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作家左琴科的《列宁与卫兵》红色经典，应该仅此一篇列宁的故事了：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一天早晨，朝阳透过薄雾，把金色的光辉洒在高大的斯莫尔尼宫上。
人民委员会就设在斯莫尔尼宫，在门前站岗的是新战士洛班诺夫。班长叮嘱他说：“洛班诺夫同志，你今天第一次站岗。到这里来的人很多，你的任务是检查他们的通行证。列宁同志要来这里开会，你千万不能让坏人混进来！”
“是，班长同志。”洛班诺夫行了个军礼，“我以革命的名义保证，一定为列宁同志站好岗！”
太阳越升越高，到斯莫尔尼宫开会和办事的人真多，有工人，有士兵，有农民，还有学生。洛班诺夫认真地检查了他们的通行证。
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在考虑什么问题。
“同志，您的通行证？”洛班诺夫拦住了他。
“噢，通行证，我就拿。”列宁急忙把手伸进衣兜里拿通行证。
一位来开会的同志看到洛班诺夫拦住了列宁查通行证，就生气地嚷起来：“放行吧，放行吧！他是列宁！”
“对不起。”洛班诺夫严肃地说，“我没有见过列宁。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
列宁把通行证交给洛班诺夫。洛班诺夫接过来一看，果然是列宁同志，他非常不安，举手行礼说：“列宁同志，请原谅，我耽误了你的时间。”
列宁握住这位年轻战士的手，高兴地说：“你做的很对，小伙子！你对工作很负责任。谢谢！”
他又回过头来对旁边那位同志说：“你不该责备他。我们就需要这样认真负责的好战士。革命纪律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我也不能例外。”
“革命导师列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语文老师谆谆教导。
“洛班诺夫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英语老师强调再三。
结果，同学们一致认为，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的号召，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嘛。其实，革命导师列宁和洛班诺夫同志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呢。您看，红色少年的政治觉悟不低吧？
可稍长以后，读到司马迁《史记·李将军列传》中“霸陵醉尉”的故事，再想起当初的那番觉悟，却又不免有些“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了：
广家与故颖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徒右北平，死，于是天子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且试译如下：（李广将军出雁门关进攻匈奴不利，不幸被俘，于押解途中侥幸逃脱，按汉律当斩，李广尽管用钱物赎回了自己的死罪，但还是因此被削职为民。）李广与已故颖阴侯灌婴的孙子灌强一起、隐居在兰田，常去终南山射猎。转眼间李广已闲居了数年。一天夜晚，李广带领一名仆从骑马外出，与人在田野夜饮。回来时行至霸陵亭，正值霸陵尉也喝高了点，大声地喝斥李广，禁止其通行。李广的仆从上前求情：“这位可是前任的李将军哪。” 没料到霸陵醉尉一脸的义正严辞：“连现任将军此刻尚且都不许通行，何况是前任将军呢？！”李广无奈，当夜只能忍气吞声、宿于霸陵亭下。不久，匈奴入侵，杀死辽了西太守，击败了韩安国将军所部，韩将军因此被调离右北平。汉武帝召见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随即请求调那位霸陵尉一同赴任，可霸陵尉到军中不久，李广就把他给“做”了。
“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的南宋词人辛弃疾，作词喜欢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每每“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慨。”然以其《八声甘州》中的慨叹而论，怕是多少有些“莫须有”呢：“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霸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
——这位汉武帝的洛班诺夫、严守职责的霸陵尉又何罪之有呢？只是他后来身首异处的下场，多少给后人提了个醒：洛班诺夫固然是个好榜样，但效仿起来却常有诸多不便呢，搞得不好，吃饭的家伙都会弄丢的。当然，一意及锋而试者，从来也不乏其人，后来的成为共和国大将的罗瑞卿，其为人刚正不阿处，似乎丝毫也不肯逊与前贤的。
孙国先生在《党史博采》上曾撰文回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警卫突然发现一位中年女士旁若无人地直往里闯。由于这个入口处直通天安门观礼台，而她既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因此，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拦住，当场盘问起来。哪知此人不仅不接受盘问，反而责备起警卫来。
“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来的这个人是江青，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生活秘书。然而警卫并不认识她，再说即便认识，按照规定，警卫也不能擅自放行。
江青见哨兵不让她进，就和哨兵吵起来，警卫连忙向上汇报，一直汇报到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只说了4个字：“照章办事！”
为了保证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开国大典的警卫要求第一条就规定，不论是谁，不论职务多高，没有证件一律不准进。罗部长的话很快传到入口处。有尚方宝剑，警卫再也不去理会江青，把她晾在一边，更不让她进。江青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难怪后人翻遍了所有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也一直未能寻见主席夫人当时的芳踪呢。
好一个“照章办事！”虽寥寥数语，然百年之后读之，仍掷地有声，令人敬仰啊！不忙，还有绝的呢：
1965年5月，解放军取消了军衔制，官兵一律佩戴红五星帽徽和全红领章。某日，江青对罗瑞卿说：“我对军队很有感情，新发军装给我也发一套吧。”罗瑞卿考虑再三，终觉江青并非军人，不宜穿军装，故嘱有关部门只发一套军装，不发领章帽徽。对第一夫人尚且如此不肯苟且，罗瑞卿的刚直正不阿，绝非虚名。
吴东峰先生对罗瑞卿的工作作风曾有一评：
有人给邓小平送礼，邓小平曰：“礼照收，事不办。”
有人给周恩来送礼，周恩来曰：“礼可收，要付钱。”
有人给罗瑞卿将军送礼，将军回话曰：“礼退回，人处分。”
作者虽谓“据云”，但罗氏为人的狷介、耿直，由此“据云”也可见略窥一斑。
比毛泽东年轻13岁、但较老人家还高出一头的罗瑞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时，曾遭“资历甚浅”、“战功不著”的质疑，
据说同为大将的徐海东就颇不以为然，
授衔后，其后部下来贺，这位当年被蒋中正称为“文明的一大害”、却被毛泽东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红色窑工”却愤愤不平、牢骚满腹：“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子（徐海东一贯称自己是老子，军中闻名）身上15个洞，也才换来四个星，人家不费劲就拿下了。
‘杨罗耿’以杨为首，可杨得志才是个上将，没听说政委比司令大的！他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有个屁用！”
所幸毛泽东可不这么看，他老人家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罗长子我知道嘛，大将军衔，当之无愧！”
主席当年曾经自谦：“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徐海东大将怕是应当在学习上来一番恶补了呢。
不错，当年的“杨罗耿”固然是以司令杨得志为首，可罗政委的军中资历，实在也非等闲呀。
1947年6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了便于机动作战，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在晋察冀军区领导之下，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司令员做大会发言是这般表态的：“中央让罗瑞卿同志做我们的政委，罗政委在当师长时，我还是通信班长呢，以后我们都要按照老政委说的去做。”可见杨司令对罗政委应该是心悦诚服的。
清风店鏖战、石家庄、太原城攻坚，两人联手后好戏连台嘛，若将相不和，焉能如此？
至于“一碗红烧肉”的故事，似乎也不能当做贬低罗大将的理由：1933年，罗瑞卿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红军中有福建籍的战士不少，吃不惯辣椒，偏偏有一次部队改善伙食时，炊事员做了红烧肉，因为绝大多数战士来自湖南、湖北和江西，所以就在红烧肉放了很多辣椒，如此，福建的战士就有了情绪，两湖和江西的战士就觉得福建的战士多事，双方就此吵了起来，罗瑞卿知道后，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把大家找来谈心，大家决定下次再做红烧肉的时候，把一盆辣椒放在一边即可，谁愿意吃就吃，这样皆大欢喜，很轻松就化解了矛盾。
毛泽东知道后，连夸罗瑞卿是个好管家。您可别小看这一碗红烧肉的做法哦，它倒是不折不扣地贯彻了红军平等、民主的先进政治理念，当年红军之所以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在多赖于此呢。连一再围剿“赤匪”的蒋总裁，后来不也如梦方醒，祭起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法宝么？
与诸帅及其他诸大将相比，若论党内资历与军功，罗瑞卿或有不及之处，但他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骨干干部，其与主席的渊源之深，是很多将军所无法比拟的。
早在1930年初，罗瑞卿担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时侯，毛泽东就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搞调查研究了。红军时期，大家就都知道毛泽东的身边有六大“名人”：“二罗”、“二肖”（肖克、肖劲光）与“二谭”（谭震林、谭政），罗瑞卿即“二罗”中的小罗，大罗则为后来的元帅罗荣桓。如从1929年相识算起，毛、罗两人的友谊，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用罗瑞卿自己的话说，他与主席的关系，“那是弹打不飞，棒打不散的。”
可能也正是由于自己与毛、林渊源太深的缘故，加之自身又精明强悍、勇于任事而雷厉风行，罗瑞卿在同僚中常有一种鹤立鸡群般的优越感。在抗大当教育长，毛泽东誉其为“共产党的邓演达”，而抗大子弟则尊其为“恽代英第二”。仪表堂堂、口才出众的罗瑞卿，随着“抗大抗大”的“越抗越大”，还有他在军中的地位与声望也在日益水涨船高。此时的罗瑞卿，虽已是一尊能服众神的金刚，但也不免也会令众人敬而远之。
林彪率115师出征以后，罗瑞卿担任起抗大副校长之职，其生活的特殊化就曾招致遭众人非议。当毛泽东来抗大座谈时，张爱萍等人就曾发过不少牢骚，说罗太特殊了，他的马料费居然比教员的伙食费都高，平时在生活上对别人动则训斥，可自己经常往女生队跑，马掌为此都换了几副。
当然，张爱萍等只看到了罗瑞卿多换了几副马掌，他们咋就没看到罗瑞卿还能奉献出一本令毛泽东都称善不已的《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呢？
毛泽东当时曾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几字赠罗，可见其对这位精力充沛、头脑灵活的“罗长子”的短长，实在是了然于胸的。
据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回忆，罗大将终生似乎都为“水清”、“水浊”困扰不已，颇类《红楼梦》里“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的妙玉之苦：“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唉，一部红楼，岂可仅做风月宝鉴观？
罗瑞卿在少年时代，曾肄业于县立南充中学，后来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被编为黄埔第六期，但他在军校接受正规军事、政治训练的时间，满打满算也不过半年，此后即投身于革命大业、跟随毛主席掀天揭地去也。可是看此后罗大将军的人生作为，叫人哪敢相信他当初所受的学校教育竟如此贫乏？每念及此，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除了其过人的天赋之外，对于那个时代教育的高质、高效，也不能不叹为观止。
须知，即便是正规黄埔四期毕业的林彪元帅，在校学习的时间也不过才一年哪！真叫那些白首腐儒羞愧难呢！
辛亥时曾与孙中山并称“孙黄”的黄兴，年轻时曾留下著名的笔铭：“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
1916年黄兴病逝于上海时，章太炎誉挽之曰：“无公乃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时势造英雄。”看来端的如此！无怪乎唐德刚先生老是念叨“形势比人强哪。”
大将罗瑞卿：自断此生休问天
在十大将中，若论冲锋陷阵、斩将夺旗的本领，罗瑞卿或许不敌徐海东，但欲治军行政、调理中枢，则以罗氏之才，也就不遑多让了。职业军人与政治家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就象巴顿将军与乔治·马歇尔不能同日而语一般。
1965 年11 月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就此点燃。时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居然与《人民日报》同气相求，十多天内都未在军报转载。对刘、邓而言，一旦支持姚文，无异于自献降表，此后一切就无话可说了。因此，罗瑞卿明知抗不过，也不能不抗哪！直到主席另起炉灶、欲出单行本来推动姚文的发行，罗瑞卿此时再抗已无任何实际意义了，不如做个高姿态，与《人民日报》再次约定，于11 月29 日同时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但罗瑞卿、彭真的这点猫腻哪能忽悠过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如炬目光呢？降书一递，“文革”导火索甫一点燃，刘、邓阵营立马就折了四员大将：“彭罗陆杨”。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转眼间外围没了，整个成了根光杆，剩下的事情，只有面壁思过、等着做深刻的检查了。怎么样？人是该活到老学到老吧？姜，毕竟还是老的辣呀！
1978年，为冲破“英明领袖”华主席“两个凡是”的壁垒，《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论，一时议论蜂起，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观望者甚众。此时复出后重任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阅后即拍案叫绝：“此文甚好，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并指示《解放军报》立即组织编发评论员文章，予以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无疑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否则，就算“恕你无罪”吧，国人怕是也不敢“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大一点”的。
仅此两文的一拒一顶，足见罗瑞卿政治眼光之深邃、敏锐，远非一般的丘八可以望其项背。据说罗瑞卿少年时曾春游至郊外一古庙，见庙内卧佛，便脱口吟出四句打油诗来：“一觉睡得好，万事皆罢了。我想同你睡，大事没人搞。”何谓大事呢？朋友，罗瑞卿这一拒一顶，就是大事呀！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其实，若真的没有秀才，那造反怕是百年都难成哟。世人皆谓罗荣桓为政治元帅，谭政为政治大将，岂不知在政治的风口浪尖，罗大将交出的答卷，往往一样也是可圈可点呢。难怪1978年8月，罗瑞卿为疗残腿猝死西德波恩之后，直到次年的一月，中央才勉强让耿飙将军来接替罗的军委秘书长职位——自古都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当罗瑞卿的棺木抬下飞机时，邓小平上前抚棺与之痛别：“不幸啊，太不幸了！怎么会这样呢？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走了！”
1965年秋天，林彪曾告诉陶铸：“1960年，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当时林彪此语一出，对罗瑞卿而言无异于灭顶之灾，但若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林的评价，无疑是罗瑞卿大将生平又一夺目的闪光点。就一己私情而论，罗瑞卿无疑是毛泽东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在长达半个世纪并肩奋斗的岁月里，无论什么样的风风雨雨，他都始终忠于毛泽东，是公认的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信赖与倚重可谓溢于言表。罗瑞卿对主席的忠诚，在徐海东眼里，有时甚至到了迹近献媚的程度，这大概也是老徐对他颇不以为然的原因之一吧？因此，“文革”前毛泽东的一些左的错误，罗瑞卿自然也少不了与有力焉，甚至是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如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对“彭黄张周”的猛烈批判，这也是毋须讳言的。然而，罗瑞卿的可贵处在于他后来的觉醒，当他渐渐觉悟到毛泽东“左”的错误给中国所带来的怎样严重的灾难之后，至少，在政治理念上，他与自己的恩师毛泽东就渐行渐远了：
1961年，七千人大会前夕，林彪曾委托罗瑞卿组建一个班子给他写发言稿，叶群建议罗瑞卿加上“毛泽东个人天才”的内容，罗瑞卿不同意，事后，林彪也没有用罗的稿子，而是自己另外写了一个，在大会上刚刚念罢，毛泽东就带头鼓掌了，会后毛泽东还亲笔加上了评语：
“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发给全党干部学习，我党多年不见如此有份量的文章，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在这个令毛忍不住为之高声喝彩的讲话中，有林彪元帅如下卓尔不群的心得体会：“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到底是元帅，论其政治手腕，又比大将活脱脱高出几个段位来。
后来在武汉梅园，毛泽东私下曾问罗瑞卿：“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来？”
罗瑞卿老老实实回答：“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不要被假马克思主义骗了。”
这无疑是毛泽东已经很反感罗瑞卿的强烈信号了，罗瑞卿此时倘能悬崖勒马，回首也许还能是“岸”，但是大将毅然有回头。
1962年，李先念曾对罗瑞卿说：“主席这个人很伟大，比张国焘伟大十倍都不止，在军事上我对主席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政治上谁也没有主席目光远大，可是，主席经济上就不那么在行，不如少奇和总理、小平他们。”李先念能够和罗瑞卿如此推心置腹，罗瑞卿当时对毛泽东的态度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蒋中正说：吾人所争，不在个人义气，而在“民主义”在中国之实行。国名党人尚且如此，何况咱共产党员呢？终于，在1965年12月的召开的那个既非政治局会议、也非书记处会议，更不是军委会议的所谓“上海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不惜壮士断腕，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等罪名，断然将罗瑞卿拿下。在1966年3月4日至17日召开的有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以及公安部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对罗瑞卿的声讨进一步升级到“篡军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大将蒙难，悲愤难言，3月18日，罗瑞卿从自家三层洋楼的平台上纵身跃下，左腿就此终身致残。一生长身剑立的大将罗瑞卿，从此不复挺立也。
据时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李雪峰回忆，当彭真告诉会议中毛泽东罗瑞卿跳楼把腿摔坏了的消息时，主席问：“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真没出息！”
正如吴法宪上将后来在其回忆录《岁月艰难》中一再感慨的那样：“寒心哪！”——“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千年以还，做此悲歌浩叹的又岂止武穆一人？
1973年11月 ，“真没出息”的罗瑞卿被解除监禁 ，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罗点点回忆：
有一天，爸爸指着走廊的另一端一间门前也摆着屏风，也坐着一个卫兵的病房，悄悄问我：“那里面关着谁？”我说：“听说是彭德怀。” 爸爸说：“一起关了这么久，原来是他。”
过了几天，爸爸在一次走廊散步之后颇有些伤感地对我说：“不应该八我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还是做过几件反对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么来和他比？”
忽忆起曾读过的一个前苏联笑话：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政治犯，罪名自然都是“反革命”。某日，互相问起彼此定罪原由。第一个说：“我的罪状是反对彼得罗维奇。”第二个说：“我的是支持彼得罗维奇。”第三个说：“我就是彼得罗维奇。”总感觉历史的吊诡处，真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1974年，监禁了近7年之久的罗瑞卿一旦恢复自由，还是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让司机把车开得很慢，当车子缓缓通过天安门时，自己艰难地从座位上欠起身子，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
1976年9月18日，在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上，天安门广场百万与会吊唁的群众中，罗瑞卿拄着双拐，和所有的人一样在烈日下肃立了一个多小时，整个过程，罗瑞卿泪流满面，像个孩子一样痛哭失声，最终导致冠心病复发，住进了301医院。。
这是大丈夫彼此间几十年的坦荡恩怨，岂只是一个“对”或“错”字可以了得？
1956年3月5日，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画像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下注“红色中国的警察头子罗瑞卿”（RED CHINA’S POLICE BOSS LO JUICHING）在他的画像背后，是一个硕大的血手印，介绍罗瑞卿的文章标题是非常耸人听闻的“恐怖的高潮”。那时韩战的硝烟散去未久，中美两国正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难说是客观、公正的。但即使从当年的敌手不乏诬蔑之词的评价中，我们也依然能感受得到当初在新生的人名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强大威力。 1978年8月12日，在罗瑞卿的追悼大会上，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评价罗瑞卿是“是为人民所热爱、为敌人所惧怕的祖国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忠诚保卫者。”得此盖棺论定，罗瑞卿当可笑慰九泉了。
其实，在建国初期“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疾风暴雨式的阶级大搏杀中，罗瑞卿的内心也并不安宁，那个时代出生的小女儿，是由林巧稚大夫亲手接生的仅妊娠七个月的一个早产儿，因为太小，所以才叫“罗点点”。就是她，长大后为读者奉献了《点点记忆》及《红色家庭档案》，让人们透过一个红色家庭的神秘帷幕，能更深入地探寻那个时代政治运动的波谲云诡。
1949年10月，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部长时才43岁，正可谓风华正茂，英姿勃发。罗瑞卿一直是位习惯“大拿”的领导，几十年的风雨历练，使他有这个魄力，也有这个手段。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凡事都学苏联，唯独在公安部，苏联顾问门可罗雀，罗瑞卿就敢顶住一切外来压力，坚决不让苏联人过问公安工作，他多次公开表态：“我们的公安部不是苏联的‘格伯乌’（内务部）。”现在五十五岁以上的人们，大多还能记起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平静与祥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罗瑞卿部长卓有成效的领导。
有一年，罗瑞卿下基层视察工作，当地的公安部门负责人向他汇报：“我们这里很好，没有出什么大事，也就是工人丢了自行车、小孩被车撞了一下，还有几场小火灾。”
罗瑞卿当场就扳起了脸质问：“工人一年收入是多少？买一辆自行车等于全家最大的奢侈品了，丢了还不心疼死？你还说是小事？小孩被车撞了，是伤残了还是治好了？人命关天能是小事？封建王朝都讲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们新社会如果还让工人的自行车随便的丢了，小孩子走在马路上随便的被车撞了，我们算是哪门子的社会主义？你我还配叫公安人员吗？”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也许，就冲着对那个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平静与祥和的怀念，我们不能不深切缅怀这位“磨难虽多心无瑕”的共和国大将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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