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炸平庐山”会议和1971年“炸毁毛专列”事件，都是中共党内斗争的重大危机事件。当历史平安地走过，回头再看时，一些“小事”总是那么的让人难忘，值得把玩。
两次事件，都有一个饭局，又都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而且请客的都是“上海同志”，而作客的就是一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
历史总在细节中。
庐山上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本来是一次议题轻松的会议，正像开会前周恩来所说：“会议议程很间单，主要是讨论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另外还讨论一下国民经济计划。会期不长，有个三五天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出现了毛泽东认为的林彪及其麾下几员大将就“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问题的非组织活动，以至于会议火药味十足，差点发生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结果是，主席台上，原来的五个常委坐席，只剩了四个人，陈伯达坐到下面去了，也由此退出了中共的政治舞台。
这次会议，领衔喊城出战的，一方是陈伯达，另一方是张春桥。其实斗争的主角，都在后面，大家都清楚。毛泽东忧虑的是军人，他眼里看到的最活跃的是林彪那一帮手握军事重权的人及其他们的非组织活动。
其实斗争的硝烟早在起草《宪法草案》草稿时就弥散在中南海的上空了。张春春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狠狠地耍了吴法宪包括林彪一把。蒙在鼓里的林彪及其吴法宪上庐山后，突然向张春桥发难，组织会议要揪出敢于“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反对毛主席的坏人”。一时风烟四起，大多数中央委员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表态，附和吴法宪等人的高腔，强烈呼吁要设国家主席。随着华北组的《六号简报》出台，眼见得会议完全可能按照林彪的思路走，张春桥已经感到了危机的降临。毛泽东在关键时候，发布了《我的一点意见》，战局立即发生逆转，陈伯达应声而倒，林彪及其同党处于败势。一些不明事理跟着林彪揪“利用毛的伟大谦虚来反毛的坏人”的人，因为表态太过仓促，这时候都只有作检查的份。如汪东兴、陈毅、许世友等。
毛泽东在很多时候是关注着许世友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人的忠诚在党内是无二话可说的。毛泽东也知道，原来同在南京军区共事过的张春桥与许世友之间矛盾很深，许世友不搭理张春桥，这不符合毛泽东的想法。现在，庐山会议上，张春桥获了大胜，许世友犯下了“错误”，心气儿没有平时那么高，也算是“笔杆子打败了枪杆子”，毛认为时机成熟了，他找来张春桥，叮嘱道：“你要在庐山请许司令吃一次饭哩!”
张春桥自然知道毛泽东的深意，是希望他们能和好，枪杆子和笔杆子要加强团结。于是，张便立即安排在自己住的别墅里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厨师做了十几个菜，其中包括庐山所特有的名菜“三石”(石鸡、石鱼、石耳)。张春桥郑重其事地向许世友发出邀请。其时，情绪因附和了陈伯达们的发言而处于低落中的许世友，知道这也是主席的意思，便欣然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次特别的宴请，主客就是他们两人，别无陪席。两人也不多说话，就是喝酒。许世友的酒量，是大家公认的海量。军人的气势有些瞧不起文人。但是，许世友很快就发现，自己这次在庐山是一错再错：张春桥的酒量不在他之下。他们喝的是茅台，不是用小盏喝，是用茶缸子喝，一口一个底朝天。喝着喝着就喝开了，话也有了，情绪也上来了，算得上是开怀畅饮。许世友才知道，张春桥在上海当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期间，在与号称“酒仙”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健藏斗酒时，打了个平手。许世友酒兴一起，便起了高腔，你今天有什么酒，就上什么酒，一直到喝完为止。结果，把张春桥餐厅玻璃柜子里的所有存酒，喝了个精光。
毛泽东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觉得笔杆子或许也可以牵手枪杆子。他希望这个结局能成为这一次的庐山会议收场的样板：“孔夫子打牌——和为贵”。希望以此“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下山了。但“团结起来”的局面没有出现，相反，林彪及其同党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毛泽东不得不“南巡”——与各地的党和军队干部一一打招呼。毛泽东所到之地与地方干部“打招呼”的谈话，又陆续被传到了林彪帮伙的耳中，当得知道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及其在上海的同党，便准备开杀戒了——他们准备了包括炸铁路桥、用火焰喷射器烧杀等多种手段，向毛泽东下毒手。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不知道林彪已经下达了“生死令”，只知道情况有些不对劲。于是，在上海的火车上，9月10日晚，毛泽东见王洪文时，故意冷落了王维国(时任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同时兼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军管会主任，同时负责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毛泽东在王维国装着痛心疾首的样子“认错”时，顾意不予理睬，扭过头对王洪文说：“看来他们要动手了!”这句话，让王维国打了个冷颤。
第二天上午10点，王洪文和匆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以及王维国再一次来到列车上。毛泽东不让王维国进客厅，只让许世友和王洪文近前。毛见到许世友后旧事重提，许世友说：“我们听主席的。”
毛泽东告诉许世友：“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还在那里不认错，不改正，不好，这会加重错误，包袱越背越重。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
许世友知道这并不是什对他的，但针对谁，也弄不清楚。一时如听天书，不知就里。
毛泽东问许世友和王洪文：“你们会不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呀?”王洪文抢着说：“会。”毛泽东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许世友双脚一并道：“一定，主席!”
谈了一个多钟头，毛泽东忽然问：“你们吃饭了没有?”
“还没有呢。”王洪文看了看表，已经是正午12点了。
毛泽东眼睛望了一下坐在一旁的汪东兴，转而对王洪文说：“那好啊，上海的同志，应该请许司令吃一顿饭，喝几杯酒……这样吧，我看就在锦江饭店。行吗?”毛泽东还特别交待王洪文：“你们的菜要搞得好一点。”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安排“上海的同志”请许世友喝酒。王洪文觉得很新奇，主席不仅指定了饭店，还叮嘱要“喝几杯”，且“菜要搞得好一点”。王洪文和许世友都很高兴，毕竟这是主席安排的啊。“主席指示，照办。”王洪文说。
毛泽东欠了欠身表示送客：“你们吃饭去吧，我要休息了。东兴你送客，送完客再回到我这里。”临别时，王洪文挽留主席在上海多住几天，许世友也说：离国庆节还有些日子，请主席过南京时，无论如何要留住几天。毛泽东都笑而不语。向客人再行注目礼以送别。
辞别毛泽东后，王洪文、王维国、许世友，一路风行，直奔锦江饭店。王维国是市革委副主任，在上海请客，他当然是作陪人。一行人下车后，在锦江饭店南楼中条顶层的小宴会厅里，摆起了一个大圆桌。由于是主席出面要求安排的，王洪文又将上海的头头脑脑，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以及驻沪三军负责人周纯麟、高志荣都叫了过来，加之王洪文、王维国，八大将陪许世友一人喝酒。王洪文特地将饭店经理叫来，要求烹、煎、炒、溜、炸样样都显摆一下。酒自然是许世友喜欢的茅台。
干杯、敬菜、恭维话……一杯复一杯，这一喝就到了下午两点多了。这时，有人将王洪文喊出去听电话。听完电话，王洪文行色匆匆地在许世友的耳边“咬”了一阵，许世友大出意外地“啊!”了一声，甩下一桌的客人：“去机场，立即走!”
此时，毛泽东的火车已经风驰电掣地行进在往北的双轨上……
许世友乘坐的伊尔—14飞机终于在毛泽东的火车到达之前赶到了南京，然后立即驱车去火车站接毛。但是，毛泽东没有见许世友。他对汪东兴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
稍事停顿后，毛泽东的专列，向北，一直向北，直到及于北京近郊……
在历史经过几十年的淘洗后，回头观望，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事实上，那一刻，毛泽东谁都不相信了，包括许世友。但是，那个饭局是安排得非常恰当的。许世友的酒量，王洪文的哥们义气，特别设定的宴席，正是拖住时间、赢得生还机会的最好安排。
两个饭局，值得我们把玩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