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engshanfsh 文章发于：http://xinu.jinbushe.org/index.php?doc-view-7702.html
最近赵某人的忌日大批无耻之徒为之平反翻案，惹的本人昨日晚饭都没吃好罪大恶极。今在此扒扒赵家祖坟。
赵的发迹之路
滑县起事
赵紫阳最开始的革命年月是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在河南一带，一度曾经是滑
县县委书记，县委也曾经设在一个地主的家里，这个地主家里的孩子后来多数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工作，最著名的一个是文革期间的聂元梓本来毛泽东认为一个在组织上入党和思想上入党，不是一回事。但是毛泽东之后
的权威中共党史，基本上是否认这一区别的实际存在的，认为只要是个人参加了
共产党，就是思想上入党了，甚至一度还把“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荣誉称号，授予给每一个故世的共产党领导人。1989年学潮的时候，据说还是精英或者准精英
认为没有给胡耀邦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忿忿不平。赵紫阳当年在滑县县委书记任上的下属，是一个区委书记，在文革前担任过湖北省委的秘书长。他今天的看法是共产党的治国和建设方法都搞错了，应该向西方学习。笔者反问他当年参加革命时期的想法，他不愿意作出明确答复，语焉不详。赵紫阳虽然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但是他思想上是否曾经入党过，至少是可以提出来探讨的。
可以看出赵是一个根子里的投机分子，当然他的官后来越当越大这要从大跃进说起
大跃进赵紫阳智斗毛泽东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商议定出了《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依靠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有的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为，就谋划着提前实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他们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陶铸的哥们）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可能是为自己的哥们争取政绩）本来毛泽东组织拟定的《四十条纲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实现四五八目标，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一年就搞出来一个千斤县，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能干，毛泽东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毕竟共产党高官中间职业农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计跟毛泽东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额外做些说服教育工作。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人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虑到不可能每一块田每一个公社的产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报》编辑的老魏，亲身经历了王任重的千斤县试验：“王任重说‘千斤县里必定有某产几千斤的公社，亩产几千斤的公社里头必定有万斤田’。”（对老魏的访问，2005年10月）所以，一个千斤县要有说服力，必须经过“高产卫星”的检验。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到了1959年，赵紫阳吹牛出现了漏洞， 因为既然广东这么高产，那么小岗村还要吃返销粮（瞎编的）， 支援兄弟一点总没有问题。
可是广东的粮食是吹出来，怎么办，赵紫阳还是有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瞒产私分造成的。老毛看了，于1959年2月22日给中央批传赵的报告写了个批语：“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范围内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当时官僚阶层的尚方宝剑，比如河南信阳饥荒,当事人话说得斩钉截铁,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反毛派爪牙吴之圃以反对瞒产私分为名, 利用暴力手段强抢农民的粮食,很多人是被酷刑迫害致死。
老毛批示之后心理还是不踏实的，不管怎么说，群众要瞒产私分说明粮食不是官僚吹嘘的那么充足了。所以，老毛决定在上海开会， 统筹解决瞒产私分问题。
老毛当时有个习惯，出门不坐飞机坐火车，这个火车在铁路上很霸道，说停就停，随行人员谁也不知道具体计划，实际上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计划。火车一停下来老毛的警卫秘书护士就出动调查，老毛最喜欢谈话的对象就是警卫秘书护士的老乡。
老毛一路走到河南就不走了，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郑州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老毛发明了一大堆新名词“共产风”， “浮夸风”“命令风“， “干部特殊风“，
“生产瞎指挥风”， 并且出语惊人：“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老毛还发明了一大堆空想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成为制止“共产风”的基本政策。毛说：“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使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
“六中会议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担当起来。”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对原先“一大二公”的否定。
赵紫阳1959年2月19日给中央写信揭露广东有瞒产私分
毛泽东 1959年2月22日批示写党内通讯批示， 准备三月份上海开会统筹解决瞒产私分问题
毛泽东 1959年2月27日在河南开会，自己戴上富农路线的帽子，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
吴芝圃 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制造了唯一记录在案的饿死人事件，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河南信阳打饥荒。 为此事吴芝圃在文革时被“错误“ 批斗致死，
直到xxx复出拨乱反正， 为吴芝圃平反昭雪。
广东也同样没有被郑州会议挡住反对瞒产私分的脚步，在抢夺农民粮食的时候，手中拿的就是毛泽东在22日写在赵紫阳报告上的批示。
总的说来斗智斗勇，毛泽东不怕日本鬼子不怕蒋介石，但在具备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赵紫阳面前，毛泽东还是棋输一招， 步步落后，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
再一次发动群众，造成了10年浩劫， 并且也没有阻挡住官僚权贵的步伐， 富士康终于在老毛死后30年后重回中国大地，工人又开始跳楼了。
人们不会忘记，在广东任内，赵紫阳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早在1957年赵紫阳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并在1958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1959年赵紫阳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瞒产私分造成的。
赵紫阳）强行下令“每日三顿干饭”，造成人为的粮荒。为了推卸和掩饰罪责，悍然大搞“反瞒产”， 残酷打击基层干部，使群众生活遭受更严重困难。
“广东今年粮食已经足够全省人民全年放开肚皮每日吃三顿干饭，并留足明年种子，同时每人还有七百斤的饲料粮和500斤储备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肯定地宣布：广东的粮食问题解决了。”
（赵紫阳）（《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1958年第5期)
省委宣布—天吃三顿干饭，对全省农民是一极大的鼓舞。各地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赵紫阳）（《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1958年第5期）
1959年春，一日吃三顿干饭的恶果已经开始暴露，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反对时，陶、赵这伙混蛋，仍然一意孤行，蛮干下去。陶、赵两人还亲自出马，分别到东莞、徐闻两县大搞所谓“反瞒产”的试点，在那里创造了所谓“领导下定决心，大反公社干部的‘右倾’，把矛头对准连排干部，对基层干部施加压力的“经验”，向全省推广，并规定各地、县委搞出的“瞒产”指标，要求每个县都召开大规模的干部会议，把基层干部集中到县，命令地委亲自去掌握，查出“瞒产数字”，否则，就要挨斗争，被撤职，就是诋毁三面红旗的“右倾分子”。有的县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把基层干部集中到公安局交代。大搞白色恐怖，打击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结果，陶、赵一伙真的捞到了不少空头数字。于是，又以省委名义命令各地：
一定要坚持执行每天吃三餐干饭。这就给当时农村生活安排造成严重困难，不少社队，由于粮食不足，出现了水肿甚至饿死人等现象。
湛江、徐闻反瞒产特点是： 决心大，方法对，只要三几天的艰苦努力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高潮。整个湛江可能搞到几亿到10亿斤。
从徐闻情况，说明二个问题：一、粮食很多，没有不瞒产的连（相当大队)，连以下的干部100%都有瞒产。而且生产愈好愈是重点，瞒产愈多……，大体每亩瞒产200斤，多的达500至600斤。二，凡是闹粮食闹得愈厉害的瞒产也瞒得愈厉害。看来每个公社搞出千把万斤粮食是可能的，因此，仍然可以吃三顿干饭。......
全省反瞒产搞出50至60亿斤粮食，全省每人平均可搞到100多斤（具体分配任务如下：海南5亿，高要10亿多，佛山15亿，韶关6至7亿，汕头10亿，湛江10亿）
干部会议要集中到县上来开，开万把人的大会，......一要打通思想，二要突破一点，三突破后的干部就放出去斗争，四要不断反右倾，整顿队伍。
（赵紫阳）( 1959.1.26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拒不交代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给予处分，在运动期间仍然继续分散隐藏粮食的，要予以法办。
（赵紫阳）（1959．l《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
赵紫阳58年在徐闻“蹲点”搞反“瞒产”，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结果，结果压出了一亿斤的假瞒产数字（徐闻年产才二亿多斤）。省委奖了一部苏联小吉普车，赵临走上车时还狡猾地说：“反出那么多，可能有虚假，但起码有五成。”
赵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采取扣押法办力法。1958年12月24日赵说：“不动用行政不行，抓他几个好不好？”下命令要公安局抓人。当天在大会上就无理拘捕了八个人。有的判刑“劳改”二、三年，有两个在狱中死了。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徐闻调查报告》）
看来，在坚决反（注： 指反瞒产）的条件下，用规定上级任务（即包干）的办法可行。
（对雷南县下桥公社东方红管理区解决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
省委认为赵紫阳同志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很好，其经验是成功的，做法是正确的，....粮食是有的，绝不能有所动摇和怀疑，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彻底弄清粮食真象。
（1959.1.31《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广东省委的批示）
既然1958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许多地方一度发生粮食紧张的现象呢？今年一月以来各地在整顿粮食工作中开展的反对瞒产，反对本位主义的斗争充分揭露了这一问题的实质。证明粮食紧张完全是假相，主要是由于生产队和分队干部（原来的农业社主任和生产队长）瞒产私分，闹本位主义引起的。本位主义思想之所以恰恰在现在表现得这样严重，这样突出，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人民公社化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却跟不上去的结果。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和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原来小社的水平，处处只有小公打算的本位主义是不能兼容的，因而在公社化后不久就突出起来。
（赵紫阳）( 1959.2.17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把本队的粮食交给公社，如果别队不交，自己不是要吃亏吗？粮食由公社统一掌握，不会被国家大量调走吗？原来的小社和生产队干部也是有顾虑，不放心的。这就是造成普遍瞒产和私分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根源。另外，秋收前后公社初办，机构不健全、制度混乱；加上领导上盲目乐观，没有抓紧粮食工作；任务分配不够合理；入库工作有严重的混乱现象等等，就更加漏洞百出，为瞒产私分大开方便之门，以致几乎没有一个生产队不瞒报几万斤，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百把万斤的。
（赵紫阳） (1959.2.17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开展反对瞒产，反对本位主义斗争以来，仅在各级扩大干部会议上就已经交代出瞒报粮食四十亿斤，取得很大胜利，目前运动仍深入发展中。各地经验证明，凡是决心大，方法对头，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地方，不仅国家的公购粮食任务可以完成，群众的生活可以安排得更好，而且农村的形势很快好转，算帐派和保守分子很快低头，群众情绪大为高涨，生产劲头很快就再度昂扬起来。这就充分说明粮食是有的。
（赵紫阳） (1959.2.17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文革奇葩
文革支出赵被剥夺党内外一切职务。原因是再广东手伸的太长民愤太大，于是乎又掉头支持文革令人匪夷所思。根据一些跟本人接触过的同志回忆，赵紫阳曾经很诚恳地说到：绝对不容许资本
主义制度在中国复辟。赵说全国的形势是很好的，文革教育了广大群众，文革还 是深入人心的，你们不会容许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也不会容许嘛。某造反派头说
根据我们造反派在文革十年的体会，复辟是很容易的，一个晚上就把人抓了，政治形势迅速发生改变。那个造反派头说当时感觉赵紫阳还是支持文革的，还特别关心一个造反派的入党问题，对造反派也没有表现出很抵触，态度很友好，很和蔼，还说了很多好话，说你年青有前途，看问题也很敏锐，勉励某造反派头不要太悲观，要好好干。
文革后期，赵紫阳在邓小平的安排下去主持四川工作，秉承邓小平的个人意志发 起所谓的批派运动，继梁兴初之后继续打击迫害四川的群众代表。在邓
小平受到批评之后，也迅速看风使舵，下文件给群众代表安排实际工作。
跃上高位与89动乱
资改派和极右派往往表达出胡耀邦与赵紫阳之间的关系是密切配合，亲密无间，互相帮助的；然而，这篇早年间的老文章，揭示出了他们不过是为了个人最高利益而互相倾轧的政治小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或许，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真正的右派自由主义者，在他眼中的胡与赵，一个高尚一个丑恶。但一个高尚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与赵这样的丑恶灵魂互相利用长达十年，这只能说明这是两个同样丑恶的灵魂。当前中国资改派企图抛弃猫王，认胡赵为祖宗，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二者之间那一个最坏呢？只有最坏的那个才可以成为当之无愧的祖宗，请资改派发扬民主自由精神，选举出其中一个压倒性的祖宗吧。请见一下正文：
棒打胡耀邦
胡耀邦有很多优点，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来谈谈他的弱点，因为他的这些弱点导致对手抓住了紧紧勒在他颈项上的绳索，最终使得他黯然下台乃至病故。
关于胡耀邦的弱点，以前和胡耀邦一起共事的老同志们说了很多，以后被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给总结为以下几点：
1.宽厚有余、威重不足。
2.有开拓局面的雄心，而无控制局势的魄力。
3.容易被人欺负，容易被人颠覆。
据说，胡耀邦看过吴江送来的忠言，付之一笑，让秘书存档了事，不料以后胡耀邦的种种结局都不幸被这个总结所言中。
胡耀邦身处的八十年代，虽然完成了拨乱反正，但是，暗潮汹涌仍旧不可忽视，新的权力核心形成之后，它的外围空间需要大量的实力来填充，这时候，各方势力都要有所表现，而胡耀邦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与人为善固然值得肯定，可是，没有对于那些错误的观点和利用各类矛盾兴风作浪的极左分子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也没有善于把握住邓小平对他的信任，几乎是听任这些人完成对他自己的包围，政治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而没有任何道理可讲的，胡耀邦在最后的关头仍然迷信他自己的旧日的看法，以致于当赵紫阳、胡启立、王鹤寿等人向他发出最狠的一击时，他被残酷的事实震惊了。
胡耀邦为人宽厚这是不争的共识，在他下台之后，赵紫阳默许其党羽开足马力和一切宣传机器对胡耀邦的执政岁月进行诋毁时，胡耀邦最多送给赵紫阳一个外号“新老人家”，多余的话没有说过一句。（参见李蓉《平民风骨赤子心》）然而，当这种宽厚被利用时，那就成为他的麦城。
王震和胡耀邦原来的关系是不错的，有一次王震和其他人座谈的时候，曾经这样提及胡耀邦，他说：“湖南出了很多英雄，大英雄，像毛主席、少奇同志、弼时同志，还有耀邦同志。”有人说也有王老，王震还很谦虚的说：“我不算什么，我就是一个粗人（以后传达时改成了军人），是革命的马前卒。”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时，特别是带头摧毁两个凡是集团时，王震给予了高度配合，然而，二人的合作时期也就在这时濒临尾声。而说到二人的分歧那就是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评价问题。王震始终认为，在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而要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离开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等于否定共产党。王震的这个理解是和当时的中国的政治气候分不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马上在次年一月召开了理论务虚会，这次会议号称务虚其实影响是很大的，被很多人称作解放的春天，当然是指的思想上的解放，在会议上很多人大胆发言，其大胆程度恐怕在今天看也是比较犯忌的。有人提出毛泽东当年握过一个人的手，这个人于是就几个月不洗手，宋朝的宋徽宗的宠臣朱勔就曾经把皇帝握过的地方缠上黄凌子以示重视，这种比较露骨的比喻在那次会上并不罕见。有人提出华国锋的画像完成之后送到一个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都带领着大家敲锣打鼓的迎接，因此感叹说，我们这个具有几十年光荣传统和历史的伟大的党怎么沦落到今天的这种地步了呢？
这种直接讨论毛泽东问题的事情越来越多，很多人说话已经相当露骨，胡耀邦本意是揭开盖子，可是，一旦盖子揭开之后怎么办，他自己也是胸中无数，特别是这种言论给凡是派提供了攻击邓小平等人的口实，于是，小平最后不得已出来说话，他说：“毛主席的问题不是不能说，但是不能全盘否定。”王震和胡耀邦的分歧也在这次务虚会后有所反应。这时候有一个插曲，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改选中央领导机构，增补陈云、胡耀邦、邓颖超、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据吴江等人的回忆说胡耀邦不同意王震当选以致于王震恼火，这是传闻。真实的情况是，胡耀邦被告知提名王震为政治局委员，但是，胡耀邦不同意，他说他和王震都是湖南同乡，而且还是小同乡，容易给人把柄，不严肃。然而这么一个十分正常的讲话以后被谣传成为“胡耀邦认为王震当选政治局委员是不严肃的。”顺便说一下，党内的一些传闻确实起到恶劣的作用，比如胡乔木为邓小平起草一个讲话稿子，邓看后说写的不行，不能用。结果被传为“小平同志说胡乔木不行了，不能用了。”胡乔木本来就患得患失，听到这样的传闻，其结果可想而知，以后还是邓小平本人出来辟谣。问题关键是这次关于胡耀邦、王震的传闻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才让王震知道，而胡耀邦始终蒙在鼓里，据说王震知道以后非常生气，他说为什么我当选就不严肃了？难道否定毛主席就严肃了？支持自由化就严肃了？
胡乔木和乔冠华号称是南乔北乔，都曾经是党内难得的才子，而后二人尽管官阶不同，可是却都有殊途同归的一面，乔冠华生前被华国锋、姬鹏飞搞的身败名裂，而胡乔木在死后被知识界批判的一文不值，不过，即使是这样，胡乔木在八十年代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仍旧不能忽视。
胡乔木为人文思敏捷、落笔千言，特别是他的政论文章，是党内公认的了得，而且，胡长年追随毛泽东，深得毛泽东为文的三昧，因此写出来的东西很为中央领导人看好，以刘少奇那样的理论家的底子仍旧希望借重胡乔木，于此可见胡的力度。不过，经常和胡乔木接触的吴江等人回忆，说胡的理论功底比不了陈伯达，历史功底比不了田家英，然则不脱为一时的第一宣力。胡乔木投奔刘邓很早，所以，被毛泽东发觉之后很快遗弃不用，但是，对于胡乔木，毛泽东一直是有保留的，他知道胡终究是书生本色，虽然喜欢政治，可是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因而尽管放弃于一时，却也不能终于忘怀，文革后期，毛泽东座车经过胡乔木的住宅时，毛突然兴起准备去看望胡乔木，根据张耀祠的回忆说因为敲门敲错了，所以，没有能和胡乔木见面，不过，这次毛泽东的心血来潮却使得胡乔木的境遇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一些长期从事理论宣传的老同志说胡乔木其人目光总有比较敏锐的时候，这是有些道理的，胡乔木在七五年以后开始决定紧紧追随邓小平干出一番事业来，这是邓小平个人和胡乔木大范围接触的开始，在国务院研究室期间，邓对胡乔木是满意的，这种满意也是后来邓终能够原谅胡走弯路的基础。
此外，胡乔木和陈云也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五十年代搞大跃进时，毛泽东意气风发，陈云却是不以为然，他对于毛泽东制定的钢产量的材料表示质疑，曾经托胡乔木递一份意见书，有的则说是条子，总之，胡乔木没有转达，压在他的手里，以后毛泽东知道后很生气说了胡乔木：“你一个秘书有什么资格压下中央副主席的意见？”可是，若干年之后胡乔木自己却又有一番话说，胡乔木说：“那时候，主席对于反冒进火冒三丈，总理都不免，何况陈云同志，我不转达就是为了不想让陈云同志蒙受不必要的委屈。”这是胡乔木的自解，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中看，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所以，以陈云那样精明圆熟的人不会不“领情”的。因此在胡乔木复出的问题以及以后胡乔木进入政治局的问题上，陈云都是投了积极的赞成票。
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曾经做了一把“软骨头”，揭发邓小平，所以，等到小平三次复出时，胡乔木无言以对，只好请托邓力群和王震去在小平面前缓颊，根据国内出版的《胡乔木传》中记载，王震等人的说情过程是这样：“王震说：乔木有个自我批评的信，让我们带给你。他说自己犯了错误，批判过头，无限上纲，很对不起你。邓小平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还特别交代：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邓小平说：他3月2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那次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嘛。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
邓小平对胡乔木作了肯定的评价，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
谈到胡乔木的缺点，邓小平说：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
邓小平说：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政研室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以上的记载和邓力群作为当事人的回忆基本相似，不同的地方是，邓力群那时候听邓小平说：“以后我们还是要注意气节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要针对年轻人，也要针对老人，包括一些老同志，不能做随风倒的稻草。”这样的话自然不会传到胡乔木的耳朵里，否则也有他难堪的了。不管怎么说，胡乔木赢得小平的原谅，很快走上新的岗位，七七年开始出任社会科学院院长，以后进入书记处，再以后成了政治局委员。
说起胡乔木就不能不提邓力群，邓因为以后的清污很不被中国的知识界原谅，背后骂他的人胜过夸奖他的人，而且，一些开明著称的老干部中像李锐、于光远等人都对邓力群不抱好感。不过，邓力群在推倒胡耀邦的过程中确实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越过他来谈胡耀邦事件显然是不合适的。
邓力群为人用李洪林（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的话说就是：“沉稳持重、意志坚定。”李洪林是典型的“自由化分子”，八九以后被捕入狱，而对于邓力群并不好的印象，他能够这么评价邓力群确实有些出乎其他人的意料。不过，当我们考诸历史时就会发现李洪林的判断基本符合邓力群的人物性格。
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也是刘少奇历史上三位影响比较大的秘书之一（其他两位是李大章、林枫），按照资历他和前两位根本没有办法相比，林枫做过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是曾经掩护王稼祥去苏联养病的主力分子，王稼祥对他非常看重，临别赠以金笔，而李大章也是一九二四年入党的老资格。可是，到了刘少奇蒙难之际，作为刘少奇曾经的秘书李大章居然配合专案组在诬陷刘少奇的材料上写下了他不该写的一笔，而邓力群被从广西桂林揪出来之后，在造反派和专案组双重的压力之下，邓力群坚不吐实，始终没有在材料上写一个字，因此也遭受了毒打，还蒙“恩”被江青等人成立“邓力群专案组”审查邓的历史问题。一九七五年十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国务院研究室编写了著名的《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此文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晚年的经济思想意即“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此文以后被批做“大毒草”成为邓小平二次被打倒的口实，作为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再度被揪斗，然而，邓力群没有向胡乔木那样写了那么之多的材料，而是继续“顽固不化”，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十分难得的。这也是以后小平大力启用邓力群的主因所在。
文革十年中很多老干部因为不能忍受来自外力的胁迫和打击都说了或者做了不该说的违心话和违心事，诬陷、侮蔑、诽谤、中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就在这样的恶劣的环境下，邓力群还是顶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基本维持了人的尊严和原则，维持了共产党员的操守，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地方，虽说此人以后犯了错误，可是，这不能因此就抹杀他坚强的一面。
邓力群在新疆时和王震共事过，王震对邓力群的出谋划策很为赞许，所以，王震出来以后对邓力群可谓是言听计从，再加上总纲事件，邓小平对邓力群也是刮目相看。邓力群就成了联系中央高层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更为有意思的是邓力群还极力交通陈云，陈云是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主力，位置仅次于邓小平和叶帅，以后叶剑英病故，陈云地位上升到第二号，陈云本人长年主持人事工作，对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发言权，邓力群本来和陈云并无渊源，陈云有一段甚至对邓力群上窜下跳表示不以为然，邓力群就抓住编撰《陈云文选》的机会对陈云进行集中攻克，根据原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的回忆，邓力群是在发着高烧的情况之下力疾从事编撰《陈云文选》的，邓力群还不让把这件事告诉陈云，以后陈云是从党校他的前秘书那里听到的，对邓力群的印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邓力群主持编撰的《陈云文选》是集中收录了陈云从1956年到1962年这一段时间的文章、讲话，是比较能够反映陈云的中期经济思路的，对于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可是，当邓力群在宣传这部文选时因为策略的不当还引起了一段不小的风波，风波是这样的，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教育长兼理论教研室主任吴江的回忆，邓力群去党校演讲《陈云文选》对于陈云大加吹捧，内中有“毛主席没有读过《资本论》，陈云同志熟读《资本论》”和“毛主席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陈云同志发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等话，这些话一出来很让左右派大起反感，左派批判邓力群数典忘祖，说陈云熟读资本论而说毛泽东没有熟读，这是把陈云凌驾于毛泽东之上，而说陈云发现了经济发展道路等于把陈云又凌驾于邓小平之上，所以，邓小平听了这次邓力群的演讲汇报之后，大不高兴，吓得王震跑到邓力群那里要他不要继续胡说。陈云对此没有做过任何评论，因而我们说邓力群出掌中宣部肯定不是陈云的提议，陈云是党内公认的圆熟、老道的政治家，邓力群吹捧他于前，他不可能在其后邓力群的任用上触邓小平的忌，陈云以后在公开场合下盛赞邓小平是总设计师，而自况是设计员。邓力群的兼任中宣部长是小平一手建议和安排的。
八十年代中国政坛上称呼小平为老邓，称呼邓力群为小邓，不仅是位置和年龄，也是一种微妙的关系的反馈。李洪林形容邓力群手段了得，不仅胡乔木不是小邓的对手，就是胡耀邦、赵紫阳也并非是小邓的对手。当胡耀邦还在党校人选犹豫不决时，邓力群就专门去找陈云、王震、邓小平，策动王震出掌中央党校，他终于说动陈云，陈云转而向邓小平建议，小平批准，可是，邓力群还不满足，他请做了多年冷板凳的蒋南翔出面充当党校第一副校长，成为王震的“打手”，以后党校很多风波都是蒋一人出面，这样就让王震隐去，唯独当小平准备归隐的消息传来时，王震破天荒的亲自出面表态，不赞同邓小平全退。当年北京流传一时的三部曲－－拥邓、拉赵、倒胡据说就是出自邓力群之手。不过，此事未经正面证实。
清污运动起来之后，邓力群受到改革派的责难，万里、方毅、习仲勋等人对邓力群飞扬跋扈大加挞伐，最后有人趁机编造了邓力群的生活作风问题，继而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罢黜了邓力群。本来小平提议邓力群进入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但是，在选举中，邓力群不够票数，从中央委员中就被剔除了，不进中央委员会自然进不了政治局，王震出面请陈云讲话，邓力群就准备进入中顾委常委会，也算是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然则又出了乱子，他在中顾委全委会选举中再遭败绩，和常委彻底无缘。邓力群被党内说成“会整人，也会用人，从不朝秦暮楚”，可是，这次谁也没有能够保他出山，只好黯然下课。
赵紫阳是当时邓小平等同胡耀邦一起考虑的一位顶尖级的政治人物，此人最大的特点是熟悉经济活动，建国之后在广东以养猪著称，思想上一度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息息相通，并且因为陶铸的此前的铺垫，赵紫阳之于邓小平可以说十分的熟悉。中央原来准备调陕西省委负责人王任重和四川省委负责人赵紫阳一起入京，以后单独考虑赵紫阳，准备任命他做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因为赵紫阳号称精通农业，在四川期间，77、78两年四川粮食增产100亿斤，以致于百姓流传：要吃粮，找紫阳。但是，当中央有关领导找赵紫阳谈话时，赵紫阳居然利用其他理由推托了，中央就只好调来王任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而一向寡言少语的当时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华国锋此刻说：“紫阳不来是等着我的位置呢。”（指的是华国锋的兼职国务院总理）作为中央这么一个重要的决定，赵紫阳能够用很简单的理由给推了出去，那时候看来赵的政治行情已经看涨了。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组成十二大以后的中国政坛的三驾马车，这个格局以邓为主体，邓小平经常说：“天塌下来有胡耀邦、赵紫阳顶着。”以后他和法拉奇谈话时还是重复了这句话，只是在公布的时候改成了高个子。类似的话的改变毛泽东也有过，比如章含之回忆，毛泽东本来对张春桥、王洪文说：“你们多读一些外语，免得上了乔老爷、姬老爷的当。”发表以后就给改成了“外交部的老爷们的当”。
赵紫阳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人物，在坚持改革开放上他是一直比较坚定的，也就是这点一直被邓小平看好，直到他走到对立面以后邓小平还是坚持说这个观点。一九八三年清污的前后，在中央书记处召集的会议上，根据《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的回忆，赵紫阳针对邓力群、胡乔木等人的耸人听闻曾经细声慢语地说：“
我看社会主义有点剥削也没什么了不起。”（回忆原文如此）会后，赵紫阳单独找了邓小平谈起这件事，同去的还有万里，根据万里同志的亲属万伯翱同志回忆，邓小平对胡乔木、邓力群的讲话不满意，不过就说了一句话：“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点不能动摇，其他的都是目。”赵紫阳在初来中央的时候，介入党内事务比较少，不过，他是旗帜鲜明的站在邓小平和胡耀邦这边的，在平反、真理大讨论问题上，他是邓派的头号大将之一。八二年之前，胡赵二人的关系虽说不上蜜月，可也相安无事。
胡耀邦和赵紫阳各自的经历和出身不同，胡耀邦一直在中央一线工作，延安时期就负责过总政治部组织部，建国后又在团中央，拨乱反正前后主持中央党校、中宣部和中组部的工作，总之始终活跃在中央，而赵紫阳从一开始参加革命就在地方工作，包括在他走上政治生涯的顶峰之前也是来自于地方。邓小平当初之所以选择他们两个人，内中的深意也由此而来，希望他们两个人就其各自的宝贵经验做到珠联璧合，同心协力。
然而，过了没有多久，胡赵二人的分歧就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胡耀邦是党内党外公认的清正廉明的代表，他为人宽容、坦诚，但是，也经常出现错误，比如胡耀邦信口开河的毛病就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当时邓力群说胡耀邦是读书不知大义。现在看来邓力群说的也并不都是诽谤，胡耀邦喜欢读书是众所皆知的，可是，从他后来的处事看很多书的真谛他并没有掌握。往往兴之所致，就开口发挥一番，而且有的时候前后抵触的地方的不少，给对手提供了攻击的炮弹的同时也对自身的形象有所损失。相比较之下，赵紫阳就显得相对沉稳一些，说话持重一些。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也是产生矛盾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
胡耀邦生前比较有预见性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反对过多的让地方的领导人进入政治局，除了北京、上海这两个必要的地区可以给政治局委员名额以外，其他的各省市应该严格控制，胡耀邦说的很清楚：“我们这一代领导人显然没有毛主席和小平同志那样的权威，封建皇帝都知道内轻外重、弱干强支不是好事，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封建王朝吗？”但是，胡耀邦的这个观点又恰恰不和赵紫阳的胃口，十三届一中全会上第一个来自北京、天津、上海之外的地方负责人的政治局委员杨汝岱就是赵紫阳亲自提议当选的。八九之后，邓小平在接见***、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时专门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这一严肃的课题，而讲话中实际也包涵了胡耀邦生前的一些观点。（具体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邓小平思想年谱》）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是，胡耀邦本人虽然以反左著称，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却不是右派，相反比较赵紫阳显得极其稳健，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讲话摘要》上面的一段讲话，这个讲话的时间是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胡耀邦说：“有些言论信口开河，······把西方民主说的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按书记处分工，这件事由赵紫阳同志负责（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用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制造空气、造风潮、搞的人心不安。······有人现在是搞西方的舆论先行的那一套，盲目的模仿西方民主，而不求和中国的实际接轨，毛主席批评过言必称希腊的人，我们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一点，党委特别是常委同志特别要注意不要上了那些号称满腹经纶其实不过是生吞活剥西方的人的当。”
有人看到这里或许不解，胡耀邦不就是因为反对学潮不力而遭到指责的吗？这里需要澄清一点历史真相，那就是胡耀邦从来就没有支持过学潮，也没有像赵紫阳后来那样试图利用学潮来达到个人的政治企图，（此话摘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审查赵紫阳同志在反革命暴乱中的所犯的错误的报告》）胡耀邦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主要分歧在于他不主张利用激烈的手段对付学潮，而希望通过说教的方式化解彼此的矛盾。然而就这样被看作是反击不力。进而模糊的被看作是一直以来姑息纵容“民主活动”，后者是对胡耀邦的政治思想的最大曲解。胡耀邦在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态度从来都是一贯的，以后历史将会越来越证明这一点。
胡耀邦在讲话中提到的“造风潮”其实指的就是当时赵紫阳的“智囊团”中部分人士的所作所为，他们摇旗呐喊和意气用事给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的同时也激化了中央高层的矛盾，以致于最后把大家都拖下了水。（关于赵紫阳及其智囊团的事情后面还要提到，故而不赘）
赵紫阳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给邓小平专门写过一封信，同时抄送陈云，这封信实际就是打响了推倒胡耀邦的第一枪，也是打向胡耀邦背后的最为致命的一枪。而对于这封信的内容，赵紫阳本人显然比任何人都特别关注和垂青，在他晚年接受一些人询问时，作为八九事件的主要经历者，他一反常态的没有首先回答学生运动的事情，反而几次三番的就这封信做过几次重要的辩解，他本人近乎病态的一再强调这封信的内容仅仅限于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和完善中央领导制度，而没有涉及攻击胡耀邦或者要求换马的东西在内，也就是因为赵紫阳这种异乎寻常的辩解更让这封信显得十分的重要，为此，我们专门走访了薄一波同志的原秘书王×同志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二局的刘××同志，并且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资料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情况反映》编写组的有关同志的协助下，看到了这封至为关键的信的影印件。稍后，我们将对此给予一定程度的披露。本文无意于对赵紫阳的功过是非做出必要的判定，而是旨在说明一点，那就是近年以来，赵紫阳及其海外的追随者们一再否定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事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和决定性的作用，尽量回避或者转移话题，从而让人们感觉赵紫阳似乎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责任，更不要说什么“落井下石”了，但是，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事实告诉我们这并不是真相，因而，我们感觉有必要就此事对大家做适当的澄清，还历史一个本来的应有的面目。
赵紫阳和胡耀邦的分歧不仅来自各自所代表的力量的不同，也是来自他们对于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经济的主张的不同。赵紫阳早在四川时就曾经对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做过一个预见，根据陈俊生（生前）、吴江等人回忆，赵紫阳认为八十年代的中国应该是“政治上反左，经济上反右。”而胡耀邦的主张则是政治、经济上都要反左，具体到经济的改革方面，胡耀邦主张积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热情、调节责权利关系，而赵紫阳则主张“利改税”，这还在其次，而是一九八四年，胡耀邦本意在加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关于经济领域内领导的通气，准备成立一个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牵头的经济汇报会这么一个半松散的组织，可是，就是这么一件党内组织制度允许的范围内的事情引起了赵紫阳的极度不满，他认定这是胡耀邦要对国务院动手术的前兆。国务院主导经济工作一直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党政不分家的历史，建国以来以赵紫阳这一任总理任内主管经济的权力最为之大，甚至超过周恩来时期。这种坚定的放权思想和邓小平的“党政分家”的思想是全然分不开的，胡耀邦也是小平党政分家的思想主张最力者之一，而且，胡耀邦此人并不算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相反他总是给他人提供上升的空间，邓小平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就明确的提出胡赵体制这一格局，所以，胡耀邦的提议成立联席会议除了必要的沟通之外，并无其他不良企图。
赵紫阳在打击胡耀邦时，先后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就是让万里、田纪云给邓小平汇报，称胡耀邦的经济思想是“洋冒进”，和华国锋的思路类似。这里有必要把赵紫阳强加给胡耀邦的这顶帽子的来龙去脉说一说，赵紫阳所强调的胡耀邦的所谓的洋冒进是指胡耀邦针对二十年内翻两番的决策的一个调整，胡耀邦认为八十年代应该对九十年代负责，所以，八十年代时期的经济不能仅仅限于保四争五的小圈子内，应该提高一下适当的能够承受的发展比例。先不说这个提议是否符合以后和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就问题本身，胡耀邦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作出这样的一个提议和思考没有任何违背组织原则的地方，而且，按照中国后来的经济前景，胡耀邦的这个看法实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执政之后，中国经济当局就很快的调整了发展速度的比例，由此看来，胡耀邦并不是外界一直谣传的不懂经济、胡乱指挥，而胡耀邦之所以赢得这样的“名声”，和赵紫阳麾下的智囊团的任意剪裁、别有用心是息息相关的。
赵紫阳自己不出面，而是让万里等人出来，强调他们在国务院工作难做，胡耀邦干涉过多。这件大事正是发生在陈云对胡耀邦在党校以及胡耀邦在八三年一月的《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事件之后，关于陈云对胡耀邦的态度我们在下篇《胡耀邦下台始末》中还要提及，故而不赘。当时，胡耀邦最需要的就是同志间的理解和支持，而作为胡耀邦的曾经的战友赵紫阳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但没有对胡耀邦伸出手去，反而在背后推了胡耀邦一把，而且是关键的一把。如果说这次还只是赵紫阳个人在幕后的策划，那么接下来的五月来信就成为赵紫阳公然站到倒胡派一边的有力佐证了。
根据当事人之一的薄一波同志的原秘书王×同志回忆，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赵紫阳亲自给邓小平写信，长达3500多字，就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调整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中央主要领导人思想落伍、态度顽固，不能保证和贯彻小平同志的伟大战略，······建议您（指的是邓小平）和陈云同志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解决这一复杂的问题。”这封信在赵紫阳以后的谈话中不承认是对胡耀邦的落井下石，但是，我们却从字里行间看到这里的所谓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指的就是胡耀邦本人，而最能说明问题的假如这封信确如赵紫阳说的那样是单纯的谈及领导制度建设问题，那么这封信不但没有送给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而是直接送交邓小平、陈云（信封上写的是主送邓小平同志，抄送陈云同志），更为奇怪的是这封信直到一九八六年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才由薄一波同志念出来，而此前两年多的时间里，胡耀邦如坐鼓中、丝毫不知。如果说赵紫阳直接送给邓小平和陈云是因为这两人是中国当时实际最高决策者尚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如果这封信内容和目的真的犹如赵紫阳辩解的那样纯白，为什么始终瞒着胡耀邦一个人呢？而且连并不是政治局常委的薄一波等人都收到这封信，独独胡耀邦以合法的总书记竟然蒙在鼓里，这难道不发人深醒吗？（此信根据王×同志回忆外，中共北京市委主办《情况反映》8706期载有部分内容。）
我们再来设想一下，胡耀邦下台之后，最大的政治上的受益人是谁呢？显然就是赵紫阳。这里我们不妨先把目光放的远一点，胡耀邦下台之后，赵紫阳的亲信鲍彤组织严家其等人在媒体上公开宣扬“新权威主义”的观点，什么是新权威主义呢？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八九事件后被逮捕）曾经披露过，李洪林说：“新权威主义就是主张由一个强权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例子就是新加坡、韩国，鲍彤所组织的理论班底秀才不少，但是，功底不深，他们热衷于自己都未必了解的西方新潮政治术语，力求推出当政者垂青的主张，这个主义比较符合赵紫阳的‘口味’。”赵紫阳幕僚班子的外层人士苏小康曾经因为参与《河殇》策划而名噪一时，在他同时进行的那部号称是对党史反思的作品《乌托邦祭》中对于赵紫阳的吹捧也是毫不掩饰的。（此书专门把赵紫阳的一段指示作为全书的指导符号登在书的最前面）“新权威主义”是活跃在中国八七年到八九年这两年多一点时间内的政坛上最为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和思路之一。而按照鲍等人的策划，赵紫阳无疑就应该是中国的“新权威”乃至“新核心”。赵紫阳曾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批评帮助胡耀邦的生活会上指责胡耀邦“前呼后拥”，现在我们看看到底谁在更加热衷于个人吹捧呢？作为七十年代生人的大家不妨回顾一下八九年前后的中国意识形态领域，那时候对赵紫阳的新经济思想的热捧可谓是空前的了。
而赵紫阳之所以最后坚定的站到倒胡派一边并且在以后召开的八六年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对胡耀邦给予致命的一击还在于胡耀邦意外的泄露了邓小平和他的一次谈话，一九八六年夏季，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就十三大的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邓说：“我全下，辞去军委主席，你半下，接我的军委职务，紫阳也半下，去当国家主席，总书记和总理都让年轻人去做。”（引自《国史通鉴》第四卷187页）关于这次谈话目前有几个不同的版本，但是，总体比较一致的就是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辞去全部职务，推年轻人出来，当时胡耀邦提出的人选有胡启立、王兆国和郝建秀，邓小平主张乔石担任党务系统的负责人之一，李鹏作为国务院总理人选之一。然而，由于胡耀邦的疏忽，这次仅仅限于邓小平和胡耀邦谈话的内容被泄露了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胡耀邦还不知道赵紫阳此前给邓小平、陈云写信的事，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了赵紫阳，随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公开说道：“谁让小平同志退休，谁就是三种人。”一时党内外知者甚多，而且越传越复杂，以后居然形成了“胡耀邦逼宫”的统一版本。内中何人在做手脚可以说是一望便知。我们都知道国家主席在八十年代中始终是一个荣誉性的地位，李先念也好，杨尚昆也罢，他们充当国家主席的时候虽说还是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件的决策，但是，并不因为国家主席的位置决定，而是他们本身的历史背景和最高当局对他们的信任所致，因此赵紫阳怀疑胡耀邦可能对他总理的去向有过不当的建议，当然这种推断目前只有部分人这么认为的。当时，北京流传一句政治顺口溜：“邓小平是掌权派，胡耀邦是当权派，赵紫阳是实权派。”于此可见，赵紫阳本人是不可能甘心去做国家主席的，他的更上层楼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最初对赵紫阳的五月来信只批示了已阅的字眼，一方面他对于这件事表示重视，一方面还想看看发展，根据陈俊生同志生前的回忆，八六年十月之间，中央高层基本达成让胡耀邦下台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没有邓小平同志的拍板是很难形成的，然则邓小平的拍板和当年夏天的这次“退休事件”是完全分不开的，赵紫阳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是一目了然的。
倒胡派早在一九八二年就开始有计划的推倒胡耀邦，首先是占领了真理大讨论以来的主阵地－－中共中央党校，起因就是因为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刊物之一《理论动态》第282期登载了署名文章《谦虚谨慎和实干精神》，联系到此前的文章《跳出圈子想问题》中提及的“言必称‘一五’，行必法‘一五’，被人一状告到陈云的面前，说是讥讽陈云，我们都知道一五计划是陈云早年的杰作，而告状的人又是党校内部的领导，更主要的是此人曾经是陈云的秘书。陈云在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对胡耀邦说：“我是支持你的，你不要搞那么一批人在党校里面反对我。”282期的文章的执笔人孙长江以后受到特殊责难，如果没有聂荣臻出面力保，很有可能和阮铭一样流亡海外。
谈到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胡耀邦和陈云的关系，陈云是党内拨乱反正之后仅次于邓小平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叶帅病故之后，陈云得以大步的走到前台，他手中掌握着中央纪委这张王牌，再加上邓小平对他的信任以及他在党内的老资格，所以，其威风是很大的，他对于胡耀邦本来并无恶感，但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陈云对于胡耀邦的看法有所改变，陈云的这位秘书王某以后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做邓力群的副手，再以后被陈云派到更为重要的岗位上主管干群关系，党校事件作为陈云以后评价胡耀邦的一个重点，陈云在政治局主持召开的生活会上指责胡耀邦八个字：“不懂经济，用人不当。”后面四个字就是专门指的党校事件。王震上来之后，胡耀邦原来扶植的一批中青年骨干先后去职，有的还被开除党籍，王震在党校宣布陈云的讲话要点，称不同意陈云的讲话就是三种人。包括冯文彬等人以后都黯然消失。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题目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第二天由《人民日报》全文刊登，随后就遭到陈云的指责，陈云问胡耀邦这篇讲话为什么没有送给他事先看？还要不要十二大的路线等，口气十分严厉，而此番责难立刻被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捕捉到，他们四处宣扬陈云的讲话，万里希望赵紫阳出面干预一下，赵紫阳没有说话，以后万里亲自找到杨尚昆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把邓力群、胡乔木、王鹤寿找去讲：“你们这么搞是什么意思？”王鹤寿说他并不知情，邓小平随即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此事“就地停止”，“胡赵体制不能动”。此后，关于经济工作上的翻两番事件上，陈云再次和赵紫阳一起指责胡耀邦“乱打岔”，“不懂经济”，“干涉国务院”等，有效的动摇了胡耀邦在小平那里的信任基础。
陈云在对胡耀邦提出批评之后，还在人事上进一步限制胡耀邦的权力，继党校事件后，中宣部部长换上邓力群，邓力群还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进入核心圈子，赵紫阳通过邓力群等人把对叶文福的处理决定中胡耀邦的批示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亲自发动的批判《苦恋》一事，此事以后还选登在《邓选》中，是邓的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之一，而胡耀邦对于白桦的处理是持有保留意见的，不同意采取毛泽东时代文艺讨论采用政治干预的手段，特别是叶文福本人在北师大的一篇讲话，直接攻击军队的领导人，总政治部大为光火，这件事的处理由韦国清亲自出面掌握，本来这件事已经在一九八一年处理结束，这时候赵紫阳旧话重提就是为了给邓小平作出一个暗示。邓小平当时虽然没有作出表态，但是，随后他在中央会议上强调：“我在六中全会上讲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上五十年，一共七十年，一直反到下世纪。”这里的有人无疑就是胡耀邦。而事实上真正热衷于自由化树立个人权威借以控制政治局面的恰恰是指责胡耀邦的赵紫阳其人。
在胡耀邦的外延上，地方诸侯中支持胡耀邦最力的是任仲夷和项南，任仲夷与项南也是邓小平亲自提拔重用的干部，小平同志对于他们始终抱有好感，但是，倒胡派抓住晋江假药事件和海南汽车走私事件迫使这两个人离开了领导岗位，习仲勋、杨尚昆、万里三个人都曾经在广东、福建问题上仗义执言过，然而没有扭转大局。可以说，在一九八六年前后，胡耀邦的地位已经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黄克诚病逝，而后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胡耀邦没有出息黄克诚的追悼会，敏感的西方社会就说“胡失宠了。”就在黄克诚病逝的第三天（黄克诚死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邓小平对于学运事件表态，同时建议中央政治局考虑领导人改选问题。一九八七年元旦，胡耀邦向邓小平提出书面请求，请求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一月十日到十五日连续六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生活会，批评帮助胡耀邦认识错误，在会上赵紫阳第一个讲话，他给胡耀邦扣上了两顶关键的帽子，第一个是破坏集体领导体制，随意干涉国务院经济工作；第二个是反对自由化不力。这时候，陈云建议宣读赵紫阳给邓小平和他的那封五月来信，这封信直到这个时候胡耀邦才第一次看到，因为当时薄一波离陈云做的最近，结果由薄一波来念，薄一波的宣读以后被讹传为薄一波严厉指责胡耀邦，为此薄一波同志的秘书王某再次对我们做了说明，薄一波在那次生活会上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薄一波因为六十一人事件长期受到迫害，七七年找到陈永贵和华国锋、姬鹏飞等，他们都不给予正面答复，其中陈永贵还讥讽薄一波要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案是全国人民不能答应的，直到胡耀邦出面才解决，所以，薄一波对于胡耀邦是一直比较敬重和感激的，但是，在这样的会议上显然套用私人感情是不可能的，所以，薄一波的发言断断续续，基本按照事前定规下来的调子说的，没有自己的发挥，比较赵紫阳、王震、王鹤寿、胡启立、彭真等人的讲话简直不值一提。
在这几天的会议上，胡耀邦违心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意中央集体的决定，同时表示要“尊重新领导，搞好团结。”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因为伤心一度痛哭，这本来是会议内部的事情，然而竟然被赵紫阳用公开讲话的形式给传达了出去，进一步达到搞臭胡耀邦的目的。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赵紫阳在中共中央打招呼会上做了如下的讲话：
赵紫阳说：“党中央早在一九八四年就觉察胡耀邦不行，想要去掉他，但是，考虑到十二大召开不久，过早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稳定大局有影响，所以预备在十三大解决，显得更加自然些，这次学生闹事，胡耀邦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痛哭流涕的提出辞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再让胡耀邦解决这些问题已经不适当了，于是，就必须提早的让他下来。”（全文引自《情况反映》8701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同志向在京有关部委负责人打招呼讲话传达要点通知》）赵紫阳的原话中对于胡耀邦连同志的字眼都没有加入，要知道会议还是决定保留胡耀邦常委的名义，还主张把胡耀邦的问题看作党内矛盾处理，直到中央文件下发时，才加上同志的字样。
根据李锐同志转述胡耀邦生前的回忆，一九**年时，胡耀邦就曾经向党中央建议启用赵紫阳，来共青团做第一书记，接他的班，胡耀邦在很多公开场合下从来都是比较尊重赵紫阳的，更没有向赵紫阳这样公然的把胡耀邦的“痛哭流涕”堂而皇之的暴露在中央和地方的负责人面前，赵紫阳利用胡耀邦和邓小平关系的疏远达到了瓦解邓小平对胡耀邦信任的目的，进而倒胡使得自己成为邓小平之下的第二号人物，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唇亡齿寒，胡耀邦下台不久的两年多一点时间后，他也走到了尽头，而且，他失败的比较胡耀邦还要惨，可谓是身败名裂、万劫不复。
吴江同志在总结赵紫阳对待胡耀邦下台事件时曾经这样评论过：“赵紫阳对于胡耀邦的下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说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把两项最严重的罪名横加到了胡耀邦的身上，赵紫阳要求“解决胡耀邦问题”恰恰为其他人“接着解决赵紫阳问题”创造了条件。”他还说：“赵紫阳在承担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任之后，而是把它看作是政治造势，掌握政治全局的机会，把自己置身于政局的核心地位，因此，在赵紫阳的领导下，首先是自上而下的设立机构铺摊子，组织一些人马为他造势，制造舆论，到处制造空气，鼓动情绪，以致于一开始就引起社会的不安。”
胡耀邦正是因为处在权力的风口浪尖上所以才遭到了一些人的嫉恨，而赵紫阳并不虑此，反而以为胡耀邦一旦下台，自己就可以放手大干，平心而论，邓小平设计的胡赵体制是比较科学的，胡耀邦长年在中央工作，而赵紫阳又长年在地方工作，他们两个人搭班子可以优势互补、各取所长，特别是胡耀邦本人人品高洁、毫无野心，在这样的一个领导者的覆盖下很容易营造出宽松的政治气氛，可是，赵紫阳没有领会邓小平的深刻战略意图，反而把胡耀邦看作是他自己进步的阻碍，必欲驱之而后快，所以，当胡耀邦收到苦果的同时，赵紫阳的苦果也在进一步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