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合影（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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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例。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
1978年，本文作者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看到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最近，他依据所掌握的资料，披露了此事的真实内幕。
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
1974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12月23日，周恩来带病与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对挫败江青一伙“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为什么突然揭发江青
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康生这样一个十分熟知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的人，很清楚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
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恩来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恩来那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他在临死前对一个亲信的谈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见中央党校负责人，此时他讲话已经很困难，语句含糊不清，有的话还需要贴身秘书复述。康生断断续续地说，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
康生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到底所谓何指?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后又出任了第一副总理。其后，在周恩来重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这既是康生所不愿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预料到的。联系局势的这种发展，再来想康生此前所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的真正含义，就再清楚不过了。而康生在这之前急着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意图，也就一目了然了。
难逃历史的公正审判
康生于1975年12月16日死去，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粉碎“四人帮”之初，康生原先的几个秘书利用一些场合和机会，竭力宣称康生“对‘四人帮’早有抵制”，“同‘四人帮’有斗争”。他们举出的主要证据，一是康生揭发了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二是在1976年12月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也放进了“康生同志托人传话揭发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这个材料。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尽管老奸巨滑的康生临死前“揭发”过江青和张春桥，幻想死后留下一个好名声，但他却没有逃过历史的公正审判。
1980年9月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周密审查，写出了《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报告》的结论部分明确指出：“康生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证明：他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四人帮’两个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罪大恶极。建议中央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开除其党籍。”
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罪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没能蒙蔽党和人民的眼睛，反而留下了他惯于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摘自《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