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桥：贺龙爱给毛泽东送吃的　毛泽东与陈毅的关系不一般

我给毛主席当卫士（李银桥） 
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9- 07 

三、吃肥肉补脑子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我说：“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搞。”
已经三天两夜不曾合眼的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我告诉厨师高经文烧了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赞叹道：“啊，真香！”然后，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他放下碗，发现我目瞪口呆地在旁边，忽然变得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高吧？”
我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000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我用力摇头：“不高，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当粮食吃。”
从那天起，我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此后，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我都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
可是，战争岁月，有时粮食都没有一粒，大家常常吃黑豆，到哪里去找红烧肉？谢天谢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从河东给毛泽东捎来一块腊肉，虽不好红烧，但炒一小碟吃也可以补补脑子啊。
谁知腊肉端上桌，毛泽东却叫撤走。他说；“你们想叫我吃得好一些，可是我怎能吃得下去呢？”
“这是为了工作，为了补脑，可不是为了享受！”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脑子是要补的，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银桥啊，你给我蓖蓖头吧。”毛泽东朝椅背上一靠，闭上了眼。我给蓖头，他给我讲黑豆的营养价值，说什么它的蛋白质足够脑子使用了。又讲蓖头的好处，说它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把有限的营养首先满足大脑。他不讲还好，我听着听着就掉泪了。
那块腊肉以后再没有人动，一直保存到1948年新年前，才用它款待了来这里开会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毛泽东说补脑子要讲条件，可是当后来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条件好了，毛泽东仍然保持爱吃红烧肉这个习惯。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他曾对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他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五、“你再帮我半年忙”
那天，我给毛泽东送茶。他正在窑洞里踱步，象是思考什么重大问题，脸色不大好看。我不便惊动他，将茶水轻轻放在桌上，便悄步退出。
可是，身后传来毛泽东的召唤：“银桥，你不要走，我要跟你谈谈呢。”
我转回身，问道：“主席有什么事吗？”
“今天是19号。”毛泽东扳着手指头说道，“8月9月，9月到10月……半年，正好半年……”他望着我，迟疑一下，小声试探：“你，还想走吗？”
毛泽东一直记着他与我订好的“借用半年”的协议！我心里一热，刚要说什么，忽然又想起了江青……于是，我垂下了头，小声说：“想走。”
毛泽东显出怅然若失的黯淡神情。那一刻，他忧国忧民，力挽狂澜的种种情景闪电一样从我脑际掠过。我震动了一下，不安地说：“如果主席需要……”
“不，咱们有言在先。”毛泽东作出一个断然的手势，是忍痛割爱的意思。说：“你是老实人，工作兢兢业业，对我照顾得很好。我喜欢你，但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
我没有走，眼睛有些酸。毛泽东是感情丰富的人，我也不是没有感情的人。我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上次订的协议算是圆满实现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订协议。我愿意再订一次协议。”
毛泽东笑了，说：“好，那好。我们重新定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忙，看我彻底打败胡宗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很高兴。我认为这件事处理得很好。我直奔厨房而去，因为江青该吃饭了。
毛泽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吃饭也没个钟点，总要人一催再催才草草吃几口饭。江青不然，她生活很讲究规律，睡觉吃饭都是按钟点准时进行。
我替她端来饭，摆放在桌子上。盘子里难得有一条鱼，那是贺龙托人捎来的；他知道江青喜欢吃鱼。
江青今天对我格外热情，叫我一起吃。我不肯吃，可她已经把筷子倒过头来给我挟了一筷子鱼，我无法再推辞。可心里直嘀咕：今天是怎么了？
“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32年入党，硬说我是35年！”
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好插嘴呢？只能默默地听着。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发泄积愤，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她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我心里哆嗦一下。江青是喜欢报复人的。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看见江青拥被而坐，还没起床。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俩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在向毛泽东诉说什么。从毛泽东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很不高兴，很不耐烦，其中有几句话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有鬼，还怕审查吗？”
显然，江青想让毛泽东替她讲句话，毛泽东不答应。谈话声越来越大，江青哭了，变成了争吵。最后，毛泽东吼了一声：“你给我滚！”
江青披着衣服哭哭啼啼冲出门，稍一犹豫，跑到隔壁周恩来那里去了。她跟毛泽东闹别扭总是去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12点。出来，恢复了平静。
午后，我去服侍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跑了。”
这种时候我只须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些。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向其他领导人诉说，他总是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诉说。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了阵儿心事，冒一两句话。“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些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毛泽东重新燃起一支烟，继续深深地吸，紧皱着眉头。片刻，又叹一口气：“唉，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过，没大错，现在要胜利了，跟他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说。没办法，背了个政治包袱……”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15年，深深感到他的家庭生活是不愉快的。他和江青在饮食爱好、生活习惯上都合不来。1956年毛泽东曾很认真地对我说：“江青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尽伤人。”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有一天下午，起床后，他又一次向我说了同样的话。这两次有关江青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粉碎“四人帮”后，我非常佩服毛泽东有先见之明。

李银桥回忆：原则与人情——毛泽东的接人待物(1) 
2005-03-21 10: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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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现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起身，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出门坎，除去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的如此。

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八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要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天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吗？”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人就这样寒暄着来到沙了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粟裕显得恭敬、激动而又热烈。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破例跨出门去迎接粟裕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是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亲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都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工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是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津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就是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那种“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裔便璨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脂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粉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七十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李银桥回忆：原则与人情——毛泽东的接人待物(2) 

2005-03-21 10: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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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老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来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甩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在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呵，你真伟大哪，真伟大……”

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这位老先生面露郝颜。

可是，议政的时候，这隹老先生偏又敢于坚持意见，与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是“吾人惟有主义之争”，“主义这争出于不得不争”，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是决不相让，历来是非他不可。张澜曾为这位老先生说情。最近看报纸，说周恩来出曾为这位老先生出过力，想托人劝老先生做检查过关。其实，毛泽东也没有将老先生怎么样，就是不再听他的“主义”罢了。因为“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情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气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外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还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象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纹，没套子，很软和，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荞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象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我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

我说：“跟主席计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李银桥回忆：原则与人情——毛泽东的接人待物(3) 

2005-03-21 10: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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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慧的人，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交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喑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七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表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做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话，要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分明。

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举动：

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相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象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不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有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

那时递交国书不象现在，递上即可。那时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上，很隆重。

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癯，极象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先出什么其他非分的奢望。

王惠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着两条细长眼左瞧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象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有些忍不住了，才“刷”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得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象一切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唠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了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拂面，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让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脸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人家会说王惠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而普通的人物！

（作者：权延赤）

本文摘自权延赤、李银桥《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十五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