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臨死之時為何檢舉江青

1975年秋，重病在身的康生，已經感到自己將不久於離開人世，中央一些領導也知道康生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體狀況，相繼去醫院探望。

一天，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黨組成員唐聞生，去看望康生，康生給王海容和唐聞生說，有重要情況托她倆轉告毛主席。康生說：“江青是叛徒，知情者，可找王觀瀾（徐明清的丈夫）”。

雖然王海容和唐聞生與康生相比，她們只能是晚輩之晚輩。但她倆畢竟是時常與高層打交道，又都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對高層的關係處理，不說精到，至少諳熟。聽康生這樣一說，自然知道江青是什麼人，有着什麼地位，不說她是政治局委員，她還是毛主席的夫人呀，此事非同小可，不是兒戲。況且，此時的康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他為什麼不說給他的秘書聽，讓他的秘書轉告或形成文字材料，轉呈給毛主席，而要托我們兩個年輕人去辦？
況且王觀瀾與王海容和她的父親都是故交，豈不把他也牽連進去嗎？王海容和唐聞生聽了康生的話，沒有反駁，自然也沒有承諾要給他轉告毛澤東。

不過，對於康生說“江青是叛徒”，難道真是捕風捉影嗎？

難道1934年9月，江青在曹家渡被捕入獄，留下什麼把柄在康生手中。當今流傳江青與戴笠的一張合影照，如果江青與戴笠拍的這張照片真實存在，是不是戴笠在江青被捕時要挾江青同他拍照的？戴笠設計拍這張照片，就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從拍攝角度和圖像反映看，江青笑的的確有些勉強。那嗎如果戴笠和江青的這張合影照片是真實存在，那一定是戴笠利用江青出獄，放長線釣大魚，目的是讓江青到延安後，深藏中共要害部門，可以用來要挾她, 成為戴笠手中的一張牌。

當然，這會有人說，江青已經與中共的最高領導人結婚了，為什麼沒有發現啟用江青，為戴笠對中共的情報戰服務？

江青是1937年7月到延安，她與毛澤東結婚是1938年11月20日，這正是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一致對外。也許此時的戴笠還用不着江青這張牌，也沒有用上這張王牌。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了，戴笠應該使用他手中的這張王牌了。可是，1946年3月17日，戴笠墜機死亡，這張王牌就永遠沉溺了。江青不是沒有投入戴笠所賦予的使命，也說得通吧!

康生在延安就是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情報部部長，如果真有這張照片，康生是有可能知道，也有可能得到的，也許當年康生就將江青和戴笠的這張合影搞到手中，成為康生手中要挾江青的王牌。不過康生和江青、林彪野心一致，關係融洽，一直沒有打出江青這張王牌。

直到文革晚期，林彪摔死了，康生與江青的權力紛爭已經到了存亡之際，但康生的身體又不爭氣。康生肯定知道，這張照片是江青心中永遠的陰影，文革中她最怕的就是這張照片曝光, 為了保護這個絕對不能被揭露的秘密，也許有人已經成為她的犧牲品。因此，康生痛下決心，放棄後人對他人品的口誅筆伐，才將江青推到光天化日之下來，致江青政治生命於死地，這也是可能的。

徐明清被捕與平反

“文革”中，徐明清因在上海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坐過牢，被列為審查對象。1972年，被定為“叛徒”，開除出黨。她多次向上級反映實情，都被指斥為態度不老實。

徐明清因在上海和西安時曾經熱心幫助過江青，並帶她回自己家鄉療養好了江青的肺結核病，她想“自己被捕以後的表現組織上是了解的，也是組織上營救我出獄的。”就把這些情況分別三次寫信給江青，希望得到她的證實和申辯以推倒不實之詞。不料信去後如石沉大海，這頂“叛徒” 帽子便一直戴了下去，始終過着挨斗、受批的生活。

1976年10月，剛剛粉碎“四人幫”的第四天，中央專案組在整理江青的檔案時，發現有一份延安時期徐明清為江青寫的關於她被捕的證明材料，據此懷疑徐明清與江青關係密切，徐明清當天被捕，秘密關押秦城監獄。

粉碎“四人幫”後，由於王海容乃至父輩都是毛澤東親緣故交，沒有受到什麼衝擊，她也知道王觀瀾的妻子徐明清已經被捕，她便把康生給她和唐聞生說：“江青是叛徒，要她倆向毛主席轉告”以及王觀瀾知道江青叛變的事情，給中央專案組說了，引起了中央專案組重新審查徐明清案。

1979年4月，徐明清被無罪釋放，走出秦城監獄，中共中央為她徹底平反，撤銷其叛徒罪名，澄清她與江青的關係，恢復了黨籍和行政10級，享受正部級醫療待遇，徹底為她名譽。

1982年，在徐明清的丈夫，原農業部副部長王觀瀾患病去世前，胡耀邦總書記曾親自到醫院看望，他拉着徐明清的手對她說：“不要難過，這幾年你受苦了！”徐明清與胡耀邦同志緊緊握手，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後來，徐明清也把江青與她的關係與江青如何去延安的情況整理材料，交給中央專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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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敬從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諾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倫·斯諾)同行的。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黃敬就結識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那時他和組織還沒有恢復聯繫，在北大讀書，但他是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諾的注意。他曾誇讚黃敬：“北大有個好青年俞大衛。”這個俞大衛，就是黃敬。

斯諾在1936年6月進入陝北採訪，住了4個月，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斯諾的陝北之行，是通過宋慶齡安排的，黃敬從中也出了力。斯諾夫人也希望訪問延安，以寫作《續西行漫記》。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黃敬直接安排的。

黃敬對斯諾夫人說，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次會議，規模很大，屆時，中共的領導人都會到場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趕上這個機會，就能見到所有的領導人。而這些領導人平時都被封鎖線隔離，相距甚遠，能聚會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諾夫人便在黃敬和王福時(東北大學校長之子，擔任斯諾夫人的翻譯)的陪同下，從北平坐火車前往西安。到達西安後，4月23日，斯諾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開國民黨特務的日夜監視，和黃敬悄然離開西安。4月30日，他們抵達延安。5月2日，蘇區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5月20日，黃敬離開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來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會有什麼別的動因，想不到竟是黃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給了她不小的影響。

博古批准江青去延安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況和要求向八路軍辦事處的危拱之作了匯報。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帶到辦事處談談。於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輛黃包車，去了設在西安七賢莊的八路軍辦事處。

她倆到了辦事處後，徐明清看到鄧穎超大姐正在這裡辦公，便把江青介紹給鄧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遞上了她的“影集”，鄧穎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說：“你就是上海電影界的明星藍苹啊！”

接着鄧穎超說：“這事由博古(秦邦憲)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們先把影集留下，過兩天再來吧。”

過了兩天，江青單獨去了一趟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傍晚回來時，她告訴徐明清說：“博古同志跟我進行了一次長談，我把自己的情況向他仔細匯報了。我提到了俞啟威(黃敬)，他便答應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黃包車來到幼稚園，她欣喜地對徐明清說：“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據江青自己後來說，她是搭乘一輛運米的卡車從西安出發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幾天，無法通車，只得改為騎馬，十分艱難地到達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趕巧的是，她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裡開會。

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後來回憶，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會議結束，經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紹，江青認識了葉子龍。

後來，江青見毛澤東也是朱仲芷介紹的。葉子龍還回憶說，中央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時，江青就是搭乘毛澤東坐的那輛卡車進入了延安。不過毛澤東坐在駕駛室，江青是坐在後面的車廂里。

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暫住，登記時，她不再寫“藍苹”，也不寫“李雲鶴”，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為自己起的一個新名字“江青”。

有人分析其含義有二，一為“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二為出自唐代古詩：“江上數峰青”。也許，大家沒有想到江青另改其名，還有另一層特別的意義，那就是想撇開她在延安以外留下的臭名聲。

到延安後的第二天，朱仲芷帶着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在院子裡同她們談了話。這次是江青和毛澤東第一次正式見面。

1938年11月20日，徐明清和丈夫王觀瀾被邀參加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宴，一起被邀請的還有李富春、羅瑞卿等人。唯獨當時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沒有在毛澤東的邀請之列，原因是張聞天向毛澤東轉達了中央許多領導同志不同意他和江青結婚，況且毛澤東還沒有與在蘇聯的妻子賀子珍離婚。

（文章參考：《十位歷史見證人的親歷實錄》中共黨史出版社、《毛澤東與江青》、《江青傳》等編輯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