义了。
 如果徐水良的反应是后面一种意思，即正义党不应该知道他走“贵宾通道”的事情，知道了就是在上海国家安全部门有人。按照这种意思，徐水良等于不否认他上海出关走的是“贵宾通道”，他当然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共混在民运中间的特工的意思，因此徐水良没有直接说的意思是他在上海海关有朋友，在朋友帮忙下享受了一下走“贵宾通道”的特殊待遇，但是这件事正义党不应该知道，只有上海国家安全部门的才应该知道。正义党海外总部知道了并且说出来，那就是配合中共陷害他。按照这个意思来看，徐水良一个人既然能够在上海海关有朋友，正义党海外总部那么多人，那么多上海人，就不能在上海海关有朋友了吗？更何况正义党海外总部的许多上海人在国内的时候没有徐水良那么敏感，不少人社会关系网很透，比徐水良在周围的人中间要吃得开许多倍。如果自己在上海海关方面没有朋友的人也许想不到这些，但是如果徐水良要说他自己在上海海关有朋友的话，那么徐水良想不到他一个在浙江和江苏生活工作的人在上海海关有朋友，在上海生活和工作的人在上海海关也会有朋友，那就不正常了。
 按照徐水良的反应的后面一种意思，还有另一个问题，徐水良根据什么说正义党知道了他从上海出关走“贵宾通道”就一定是从上海的国家安全当局方面了解的呢？除非徐水良相信只有上海国家安全当局了解他走“贵宾通道”，否则他就不应该得出这种结论。因此，如果徐水良确实是在上海海关有朋友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朋友就一定是在上海国家安全当局工作的。另一种情况是：在上海安全当局工作的并不是徐水良的私人朋友，而是徐水良的同事，这当然不是徐水良要表达的意思，但分析至此，徐水良从上海海关走“贵宾通道”出国，领他这样走的人一定是上海国家安全当局的人。徐水良没有想这样说，但徐水良“言多必失”，正义党海外总部既然敢设情报部，正义党海外总部既然能在上海海关派观察员，正义党海外总部当然有能力刺探徐水良和对徐水良进行这样的情报分析。徐水良在正义党海外总部工作过，徐水良应该比许多人更清楚：正义党海外总部没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
 这几天，徐水良和胡安宁在网上缠斗不休相互指责对方是“共特”。正义党海外总部无意参与帮谁打谁，我们只想把徐水良出国在上海海关走“贵宾通道”的事情彻底搞搞清楚。因此，我们再一次点了徐水良这个从来没有正面直接地说清楚过的问题。徐水良除了再一次指责这是正义党配合上海国家安全当局对他进行“栽赃”之外，在“博讯论坛”署名写了这么一句：
 “当时领我出关被你们国安处罚的朋友现在也在海外。”
 徐水良承认了当时是有人领他一家出关的，是出关，不是送他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虽然徐水良没有直接承认他是从上海海关的“贵宾通道”出关的，但他至少很明确地说了：有人领着他出关，而且领他出关的是他的朋友。
 在上海虹桥机场有能耐领人出关的不多，领人走“贵宾通道”的更少，领一个份量不轻的国内民运分子要冒多大的风险，而领一个几个月前在王炳章潜入中国大陆见了王炳章、之后还发信为王炳章辩护的徐水良这样的敏感民运分子从政治监控最严厉的上海的国际机场走“贵宾通道”出关，徐水良的这个朋友要达到什么样能耐呢？
 好了，徐水良说，这个领他从上海出关的朋友被国安处罚了，怎么处罚的呢？徐水良只透露了一个细节：此人被“处罚”到海外来了！
 徐水良还在“博讯论坛”上说：“王有才和他太太现在到了海外，我出来的事情，他们非常清楚。”
 我们非常肯定，领徐水良从上海虹桥机场走“贵宾通道”出关的那位徐水良的“朋友”不是王有才，也不是王有才的太太，王有才和王有才的太太在徐水良出国的那天都没有进入过上海虹桥机场的海关的“国际通道”和“贵宾通道”，王有才和王有才的太太能够对徐水良“出来的事情”“非常清楚”什么呢？
 今天，使徐水良“出来的事情”变得“非常清楚”的并不是正义党观察员1998年在上海虹桥机场观察到的情况，而是徐水良在正义党海外总部利用掌握的情况对他进行两次刺激之下，徐水良自己作出的反应，是徐水良是自己的话打倒了自己。关于徐水良出国在上海走“贵宾通道”的悬案，今天终于可以结案了－－历时七年之久啊！在这七年之中，正义党海外总部付出了极大的耐心，在这七年之中，徐水良装疯卖傻，直到如今。
 现在，能够把事情说得非常清楚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水良自己，一个是徐水良透露的已经在海外的那个“朋友”。在徐水良建议胡安宁去美国联邦调出局自首的时候，正义党海外总部要建议美国联邦调出局给徐水良和他的那个“朋友”把事情解释得“非常清楚”的一个机会。
 
徐福
 12/26/2005
 http://www.cdjp.org/gb/print.php/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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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5:09 下午
神秘 说：

抖出更多的内幕来。这简直是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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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的真面目
 
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台北，在曼谷，在新加坡，在洛杉矶，在多伦多，在巴黎，在伦敦，以及在香港的一些公众场合，偶尔会碰到一些以“民运人士”头衔出没其中的神秘人物—-他们除了叫喊反对中国大陆，其它一概向人们隐瞒，最怕被人问及真实身份。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被台湾情报部门所雇用的职业间谍，而并非什么 “民运人士”。某些“民运组织”（如“北京之春”等）实际上也只不过是台湾当局设在海外的情报站而已。
 
2002 年9月，“北京之春”杂志社（简称“北春”）的经理薛伟在台北告诉《自由时报》记者，台湾“军情局”拨给“北春”的活动经费多达两亿元新台币，“北春”每年必须向“军情局”提交的情报定额为250件。薛伟接受透过《自由时报》要挟台湾当局，扬言如果“军情局”停发经费，他将抖出更多的内幕来。这简直是造反。人们热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希望借此了解更多的真相。可是，薛伟后来没有再抛材料，而是悄悄返回了美国。这到底怎么了？实际上薛伟的要挟已经奏效，不久，王丹被“军情局”委任为“北春”的社长，大笔经费随即进了他们的秘密账户。
 
2004年5月，台湾《中国时报》和北京《环球时报》相继报道，北京的国家安全机关从其截获的台湾绝密文件中获知，台湾“军情局”、“情报局”、“国安局”曾设立“移山专案”、“文正专案”、“致广专案”、“志翔专案”、“二王专案”，网罗王炳章、胡平、李少民、王军涛、王丹等海外民运分子充当台谍。报道还指出，早在1994年，台湾当局就已经控制了当时海外十七个民运团体。虽然丁渝洲、颜万进等台湾前情报头目失口否认，然而现任“国安局”局长薛石民却向《联合报》指出，某些被“中断”资助的海外民运分子挟怨报复，故意外泄报道所指的那些绝密文件。据他分析，泄密者正是薛伟。薛伟闻讯立刻四处喊冤，向《世界时报》表示自己不愿卷入台湾情报部门的内斗。
 
从上述的纷争之中，人们不难觉察“北春”的真实背景—-它是台湾间谍网络的海外情报站。为了掩人耳目，“北春”以海外民运团体作招牌，在刺探和收集情报的同时，对民运人士实行监视、控制和利用。
 
“北春”经常在杂志上呼吁读者捐款，以制造它是靠读者的捐款而生存的假相。事实上，《北京之春》月刊在编辑、排版、印刷、发行等方面的全部支出，一直由美国 “国家民主基金会”（简称“NED”）拨款资助，www.ned.org网站对此并不讳言。“北春”从台湾方面所获得的巨额经费，则主要被用于与经营杂志毫无关系的间谍活动，其中包括薛伟等人经常出入欧洲、土耳其、印度、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香港等地的花费，以及另外所聘用的十馀名情报人员（他们分别与薛伟等人单线联络）的工资和津贴。至于“北春”主办各类“研讨会”和集会示威活动，以及安排民运分子赴台参访等方面的费用，则另行向台湾 “陆委会”、“台湾民主基金会”、“国民党海工会”、“三民主义大同盟”、“汉藏协会”、“中华欧亚基金会”、“中国青年团结会”、“侨委会”等机构进行专项审核报销。
 
薛伟何许人也？无人知其底细。其实，“薛伟”只是一个化名而已，他所持证件上的姓名（Mark Wong或Wang Yuan Tai）也都是假的。有人在美国认出他曾经是四川一所监狱中服刑的强奸犯。他与台湾女子钟淑梅名义上是夫妻，而钟淑梅真正的丈夫却正是薛伟的老上司陈政三（原台湾情报官员）。从贵阳逃到香港的有夫之妇张菁在生活中是薛伟的实际伴侣。张菁在香港再度嫁人之前自甘沉沦，到旺角一带卖淫，自从搭识薛伟后萌生了移民美国的念头。两人在香港和台湾的酒店里同房奸宿，引来圈内人士非议。据知情人透露，张菁与她的香港籍丈夫一向不和，经常打架，但由于钟淑梅的干预而未离婚。钟淑梅有时候会无端生事，指责张菁与倪育贤（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案件的被告人）不轨，引致薛、倪怒目相向。
 
除了薛伟夫妇的复杂关系， “北春”最大丑闻莫过于社长王丹在台湾与多名男性淫乱而被《TVBS周刊》爆料。王丹盛怒之下提出抗议，要求对方道歉。然而《TVBS周刊》在回复王丹的抗议信时特别指出：有关王丹的性倾向，决非仅仅根据“一位流亡诗人”的叙述和一些网络文章，而是有多位社会知名人士提供了十分确切的消息来源。有人为此在网上讥笑王丹“口风越紧，肛门越松”。王丹虽不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却总回避人们询问他的“私人问题”，而结果却是他每到一处总引来人们异样的眼神，好多人交头接耳相传“王丹去台湾卖屁股”，还指着他的后背嘀咕不休。据说刘青和王丹吵架时，刘曾指着王的鼻梁骂道：“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咽喉炎和痔疮总是好不了吗？那都是因为你不正当地使用自己的口腔和肛门，上帝才惩罚你！”此外，人们对于王丹的美国的学历也都表示怀疑，认为那完全是假的，是台湾花钱买的，实际一文不值。
 
至于“北春”向台湾提交的情报中主要涉及什么内容，据悉都是海外民运方面的。“北春”对于民运人士之间的纠纷和冲突，以及民运派系的分分合合，一般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向台湾提供意见。民运人士的个人资料，比如对两岸问题的看法、交往范围、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存款账号、生活隐私及嗜好等等，都会被“北春”写入琐碎的报告之中。或褒或贬，都直接影响着台湾主管人的看法。台湾方面根据这些情报来决定如何控制海外民运，设法增加某些民运人士的发言份量和活动范围，而对另外一些民运人士进行“封杀”。
 
“北春”的政治立场是反华反共和分裂中国，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叫好，对每一时事的评论都与台湾“陆委会”的论调保持一致。《北京之春》所刊的文章，与《大纪元时报》、“人民报”、“新生网”、“议报”、“博讯”、“多维”、“中国事务”、“中国观察”、“民主论坛”、“自由亚洲电台”、“中华评述”、“独立评论”、“希望之声电台”、 “新唐人电视台”上的评论文章几乎雷同，有些只改动一下标题而已，由此可见，他们是随着一根指挥棒而表演单调乏味的大合唱的，难怪卖不出去。“北春”与土耳其的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并建议达赖向北京提出西藏建国主张，此外还掌控着“宗教迫害调查委员会”等组织。
 
“北春”社长王丹两年前跑到台湾宣布“海外民运彻底失败”，被认为是他所说的唯一实话。不过，无论王丹还是胡平都不敢坦言，海外民运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不是缺钱，而恰恰因为被台湾和美国的反华势力所豢养而彻底沦为走狗，从而遭到社会大众唾弃。胡安宁、徐水良、倪育贤等人在此之前也都纷纷撰文说“民运已经死亡”，那么，对于海外民运来说谁是他们的“死神”呢？是中国政府吗？不是—-他们无法在国外抓人和限制民运人士发言。这个“死神”就是台湾当局！正是他们让海外民运钻进了台独和反华的死胡同，并且对民运组织实行严密的特务统治，使理性而独立的民运人士被清洗而完全消失。阴森森的“北春”就好比海外民运的“停尸房”，薛伟、王丹等人不时撩起白布，窥视民运的尸体，生怕它们还会动弹几下—-僵硬了还敢反抗。
 
苏炜
 Dec.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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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5:07 下午
网摘 说：

惊天丑闻撕开黑幕
 中国政治犯们是如何在美国被敲骨吸髓的
 
一个专门以援助、营救中国“政治犯”、“良心犯”为名，并配合美国国会抨击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机构，每年都从美国和台湾获得数百万美元的巨额秘密经费，可是外界并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在一连串的侵吞和分赃的阴谋背后，“黑钱落到了黑心人手里”。这个机构，便是总部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 “中国人权”理事会。
 
２００５年２月８日，方励之、郭罗基、黄默、李晓蓉、Perry Link（林培瑞）、刘宾雁、苏晓康、丛苏、王丹、王渝、张伟国、郑心元等十二人在互联网上联名发表《原“中国人权”部分理事的公开声明》，首次撕开了这个骗局的黑幕。惊天丑闻所引发的巨大谴责声浪，很快冲散了北京赵紫阳丧礼的哀乐，给海外民运的声誉蒙上了永久的耻辱。
 
▲ 魔爪伸向巨额捐款
 
十二人的这份声明透露：“（‘中国人权’）每年开支近三百多万美元，只有十万左右用于人道援助，百分之六十以上用于薪水和办公费，其余又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领导的其他组织的成员之间进行利益分配。”也就是说，理事会主席刘青、执行主任Sharon Hom（谭竟嫦）、司库Scott Greathead等人每年的工资总额和办公费竟然高达一百八十万美元以上，而且，另有一百一十万美元以上的钱“以合作项目、工作合同等形式”在刘青、胡平、李进进、唐柏桥、周封锁、韩东方、李录、倪育贤、陈破空等人之间作了“利益分配”。２月７日刘青向共同主席方励之承认，十三年来他每年擅自给自己开出的工资数目高达八万美元，此事向理事会隐瞒至今。刘青的这笔工资收入(总计一百零四万美元)没有在美国报税，实际相当于美国年薪十万以上的高薪人士缴税之后的收入。而他对此并不满足，又策划了其它的分赃行动，偷偷将理事会的经费转移到他自任主席的“公民议政”等另外三个机构里，大肆侵吞。
 
更有甚者，理事会每年“只有十万左右用于人道援助”的这笔基金也被刘青、Sharon Hom（谭竟嫦）做了手脚。负责查账的秘书童屹发现英文账目和中文账目不符，竟有八万美元的出入差距；后来刘青虽然补交了“收款名单”，但仍然少了四万美元。前任理事王丹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曾慧燕采访的书面答问中指出：“很多在国内的十分需要帮助的朋友都表示没有收到过‘中国人权’的捐款，甚至有西安的林牧先生领衔，国内一批朋友致信给我，希望帮助解决一些人道帮助的问题。”王丹透露，刘青甚至拒绝救济江棋生和郭少坤等知名政治犯。Perry Link（林培瑞）理事在给共同主席Robert Bernstein（伯恩斯坦）的辞职信中也写道：“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权’的基金被称为‘刘青的钱’；还有人告诉我，徐文立的朋友拿不到‘中国人权’的钱，只因为他是徐文立的朋友。”
 
“中国人权”设立的“人道援助基金”实际上并没有给陷于困境的大部分中国知名的“政治犯”、“良心犯”以雪中送炭的帮助，长期以来，它只是给了极少数与刘青结成某种利益链的人（如刘念春、朱锐、李海、魏京生、王丹、丁子霖、张善光、林牧等），作锦上添花的犒赏或报酬。儿子死于“六四血案”的丁子霖女士，是刘青等人募捐筹款的摇钱树，她自然不肯吃亏。李海和张善光取得金钱的代价是为刘青刺探和收集情报，后又不幸遭出卖，被当局以间谍罪判处重刑。朱锐和林牧则拿着“刘青的钱”作为活动经费，去反对刘所敌视的卢四清、徐文立等人以及“中国民主党”等组织。个别阿谀吹捧刘青的人（如张林、魏泉宝、杨天水等）也零星分到了些许。刘青还擅自将接济任畹町、杨周的捐款移作他用，结果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执。为了迎接胞弟刘念春一家出国，刘青暗中克扣了原本用于安顿张林、鲍戈、徐水良、倪锦斌、姚振宪、周建和等人在美国落脚的捐款资源，而给刘念春购置了一套公寓房。
 
▲ 清除异己阻扰查账
 
方励之等十二人的声明指出：“‘中国人权’的内部运作也违反了章程，越来越缺乏透明性。其行政负责人凌驾于执行委员会之上，执行委员会凌驾于理事会之上，理事会失去了监督权。行政人员利用职权，为追究责任设置重重障碍。”秘书童屹在调查“人道援助基金”的过程中，遇到罕见的阻力和污辱。司库Scott Greathead害怕真相暴露，频频给童屹女士施加压力，要她中止调查。执行主任Sharon Hom（谭竟嫦）也一再声称“调查毫无必要”。２００５年１月７日理事会议上，Scott Greathead在童屹汇报“人道援助基金”的查账结果时竭力加以阻止，并污蔑童屹针对刘青“搞麦卡锡主义”。苏晓康和丛苏两位理事要求Scott Greathead向童屹道歉，遭到无理拒绝。由于刘青等人的百般阻扰，会议对颇有争议的各种问题都不作结论。Sharon Hom等人还玩弄程序上的阴谋手段，封杀了众多理事罢免刘青的议案，造成“中国人权”组织分裂。
 
王丹向记者说：“我曾经多次询问关于给国内的人道捐款的去向，但是主管人员都以保密为由不予告知。这让我很担心没有受到监督的捐款是否可以被清白使用。”每年总额十万美元的“人道援助基金”完全由刘青个人掌控，为贪污和分赃打开了方便之门。Perry Link（林培瑞）理事也抨击“中国人权”在财务管理上不透明，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主席对执行委员会保密，执行委员会对理事会保密，管理层还要监视理事会，找出谁可能泄露秘密—-这非常象中国共产党的做法。‘选举’也是一样—-提名委员会向理事会提出名单，理事会三十分钟就要通过或否决，候选人在事前没有公布，也没有经过讨论。主席的继任问题也是这样，由主席自己建议两年的过渡期，让主席来考察他自己的继任人是否合格。复杂而难懂的预算在提出后必须立即通过，否则‘第二天组织就会停摆’。”
 
最引起理事会争议的是主席刘青、司库Scott Greathead、理事胡平和韩东方还干起了“挖墙脚”的勾当，勾结李进进、唐柏桥、周封锁等人在“中国人权”总部楼下设立一个叫作“公民议政”机构的办公室—-它名义上是一个反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组织，而实际上则纯粹是为刘青从“中国人权”偷偷往外转账而预备的皮包。这个分赃的环节完全由刘青所操控，他自任“公民议政”的主席。刘青一方面不断在“中国人权”内部清洗异己，一方面又将李进进以及在韩东方的“劳工通讯”任职的Robin Munro拉进理事会，将与之狼狈为奸的胡平提为执委，委以实权。王丹气愤地指出：“‘中国人权’组织近年来吸收了一些所谓的民运人士参与工作，其中有几个人，我深知他们的人格是不值得信任的，也深知他们的个人私心，我曾经当面向负责人表示过质疑，但是也不被采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意与那些我无法接受的人共事，因此只有选择离开。”
 
▲ 人权幌子招摇撞骗
 
苏晓康理事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权’已经被一个利益集团所控制，掌控者一再按照他们的需要任意违反章程，使我们无法在内部运用理性、按照原则和合乎程序地解决问题。”这个“利益集团”手里拿着一叠中国在押政治犯的名单，又将方励之、刘宾雁、苏晓康等几个著名异议人士以及王丹、李录等几个“六四”学运领袖作为招牌，以募捐筹款为名四处招摇撞骗，为自己捞取名利，在美国过着奢侈糜烂、挥霍无度的生活。他们狡猾地把政治犯的个案摆在美、中两国的外交纷争之间，为双方讨价还价作幌子，配合北京当局玩弄“捉放曹”戏法，而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便宜。为了不断打出“人权牌”，他们需要不断有人坐牢，然后进行舆论炒作，这种奇特的行业通常被称作“吃人血馒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群附在中国政治犯身上的吸血鬼，而刘青、Sharon Hom和Scott Greathead是这类吸血鬼当中最贪婪和凶恶的—-他们对“政治犯”、“良心犯”的利用和压榨，几乎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中国人权”理事会章程规定，每三年要换届选举主席，但刘青未经选举而占据主席之职达十三年。他结党营私，架空理事会的权力，为追究贪渎设置屏障。面对震耳欲聋的罢免呼声，刘青又给自己订了两年的“过渡期”，指定李进进预备接班。此前李进进一直在纽约华人社区经营政治庇护生意，与刘青原本就有利益交易。刘青曾经打算将另一名政治庇护业主潘绮玲拉入理事会，后来放弃。潘与刘也有长期的利益交易，刘的女儿（非亲生）一直从潘的办公室（11 East Broadway, 5 Floor, NY 10038）领取工资，却并不在那里上班，这和中国现今一些腐败官员的做法一样。刘青虽然掌管“中国人权”机构，却毫无人权理念，对办公室管理主任玮琳女士肆意猥亵和侮辱人格，侵犯她的劳工权益；还对前任理事王丹的同性恋私生活横加指责和辱骂；此外，民运人士张林的妹妹也曾向高光俊先生哭诉她遭受过刘青非礼。事后刘青总是拒不道歉，而设法以报酬换取对方保密。
 
心胸狭隘的刘青还经常不断挑起事端，对许多民运人士进行诋毁攻击，加剧了海外民运的分崩离析。居住在瑞典的莫莉女士几年前曾致函“中国人权”理事会，指出刘青“拉帮结派，自立山头，相互敌对”的问题，对此，Perry Link（林培瑞）也深有同感。他感叹道：“一个领袖把团体变成他个人的派系，敌视其他团体的领袖，结果使得为了共同理想参加团体的其他人全部离开。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中国人权’内部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既然“中国人权”这个机构如今已无可救药，笔者认为，不如把所有辞职的理事都召集起来，成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人权团体，并邀请那些曾经在创建过人权团体的知名人士一同合作参与—-这些人包括受刘青敌视和排斥的任畹町（“中国人权同盟”）、马少华（“保卫人权联合行动”）、吴弘达（“中国劳改基金会”）、杨周（“上海人权协会”）、鲍戈（“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卢四清（“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徐文立（“中国人权观察”）等，使人权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业，齐心协力推动中国国内方兴未艾的民间维权运动。
 
蔡济泉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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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在本土及海外创立人权组织的情况资料：
 
“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１９７９年，北京）
 “中国人权”理事会（傅新元，１９８９年，纽约）
 “上海人权协会”（杨周，１９９１年，上海）
 “保卫人权联合行动”（马少华，１９９２年，西安）
 “中国劳改基金会”（吴弘达，１９９２年，华盛顿）
 “人权呼声”全国委员会（鲍戈，１９９４年，上海）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卢四清，１９９５年，香港）
 “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１９９８年，武汉）
 “中国大赦”（张先樑，２０００年，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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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方励之（中方共同主席，执委）、Robert Bernstein（美方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Joseph Berman、Gregory Carr、郑心元、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郭罗基、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胡平、Robert James、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Joel Lebowitz、Torbjorn Loden、李录、李晓蓉（执委）、Perry Link、刘宾雁、刘青（主席，执委）、Paul Martin、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Nina Rosenwald、阮铭、Orville Shell、苏晓康、Anne Thurston、童屹（秘书，执委）、丛苏、王渝（执委）、Albert Waxman、Megan Wiese、萧强（执委）、张伟国。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黄默、林牧、陆铿、Robin Munro、王丹。
 
▲ ２００５年“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名单：
 
Robert Bernstein（共同主席，执委）、William Bernstein、Scott Greathead（司库，执委）、韩东方、Sharon Hom（执行主任，执委）、Harold Hongju Koh、Cheuk Kwan、李录、刘青（主席，执委）、Christine Loh、Andrew Nathan（执委）、Jim Ottaway（执委）、Megan Wiese、胡平（执委）、李进进、Robin Munro。
 
名誉理事（无表决权）名单：
 
柏杨、张湘湘、Marie Holzman、陆铿、Joel Birman、joel Libowitz、Torbjorn Loden、Paul Martin、阮铭、Anne Thurston。
 
▲ “中国人权”理事会联络方式：
 
Tel：1-212-2394495
 Fax：1-212-2392561
 E-mail: hrichina@igc.org
 350 Fifth Ave, Suite 3309, New York, NY 10118, USA
 
▲ 刘青联络方式：
 Tel: 1-718-4594832
 E-mail: phu1@nyc.rr.com (Wang Ai)
 63-84 Saunders Street，2K，Rego Park，NY 11374
 
▲ 十二位发表声明揭露“中国人权”黑幕的前任理事的联络方式：
 
方励之 fanglz@physic.arizona.edu
 郭罗基 gluoji@hotmail.com
 黄默 mab@webmail.scu.edu.tw
 李晓蓉 lix@umd.edu
 Perry Link（林培瑞） eplink@princeton.edu
 刘宾雁 zhlby@comcast.net
 苏晓康 xiaokangsu@comcast.net
 丛苏 Dweis39595@aol.com
 王丹 dan@fas.harvard.edu
 王渝 sunyphil@optonline.net
 张伟国 zwg35@yahoo.com
 郑心元 hsinyuancheng@hotmail.com
 
▲ 上述十二人之外因不满刘青而先后辞职的理事：
 林牧、于浩成、萧强、Jim Seymour、Sophia Woodman、童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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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台湾“陆委会”联络方式：
 Tel：886-2-23975589
 Fax：886-2-23975285
 E-mail: macst@mac.gov.tw
 
▲ 台湾“国安局”联络方式：
 台北市邮政信箱28-165附7号“公共关系室”
 
▲ 台湾“军情局”联络方式：
 E-mail: tmib@mnd.gov.tw
 
▲ “台湾民主基金会”联络方式：
 Fax：886-2-27081128
 886-2-27081148
 E-mail: tdq@taiwandemocracy.org.tw
 台北市大安区信义路三段147巷17弄4号
 
▲ “台独联盟”联络方式：
 Fax：886-2-23563542
 E-mail: wufidata@wu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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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5:06 下午
瞻望 说：

台湾一旦撒手，民运格局大变。十年后，谁主民运沉浮，谁书民运正史？
 
台湾危局能撑五年吗？
 
让我们理智地分析一下，美国和台湾的媒体未来将如何评说民运的头面人物。
 
十年之后，民运至少有一半人相继去世，老人所剩无几。台湾也撒手了，许多机密文件被抛出。那时，舆论对于民运必将会作出客观的评价，有些人恐怕再也没有脸面行走于街市。
 
● 鲍戈
 
鲍戈（Bao Ge），社会活动家，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维权运动）的主要发起人，1997年流亡美国，现任“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
 
鲍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主派活动家，他的许多言论和抗争行动曾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鲍戈主张“政治改革必须根据国情，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他还表示，在中国，法治应先于民主。没有严谨的立法和执法，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安定。法律不仅用于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更应当用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鲍戈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人民不断寻求充分发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团继续垄断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利的努力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从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境外反华势力插手干扰。
 
鲍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工作。1980年代，鲍戈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公开反对政府向日本放弃战争赔偿，曾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鲍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经芳等人，成立了“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门指控鲍戈曾参加过游行，对其进行长达二十个月的监禁审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鲍戈宣判“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鲍戈和律师李国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实根据，而且两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访华。8月15日，鲍戈、林信舒、沈继忠等人通过日本共同社发表了致日本政府、国会和明仁天皇的公开信，明确要求日皇访华时必须就侵华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舆论为之哗然，因为中国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鲍戈和沈继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请，要求批准他们在日皇访沪时，按规定的路线举行游行。这是中国颁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请案。不料，警方却对两人采取拘捕行动。鲍戈奋力撞开警车边门，向围观的群众大喊：“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国家的利益！”事后，政协委员铁牛等人曾就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质询，批评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开始访华行程。大批警察包围了鲍戈的住所，严阵以待。鲍戈被迫向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国之时起，他开始绝食；如果日皇在离开中国之时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传开举世震惊，警方立即将他从家里带走，实行“监视居住”。与此同时，童增等人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份数万人的签名信，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经过这场风波，长期遭受压制和打击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终于浮出水面，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提出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对日索赔争议。鲍戈指出，1972年国务院未经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是违宪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间接承认“中日联合声明”，所以，现在要推翻它，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鲍戈表示，政府对“公民公决” 大可不必谈虎色变。如果这一方式以后被用来解决其它一些重大争议，可以避免发生战乱以及类似“六四”那样的动荡和惨剧。
 
1994年3 月，鲍戈代表李国涛、杨勤恒、林牧晨、杨周、王辅臣等54位上海市民，发表了题为《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将宪法中维护执政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四项基本原则”去除。鲍戈告诉记者，他有意以征集签名的方式来推动一场“民主修宪运动”。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门高度紧张。3月至5月间，美国副国务卿沙特克、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时，鲍戈都被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据称是防止外国领导人与其见面。
 
6 月3日深夜，鲍戈在家中入睡时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刚刚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册成立“人权呼声”组织的申请信。有记者曾问鲍戈在“六四”纪念日是否有所行动，他说不会，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样，将在教堂里为死难者默默祈祷。四个月后，鲍戈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有煽动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鲍戈向行政法庭起诉劳教委员会，理由是《劳教决定书》没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动性言论”，“被煽动的对象”是谁，以及被“扰乱治安”的地点。鲍戈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劳教决定书》才无法列举。”
 
1997年6月4日，鲍戈获释后立刻通过美联社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他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政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未来的政治活动生涯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这条消息很快出现在世界许多报纸的显著版面，引起高层震动。
 
6月6日，鲍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访，披露他所在的劳教所每天强迫犯人工作十几个小时，大批缝制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指定用球。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6月25日，鲍戈发表致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公开信，欢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同时，建议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权移交仪式当天，不要对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镇压行动，以保持香港的开放形象，为内地树立民主典范。董建华办公室后来回函表示感谢。
 
7 月11日，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调查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大规模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并允许工人组建独立工会。8月中旬，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认为绵阳工潮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事端”，并点名鲍戈就是利用下岗失业职工问题制造事端的“敌人”，公开表示在必要时将对其采取行动。“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从媒体上获知这条消息时，都为鲍戈的安全担心，纷纷向中国有关部门询问情况。
 
8 月15日，鲍戈和《新民晚报》主编冯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鲍戈表示，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进行索赔，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坚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说：“为了打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将战争赔偿问题交付全民公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纷纷报道鲍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开信。鲍戈建议中央火化毛泽东遗体，以此表明破除个人迷信的决心，促进党内民主建设。该信还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包括开放党禁和报禁等。
 
10 月30日，鲍戈在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的第二天，获得赴美护照和签证。11月5日，鲍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鲍缨启程赴美。法新社记者在上海虹桥机场采访鲍戈时，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也在前往鲍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当鲍戈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上百名记者包围采访。鲍戈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返回中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记者问他得以出国是否与江泽民访美有关，他说是的，“可以这样认为”。
 
鲍戈到美国的第一年，经常以“人权呼声”驻美代表的身份发表各项声明。他曾为《北京之春》和 “民联阵-自民党”撰写过大量文稿，却拒绝加入海外民运团体，也从未向美国、台湾任何机构申请过经费，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这在流亡异见人士中是绝无仅有的。
 
1998 年5月，鲍戈在香港发表《说六四，话民运》。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被认为对于数年后国内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指导意义。鲍戈写道：“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地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诫海外民运人士：“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清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调。要知道现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恶吏任意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六四’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这番论述出自理性而务实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当天，鲍戈在澳门举行记者会，起诉大赛的足球供应商 Adidas公司，对于他在中国劳教所中被强迫生产该公司产品时所遭受的苦难，正式要求赔偿。两星期后，另一名民运人士韩立法从上海市第一劳教所释放，也向记者诉说自己被强迫生产Adidas足球的经历，并揭露，遭警察殴打和虐待犯人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
 
1999年4月，鲍戈为香港《前哨》杂志所撰写的《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被《世纪中国》等许多网站转刊。由于这篇报告对于三峡工程及环境问题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论据，鲍戈因此经常受邀就中国的环保问题发表评论。同年9月纽约“中国绿色和平”成立，鲍戈担任理事。
 
鲍戈到了美国却拒绝参加海外民运团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内斗频仍、背景复杂的无底深渊。海外民运长期受台湾情报机关操纵，至1994年，台湾“军情局”直接控制民运团体达17个，民运因此陷入反华叛国、协助台独的误区，从而失去了广大侨胞的支持。魏京生、吴弘达、阮铭、王希哲、“北京之春”、“学自联”之流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反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要求日本加强美日军事联盟遏制中国崛起，鼓吹制裁中国和分裂中国，以及勾结台独、藏独、疆独、日本右翼、赖昌星、法轮功等，对于这一切，鲍戈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也因此遭到对手诋毁。他的爱国热忱被一些人说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讯社在发布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消息时，纷纷刊发了鲍戈寄往北京的祝贺信。鲍戈告诉记者：“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一党专政，人民没有组党、办报、创建独立工会及人权组织的自由，无权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法治徒有虚名，腐败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年来祖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和进步，同时为祖国取得的每一项建设成就而高兴。”鲍戈指出： “确有人从某些机构秘密领取经费，一直从事反对北京申奥、反对美中两国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独和藏独等活动，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则真诚希望祖国繁荣进步，稳步实现民主转型。我相信，北京主办奥运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力增强，而且也将迫使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方式，从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设。”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报》发表了鲍戈致伍弗维茨的公开信，赞扬布什内阁成员首次表态反对台独。鲍戈写道：“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独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挑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许多做法都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6月4日，鲍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纽约《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表示，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误导民运发展方向，比如台独、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反华势力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杂志社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辉跟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了负面影响。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闻讯立刻在《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诬蔑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表示，“反独”就是“反台”。
 
8月10日，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会场里，回荡着鲍戈巨雷般的声音- —“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独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他大声疾呼：“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 年10月，鲍戈就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办理其护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稍后，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鲍戈因违反出入境法规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活动”，外交部已依法注销其护照、出入境证件。对于外交部的这种说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决定不予受理此案，鲍戈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表示“人民自有公断”，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设走上轨道。
 
● 魏京生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动物园电工。1979年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5年。 1995年因“阴谋颠覆政府罪”以及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称在狱中病情严重，并遭受虐待和殴打，西方国家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他。1997年11月，魏获准赴美“保外就医”。然而，美国医疗机构对他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得出结论：魏京生身体健康，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国后一直忙于四处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组织推举为“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辉接见时，请求给予 200万美元资助，并公开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此后，魏京生不断在西方国家进行反华活动，要求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停止与中国一切商业往来，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运，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2000年5月，他在祝贺陈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无与伦比的喜悦”。2006年9 月魏京生在华盛顿与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等团体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声称“很多民族都想从中国独立出去”。不过，魏京生与许多知名的民运人物多有纠葛，1999年1月曾在美国国会爆发冲突，后来还遭到诽谤罪名起诉。当他在欧洲旅行时，西藏妇女平妮当众哭诉曾遭到魏的强奸。《华尔街日报》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个世界对立”，因为他不仅到处说民运的代表人物都是“共产党特务”，还怀疑克林顿政府要暗杀他。数年前魏京生在美国马里兰州购置了豪华庄园，与女友黄慈萍一起享受“民运贵族”生活。
 
● 王丹
 
王丹（Wang Dan），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留级生，1989年因参与学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属对外国机构宣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国监狱毫无人道，不予妥善医治。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经美国医疗机构检查，发现王丹健康良好，无需治疗。此后，王丹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
 
● 吴弘达
 
吴弘达（Harry Hongda Wu），原籍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处罚。1964年吴获释后被安排在山西县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于1992年加入了美国国籍。
 
吴弘达为了卖身投靠美国的反华势力和台湾间谍机构，骗取他们的资助，竭力把自己乔装打扮成所谓的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竟然四处吹嘘自己“因为反对中共而被判刑和关押十九年”。为了配合其主子开展丑化中国形象的宣传攻势，1992年吴弘达在美国设立 “中国劳改基金会”，专事宣扬中国出口劳改产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 年4月，吴弘达与一名英国女记者潜入成都市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十五手术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换手术，然后制作成所谓的劳改专题片，这些镜头在国外播放时竟然配上旁白称是“移植死刑犯肾脏器官”，还将他们另外拍摄的一些农民墓地的镜头，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谎称是“死刑犯的坟地”。
 
1995 年6月，吴弘达企图从中哈边界的霍尔果斯口岸再度潜入中国境内时，被边防人员抓获，同年8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驱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关羁押调查的短短两个月内，虽然办案人员没有对吴弘达进行刑讯逼供，其待遇远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许美国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吴弘达，然而吴弘达却不顾“斗士”的脸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认错，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认他提供给外国电视广播公司的所谓“中国劳改产品”，其实都是从乌鲁木齐普通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手工产品，并非来自中国监狱。
 
吴弘达的“中国劳改基金会”每年都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近百万美元的资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华势力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台湾与美国的间谍机构也专门为其调配人员和提供经费，使他俨然成为“海外民运”的头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当作香馍馍，可谓美国最荒诞的反华闹剧。
 
● 阮铭
 
阮铭（Ruan Ming），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县，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文革”结束后被调往中央党校任理论部副主任。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1988年阮铭赴美不归，卖身投靠台湾间谍组织。1997年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是台湾情报部门控制海外民运团体的主要干将，指使《北京之春》、“中国人权”等组织对著名民运领袖鲍戈展开诽谤、诋毁、围攻、封杀等活动，以使海外民运完全被台湾当局所掌控。阮铭是混乱年代中朝秦暮楚的政治投机者，善于迎奉拍马，构陷整人，且生活作风糜烂腐化。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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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5:03 下午
养虎之患 说：

台湾“军情局”借重“民运”登陆20年揭秘
 DWNEWS.COM– 2007年9月24日4:26:2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中国时报吕昭隆／“移山专案”，是军情局与海外民运接触的滥觞。从早期的“移山专案”到中期的“文正专案”，及至后期的“昆仑专案”、“致广专案”、“致远专案”，军情局与民运建立关系，前后历时廿余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好代表了海外民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中华民国七十一年十一月，中共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王炳章“中国之春”合作滥觞
 
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七十二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联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是“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七十一年到七十四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专案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之力，撼动中国内部民主。
 
七十五年到七十八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惊传“江南案”王拟组党遭断援
 
七十三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七十四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分。
 
七十五年五月，美国ＦＢＩ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七十七年，海外民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七十九年八十二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天安门事件“策联”十人被逮
 
七十八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中共逮捕十个所谓的间谍，包括上海的邱麟、宁夏的高晓诗等人。这些人将天安门群众运动情况告知我军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八十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识，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八十三年到八十九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双方合作已近尾声。这个阶段，中共很有计画的切断海外民运人士与大陆的连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知名异议人士，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的“战国时代”。
 
派遣情报员登陆合作告终
 
八十五年，台海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入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终至没落。
 
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九○年李少民、高瞻失事 美曾高度关切
 
民国九十年二月，在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荡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中共开始动手抓人，在大陆逮捕外籍学者与民运人士，发生李少民与高瞻事件。
 
面对中共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军情局则保持缄默。
 
李少民与高瞻案，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总统与国务卿，都公开对中共喊话。
 
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我情报员碰过头。
 
李少民与我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介聘人是“中国之春”杂志社长王炳章。七十八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军情局情报员曹ＸＸ见面。
 
中共是在八十九年底盯上全案，九十年二月十一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则在廿五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
 
至于交给李、高文件的曲炜，任职中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宣传部副部长。曲炜在八十九年随团访台时，并且脱队“失踪”过，传闻曾与我情治单位“接触”，并接受新台币十万元的见面礼。曲炜是将中共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一份内部讲话资料交给高瞻，于九十年二月遭到拘捕。
 
李案的发展是，曲炜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中共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
 
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称是头一回。随后，则有王炳章遭中共越境绑架逮捕案。
 
与军情局合作过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九十一年七月遭中共监视，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中共绑架抓走的。
 
九十二年二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中共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文件。
 
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根据我情治界的说法，中共的说词是，王因涉及一件绑架案，人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意外遭捕，唯军情局没人相信，并认为是中共掌握王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绑架到广西的，绑到中国境内，中共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
 
八十七年一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
 
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军情局或国安局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军情局对大陆情报工作，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恐怖活动”，兴趣不大。
 
http://www7./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9_23_16_26_26_681.html
 
台媒披露：台湾当局勾结“民运”分子
 
5月27日，台湾《中国时报》在显著位置披露，台湾当局多年来一直在资助大陆海外“民运”分子。分析人士指出，陈水扁当局正策划把海外“民运”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招牌，并企图将海外“民运”推回大陆，变成民进党在大陆的“第五纵队”。
 
“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多达17个
 
据知情人士透露，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情报和治安）部门扯上了关系。王炳章1979年到加拿大留学，在纽约创办之后《中国之春》杂志，引起了台湾“情报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编为“军情局”）的注意。台“情报局”立即派人与王炳章取得直接联系，王炳章则派其私人代表宁嘉晨到台湾商谈合作事宜。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显示，台“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国之春》展开秘密合作，进行反大陆的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专案”，每月资助《中国之春》3万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连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主席。台湾“情报局”每年向该组织提供6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此外每月还发给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资。但台湾方面对王炳章并不信任，派林樵清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随着“民运”分子纷纷跑到国外，“民运”分子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一开始国民党当局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根本成不了什么大事。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 “军情局长”后，干脆把“民运”组织变成了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据台湾“国安局”密件披露，当时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地区。胡平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专案”，经费由专案补助。王军涛参加了所谓的“中国战略研究所”，被台湾方面列入 “致广专案”。已被大陆安全部门抓获、判处间谍罪并驱逐出境的李少民，当时被台湾当局列入“志翔专案”，经费由个案申请。台湾当局把收买的“民运”分子作为情报员，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负责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民运”推动工作；“联干”是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特工； “民干”是专门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员；“工作对象”则是准备发展吸收的人员。例如，在台湾“军情局”的档案中，李少民是“民干”，化名“周军”，月薪 1500美元；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海外“民运”分子的派系斗争一直非常激烈，台湾“军情局”为了拉拢他们，不得不四处撒钱。据透露，有一段时间，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三四十万美元；据估计，台湾“军情局”十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民进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等人。王丹则向陈水扁提交“工作报告”
 
2000 年5月民进党上台后，放弃了国民党时期“反攻大陆”的幻想，因此对海外“民运”分子兴趣越来越小，台情治部门也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在此之前，一些“民运”分子曾通过当时的台湾“总统府资政”姚嘉文说情，但仍无济于事。后来，民进党经过进一步评估，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于是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和杨建利（1962年生于山东，200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选“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等人。
 
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指出，台湾“国安局”对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相当重视，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民进党当局与王丹、王军涛等人的正式接触始于2001年，地点在美国波士顿。当时，台湾当局派出的是颜万进和徐斯俭（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民运”分子方面出面的有王丹、陈小平和吴稼祥，来自大陆的刘军宁等人。这次会议商定了未来双方合作的框架。王丹提出“大民运”的概念，顺利地得到了台湾方面的认可。
 
2001年8月11日，王丹和王军涛到了台湾，在新竹与颜万进、林佳龙秘密碰头。他们决定成立“宪政协进会”，作为政治决策和指挥中心；同时成立“七人政治局”，王丹、王军涛等人均在其中。双方还决定由王丹出任“宪政协进会”的“主席”并负责组建办公室，王军涛则出任“理事长”。此后，民进党当局打着“资助学术研究”的招牌，通过海基会向王丹等人提供经费。从2001年11月到2002年10月，以“推动研究”十六大为名，陈水扁当局共向王丹等人提供了80多万元新台币，其中王丹和王军涛的人事费各为12万元新台币，交通费共10万元，座谈会车马费还有 2.4万元。
 
2002年3月，双方再度在纽约碰头。他们这次讨论的事项包括：在大陆设立一个讨论政策的网站；接手一本名曰《北京之春》的杂志，作为在北美公开活动的平台，由王丹加入该杂志董事会；介绍台商资助潜藏在大陆的“民运”分子等。2002年4月，杨建利使用朋友的护照溜回大陆，被依法拘捕并判处入狱5年。剩下的王丹、王军涛就成了台湾情治部门重点拉拢的对象。2002年11月，双方又聚集到韩国汉城交换情报。
 
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
 
尽管不断给“民运”分子出钱，但台湾情报部门对他们并不放心。据《中国时报》报道，在台湾“国安局”绝密文件中，有一份是前“国安局长”蔡朝明于2004年 2月26日交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水扁的公文。这份公文非常具体地说，今后台湾资助海外“民运”的三大目标，即在“民主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大陆形成国际压力；筹组并扶植大陆“海外反对党”；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的亲友，拓展台湾在大陆的情报网络。同时，为防范“民运”分子趁机扩大势力，台湾 “国安局”还列出了应注意的“八项原则”，如“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等等。
 
此外，台湾“国安局”还就每名“民运”分子的性格特点以及价值大小不同，对他们进行区分。台当局认为，王丹“虽然具有国际知名度”，但有待进一步成熟，他现在的主要价值在于宣传；王军涛“做事低调，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具有组织地下党的潜力”，可以通过分期、分阶段的方式进行资助。
 
台湾“国安局”所提的“八点原则”与民进党一贯的风格颇为吻合：如果它愿意，就会给海外“民运”“一块牛肉”；而这块牛肉的代价就是等待海外“民运”分子对“台独”的回报。这正是“为台湾所用，由台湾主导”的正内涵。海外“民运”如果不认同“台独”的价值观，不为 “台湾独立”奔走呼号，那就会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养虎之患”。这些“民运”分子口口声声说要民主，但“3·19枪击案”却已将台湾的“民主”打入地狱。由此人们可以看出，陈水扁当局与海外“民运”分子勾结在一起，究竟是要干什么？
 
环球时报记者 吴薇
 2004-06-01
 
台当局资助“民运”分子
 
台湾民主基金会与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杂志社签订的一份契约书近日被知情人士透露出来。在这份名为《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补助出版事业契约书》的文件中，甲方是台湾民主基金会，乙方为《北京之春》杂志社，甲方在审核同意乙方的出版计划基础上，为其提供一年的出版经费共计5 万美元。
 
海外“民运”组织接受台湾当局资助已不是新闻，就连《北京之春》杂志社本身，也是由台湾“国安局”出资设立的。但是，在中国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仍然有人打着“民主”旗号与分裂祖国的势力相互勾结，企图为祖国发展设置障碍，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做法非常令人气愤。
 
“民运”分子向陈水扁求救，不惜以纵容“台独”为代价
 
随着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国形象在国际上赢得越来越多的肯定，所谓“民运”已是气息奄奄。上世纪90年代末，台湾当局取消对“民运”分子的计划性资金支持，使 “民运”失去了可靠的财源，如涸辙之鲋。为维持生计，“民运”分子不择手段，想方设法与民进党靠近，向台湾当局伸手要钱。
 
2004年11 月，“民运”团体头目秦晋，以筹办所谓“中国民主运动2005年澳洲大会”为由，写信给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寻求资金支持。为了与台湾当局“套近乎”，秦晋开篇就把自己的组织与民进党说成是“完全应该同病相怜，同命相惜”，还盛赞民进党由反对派成为“执政党”，“业绩辉煌”；号称“民运”组织“亟需在新形势下调整策略，重新集结”，“渴望中华民国政府能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伸以援手”，帮助“民运”“在困厄中重新崛起，巧借历史的机遇挺进中原……”
 
作为交换，他对台湾当局一向关切的“台独”立场也有所表态。在信中，秦晋暗示，只有当“民进党的政治理念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商定”，“两岸的战时状态才会真正结束，中华民国的归宿才有最终完满的结果”。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这就是为什么“民运”分子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据了解，《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社长王丹在人事调动方面的安排也得经过“国安局”。
 
台当局要求“民运”分子从空谈民主转向实际行动
 
利用“民运”组织的资金要求，台湾当局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如一位定居美国的台湾政治人物所说，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
 
“颜色革命”相继发生以后，为了“把钱花在刀刃上”，台湾当局表示要对“民运”的支持更加务实，不论钱多钱少都要注重实际效果。他们对“民运”分子提出，要借鉴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运作经验，从空谈民主、单纯制造舆论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把战场从国外移到国内。
 
具体来说，现阶段台湾当局针对“民运”的做法有四个方面：一是支持“民运”成立海外“反对党”，通过政治运作团结一批有影响、对中共不满的人；二是想办法把 “民运”活动延伸到中国大陆，并制造中共打压民主和人权的国际形象，形成对中共的国际压力，不断给中共制造麻烦；三是利用“民运”分子进行情报搜集，主要是在留美学生中发展情报组织；四是培养“民运”分子的“台独”意识。
 
按照这些要求，王丹已经于2005年1 月到美国国家民主研究所了解有关在中国开展项目的问题。“民运”还提出把工作重点放在炒作中国国内弱势族群问题上，具体计划是通过国内调查机构进行调查，同时资助部分社科界学者，撰写报告，制造舆论，以制造民众对政府的反感。这些建议得到了台湾当局的认同，“国安局”表示会全力支持。
 
台当局对“民运”分子“用、防”结合
 
台湾当局与大陆海外“民运”的相互勾结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据估计，到民进党上台前，台湾“军情局”在“民运”身上的花销共计500 万美元。2000年民进党当权后，放弃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幻想，曾一度对海外“民运”分子失去兴趣。但经过一番评估，他们认为这些“民运”分子还有可利用之处，于是把“定额补助”的方式改为“逐案审查”，并开始积极拉拢王丹、王军涛等人，还专门设立了“二王专案”。
 
除了为台湾搜集情报外，台湾当局利用“民运”做的事主要是在舆论方面抨击大陆，为其助阵。他们企图通过“民运”之口，假批判“民族主义”，淡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基础上，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
 
利用归利用，台湾当局并没有真正把“民运”分子当成自家人。在提供资助的同时，也增加了苛刻的条件。以前面提到的台湾民主基金会对《北京之春》的资助为例，这个资助协议的前提条件是：“甲方就乙方所提之出版计划书（包括目标、方法、内容、进度、经费等项目）进行审核后，认为该项出版计划符合本会补助宗旨，并同意予以补助”。协议有效期仅一年，而且对乙方（《北京之春》杂志社）要求非常具体，如乙方必须按计划执行进度检送出版刊物……每逾期一日，扣除总经费千分之一违约金；在双方发生争议时，“调解或仲裁之地点为台湾台北市，第一诉讼管辖法院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等等。
 
台湾当局虽然口口声声要跟“民运”分享所谓“民主经验”，但实际上采取的策略是“用、防”结合。在他们眼中，“民运”分子也是异类和祸水，要坚决防止其入岛，以免引火烧身。“民运”分子曾提出在台湾建立联络据点，结果被台湾当局拒绝。
 
记者谢湘
 2005年06月03日
 
《北京之春》每年为台「军情局」 收集２５０件情报
 DWNEWS।COM– 2006年11月15日5:42:3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王丹承认收扁２０万美元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等媒体14日报道：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所引起的风波仍持续在海外延烧，虽然日前「民运人士」王丹已经承认有收受来自台湾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声称事前不知道捐款是来自阿扁政府。但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２５０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继日前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后，平面媒体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认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政府。面对这样的报道，王丹就特别在《东森新闻》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阿扁的「国务机要费」。
 
此前，曾有人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共场所对王丹质询，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帐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污案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于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阵子之后，他终于公开承认：我拿了那20万美元。
 
「北春」年供２５０件情报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２５０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最近记者也爆出他「计划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日前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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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5:01 下午
太黑 说：

不要再去公众场合出洋相了
 —————————-
 
台谍杨建利在云南被捕对于海外民运的得与失
 
杨建利长期领取台湾情治机构的工资和津贴，并经常赴
 台北述职，这在海外民运圈内早已不是秘闻。由于杨以
 “海外民运人士”的身份抛头露面，他最近回国被捕，
 多少可以给沉寂已久的海外民运带来一点声音。
 
杨原本是执行台北任务，暗中收集大庆工潮以及油田防
 空部署等情报而潜入大陆东北地区的。因杨冒用他人假
 护照，并且训练有素，因此一路上未被大陆当局察觉，
 任务完成后顺利抵达云南边界，准备离境。然而台湾方
 面急需制造一、两宗“大陆践踏人权”的新闻事件来挫
 伤胡锦涛访美的政治气氛，于是决定让杨在离境前夕故
 意自暴行踪而被捕。据杨的上司林保华撰文自称，他在
 杨被捕前亦曾不断从美国打电话到杨下榻的宾馆，以提
 醒大陆国安部门予以注意。
 
“北京之春社”与“民运联席会议”在杨被捕后不到两
 小时，即向美国媒体发出新闻稿，声称“著名异议人士
 ”杨建利因“考察大庆工运”而在大陆被捕。此举正好
 给大陆当局镇压大庆等地工潮以借口，指认工潮背后有
 “黑手”，即“境外敌对势力”，而非所谓油田下岗工
 人为争取生存权益而发生冲突的治安事件。这样一来，
 “海外民运”便也终于捞到了一点向美国和台湾一些机
 构表功领赏的资本。真可谓各得其所，两全其美。
 
顺便提一句，这次抗议胡锦涛访美的示威队伍仅剩“藏
 独”和法轮功两家，“海外民运”再度缺席，原因不外
 乎台湾“国安秘件曝光”后情治机构经费大幅缩水，且
 面临人事调动，自顾不暇。上回台湾出钱让“海外民运
 ”在纽约抗议李鹏访美，因半数以上经费被林保华等人
 在法拉盛“都一处”酒馆酒足饭饱后私分了，结果导致
 实际参加示威的“民运人士”寥寥无几，令台湾陆委会
 主管人丢了面子。有鉴于此，这次林保华索性叫“民运
 组织”不要再去公众场合出洋相了，只要炒作好杨建利
 事件，就算可以交差了。
 
徐水良
 2002年4月29日
 http://p073.ezboard.com/ftemplecssafrm20.showMessage?topicID=150.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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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4:59 下午
内讧 说：

又传出一宗“大陆民运人士”在台湾嫖妓丑闻
 
海外民运、法轮功、藏独与台湾情报机关的合作关系近来进一步加强。二○○五年十二月上旬，台“国安局”、“陆委会”等机构再次邀请大陆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及藏独人士以“观选”为名赴台协商合作事宜，并编列下一年度的项目经费预算报表。
 
然而，这一批参访者中有些人并未如期到各个选举站“观选”，而是趁机逛街购物和搭车游玩，甚至去色情场所寻欢，令主办单位甚为尴尬和恼火。“国安局”接获招待组工作人员密报后，遂派员跟踪查访，扬言要对外国越轨人士取消其“参访”待遇。
 
此间，民运人士陈破空指称一名参访者外出赌博，深夜未归，结果却引起参访团内讧。法轮大法“退党服务中心”副主任梁裕峰对陈的做法不满，认为陈一贯“卖友求宠”，是“十足的小人”，盛怒之下他向“国安局”告发了前夜陈嫖妓赖账遭追讨一事。
 
幸亏岛内各大媒体记者都忙于采访蓝、绿两大阵营的拼杀，而未留意参访团纠纷，加上“国安局”官员及时出面干预，才使丑闻免于曝光。不过有海外民运团体表示，陈破空不能算作“大陆民运人士”，而一直是台湾方面监视和离间民运的一名职业间谍。

回复

2007年11月6日于12:14 下午
明报 说：

中國民主黨劉東星遭倪育賢控告被捕
 
【明報記者范小江報道】在美國註冊的中國民主黨(China Democracy Party)的兩位負責人倪育賢和劉東星互相宣布開除對方黨籍後，兩派矛盾驟然升級。據昨(28)日獲得的可靠消息稱，倪育賢到市警109分局報案，指劉東星貪污巨額黨費等罪名，劉東星已於周六在法拉盛41路的「黨中央辦公室」被捕。
 
據倪育賢稱，109分局警方於27日深夜11點05分，在 41路133-24號的中國民主黨黨中央辦公室的所在處，以涉嫌貪污巨額黨費等經濟犯罪的罪名，將現年61歲的劉東星逮捕。警方目前還沒有正式對劉東星提出控訴，存在貪污證據不足等可能性，能否立案，將由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最終定奪。
 
據悉，倪育賢持一封9人連署的指控信，於10月23日到109分局報案，稱劉東星涉嫌以幫助辦理政治庇護為名，非法收取中國民主黨會員的會費，並將外界對中國民主黨的捐款挪為私用。倪育賢還表示，劉東星不與「黨部」配合，銷毀犯罪證據，應該受到紐約有關部門的嚴厲制裁。
 
倪控訴稱，劉東星規定，凡加入中國民主黨者，需交付500美元作為「黨員基金」，每月交「黨費」10美元，以後每舉辦一次活動都需繳納「活動費」。劉東星還常向客戶索要「支援大陸民摺沟木杩睿�這些捐款都無收據，並逼迫客戶認購他自行印製的「民主股票」。如果客戶因打官司需要劉東星出具「黨員證明材料」，包括參加活動的照片等，則需另外付費。
 
控訴又稱，劉東星負責的「中國民主黨美國總部」辦公室，通過「老鼠會」的經營方式發展政治庇護業務，迅速成為業內龍頭。劉東星向客戶們說，只要加入他的「中國民主黨」，可以百分之百地辦成政治庇護。他的業務疑主要針對閩籍非法移民。
 
紐約地方媒體報道，10月16日，劉東星發表了《中國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關於開除倪育賢黨籍的通告》，指倪育賢貪污黨費，將位於法拉盛40路135-19號的原黨部辦公室據為私人財產，在41路另辟新的黨部辦公室。10月20日至10月23日，倪育賢連續發表《中國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純潔組織清除貪瀆的通告》，內容與倪在報案時的陳述基本相同。
 
《明报》责任编辑 陈晓晨
 2007年10月29日发布
 http://www.mingpaony.com/ftp/News/20071029/29nb01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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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12:13 下午
哈哈镜 说：

倪育贤何许人也
 
倪育贤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生于上海浦东，一九六一年毕业于上海杨思中学，随即在上海警备区六十八团当无线电通讯兵，一九六四年后在川沙工具厂当搬运工，一九六五年考入海运学院远洋系，后因偷盗自行车和生活作风问题被上海海运学院开除学籍；为逃脱刑事处罚，又成为上海市国家安全局的线民。倪育贤移民美国之后，卖身投靠台湾情报机构，混入海外民运组织，参与分裂“民联”、“自民党”、“联席会议”、“政党联盟”、“民主党”等组织的监控和破坏活动。倪育贤品行卑劣，作案累累，因强奸幼女、招妓、做伪证等指控，经常出现在美国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由于倪育贤一再以“民运人士”自诩，到处招摇撞骗，严重危害了海外民运的声誉。
 
倪育贤强奸案
 受害者应得到什么教训
 
“什么事情只要跟‘民运分子’沾上关系，就说不清楚了。”一位华侨深有感触地说。他告诫周围人，尤其是女性，尽量不要与海外的“民运分子”打交道，以免有理说不清，吃哑巴亏。
 
“民运分子”借钱不还，不履行合约，或者强暴你（或奸污你的妻女）……总之，一旦发生什么纠葛，你都声张不得，否则，他们会抨击你“破坏民主事业”，故意“帮共产党的忙”。他们甚至会向移民局、联邦调查局写密函，诬称你是“中共特务”，要求取消你的居留、工作、上学、开业或入籍的申请资格，查封你的银行存款，监视你的行踪，窃听你的电话，并尽早遣送回国。这绝非危言耸听！
 
以轰动一时的倪育贤案为例，华人同胞当引以为诫。
 
年逾花甲的 “海外民运工作会议”主持人之一、“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因为涉嫌对两名华裔少女进行“强暴”、“性侵犯”、“强迫触摸”等罪行，遭到纽约警察局的拘捕和检察院的起诉，引起社会公愤。然而，倪育贤却抛出所谓的“阴谋论”，欲将自己的刑事案件作“政治化”处理，来转移舆论关注的焦点，同时伺机对受害人和举报者进行抹黑和报复，其手段极其卑劣。
 
倪育贤在接受“多维新闻社”记者吕贤修的采访时，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诬陷”的，并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幕后有黑手”。至于背后的“黑手”是谁？他则强调说是“共产党的同谋”。（详见《多维时报》2005年9月30日《涉嫌性侵犯两名华裔少女 倪育贤：我是被诬陷的》）
 
倪育贤在接受《明报》驻纽约记者的采访时，却又声称自己因领导“独立民运”，不耻于台独势力的“贵族民运”为伍，所以受到多方压制。接着又吹嘘自己“为民主事业奋斗四十多年，多次面临失去生命自由的威胁。也因积极从事民运，被中共视为眼中钉。”（详见《明报》纽约版2005年9月30日《倪育贤：杨国君为钱乱咬》）
 
倪育贤究竟是什么人？他是共产党的“眼中钉”吗？
 
七十年代末，倪育贤曾经因为在上海张贴过反对“四人帮”极左路线及发泄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大字报，以表达对共产党的“第二种忠诚”，而被当局关押在看守所里达数月，后来宣布 “平反”。此外，他在中国没有参加过其他任何“民主运动”。1986年倪育贤移民到美国定居，获“政治庇护”。1989年他参加王炳章、林樵清等人组建的 “中国自由民主党”，不久便在党内搞分裂破坏活动，退党后又另行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自任“主席”，被人讥笑为“一人党”。倪育贤利用海外华人对于 “六四事件”的同情，抱着“募捐箱”四处骗钱，并将十多万美元捐款盗为己有，偷偷在纽约长岛购置豪宅。事件被《世界日报》曝光后舆论哗然，从此海外华人不再向“民运分子”捐款。此后，倪育贤热衷于在“民运”内部挑动内斗，诋毁众多“民运领袖”。为了讨好台湾李登辉当局，他还大肆鼓吹“两国论”，叫嚣要破除 “一个中国”的神话。
 
倪育贤在美国没有正当职业，从来不打工，台湾情报机关拨发的“活动津贴”是他固定的收入来源。此外，他还把一些偷渡者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为他们出具申请“政治庇护”的证明材料，以此索取五千至八千美元的报酬。如果那些偷渡者请他到移民法庭作证，每次需付给他五百至一千美元。倪育贤经常把他的那些“政治庇护”客户带到“海外民运”的集会中，安排发言和拍照，作为向移民法庭提供的备案材料，每次收取客户三百至五百美元。此外，嫖娼是倪育贤的一大嗜好。虽然他已有妻室，却嫌妻子长相差，不愿与之同床，结婚至今未有儿女。他与薛伟的姘妇张菁一向关系暧昧，并与魏泉宝的妻子金雪珍通奸。
 
如此看来，倪育贤是一个品行恶劣、寡廉鲜耻、信口雌黄的小人，十足的社会渣滓。在任何国家里，这种人都该呆在监狱里，以免危害社会。他们丑恶的政治表演，实际上已成为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两名遭受倪育贤性侵犯的华裔少女的父亲杨国君，原是倪育贤的“政治庇护”客户之一，经营小本买卖和长途贩运货物，被倪育贤拉入“中国自由民主党”。杨国君向《明报》指出，倪育贤是个“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据悉，杨国君与倪育贤交往五年来，被骗钱财逾三万美元，最后连自己的两个未成年女儿也被倪育贤糟蹋了，所以他决定诉诸公堂，将这头色狼绳之以法。
 
许多海外华人偷渡或移居国外之后，困于无法获得当地的合法居留身份，无奈之下只好改寻“政治庇护”途径，结果不慎落入一些“民运分子”设下的骗局和陷阱之中，有的人象杨国君那样，落得人财两空。据悉，有些非法滞留外国的华裔女子为了获得“政治庇护”待遇，而不幸被“民运分子”奸污。美国新泽西州一名女性保险经纪人透露，她就曾遭遇这样可拍的经历，在为“民运分子”当打字员期间遭到性侵犯。她说：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报案，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会因此被移民局遣送回国，而且，‘民运分子’还会反过来诬蔑我是‘中共特务’。现在我总算熬出头了，自从有了‘政治庇护’身份，我便完全摆脱了他们，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和丈夫、女儿愉快地生活。”她还算幸运的。
 
“民运分子”经常会向你吹嘘自己如何了不得，是什么“主席”、“会长”、“社长”、“未来中国领袖”等等，其实这些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全都是假的，一文不值，经不起刨根问底。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是。“领袖”没有随从，还“领袖”个屁。他们不上学、不考试、也没有任何学术上的建树，光写一些谩骂中国的短文，而且都是抄来抄去，也算 “博士”、“访问学者”、“研究员”？如果台湾不花钱，他们靠什么活？凭什么混？有谁听他们、信他们？他们年年都说中国“三年后大乱”、“五年后崩溃”，可是，“三年”、“五年”早过了，咋不见中国垮台完蛋，反而越来越强大？
 
有些“民运分子”实际上过去在中国跟政治沾不上边，坐牢是因为刑事犯罪。比如，《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以前因为犯强奸罪，在四川判刑十年；“劳改基金会”主席吴弘达，曾经因为猥亵女生、盗窃、偷渡，两次被收容劳动教养，后“留场就业”。他们出国后却都谎称自己因为“反共”，被打成“反革命”，摇身一变给台湾当间谍，忽然又成了“民运分子”了。同这样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女性同胞，是多么的危险！多么可怕！其实，通过参加“海外民运”活动，由“民运分子”出具“证明材料”，而获得“政治庇护”的成功机率如今已经非常小，移民局官员对爱说谎的“民运分子”都十分厌烦。相反，那些因违反“一胎化”政策或因参加“家庭教会”及法轮功的申请人，现在更容易获得“政治庇护”。倘若当初杨国君以“计划生育”受害者身份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而不去找倪育贤“帮忙”，或许早就拿到绿卡了，而且也不会使自己的两个女儿白白被“民运分子”奸污糟蹋了。
 
何勇馀
 Oct.5, 2005
 
美籍华人又爆“双面谍”案
 新泽西法庭揭开“中国民主党主席”面纱
 
美国一些华人移民公司在招徕政治庇护生意时，经常向客户说，凡是参加”中国民主党”者回国一定会被抓，所以申请政治庇护很容易成功。于是，一张制作成本不到一美元的”党员证”，有时侯竟然以五百美元的高价出售。然而，这个谎言日前却被新泽西移民法庭轻而易举地戳穿了。六月上旬，”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倪育贤在法庭上突然承认自己隐瞒曾多次回国的事实，消息传来，顿时令设在纽约法拉盛的移民公司”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乱作一团。
 
据悉，倪育贤此次出现在新泽西移民法庭上，是根据其雇主刘东星的要求，为一名申请政治庇护的”中国民主党党员”作证。
 
倪育贤滔滔不绝地陈述，那名庇护申请者是何年何月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党”的，并拿出一叠党员合影的照片交给法官，然后，提高嗓门说道：”中国民主党在国内的党员大多被关在监狱中，而海外的党员一旦回国，一定会被抓！”
 
这时法官Dogin插话，抛出一个致命的问题，问倪育贤本人到底有没有回过中国。倪说没有。法官再问一遍，倪又说没有。话音刚落，检察官突然要求法庭工作人员取出摄像器材，把倪育贤进行作证时的镜头拍下来。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令倪开始感到不安。
 
倪起初还想抵赖，但很快觉察出检查官似乎有备而来，根据以往自己在长岛刑事法庭当被告的经验，明白一旦被拍下向法庭撒谎的实况，将面临又一场牢狱之灾，于是只好承认—-曾于去年十一月和今年二月两次回过上海。
 
法官Dogin示意法庭工作人员当场播放一段录像，内容是关于倪育贤早先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约谈时，曾承认自己回过国，没有受迫害。法官问他，为何现在要来这里撒谎。倪育贤的额头冒出冷汗，不敢应声。
 
检察官要他抬起头来，指着投影机里播放的倪育贤入关回国时的镜头，问他：”这是哪一次？”倪看后大惊失色，沉默了片刻，承认说”这是另外的一次”。法官Dogin严厉地问倪育贤：”你到底有几本护照？到底有几个名字？你知不知道间谍罪在美国的刑期是多少？”
 
以上一幕，如果让台湾的情报官员们亲眼看见，一定会跌破眼镜。为了便于他们查询，特在此公布法官Henry S. Dogin的电话和地址：1-973-6453524，970 Broad Street，Room 1135，Newark，NJ 07102。倪育贤虽名义上是台湾情报人员，却一直暗中为上海的国家安全局工作，至此，又一宗”双面谍”疑案浮上台面。
 
据Anne F . Thurston所撰的《A Chinese Odyssey》一书披露，倪育贤是一个”有问题”的人，刘宾雁当年发现自己上了当，深感内疚。一向以”大陆反共义士”自诩的倪育贤，其实在国内从未从事过反对共产党的活动，相反一直积极向党表现”忠诚”。正因为如此，尽管倪育贤生活腐化，在”严打”期间还偷自行车，结果都被其所在单位上海海运学院保了下来，未移交司法机关法办。而且，倪育贤在出国前还分到了一套房子（详见该书的第378页至381页）。在当时那个很保守和极”左”的年代，通常搞同性恋被公安机关抓获，判劳动教养三年五载是轻的，然而倪育贤在上海强奸一名男子，遭受害者报案，居然未被追究法办，也算网开一面了（详见该书的第332页）。
 
根据倪育贤自一九八七年出国到美国之后，对海外民运的所进行的种种破坏活动来看，FBI完全可以怀疑他是身负特殊使命的。海外民运彻底失去广大侨胞支持的四大主因—-贪污捐款、内斗分裂、反华叛国、坑蒙拐骗，倪育贤桩桩有份，而且是罪魁祸首，多次被当地报纸爆料丑闻，让民运饱受公众谴责。当倪育贤在主席台上高喊”打倒中共”、”两国论万岁”、”支持西藏独立建国”之类的口号时，发誓要批倒批臭民运的著名人物王炳章、鲍戈、徐文立、王有才时，又有几个人知道他暗地里做了些什么。
 
倪育贤，他到底有几本护照？有几个名字？有几重身份？—–这一切，迟早会真相大白。
 
张胜太
 2007-7-14
 
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除倪育贤党籍的通告
 
中国民主党自去年八月十三日确立了坚决推翻中共暴政的革命路线进行重建之后，执行了结合群众利益加速发展组织的方针，经过一年多的奋斗，就纽约一地，党员人数巳发展至近七百人，成为对中共斗争最坚决、发展最快的民运组织，中共对我们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不择手段地进行分化破坏，在中共的威胁利诱下，党内个别动机不纯、意志不坚定的分子立场动摇，从内部配合中共的渗透，腐败变质，他们企图背弃民主伩念，把民主党引向商业化的邪路以改变民主党的革命性质，这是中共破坏民运的狡诈伎俩，中国民主党中央察觉这一动向后，采取了以下反制措施：
 
一是坚持在组织内进行民主理念教育批判民运商业化的逆流；二是重申与建立透明化的财务制度，号召全党自觉抵制民运私营化，以遏制共产党贪污黑潮对民运的侵蚀；三是组织力量对财务进行核查；今年八月中下旬，党中央收到众多党员及基层分部投诉，揭发混入党内的中共特务倪育贤利用职权欺上瞒下贪污公款中饱私囊，並私自巧立名目侵吞捐款，党中央根据举报进行了调查，现查明举报属实，倪育贤夫妇瞒着中央和全体党员用欺诈手段破坏党的财务制度贪污公款，情节恶劣，该倪等的行为巳不仅严重违犯了党的纪律，而且巳触犯了美国法律，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夲党是一个以推翻中共暴政、建立民主政体为宗旨的革命民主政党，我们投入民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人人公平廉洁清明的民主社会，民运组织如果不能在建党路线上坚持清廉自守的底线，就会改变党的性质，我们就将堕入与中共同流合污的危险深渊，这是全体党员所坚决不能容忍的，为了保护夲党每个党员的利益，夲月十六日，夲党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会上公布了关于倪育贤贪污案的调查报告，並进行公开核实，会上受害党员公开揭发了倪贪污公款的大量事实，经过三个小时的听证，全体党员表决通过了开除倪育贤党籍的决议，並作出将倪的问题报司法部门处理的决定。
 
中国民主党对倪育贤贪污的坚决揭发与严肃处理表明，夲党是一个有原则有纪律是非分明的民主政党，是一个具有自身免疫机制並有自我批判能力的民运组织，夲党率先自我清污的举动证明，民主党是与共产党性质根夲不同的党，民主党能通过民主程序耒纠正自身的错误而回复健康的正轨而共产党因死抱专制独裁而不可救药！
 
为了彻底根冶家属式党务运作的病灶夲党决定自即日起关闭135-19 40 Rd原民主党总部办公室，因该址巳被倪夫妇霸为家居，更无法容忍的是，倪竟对抗中央禁令，在党部内设置以赢利为目的两个律师事务所，公私不分，必须立即坚决废止。
 
为了彻底划清党与倪育贤贪污夫妇的关系，夲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自即日起，党中央办公室巳迁至： 133-24 41 Rd 法拉盛，电话：718-7900818。
 
夲党正式声明，自即日起倪育贤已被开除出中国民主党，今后倪的一切行为与夲党无关，倪开具的一切文件都不具代表夲党的効力。在广大党员的坚决支持下，中国民主党的反腐蚀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
 
特 此 公 告
 
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主席 刘东星
 2007年10月16日
 于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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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12:11 下午
明报 说：

涉强暴 倪育贤抛阴谋论
 今开记者会“澄清事实”
 
【明报纽约讯】涉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性侵犯两名未满十八岁华裔幼女的民运人士倪育贤，原定于昨（9月28日）于长岛苏福克郡刑事法庭出庭，但倪育贤本人和受害者家属均未露面，法官Joseph Santorelli将下次出庭日期定为10月26日（周三）。倪育贤今日下午将在法拉盛召开记者招待会“澄清事实”，公布他对事件的说法。
 
倪育贤昨晚对本报记者表示，他是完全无辜的，他相信美国的司法公正，相信法庭最终将还他以清白。倪育贤认为，整个事件有某种政治势力在背后操纵，有人利用无辜的孩子达到政治目的，整个事件后面的背景非常复杂。
 
倪育贤事件曝光后，纽约民运和侨界人士均表震惊。许多人认为，民运领袖纷纷落马，丑闻连连，反映出海外民运已走向穷途末路，整个民运界好比《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除了门前的石狮子，几乎找不出干净人了。
 
一位长期关注海外民运的侨领表示，从刚开始的王炳章假护照事件、彭明假钞票事件、王希哲大闹国会、魏京生自我沉沦、阮铭搞台独、侯德建吸毒、王丹同性恋淫乱、吾尔开希夜总会泡三陪、倪育贤招妓、薛伟张菁通奸、胡平虐打前妻致残，到最近的柴玲信用欺诈、刘青私吞公款等等，民运界的丑闻不胜枚举。他认为，自己在民运界经营二十多年，从“充满希望到深深的失望”。现在海外民运界的许多人，有不少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家伙”。
 
曾与倪育贤一起打拼过的中国民自党副主席郑源认为，如果倪育贤确实涉案，他为倪的堕落感到不齿，也为海外民运感到悲哀。郑源认为，民运界某些“领袖”的人品确实令人失望，有些人近年来更是跟邪教和台独势力混在一起，这样的海外民运“没有前途”。
 
与倪育贤熟识的中国民主正义党负责人兼组织部长石磊表示，台湾政府长期涉足海外民运，拉一派打一派，某些受到资助扶植的个人出事后，整个组织便一蹶不振，这样的海外民运无法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他认为，近年来许多海外民运组织与异教团体和台独势力关系密切，对民运的整体形象伤害很大。
 
石磊表示，虽然他无法判定倪育贤是否真有性侵犯问题，但他认为，某些“把持民运组织的不良分子如果不被淘汰，像样的人出不了头”。他认为，民运的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发展进步，那些受台独势力控制、将反华反共作为民运第一目标的人不出局，整个海外民运将迷失方向，更谈不上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自由。
 
（《明报》2005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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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12:09 下午
笑料 说：

胡锦涛访美惹风波
 华裔同性恋男子睡不着觉
 
“好消息！美国法院作出决定，要审判胡锦涛啦！”王丹半夜里打来电话。
 
“什么？再说一遍。”我朦朦胧胧爬起身，抓住话筒贴紧自己的耳朵。
 
对方怕我没听清或者不相信，便一再强调这是叶宁和海明威律师刚刚告诉他的消息。接下来王丹便以神秘的口气，滔滔不绝地向我吹嘘他向美国法院起诉胡锦涛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心里暗骂：这个同性恋者大概还有精神病吧。不知哪个台湾仔把他操狠了，粘糊糊的精液还沾在屁股上，使他兴奋得睡不着觉。只要稍有点理智的人都不可能相信这样的谎话。
 
历来大陆领导人出访美国，参加重要的外交活动，都使台湾当局寝食不安，总要想方设法进行干扰和破坏。由于台湾“主权”不被国际承认，屡次申请加入联合国的提案都无法通过，所以，这次胡锦涛赴美出席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更成为台湾当局的眼中钉。经过两个多月的周密策划，最后他们还是让王丹等“民运分子”出头来闹。
 
民进党在台湾执政以后，与台湾当局打得火热的“民运分子”有王丹、曹长青、阮铭、王军涛、贝岭、林保华、杨建利、张伟国、纪晓峰、陈破空、远志明、唐元隽、胡平、盛雪、汪岷、王德耀、方圆、袁红兵、程晓农等。其中，王丹不仅受到陈水扁接见，还获邀列席民进党中常会，并被委任为《北京之春》杂志的“社长”。《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军情局”。该社“经理”薛伟（原籍四川省，因犯强奸罪曾服刑十年）向台湾《自由时报》公开表示，《北京之春》每年必须向“军情局”提交二百五十件情报，以获取总额二亿元新台币的资助。去年五月，台湾《中国时报》和北京《环球时报》相继披露，台湾“军情局”曾秘密设立“致广专案”和“二王专案”，资助王军涛、王丹等“民运分子”反对中国大陆。当时报纸上还刊出王丹收取经费的单据及账号的照片。
 
今年九月，正当胡锦涛即将抵美之际，王丹、王军涛突然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宪法第一修正案会议室” 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他们已经向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联邦法院起诉中国国家元首胡锦涛和《人民日报》驻美国的办事处负责人，理由是胡锦涛和《环球时报》“炮制虚假文件”，诽谤王丹、王军涛“为金钱而做台湾间谍并支持台独”，以致使他们在美国“没有安全，个人生活和发展受到严重损毁”。王丹、王军涛还强调，他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是维护个人的“清白”，而且还为了维护他们背后的“受害群体的尊严和荣誉”。这场闹剧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为什么这只是一场蹩脚的政治闹剧呢？原因有五：
 
一、指控胡锦涛和《人民日报》驻美国的办事处负责人“炮制虚假文件”，进行“诽谤”，这一条根本不能成立。胡锦涛和《人民日报》驻美国的办事处负责人“炮制虚假文件”的证据在哪里？二王拿不出他们“参与炮制”的确凿证据，不仅是无理取闹，而且还是诬告和真正的诽谤。台“军情局”的“局长”薛石民曾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采访，就有关王丹、王军涛接受资助的机密文件被泄漏一事谈了他的看法，确信是某些被中断资助的“民运分子”心怀不满，挟怨报复而故意泄密。薛石民还暗示，泄密者就是《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薛伟看到这篇报道后马上予以否认和辩解，声称自己“不愿被卷入台湾情治系统的内斗”。
 
二、中国如今早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民运分子”要美国法院审判中国的国家元首，不但十分荒谬，而且也充分暴露了王丹、王军涛的汉奸本性和甘当走狗的丑恶面目。中国公民起诉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本应向中国检察机关和法院提出。中国法院若不受理，则可向全国人大（甚至向联合国）投诉，这样才符合逻辑。众所周知“台湾属于中国”，就连美国也只承认“一个中国”，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叫嚣“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实际上是分裂国家的犯罪行径，但是“民运分子”却从未向中国法院起诉过他们，王丹等人还争相向他们拍马求宠，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至于王丹、王军涛接受了台湾的金钱资助之后是否支持台独，主要得看他们实际做了些什么，而不光听他们的自我狡辩。人们清楚地记得，全国人大颁布《反分裂法》，王丹等人立刻反对；陈水扁抛出 “一边一国”论，王丹等人当即支持；两岸军力失衡令台湾当局恐慌，王丹等人便竭力反对中俄联合军演，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等等。这些所作所为的真正用意，路人皆知。王丹、王军涛等还都参与了所谓批判爱国主义和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文宣”活动，并多次扬言五年之内中国要崩溃，那又是为什么？
 
四、王丹、王军涛声称，他们起诉胡锦涛不仅是为了还自己的“清白”，更是为了维护“一个受害群体的尊严、声誉和权利”。一位“民运分子”对此反驳指出，二王 “将自己的个人意见视为整体意见和利益，在智力上是缺失的，在道义上是自负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这会导致你视不同意见为故意的坏人，从而加以身心政治迫害”。在海外获得“政治庇护”的华人及“民运分子”，都是中共搞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卖身投靠台独反华势力，没有参与破坏中国发展经济、外交和军事的罪恶活动，二王在他们之中本来就十分孤立，一向被众人骂作“台湾狗特务”。
 
五、值得台湾当局注意的是，王丹、王军涛这次公开表示，海外媒体披露二王“为金钱而做台湾间谍并支持台独”之后，“给我们的生活、社会关系、公众形象和个人发展机会造成极大的损失”。这番表白恰恰暴露了他们目前犹如过街老鼠一般的可悲处境，无异于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拿台湾的钱，做台湾间谍，支持台独，是见不得人的可耻勾当，有损于“民运分子”的形象。如果这是二王内心真实的看法，那就说明他们目前在美国和台湾所作的种种丑恶表演，其实都违背自己的本意和是非观，纯粹是为了政治投机，以便从美、台反华机构那里获取各种名利，手法如同他们当年向党组织表忠心、积极要求“上进”一样。
 
有消息透露，为了配合王丹、王军涛起诉胡锦涛，台湾“全侨民主和平联盟”本届年会暂不邀请二王参加和演讲，以刻意淡化二王与台湾当局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
 
据台湾驻洛杉矶情报人员蒋品超（此君与王丹有“同志”关系）介绍，“全侨盟”实际上是台湾的外交机构之一，“虽名义上是民间却有着浓烈的官方背景”。他进一步透露，“全侨盟”对筛选主讲人的运作有着自己的潜规则，就是“此人不一定非站在台独一边但至少的认同态度也是台湾前途的选项，而且须是大陆流亡人士，才会符合推动台湾独立运动的利益”。
 
王丹、王军涛、陈一谘、张伟国、林保华等人以前都曾受到“全侨盟”的盛情邀请，唯独今年例外。据悉，曹长青、陈破空、盛雪、徐文立、郭军、蔡咏梅等将参加本届“全侨盟”年会，进行演讲，并按惯例领取高额“出场费”。
 
在蒋品超的安排下，李木通（“全侨盟”创会会长、《台湾日报》洛杉矶分社社长）、周清耀（《台湾日报》洛杉矶分社理事、“全侨盟”洛杉矶支盟理事长）、陈文石（“台湾会馆”基金会会长、前“全侨盟”理监事）、郑锡鲲（“台湾会馆”基金会理事）等人曾与王丹、刘因泉、草庵、叶科、吴仁华、伍凡等“民运分子”举行过餐叙，共商“合作”事宜。私下里王丹对蒋品超与台方要员的交情甚为钦羡，惊叹道：“这些都是很大的人物，你怎么跟他们有联系？”其巴结投靠之意溢于言表，让蒋品超洋洋得意。
 
最后，本人对二王起诉胡锦涛一事的前景作如下客观分析：
 
“民运分子”要实现让美国审判中国国家元首的梦想，首先必须设法让中国陷于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战乱频仍和领土分裂，其次是设法让美国率领多国部队打进北京城，再次瓜分版图和势力范围，使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然后象抓巴拿马的诺列加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一样，把胡锦涛从其躲藏的地窖里拖出来，由美国士兵押送到监狱看管。
 
为了梦想早日实现，王丹、王军涛努力吧！
 
郭树人
 2005年9月15日
 
王丹 —- 一个最有争议性的民运人物
 
一九九八年王丹刚出国时在“中国人权”理事会为他举行的记者会上当众表示，他不会参加海外的民运团体，而要做“独立知识分子”，以示自己洁身自好，不趟民运这潭浑水。此举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深感失望。你有权不参加民运，但何必在记者会上说这般贬低海外民运的话呢？后来，王丹又在“多维新闻网”的专栏里撰文称自己“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以示自己已经与“大陆人”划清界线，是一个能够完全融入台湾社会的“新台湾人”。不久，王丹便受邀到台北接受了陈水扁总统的接见，紧接着，台湾“军情局”也决定设立“二王专案”，资助王丹策划成立“中国宪政协进会”，并委派王丹出任“军情局”所辖的《北京之春》月刊的 “社长”，以此作为“北美地区民运的活动平台”。当然，除了徐斯俭、陈小平、王军涛等少数几个人参与其中之外，绝大多数民运人士均对此嗤之以鼻，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两年前王丹又突然到台北向记者宣称“海外民运已经彻底失败”，此举又让所有的海外民运团体由失望而变为愤怒，纷纷拍案痛斥。既然“已经彻底失败”，你为何还要盗用“海外民运”之名争夺经费资源？
 
如今王丹与曹长青、阮铭等人频频成为台独势力的座上宾，以“大陆民运人士”的身份到台北大放厥词，并“列席”民进党的“中常会”，却与海外民运渐行渐远，甚至彼此水火不容。随着台海两岸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演习日益加剧，最近陈水扁当局又再次安排王丹、曹长青到台北活动，由王丹以“大陆民运人士”名义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林正义、台湾“经济研究院”院士吴荣义和研究员洪才隆、台湾“国际研究学会”副秘书长纪舜杰、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罗致政等人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由此可见，王丹只是被台独势力所利用的一颗棋子，充其量是走狗一条，而不再是那些推动中国民主的“民运人士”了—-尽管他二十岁那年确曾在方励之、李淑贤夫妇的指导下一度参加过北京学潮，并蹲过监狱，难道就可以因此一本万利了吗？
 
王丹自称“独立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他既非“知识分子”，且毫无“独立”见解可言。在“六四”那批北京学生中，王丹是唯一靠着父母的关系，以“北大教工子弟”的特殊待遇，经“北大附中”评为“市优秀团干部”，而保送进入“北大” 国际经济系，而才读了一学期便读不下去了，然后又走后门转到了历史系，混了几个月便卷入“六四”，接着遭判刑四年，实际上没有正而八经地读过什么书。奇怪的是，他到了美国之后，却由台湾当局出巨资把他送进哈佛大学，直接读“硕士”、“博士”，却同样不经考试，也几乎不在哈佛大学上课，而是四处参加由台湾资助或主办的各种会议以及“民运活动”，并定期在反华的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发表“时事评论”，为台湾搞“主权公投”及反对“一国两制”造舆论。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口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不劳而获的王丹何来“独立”的人格？更令人作呕的是，王丹还经常去台湾的男同性恋场所搞色情活动，直至被《TVBS周刊》曝光而成为丑闻。虽然王丹本人从未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但是他总是以“属于私人问题”为由刻意回避电台听众的质问，甚至诡辩说“对我的私生活说三道四”的人是“中共特务”，从这一点来看，他还缺乏起码的做人诚实品德。
 
既然王丹那么热衷于抛头露面搞政治，那么，社会公众就有权知道他的学历背景、收入状况以及私生活内幕。如果王丹感到这些问题都难于启齿，别人都议论不得，那么，他干脆就别玩政治，因为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里，所有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会被人问及这些问题。除非实行专制—-在专制国家里，只有那些被打倒的政治人物才会被抖出丑闻来。
 
陈破空
 2004年9月17日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wanNews/twnews07.htm

回复

2007年11月6日于12:07 下午
异议 说：

台 湾 豢 养 的 海 外 民 运
 
台湾与“民运”的合作内幕与“海外民运”的业绩总结 (2002-9-26)
 
台湾出版的《自由时报》９月２３日出人意外地掀开了关于“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北京之春》杂志社，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每年搜集情报二百五十件的内幕。报道说，《北京之春》杂志社目前的 “社长”一职由“民运人士”王丹担任。据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介绍，自１９８２年起，台湾国民党提供给“海外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的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政府中的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上台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台湾新政府的意图，决定将资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案审查”。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中文媒体转载，成为２００２年“海外民运”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但《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自由时报》的曝光报道，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的一记耳光。一向自称“海外最大的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基地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举进行狡辩，而在美国的其它“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招致非议，被斥为“台谍机构”和“败类”。其实，《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治系统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汉藏协会”、“学自联”等组织又何尝脱离干系？尽管《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抱怨台湾给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然而，实际上他本人则早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先另一名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 “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两朝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论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亦步亦趋。虽然这些“民运人士”常常说，“只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里来”，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正如拿了“远华案”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反华、分裂势力之所以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 “战略”中打出一面漂亮的“民主人权”的旗号。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１９９８年１２月“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竟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主席”虚衔，在满足其虚荣心的同时，调高他的反华音量。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这个同性恋者称，只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其实，《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王丹的人事调动也得经过“国安局”。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王丹不是 “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且直至《自由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未知情。这个连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的王丹，虽然早在北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就因学习成绩太差而差点留级，通过关系而“转系”，但在辍学入狱十年之后，却以“民运人士”身份破格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据报道他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还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编辑事务。《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在对“多维社”说，《北京之春》与台湾方面“合作关系单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不会有“惊人内幕”公布之举。然而钱达等人９月２１日已向《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郁芬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政府不再补助时，相关人士届时不排除会揭露台湾政府与民运组织之间的‘特殊合作’内幕”。这种口吻无异于“要挟”。尽管《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也口口声声说，“我们不会因为台湾不给钱了，就搞对抗”，试想，倘若他们真的那么顺服，守口如瓶，岂会把事情闹得在媒体上沸沸扬扬吗？由此看来，王丹接任“社长”的另一项收获就是，日后他也完全可以因为知悉机密而获得要挟主子的筹码了。
 
当然，为台湾收集情报并非“海外民运”的主业和所长，因而据钱达透露，台湾“国安局”为此作了通融，决定“由自己内部来帮助消化处理”给《北京之春》等机构限定的情报件数。按常理，台湾要“海外民运”做的正事主要还在舆论方面，即抨击大陆，为台湾助阵。透过弥漫于“海外民运”之间的越来越浓烈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令人明显感受到台湾方面对于“主权定位”问题的越来越深重的忧虑。随着台湾由国民党政权过渡到民进党政权，“海外民运”的舆论主调也由“逢共（共党）必反”演绎成“逢中（大陆）必反”。归纳起来，就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要逐渐淡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同时，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依托下，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台北当局一说“台湾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国两制”，“海外民运”便立刻抨击香港、澳门“没有人权”，今非昔比；台北当局否认“一中”和“九二共识”， “海外民运”便以联合国的成员国两韩、两德为例，来比照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声称两岸即便要实现统一，也得按“联邦”或“邦联”的模式，采用“中华两国”。近两年，“海外民运”随着幕后的指挥棒“闻鸡起舞”，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日渐呈现激进化的趋势，甚而出现项小吉、北明、远志明等人分别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耸人听闻之语。如果说“海外民运”过去以“迫使中国改进人权”为由而反对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反对中共领导人出访等等，还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如今斥责大陆网民为“爱国贼”，给“东土尔其斯坦独立运动”贴上“民运”的标签，把“远华案”主犯赖昌星说成是和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是所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雄”，以及刘晓波等人一度撰文称“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等等，则完全是谬论，导致“海外民运”从此失去了听众。不过，王希哲却还公开“告诫”王丹、王军涛说“不要怕孤立”，不必理会华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运”应继续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种“自唱自弹”状态，“只要台湾听得顺耳就行”。
 
定居美国纽约的台湾民进党元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大陆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其实，洪哲胜也明白，其所谓“支持民运”的结果，只是让几位所谓“主流派”的“民运人士”获取金钱资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却以“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及内部分裂为惨痛代价的。当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湾“操盘”而定，凡是能在他们掌控的会议中应邀主讲，或者在他们资助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便是“主流”。因“资源”有限，故“规矩”颇严，绝对排斥异己。“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协助台湾外交或推动反华声浪，“小角色”则帮腔诋毁、讨伐一下“海外民运”内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场可靠”。虽然“主流派”一再强调“民运”应当团结包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法轮功”、“中功”以及赖昌星等在内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说这些话的人却往往正是内斗起来最凶很的“要角”，非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务”才罢休，斗来杀去，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为了争夺“资源”，“主流派”内部也时有发生相互贬低、拆台的闹剧，例如刘青和萧强容不得卢四清、吴弘达及李洪宽等人在主流美国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声音，频频向某些“基金会”递送中伤他们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为了发言资格被夺，而跑到美国国会与魏京生、刘青等高声对骂，推搡冲撞；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会议的排斥性也颇强，竟然叫来警察，对原“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外高联”主席连胜德等人实行“清场”；此外，薛伟、胡平等也曾为了不让秘密经费的控制权旁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闹上法庭，最后导致《北京之春》与《中国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随后又因为不愿把《中国之春》交给王策、林樵清、王涵万接管，促使“民联阵”与“民联阵–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对于这些现象，就连台湾“陆委会”的官员们也颇为费解，为何台湾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见使“海外民运”壮大，还反而使华人离“民运”越来越远？最后他们只好埋怨“大陆共产党教育出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了。“民运人士”中的确有为数不少者是大陆“文革”、“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和“打砸抢分子”出身的（如魏京生、阮铭、王希哲、方圆等），缺乏民主素养，但作为“民主台湾”的当今执政者，岂不也是在台湾的现实政治斗争中，给在野党领袖们扣上了一顶“联共反台”或“投共卖台”的大“帽子”吗？挂在口头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虽然《大参考》以“台湾媒体披露：政府给大陆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断了奶”为标题向“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令人不悦的消息，但是，“海外民运”也没有必要担心台湾或美国会真正对他们“断奶”，毕竟他们的利用价值仍然客观存在，毋需再以“无与轮比的喜悦”之类让人肉麻的词汇来欢呼台湾新主，或联篇累牍地颂唱“台湾经验”了。其实，在“统独问题”上，大多数“民运人士”内心都很矛盾，以往他们多以“维持现状”来搪塞，但自从陈水扁入主台北“总统府”以来，原先不敢苟同“台独”的，现在也站出来为“一边一国论”打气；原先附庸“一中各表”的，现在也改口“坚拒一中”。这算是投机迎合呢，还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呢？这些年来“主流派”的“民运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从台北、泰国到美国、欧洲、澳洲，从“疆独”的大本营土尔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印度所在地达兰萨拉，每回都不必自己掏钱。同时，一些有反华背景的“基金会”还给他们颁发了奖状或津贴。没文化的照样在美国著名学府获聘“访问学者”，拿学位的也不必参加堂堂考试或到校听课。当年天安门广场前流血的示威者们以及现今国内在押的政治犯们，都成为这些人在海外以“民运领袖”自居的政治资本。至少直到将来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他们仍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虞、不劳而获、喊喊空洞口号、骂骂中国、吹捧几句台湾的逢场作戏而又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与普通华人格格不入。就这么几十号人，在狭小的活动空间里，不断地成立这个或那个组织，不断编写经费报告，不断结派，不断倾轧，不断在内部揪“特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末了客死他乡连开个追悼会也被强差人意和利用，令人摇头唏嘘。为了总结他们在“民主事业”上的业绩，本文最后罗列部分“民运人士”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的题目，读者从中可以大致领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
 
张宝钦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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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岭： 有相同文化血统，并不等于说只能有一国—-与陈水扁总统对谈
 ● 任畹町： 祝贺陈水扁荣任中华民国第二届民选总统
 ● 魏京生： 与陈水扁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
 ● 魏京生： 台独也可支持中国民运
 ● 魏京生： 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性一步—-就陈水扁当选总统的谈话
 ● 魏京生： 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
 ● 魏京生： 我对台湾独立问题的看法
 ● 魏京生： 狂热的爱国主义
 ● 魏京生： 中共的外交越搞越失败
 ● 魏京生： 国际反恐，中共欲借刀杀人
 ● 魏京生： 北京办奥运—-手铐与金牌
 ● 魏京生： 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反对北京主办奥运的声明
 ● 魏京生： 不能以人权做交易—-民运联席会议关于反对美国给予中国PNTR的声明
 ● 王炳章： 狭隘民族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
 ● 王炳章： 欢迎台湾民进党协助催生大陆反对党
 ● 王炳章： 重建中华民国
 ● 周勇军： 民主精神不打折扣—- “一边一国”展现陈总统具中国政治家少有的政治坦诚
 ● 李国辉： 北京，你还不配办奥运会　
 ● 阮 铭： 九二无共识，一中是绞索
 ● 阮 铭： “一中”风暴
 ● 阮 铭： 梦幻“一中”
 ● 阮 铭： “一个中国”病毒探源
 ● 阮 铭： “反台独”是黄鼠狼语言
 ● 阮 铭： 维护中华民国独立主权
 ● 阮 铭： 两国一制才是台湾理想
 ● 阮 铭： 两岸关系和国际常识
 ● 阮 铭： 为谁“全球布局”？台湾？中国？
 ● 阮 铭： 中共善意回应，统心未泯
 ● 阮 铭： 正名与务实—-蒙古是蒙古，台湾是台湾
 ● 阮 铭： 中国会逼陈水扁脱裤子
 ● 阮 铭： 从欺美压台到合美裂台
 ● 阮 铭： 谁能“设定台湾人民心灵议程”？
 ● 阮 铭： 别把阿扁总统放到火上烤
 ● 阮 铭： 陈水扁是弱势总统吗？
 ● 阮 铭： 阿扁演说的主题
 ● 阮 铭： 中国猛打扁
 ● 阮 铭： 台湾不要自己打垮自己
 ● 阮 铭： 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凝聚内部共识
 ● 阮 铭： 投准台湾兴败所系之一票
 ● 阮 铭： 江泽民挥动了“参选”指挥棒
 ● 阮 铭： 国民党联共反台新战略
 ● 阮 铭： 联共反台派的破产
 ● 阮 铭： 连战向谁挑战？
 ● 阮 铭： 章孝严叛父北京碰壁
 ● 阮 铭： 试看章孝严如何背叛蒋经国
 ● 阮 铭： “反独”就是反台—-中國黑手分裂海外民?
 ● 阮 铭： 开创台湾历史新时代—-给阿扁总统十点建议
 ● 阮 铭： 民主快车的火车头—-李登辉对台湾的历史贡献
 ● 阮 铭： 开创历史的卸任领袖
 ● 阮 铭： 中国—-世界的“围城”
 ● 阮 铭： 布希开创台美中三国新时代
 ● 阮 铭： 布希说错了吗？—-论国际格局变动中的台湾定位
 ● 阮 铭： 布希向日本提醒美对台立场坚定
 ● 阮 铭： 新里程碑把台湾引向何方？
 ● 阮 铭： 什么是新台湾人的国际观？
 ● 阮 铭： 新台湾人的胜利
 ● 阮 铭： 新台湾人的气魄
 ● 阮 铭： 台湾人的幸运
 ● 鲍 彤： 所谓“主权高于人权”无非是讲统治者有权蹂躏老百姓
 ● 张三一言： 霸权与教条有害统一　
 ● 青松： 可笑的“和平统一”十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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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保华： 吕秀莲过境纽约宴请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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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 丹： 民进党已放弃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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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 丹： 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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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 丹： 评新一轮两岸紧张关系
 ● 王 丹： 解决台湾问题“三通”不如人心通
 ● 王 丹： 台湾大选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 王 丹： 美丽岛事件与台湾的民主运动
 ● 王 丹： 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感想
 ● 王 丹： 我为什么赴台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
 ● 王 丹： 台湾政治复杂，中共对策模糊
 ● 王 丹： 台湾经验给我的启示
 ● 王 丹： 台湾民主制度见闻
 ● 王 丹： 江泽民的台湾情结
 ● 王 丹： 南北韩高峰会谈对台海两岸问题的启示
 ● 王 丹： 反批美国人权状况实为黔驴技穷之表现
 ● 王 丹： 对北京学生抗议北约的三点意见
 ● 王 丹： 幸灾乐祸无异于恐怖主义心态
 ● 王 丹： 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 王 丹： 钱钟书不是知识分子
 ● 王 丹： 海外民运已经失败
 ● 王 丹： 台湾大选断想
 ● 王 丹： 李远哲的启示—-如何看独立知识分子李远哲在台湾选战中挺扁的影响
 ● 王 丹： 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作用看台湾经验在大陆的前景
 ● 张 菁： “一国两制”根本不可靠，台湾人民好自为之—-香港人眼中的“新中国”
 ● 许纪霖： 人权和主权—-宁要失去了主权的人权，也不要没有人权的主权
 ● 樊百华： “阿扁”，好亲切的一唤！
 ● 樊百华： 台独乃Made In Beijing！
 ● 樊百华： 东帝汶，独立就独立呗！
 ● 樊百华： 不得不说的话—-关于大陆与台湾
 ● 樊百华： 我的国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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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先樑： 中共的“反独促统”运动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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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 牧： 人权高于国家主权，人权超出一国的内政—-论人权与国家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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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希哲： 反对无条件给予中国PN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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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蔡崇国： 法轮功和民主
 ● 蔡崇国： 如何看“两国论”—-李登辉先生体现了坦率和勇气
 　
 ● 牟传珩： 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人类“类”化意识的政治自觉　
 ● 唐柏桥： 公投不等于宣战
 ● 唐柏桥： 大陆民主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
 ● 唐柏桥： 自取其辱—-中美女足赛中国队落败有感
 ● 唐柏桥： 高瞻与李文和
 ● 唐柏桥： 联合一切反抗力量—-法轮功、台湾及西藏、新疆、内蒙等一切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
 ● 唐柏桥： 不一样的爱国
 ● 廖天琪： 以理性和人道主义来进行汉藏对话
 ● 东 海： 中共武力犯台有何依据？
 ● 东 海： 李登辉“国与国关系”说得好
 ● 东 海： 一封关切台湾选举和中国民主的短函
 ● 朱 帆： “一个中国”与“特殊两国论”—-有必要打破“一个国家一个主权”观念
 ● 黄晓敏： 足球与国运
 ● 彭小明： 两岸座谈会发生强烈对峙—-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访问欧洲不平静
 ● 陈奎德： 台湾的宁静革命
 ● 陈奎德： 北京的对台哑剧
 ● 陈奎德： 北京 vs. 达赖喇嘛—-“西藏文化代表权”争夺战
 ● 叶 铭： 中共要悬崖勒马，不要变成人民公敌—-评中共的“台独就是战争”说
 ● 萧功秦： 警惕极端民族主义
 ● 刘 青： 从两国论到人道人权
 ● 刘 青： 看台湾选举谈人权
 ● 刘 青： 两岸争论中的人权问题
 ● 刘 青： 中共荒唐的人权自决说
 ● 刘 青： PNTR与人权
 ● 刘 青： 取缔法轮功是对人权的重大侵犯
 ● 北 明： 列强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为八国联军辩护
 ● 黄 翔： 犯人的祖国
 ● 吴稼祥： 莫把台湾作港澳—-劝中共当局认真考虑邦联制统一方案
 ● 吴稼祥： 讨论中国的联邦制
 ● 吴稼祥： 两种联邦主义—-手段的联邦主义和目的的联邦主义
 ● 吴稼祥： 孙中山与陈炯明之争—-早产的“联省自治”
 ● 吴稼祥： 民主的履带—-联邦制对集权的制约
 ● 吴稼祥： 还土于民—-联邦化与农民收入问题
 ● 吴稼祥： 联邦化—-从政治上发展西部
 ● 吴稼祥： 一只有“联邦”花纹的猫—-邓小平对中国复合制政体的创制
 ● 吴稼祥： 制度取向与破镜重圆—-中国应选择联邦主义的制度
 ● 吴稼祥： 香港向左转—-中央集权与文化个性的萎缩
 ● 吴稼祥： 两种联邦主义
 ● 吴稼祥： 用联邦制疗治国家内伤
 ● 吴稼祥： 统独四策，联邦为上
 ● 杨小凯： 中国统一之利弊
 ● 萧 寒： 农民赖昌星实在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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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劲松： 从人均收入看海峡两岸差距
 ● 陈劲松： 澳门回归的前与后、喜与忧
 ● 陈劲松： “两国论”冲击两岸经济—-北京当局不得不正视台湾多数民众支持“两国论”
 ● 陈劲松： 台湾大选，共产党何以一言不发﹖
 ● 陈劲松： 借反“台独”打击台商于理难容
 ● 陈劲松： 美国究竟应不应该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 陈劲松： 观摩台湾选举—-澄清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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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劲松： 台湾观选记
 ● 杨力宇： 民主化的中国不会以武力威胁台湾
 ● 彭明： 问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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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 平： 两个中国与双重承认—-和大陆朋友谈“台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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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 平： 中共对台政策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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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 平： 使馆被炸事件与中美关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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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胡 平： 法轮功、两国论及超限战
 ● 胡 平： 高瞻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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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盛 雪： 访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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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盛 雪： 远华案主嫌同两岸谍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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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达瓦才仁： 达赖喇嘛访台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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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伍 凡： 联邦制和「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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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伍 凡： 科索沃战争停火和重建—-“人权高于主权的胜利”
 ● 伍 凡： 北京对华盛顿展开武器竞赛
 ● 伍 凡： 北京阅兵的观感
 ● 伍 凡： 为了子孙后代和平，北京不能发动战争！
 ● 伍 凡： 迎接新世纪—-祈祷中国和平发展的道
 ● 伍 凡： 举办澳门“一国两制”国际研讨会记实
 ● 伍 凡： 坚持中华民国是维护台湾的关键
 ● 伍 凡： 采用“中华两国”联邦制，台湾问题就有活路了—-评北京拟定统一台湾时间表
 ● 伍 凡、金尧如： 从经济层面分析中共攻打台湾的弱点
 ● 还学文： 达兰萨拉行
 ● 还学文：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三届各国支持西藏组织国际会议报导
 ● 春 炬： 国中有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案
 ● 陈泱潮： 中共“联俄抗美孤台保专制”外交战略的破灭
 ● 陈泱潮： 台湾安全与中共十六大关系最为密切之点
 ● 刘宾雁： 国家概念的两个关键区别
 ● 马 修： 中国已进入恐怖时代
 ● 马 修： 法轮功是“一国两制”的试金石
 ● 查建国： 为什么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事件的反思
 ● 纪 红： 华盛顿支持西藏活动
 ● 纪晓峰： 警惕中共玩火，突袭台湾外岛
 ● 纪晓峰： 要统一而专制，还是要分裂而民主？
 
（摘自《北京之春》、《中国之春》、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民主论坛》、《王丹论点》、《中国事物》、《新世纪》、《议报》、《南方快报》“阮铭专栏”、《中华评述》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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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6日于12:04 下午
异议 说：

关于赖昌星案的两个问题

一、你们为什么要发这个声明？这是不是民运内斗？

首先纠正有的报道的误解。我们这个声明，不是以组织名义，而是以个人名义发的。我发出的传真稿签上我本人名字，是为了负责，表示这是我发的传真，不是假冒的。
 
为什么要发这个声明呢，这是因为：

1、赖昌星案是全国瞩目的大案。中国老百姓非常关注和痛恨参与此案的贪官污吏，也痛恨此案的嫌犯赖昌星。一部分异议人士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站到老百姓的对立面，给民运和整个反对派造成很大的伤害。为了减少赖昌星案业已对民运造成的伤害，为了挽救民运被伤害的声誉，不得不发这个声明。

2、反对还是包庇中共专制腐败及其罪犯的问题，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是维护还是违反民运宗旨和民运根本性质的根本问题。甚至是维护还是违反人类公理和正义的问题。因此，这既是民运内部问题，也是外部问题。我们既要反对无原则的争权夺利争名誉争出风头的内斗，又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明辩是非，决不含糊。

3 、这同时也是为了表明一部分民运人士揭露中共专制腐败及其罪犯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4、有人说，他们帮助赖昌星搞政治庇护，是为了让赖昌星得到公正审判。如果赖昌星得到政治庇护，怎么审判？我们搞不明白。我们真佩服有的人在自己毫无知识的领域信口开河的勇气。事实上，我们的声明，正是为了让赖昌星受到审判，并且是尽可能公正的审判。如果赖昌星政治庇护被批准，那么，无论是根据属人原则还是属地原则，加拿大政府大约很难再对赖昌星进行审判，而且政治迫害的性质既定，再进行审判，加拿大政府大约不会做这种出尔反尔的事。只有否决政治庇护，才能作出某种国际安排，让赖昌星受到公正审判。使人类的公理和正义得到伸张。因此那些帮助他搞政治庇护的人，正是保护赖昌星不受审判。

如果以中共专制，不能保证公正审判为理由，就可以保护刑事嫌犯，那么，岂不所有的刑事犯都应该受到保护了？我们当然怀疑中共审判的公正性，其中包括他们包庇更大罪犯的可能性，我们甚至怀疑中共某些人并不真正希望引渡赖昌星，不引渡又说不过去，只好做做样子。如果那样，我们那些极力保护赖昌星的朋友，正好作了这些不希望引渡赖昌星的贪官的卒子。

5，根据赖昌星辩解，赖昌星帮国安部做事，对台湾和香港搞间谍活动，危害自由民主，因此，他不仅是老百姓和异议人士痛恨的经济嫌犯，而且无疑也是民主制度的直接敌人。

6，有人以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为理由，认为赖昌星还没有经过审判，还没有定罪，营救赖昌星是正确的。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么，为李鹏之流开脱，营救李鹏也是正确的了，相反，老百姓和民运人士揭露李鹏是屠夫杀人犯倒是错的了。无罪推定是一条刑事审判的原则，适用于刑事法庭，和刑事诉讼，它只管法律，只管刑事诉讼，不管人类的公理正义之类。但无罪推定不适用于民事审判，不适用于政治，也不适用于刑事侦破。如果没有定罪就不能侦破和审判，那么，一切刑事案件也就取消了。无罪推定原则过去被不懂法律，又自以为懂法的部分民运人士滥用了。民运不是刑事法官，不是刑事辩护律师，民运是从政治上对待这个问题，因此就要用政治原则来衡量，就要考虑人类的公理和正义。而且要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只有让赖昌星接受审判，有犯罪嫌疑而让他逃避审判，只能是包庇。
 
二、民运为什么不能为要赖昌星的钱，去营救赖昌星？

这是从赖昌星被加拿大拘捕一开始，就产生的争论。当时有人发了消息，说民运领袖聚会华盛顿，商讨营救赖昌星，网路上开展了能不能要赖昌星的钱的问题的大讨论，但大多数民运人士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民运做事不能违背根本原则，不能不择手段。唐伯桥先生在网路上，张菁女士在《北京之春》上，还发表了激烈批驳的文章。此事的发动者只好偃旗息鼓。及到近来又重新开始。

一不能违背根本原则，二不能不择手段，这是我们民运人士必须坚持的两条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底线。

赖昌星用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钱，收买中共的官员，我们民运人士如果连中共还不如，赖昌星花点小钱就收买了，那么，我们与中共又有什么区别，我们又比中共好在哪里？怎么让中国老百姓相信我们？怎么让老百姓敬重？当然，有人个人一定要赖昌星的钱，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是他们最好知道一点羞耻，自动退出民运。

徐水良
 2001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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