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1937年底在延安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也聽到他的演講，那年我18歲，我簡直形容不出我當時興奮的心情。我到了延安，最高興的事是聽中共著名人物的演講。我相信多數共產黨人的演說一流。我所聽過的中共領導人演講，有的是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的。
在我的印象中，周恩來屬於政客型，用詞圓滑，說話很受知識分子的歡迎；朱德外形老實，婆婆媽媽，說話很受大兵的歡迎；張國燾書卷氣很重，像個大學教授，江西土音又重，講話受歡迎的程度吃虧；劉少奇和陳雲的講話，黨八股多，但陳雲講話較受歡迎；王明的講話對青年有很大的煽動力，聽多了又覺得總是那一套。平心而論，我對毛澤東的講話，印象最為深刻。
我曾經愛過毛澤東
在所有中共領導人中，我最喜歡聽的是毛澤東的講話，毛身材高大，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當時看來很清痩黝黑，有煙容和病容，後日中共所發表的延安時代的毛澤東意氣飛揚，容光煥發的毛澤東照片，都是經過美術加工的。
那個時期的毛澤東非常平易近人，他在講話時就像談家常一樣，上下古今，東南西北，深入淺出，無所不談，幽默風趣，雅俗共賞。他愛引用中國舊小說的故事，引人入勝。常常說的哄堂大笑。他有湖南鄉音，但不太難懂。他站着講話時，有時抽煙，有時兩手叉腰，或以右手指像算數字一樣，表示加強語氣和幫助解釋。講話中有時夾一些粗話，髒話，也無傷大雅。他的講話聲音不大，愈到後部分笑料愈多，高潮迭起。他經常用“搞”字，在我的印象中，中共通常說的什麼“亂搞男女關係”，“把什麼搞上去”，“搞臭搞垮”等等，這個“搞”字，最初都是毛澤東“搞”出來的。
毛澤東的講話還喜歡用一個“操”字，例如“操你的”“操他的”，這些粗字，我們當時也愛聽，因為“搞”和“操”這些粗字都代表無產階級的語言，共產黨稱為代表工農無產階級政黨，毛用這些粗字更把他的領袖形象突出了。不過後日中共公開發表的毛的講話，也都經過紅色秀才的加工，把措詞美化了。我也是個粗人，年輕的時代也愛聽粗話，我常想，我可能是中國最早的“毛派”。早年的毛澤東，曾使我對他的“個人崇拜”如夢如痴。他當時的確具有一種魅力，征服了我的心靈，在我那稚氣的年代，我能用毛澤東的聲音，背誦他的語言。我離開延安後的若干年，每與人談話，人家都說我是湖南人，可見我當年“毛化”程度之深。
我不認為毛澤東是個絕對的好人，也不認為毛澤東是一個絕對的壞人。毛澤東是中國這塊土地，這個時代的特殊背景產生的怪物。毛澤東是近代中國的歷史巨人，這是不容置疑的。至於這個“巨人”的價值，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評論。由於中共關於毛澤東的資料仍屬于禁區，他的功過是非很難有真正公正的評價。近年來有許多“毛學家”等，他們所寫的毛澤東各有獨見，他們與毛的關係親的程度可能超過我，而我與毛初見的時間也可能早過他們，所以我們對毛的理解不盡相同。
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者
王稼祥在江西蘇區時代，曾經批評毛澤東“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偏偏是“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
歷史上有秦楚稱霸，而毛澤東正是出身於楚（湖南）成熟於秦（西北）；陝北又是中國歷史上著名流寇張獻忠和李自成出生的地方，張延安人，李米脂人，他們在17 世紀30 年代到40 年代，曾經震動整個中國。張獻忠首創以走制敵，拖垮敵人的游擊戰術；李自成屢敗屢起，以“迎闖王，不納糧”的政治煽動口號，發展為百萬大軍。兩人都建立過政權，張建都成都，李建都北京，都稱帝兩年左右，最後戰敗而死。延安時代，毛確曾以自許李自成而自豪。張獻忠、李自成和毛澤東有一相同的性格，他們一面是狂放，另一面是冷酷。以殺人為樂，缺少眾生觀念。
毛澤東這個人的本質和秦始皇、張獻忠、李自成是一樣的，不同的僅在他們生長的時代不同。毛澤東領導中國農民造反的時代，中國恰好輸進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誘惑性是一種理想主義；對於中國被壓迫的貧苦大眾來說，是一種煽動群眾的造反武器，英國一位女探險家Mrs. Violet Cressy Marcks，在她的《中國之旅》一書中，寫到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時說：“我並不以為這個人的頭腦絕頂聰明，但在戰略上，他是靈巧的。”
毛澤東並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也沒有對馬克思有深刻的研究，他的過人之處就是他熟讀中國的“紅樓夢”、“水滸傳”、“三國志”、“資治通鑑”……從而敏銳地理解中國社會結構，人民心態，政治謀略，套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麥克•哈特的《影向人類歷史進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一書中，中國政治人物被排進的有秦始皇、隋文帝、毛澤東三人。毛澤東的一統天下，中央集權，清理異己，實行暴政，與秦始皇、隋文帝皆有驚人相似之處。中國這塊土地，中國的人文思想的背景，加上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就創造了這個毛澤東；由於馬克思主義是以城市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是從中國的山溝中發展的，所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秀才認為“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在於他利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秀才，把馬克思搬進了中國的山溝，一變而為“毛澤東思想”。
實用主義的“毛澤東思想”
“實用主義”一向被共產主義者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哲學思想，而所謂“毛澤東思想”又正是把資本主義的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相結合。“毛澤東思想”標榜的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結合”。實際的意思就是，凡是被毛澤東認為可以利用的東西，都被混合在一起，實際上“毛澤東思想”就是實用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實用主義重在科學，“毛澤東思想”的實用主義重在權力的攫取與權力的集中。
毛澤東常說“有的放矢”，“矢”是鬥爭的武器，“的”是鬥爭的對象，“有的放矢”就是以實用主義作鬥爭的武器。
我曾在不同的場合，聽過毛澤東的內容和性質完全不同的講話：
我在延安聽過的毛澤東講話中，有一次他這麼說：“中國革命勝利後，我們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同志們，我們要保證你們每個人都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有房子，有汽車，人人可以出洋……”這些話從一位共產黨領袖口中說出，幾乎是難以令人置信的。然而，我的確聽他親自如此說過。他說得聽眾高興極了，個個眉飛色舞。然後他又幽默地補充了一句：“兄弟還沒有出過洋呢，屆時也一定隨同你們一道去長長見識。”毛澤東上述這段話，是對一批初到延安參加抗戰的愛國青年講的。
毛澤東另一段講話是“我們不管中國革命何時勝利，我們要決心革一輩子命，我們自己犧牲了，把我們的武器，交給下一代，我們的下一代犧牲了，把武器再交給下一代，總之，我們和我們的兒子孫子，革命要一代一代傳下去……”這一段話是毛澤東在延安棗園訓練班對黨內的幹部講的。
抗戰初期，延安還駐有國民黨的代表，在那種場合，我曾經多次見到毛澤東振臂高呼：“蔣委員長萬歲”，那音調也是很激情的，目的是爭取蔣介石多給共產黨一些錢。當時延安也時時有美國記者，毛澤東又說了許多“中國需要民主”之類的話，那是專門說給美國人聽的。
在毛澤東一生中，他一遇到政治挫折就病，殺一批人他的病就好了。1929年紅四軍批毛撤了毛的職，毛澤東大病一場，當時共產國際傳說毛澤東已死，還為他發了訃文。1930年毛領導以反AB團為名，大殺反對派，他的病全好了。
毛澤東的神權
文學世界的毛澤東，他把中國的歷史小說，筆記小說，言情小說，神怪小說，武俠小說，全都當做了兵書。他特別喜歡《紅樓夢》，因為他兼具《紅樓夢》三個主要人物的性格。他的決斷像王熙鳳，他的偽善象薛寶釵，他有時又惹人憐愛得像林黛玉。毛澤東還熟讀《資治通鑑》，這部書是中國統治階級的百寶全書。毛說他一共讀了十七遍。
毛澤東的文學作品海闊天空，在文學上屬於浪漫主義一派，他寫詩詞，寫字不拘一格，他在《沁園春》詞中寫出要與“天公試比高”，表現出他的誇大與幻想，屬於浪漫詩人的作品。從純文學的角度看，浪漫主義的作品，有可愛之處，但是，毛澤東自己不要框框，卻喜歡給別人定框框，《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就是這樣產生的。毛澤東自己的作品是一個標準，他要求別人的作品又是一個標準；毛澤東自己的作品任情任性地奔放，有時到達荒誕的境界。毛澤東要作家寫工農兵，他自己的詩詞卻歌頌帝王將相。
毛澤東本身頗於知識分子，自幼就爭取做一個知識分子，他當過兵，他當兵時自認為是讀書人，不應挑水，寧可花錢買水，他非常重視自己“讀書人”的優越感。毛是湘潭人，自幼冒湘鄉人，住湘鄉會館，就讀為湘鄉子弟設的學校，為人看不起，受了很多氣，後來在學校中又受了很多責罰。使他逐漸的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也產生了雙重標準。他一方面相信作個知識份子可以出人頭地；另一方面，他從自己的經驗中體會到覺得讀書愈多的人愈能作偽。因此，他也懷疑，天下的知識分子都是如此。他敵視知識分子，甚至污辱與凌虐知識分子，罵知識份子為臭老九，都可能與他年輕時的自卑有關。
毛澤東對中國儒家採取鄙視態度，他也是一個最會用儒的人。著名的美國“中國通”費正清，還一度把毛澤東稱為“儒家共產主義者”。毛澤東對於儒家，像對於女人的態度和政治上的用人一樣，不屬於愛情，而屬於實用主義的。
中共建政後，周恩來代表政，劉少奇代表教，毛澤東代表政教合一，他利用政控制人民，利用教麻醉人民，他利用政教衝突來鞏固他個人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和統治。他是“神”，中共領導人的權力鬥爭中，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都尊這座“毛神”，讀毛的經，供毛的香火，爭取做廟中的方丈住持，依靠神的權威，解釋神的語言，爭取對這座廟的控制權。他們都相信，“神”接受眾人的膜拜，自己不應該站出來說話的。方丈住持本來是利用菩薩的，結果，毛澤東既做神，又要做方丈，甚至菩薩站出來造方丈住持的反，想方丈住持的權，只有毛澤東這尊菩薩才能做到。
毛澤東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是也重視宗教的利用，對斯諾的談話中，多次用到一些“天無絕人之路”“救命菩薩”一些話，可見他的心靈中仍然另有一個神權的世界。達賴喇嘛回憶他在1954年訪問北京時，有一次毛澤東對他說：“佛教是一個非常完善的宗教，釋加牟尼雖然是一位王子，可是他卻終生致力於人民的生活問題的改善。”毛又說“觀世音菩薩是一位慈悲的女性”。過了幾天，毛澤東又對達賴說：“宗教是有毒的。”
神鬼人集於一身
毛澤東是一個天才，是一個怪物，是一個人鬼神集中於一身的怪物，客觀地評論毛澤東這個人很不容易。一方面由於中共過去的宣傳太過於把毛澤東神化了，另一方面，由於毛澤東的為人與性格，隨處表現出他的矛盾性，多重性，複雜性和神秘性，也的確不容易理解。毛澤東的一生有很多神奇的際遇，戲劇化的場面，集神道和魔道於一身，雖然如此，毛澤東仍然是一個人，一個普通的人。毛自稱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卻又喜歡別人恭維他，歌頌他。尤其愛把一切榮耀歸與他自己。他對權威挑戰的目的，是要大樹特樹自己的絕對權威。他的思想，他的語言，他的行為，代表“神權”。
毛澤東喜歡附庸風雅地和人談“楚詞”。屈原是戰國時的楚國詩人，他的投汨羅江自殺是一段神話，他寫的“九歌”是一篇充滿鬼氣的作品。有人說毛澤東愛“九歌”是因為他怕鬼。
中共建政之初，有過一個傳說是，毛澤東與劉少奇同看京劇。當劇中人曹操說道：“寧可我負天下人，不能讓天下人負我。”劉對毛說：“你看，曹操多奸？”毛澤東對劉少奇說：“曹操不算奸嘛，曹操真是大奸，他這話就不會講了！”這個傳說，其實是從中國民間古老的傳說中套來的。但是，卻代表了中國老百姓對毛澤東的一般的，純樸的，槪念化的看法。
1957年10月，毛澤東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中說：“未來的戰爭會使人類遭到多大的犧牲呢？約略估計一下是可以做到的。在世界的二十七億人口中，也許會有三分之一被消滅，也就是說，共死九億人。我曾經跟尼赫魯談過這個問題，他的看法比我悲觀得多，（馬註：尼赫魯認為核子大戰的結果，將使全人類消滅。）我對尼赫魯說：“即使半數人類被消滅，仍有半數留下來，而帝國主義將被徹底消毀，全世界只留下了社會主義。不消半個世紀，世界人口又可恢復舊觀，甚至更多。”毛澤東這段話，更表現了他與張獻忠、李自成同樣的狂熱冷酷的相同性格。
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善於以蠻壓眾，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蠻無人敢抗。中共六屆六中，辯論國共統一戰線，毛罵王明是婊子；廬山會議時，毛罵彭德懷我操你娘。抗戰期間，林彪指揮平型關作戰，彭德懷指揮百團大戰，都被毛澤東罵過，毛說：“你們這麼早為蔣介石賣命幹什麼？”抗戰一開始，毛澤東就有一個消滅國民黨政權的長遠戰略目標。國共和談時，毛澤東集中精力着重軍事，運籌帷幄，分秒必爭。
毛澤東的政治性格與文學風格與他的愛情一樣，他是多情的而又無情的，衝動的而又固執的，機智的而又僵硬的，多變的而又頑強的，誇大狂的而又自卑感的，極度現實的而又不可捉摸的，浮躁淺薄的而又令人莫測高深的。總之，他絕對自我中心，敵乎？友乎？以我劃界。他隨時能夠否定昨天的自我，而又拋出今天的另一個自我。他不相信任何人，但又懂得爭取每一個人對他的好感。他崇拜權威而又對權威挑戰。
他沒有一個同志
毛澤東為了爭取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說了許多讚美斯大林的話。抗戰期間，蘇日簽訂協議，中國人都認為蘇聯出賣了中國，毛澤東卻說，“蘇聯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毛澤東恭維斯大林，甚至說：“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等於中國革命的勝利”。後來毛澤東斯大林翻臉了，毛又說，他以前歌頌斯大林“不過是敷衍應景之作”。
中共與蘇共關係中，毛澤東與斯大林有過合作。他們絕不是為了共同的理想，完全為了互相需要的利害關係。毛斯之間的長期的暗鬥，斯大林要控制中共，毛澤東要清除中共的親蘇派，實際上都是權力鬥爭。雙方打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也只是因為它是鬥爭的武器而已。
鄧小平說過，毛澤東這個人，“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整一下”。
毛澤東在政治上具有多重性，在霸業上，他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在策略上，他不擇手段，運用權術，對人的貶褒，全憑他的政治需要。毛澤東和周恩來鬥爭了一生，在中共黨史上毛周鬥爭是個綱，也是最大的禁區。他利用劉少奇時，曾多次讚揚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的代表”。他利用高崗時。曾在陝北說：“做群眾工作，我們就得向高崗同志學習。”
毛澤東利用的對象不斷變換，利用劉少奇時，打擊的對象是周恩來，延安整風，毛劉聯盟整周，文革又聯周反劉。毛澤東利用高崗時，起初也利用高反周，中共建政後，又利用高反對劉少奇，所謂“高饒聯盟”實際上是毛澤東製造的。
毛澤東的政治戰略和鬥爭戰略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孤立敵人，攻其無備，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歷史上很多毛澤東的對手，都相信自己是毛的“親密戰友”等到挨批，已經面臨絕境。
毛澤東是一個政治魔術師，他可以把千萬人玩弄於手掌之中，又可以毀滅政敵於傾刻之間，他可以操縱和導演喜怒哀樂各種不同角色的木偶戲。文革中毛語和毛語打架，牽線的都是他自己。
文革初，彭真根據毛澤東的定調提出“二月提綱”，然後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央會議，清算彭真，又再由周恩來清算劉鄧。毛澤東整治或打倒一個政治敵人，不須自己動手，往往製造一個政治圈套，由對方挖一個坑，再“請”對方自己跳進去。
有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文革期間緊跟毛澤東到底的如李先念、李德生、陳錫聯、許世友都是早年緊跟過張國燾的幹部。因為這些張國燾的舊部久經黨內反覆的鬥爭偷生不易，對政治上的是非感已經完全麻木，徹底的成了絕對馴服的工具。而毛早年的親信所剩無幾了。
晚年毛澤東不相信他身邊任何一個同志，也有一定的原因，他的政治生涯並非一帆風順，他在青少年時屢受歧視，他在江西蘇區屢受打擊，長征和抗戰初期，他在黨的地位仍然不斷受到挑戰，1942年的延安整風是毛澤東政治生命中決定性的一役。
毛澤東的幽靈
我在延安時所見和我後來所理解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毛澤東，這在我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一個過程。而在毛澤東方面，我的理解是，他在政治上權力愈膨脹，愈脫離群眾，他的地位愈高，愈神化，也就愈腐化。筆者相信，一個人的成就有他一定的條件，一個人最後的失敗也有他一定的背景。
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橫衝直闖，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才思嚴密，中年時代的毛澤東狡猾奸詐，晚年時代的毛澤東死硬僵化。毛澤東一生利用過無數的人，在他死亡前後又被無數的人利用過。他的軀體被一部分人利用，他的靈魂又被分割為不同的人利用；如林彪，四人辯與鄧派，乃至今天中國的統治者都是。對毛澤東思想的不同提法與解釋。今天我們閱讀有關毛澤東複雜的資料，了解毛澤東其人，和他對現代中國的影向，的確是要非常非常冷靜的。
一個極端自大而又極端自卑的人，實際的內心世界一定是感到極端孤獨的，愈孤獨，愈瘋狂，愈瘋狂，愈孤獨。兩者互為因果。法國戴高樂時代的文化部長安德烈•馬爾勞（Andre Malraux），1965年在北京會見毛澤東，在他的記述中說，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有如一塊石碑”，“像一塊古銅的皇像。”“他走起路來，就像從帝皇墓冢中升起來的傳奇形象。”馬爾勞一再和毛澤東道別，毛一再和馬爾勞說：“我是孤獨的。”馬爾勞在記述中說，“他（毛）的聲調非常奇怪，那是辛酸，又可能是譏諷，但最明顯的，還是那股驕傲之氣。”馬爾勞這次會見毛澤東，正是“文革”前一年，正是一個迷惘時代的毛澤東，從這以後，到死亡，毛澤東一直在迷惘之中。
我又記起托洛茨基生前說過一句有關斯大林的話，他說：“不是斯大林製造了這個制度，而是這個制度製造了斯大林，所以，我對斯大林個人絕不怨恨。”上述這段托洛茨基的話，我印象深刻。
毛澤東的催眠、愚民政策，封閉與無知的確是很可怕的，他不僅貽害我們這一代，甚至會貽害中國幾代人。今天的中國應該徹底拋棄毛澤東的幽靈。
2013-12-17
□ 一讀者推薦
轉自華夏快遞，2013-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