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临死之时为何检举江青

1975年秋，重病在身的康生，已经感到自己将不久于离开人世，中央一些领导也知道康生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体状况，相继去医院探望。

一天，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党组成员唐闻生，去看望康生，康生给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有重要情况托她俩转告毛主席。康生说：“江青是叛徒，知情者，可找王观澜（徐明清的丈夫）”。

虽然王海容和唐闻生与康生相比，她们只能是晚辈之晚辈。但她俩毕竟是时常与高层打交道，又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高层的关系处理，不说精到，至少谙熟。听康生这样一说，自然知道江青是什么人，有着什么地位，不说她是政治局委员，她还是毛主席的夫人呀，此事非同小可，不是儿戏。况且，此时的康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为什么不说给他的秘书听，让他的秘书转告或形成文字材料，转呈给毛主席，而要托我们两个年轻人去办？
况且王观澜与王海容和她的父亲都是故交，岂不把他也牵连进去吗？王海容和唐闻生听了康生的话，没有反驳，自然也没有承诺要给他转告毛泽东。

不过，对于康生说“江青是叛徒”，难道真是捕风捉影吗？

难道1934年9月，江青在曹家渡被捕入狱，留下什么把柄在康生手中。当今流传江青与戴笠的一张合影照，如果江青与戴笠拍的这张照片真实存在，是不是戴笠在江青被捕时要挟江青同他拍照的？戴笠设计拍这张照片，就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从拍摄角度和图像反映看，江青笑的的确有些勉强。那吗如果戴笠和江青的这张合影照片是真实存在，那一定是戴笠利用江青出狱，放长线钓大鱼，目的是让江青到延安后，深藏中共要害部门，可以用来要挟她, 成为戴笠手中的一张牌。

当然，这会有人说，江青已经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结婚了，为什么没有发现启用江青，为戴笠对中共的情报战服务？

江青是1937年7月到延安，她与毛泽东结婚是1938年11月20日，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也许此时的戴笠还用不着江青这张牌，也没有用上这张王牌。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了，戴笠应该使用他手中的这张王牌了。可是，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死亡，这张王牌就永远沉溺了。江青不是没有投入戴笠所赋予的使命，也说得通吧!

康生在延安就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情报部部长，如果真有这张照片，康生是有可能知道，也有可能得到的，也许当年康生就将江青和戴笠的这张合影搞到手中，成为康生手中要挟江青的王牌。不过康生和江青、林彪野心一致，关系融洽，一直没有打出江青这张王牌。

直到文革晚期，林彪摔死了，康生与江青的权力纷争已经到了存亡之际，但康生的身体又不争气。康生肯定知道，这张照片是江青心中永远的阴影，文革中她最怕的就是这张照片曝光, 为了保护这个绝对不能被揭露的秘密，也许有人已经成为她的牺牲品。因此，康生痛下决心，放弃后人对他人品的口诛笔伐，才将江青推到光天化日之下来，致江青政治生命于死地，这也是可能的。

徐明清被捕与平反

“文革”中，徐明清因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坐过牢，被列为审查对象。1972年，被定为“叛徒”，开除出党。她多次向上级反映实情，都被指斥为态度不老实。

徐明清因在上海和西安时曾经热心帮助过江青，并带她回自己家乡疗养好了江青的肺结核病，她想“自己被捕以后的表现组织上是了解的，也是组织上营救我出狱的。”就把这些情况分别三次写信给江青，希望得到她的证实和申辩以推倒不实之词。不料信去后如石沉大海，这顶“叛徒” 帽子便一直戴了下去，始终过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1976年10月，刚刚粉碎“四人帮”的第四天，中央专案组在整理江青的档案时，发现有一份延安时期徐明清为江青写的关于她被捕的证明材料，据此怀疑徐明清与江青关系密切，徐明清当天被捕，秘密关押秦城监狱。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王海容乃至父辈都是毛泽东亲缘故交，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她也知道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已经被捕，她便把康生给她和唐闻生说：“江青是叛徒，要她俩向毛主席转告”以及王观澜知道江青叛变的事情，给中央专案组说了，引起了中央专案组重新审查徐明清案。

1979年4月，徐明清被无罪释放，走出秦城监狱，中共中央为她彻底平反，撤销其叛徒罪名，澄清她与江青的关系，恢复了党籍和行政10级，享受正部级医疗待遇，彻底为她名誉。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原农业部副部长王观澜患病去世前，胡耀邦总书记曾亲自到医院看望，他拉着徐明清的手对她说：“不要难过，这几年你受苦了！”徐明清与胡耀邦同志紧紧握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徐明清也把江青与她的关系与江青如何去延安的情况整理材料，交给中央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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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博古批准江青去延安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俞启威(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

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也不写“李云鹤”，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

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也许，大家没有想到江青另改其名，还有另一层特别的意义，那就是想撇开她在延安以外留下的臭名声。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1938年11月20日，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被邀参加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宴，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李富春、罗瑞卿等人。唯独当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没有在毛泽东的邀请之列，原因是张闻天向毛泽东转达了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不同意他和江青结婚，况且毛泽东还没有与在苏联的妻子贺子珍离婚。

（文章参考：《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毛泽东与江青》、《江青传》等编辑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