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等“四人帮”集团主要成员讯问的过程中，我们多次来到对他们实施隔离的住处。那里背靠青山，林木环绕，鸟语花香，环境相当不错。

“四人帮”主要成员在这里的待遇也超出我们的想象。

他们每餐有一荤一素一汤；每星期发给二斤水果（苹果、梨、桃、橘子），喝两次奶粉冲的牛奶，吃一顿饺子，餐餐都供应大米饭和白馒头，任其自选，管饱。

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30元，约高于当时我们这些机关干部食堂伙食费两倍，加之地处农村，农产品和鱼肉鸡鸭价格都很便宜。

谈话前，我们先通过隔离房门上的小窗户，对他们做了一番观察。

不是秃子

江青的头发是墨黑墨黑的，很多，很浓，完全不是外面所流传的说她是个秃子，戴着假发；她的体态丰满，看上去只有50多岁，也不是像外界所流传的她在自己身上，这里用了橡皮垫子，那里用了橡皮垫子。社会上流言之不可信，虽则反映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江青的仇恨，但终归是不合乎实际的。

后来在一些聚会上，常有人因为得知我的这段历史，向我询问有关江青的情况，凡涉及到人身侮辱性的传闻，我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说明。我认为跟“四人帮”的斗争，是政治斗争，是严肃的事情，搞那些败坏对方的小动作没意思。

被隔离的江青用餐时，总是用瓷勺盛了米饭，再用筷子夹一箸荤菜，一箸素菜，盖在勺里的饭上面，大口大口地吞食，颇似上海饭馆里吃盖浇饭那样的吃法，且吃得非常香。后来在询问过程中，江青对我们说，她之所以要吃好养好，为的是跟我们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整个讯问谈话期间，和江青的交锋是比较多的，那情景难以淡忘。每次找她谈话时，她都要换上干净衣服，总是抱着一叠材料，拿着水杯。

到场后，先把材料放在左边，再把水杯放在右边，然后端坐在专门为她准备的瓷凳上面，用双手往后捋一捋头发，搓搓面颊，还以两手的食指用力地在鼻沟处挤一挤，稍稍仰起下巴，开口说：“开始吧。”仿佛是她在主持会议一样。然而每次都这样斯斯文文地开始，可说着说着就无理取闹起来。

初次交锋

最初见面时，江青见我们几个人衣冠寻常，也没有哼哼哈哈的官样腔调，就先向我们摆起谱，端起架子来：“你们要问‘文化大革命’的事么？告诉你们吧，我所参与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务；我所经历的，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政治生活，这些都是高级政治人物的活动。这些，你们能问么？敢问么？我说出来，你们敢听么？所有这一切，你们敢干预么？敢管么？敢么？敢么？敢么？”

我当时感到，一定要震慑住她的嚣张，以后的讯问才能顺利进行，便严词指出：“江青，我们是中央派来审查你这个案子的，这个问题首先你必须认识清楚。因此，有关你和你的同伙的一切罪行，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向我们交代。你不交代别人要交代，别人交代了就不算你的交代了。

凡是涉及到你们所犯罪行的一切事件，一切人物，所有情节，我们都有权利问，有权利听，有权利管。“她的气焰被压住了一阵，可过了一会儿又发起进攻：“毛主席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你怎么看？”

“林彪是你的好朋友吧，你跟他一起搞了文件，你还专门为他拍了假装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照片，你怎么说呢？”我们反问。

“我是反对林彪的！”她嗓门提高了。我们随即点出：“那是因为后来你们互相争夺权位！”她顿时语塞。

接着我们说：“按照你讲的，你总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你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

她急促地喘着大气，不服气地自言自语地说：“哼，这是毛主席说我的话，你们又用毛主席说我的话来整我！”

“我还是有朋友的，我还是有知心朋友的！”她又嚷嚷起来。我们问：“哪一个算得上你的知心朋友呢？”

她想想，撒泼耍赖说：“我不能告诉你们，告诉了你们，你们又可以去抓人啊！刽子手！”

虽然谈话时这种情况居多，但也不全是如此。

有时候江青会突然软下来对我们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你们打狗也得看主人啊！”其中含有乞怜的意味，当然也含有把责任往毛主席身上推的用意。

师生相见

尽管江青的态度恶劣，但审理领导小组还是尽最大努力，争取她能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

为此，几位审理领导小组的成员，如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30年代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李士英、曾汉周、于桑等人在我们陪同下，一起去看江青。

张启龙已经80多岁了，曾是延安时期高级党校一部主任。江青曾是党校的学员，张启龙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领导。见面时，张启龙要江青实事求是地认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坦白自己的问题。

不料江青马上蹦了起来，伸出拳头高呼：“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我就是要打倒你这个老走资派！”

她清楚张启龙的历史。他原来是湖南的一个小学教师，在秋收起义前参加革命，后参加朱德、陈毅在湘南领导的暴动，随之到井冈山，又经过长征到陕北，始终就给他定性为走资派。

我见江青近乎疯狂的举动，怕她伤害到老人，就吩咐看管人员：“马上把江青带下去。”几个女警卫战士随即把她押送回她的房间。

女警卫

说到女警卫战士，我们发现江青最记恨的就属李红了。她几次向我们提出要把李红从她身边调开。原因是李红威胁、谩骂过她。

我们经过调查，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有一天，江青对李红说：“搞修正主义，主要是你们上头的人搞的。至于你们下面的，是个执行的问题，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意见。”

继而她就开始诬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中央领导，说某某某“搞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那还不是修正主义吗？”

李红当即对她进行了反驳，并对江青说：“你现在首要的是老实交代罪行，好好改造自己。”

江青被激怒了：“我看你就是个参加天安门事件的小反革命分子。”

李红哪吃这一套，反斥江青：“你是流氓、叛徒、坏东西。”

这下把江青气急了，扑上来就要抓扯。李红也不示弱，顺手拿起一把大扫帚，喝道：“你敢再胡闹，我就把你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江青被李红横眉立目的样子震慑住了，忙改口说：“好了好了，我刚才是跟你说着玩的。我们有意见分歧，但还是好同志么。”

从那以后，江青再没和李红直接冲突，但背后反复向管理部门要求不要李红当值，说李红来她就不放风、不吃饭。但管理部门没理她那一套，当然，她也没因此而放弃了吃饭、放风。可得着机会，她便重提调开李红的事，我们也没有答应她。

遭遇“武斗”

除了胡搅蛮缠外，江青还常向我们告别人的状。一次她说起在隔离审查初期，曾对她搞了武斗。我们听闻后十分重视这件事，严肃地认真地进行了调查了解，查清了事情的真相：

那是在“四人帮”刚被隔离的时候。当时负责专案的人，组织原来在江青身边工作的秘书、警卫人员、医生、护士、厨师、司机等，对她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揭发批判。

当然，这些同志不可能揭露出江青等人犯下的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只是列举出她平日如何飞扬跋扈，压迫凌辱身边工作人员的劣迹。从未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江青忍不住了。当她的秘书刘玉真指责她往日的恶劣作风时，她伸手就打了刘一个耳光。

殊不知彼一时此一时也。过去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宽厚仁慈，谁家有困难，都给予关心和帮助。

江青当着主席的面，也不敢对工作人员耍威风；即便她是背着毛主席发淫威，工作人员们都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对他忍让、迁就。

而此刻，江青已变成了被揭发者，还动手打人，岂能容忍。大家群情激愤，便一拥而上，发生了与江青撕扯的情况。

批判者人多势众，江青孤家寡人，撕扯中肯定是要吃点亏的。

虽然事情的缘起是江青先动手打人，但动手终归违背党的一贯政策，我们遂视此为一个教训，以后不再开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会了。

为了查清问题，我们一次次地与江青面对面地交锋。依我看她当时是很愿意谈的，因为一个风光一时的人，突然与世隔绝，没人作她宣泄的对象，她很不习惯，很寂寥。

一般情况下，谈话时江青说什么话，我们都不打断她：她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我们也让她讲完，看她怎么歪曲、怎么颠倒的。只是对于我们已经充分掌握事实、掌握证据的问题，才在关键时刻点她一下，使她自感蒙骗不能得逞的难堪，自感狼狈。对她对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诬陷、谩骂，则严肃指出，用事实予以批驳，据理打掉她的侥幸心理。对她的挑拨，甚至意欲搞思想上的“策反”那一套，则给予回击。

江青这个人，从过去上海的十里洋场，帝国主义分子、冒险家的乐园熏陶出来，脸色善变。不论在讯问过程中她显得多凶，撒泼何等厉害，临到闹完了，她就恢复了平静，站立起来，一丝不苟地收拾起她带来的材料，夹在身上，端起水杯，向我们一鞠躬，面露微笑地道一声“谢谢”，才转身离去。

（注：口述者汪文风，时任中纪委委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