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
作者：王素萍

第39节　被捕入狱

   晨更工学团在小金更村再次复兴之后不久，即1934年5月，徐明清接到了李云鹤从北平寄来的信，她说：“我和小俞来北平后，在沙滩租了一间最便宜的公寓。现在我俩只靠姐

   姐俞珊每月寄点钱维持生活，非常艰难。我想叫小俞一人留下继续设法求学深造，我自己仍打算回上海和您在一起工作……”

   徐明清立即同意了她的请求。当月，李云鹤就回到上海。这次回来后，李云鹤住在小沙渡路基督教女青年会中。徐明清派她教高级补习班文化课。此外，她还由陈企霞和王东放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兼职作些团的工作。孙达生是教联党组织的负责人，对李云鹤的工作表现很满意。他觉得李云鹤当时生活朴素，工作积极，教唱歌教排戏认真努力，和同志们也能打成一片。因此，打算考验她一段时间，正式吸收她入党。

   1934年9月初，党组织刚刚讨论了孙达生的建议，并找李云鹤谈了话。正准备报上级党委批准时，李云鹤突然被捕入狱。

   9月中旬，李云鹤为了筹备一次在女工学校举行的演出活动，邀请她在青岛时就认识的朋友阿乐为她们拉小提琴伴奏，阿乐此时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团中央工作。他们约好了在兆丰公园会面，不料，来公园前阿乐已被特务盯梢。他们见面之后，阿乐从正门出去，进了租界地，李云鹤却从北门出来，到了曹家渡。当即被特务架走，关进上海市警察局。

   李云鹤入狱后，表面上强装镇静，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中非常恐慌。她最

   怕受刑，自己原本细皮嫩肉的，万一破了相，将来就没法当演员了。坐在牢房中，她绞尽脑汁想对策，打定主意只要能少受皮肉之苦，决不顶撞他们。

   第一次审讯她的是上海特区审讯组的特务赵耀珊。此人虎背熊腰，又黑又高，人称“黑大个儿”，令人望而生畏。他提审李云鹤时，先是死死地盯着她看，什么话也不说。正当她不知该如何是好时，黑大哥儿猛然间一个巴掌朝她打过去，李云鹤立刻眼冒金花，踉踉跄跄差点儿摔倒在地。

   这时，另一名操四川口音的人则在一旁好声劝她道：“其实，有什么说出来就没事儿了，不说呢，我们也全知道，不然不会平白无故捉你的，何苦挨顿打呢？我们知道你不叫李鹤，真名是什么，还不快说。”

   李云鹤一听，心跳不止：“我叫李鹤，小名叫李进孩。”

   “混蛋！撒谎！”黑大个儿又吼叫起来，“你别把我们当傻瓜，你叫李云鹤！对不对？

   你究竟说是不说？我们这里可有老虎凳，要不要你先尝尝它的味道？李小姐。”

   操四川口音的人又在一边温和地说：“李小姐别怕，只要把你知道的全说了，保你没事儿！”

   赵耀珊说：“别对她那么客气！李云鹤，告诉你，这里的滋味儿尝够了，还要送你去龙

   华呢！龙华是什么地方，侬晓得fei？在那里，一颗子弹就叫侬上西天啦，你可要识相点儿……”

   李云鹤吓得哭起来：“弟兄们哪，我可真是什么也不知道哇！我是个穷教书的，到上海来，只为能混碗饭吃呀！你们究竟想要我说什么？”

   审讯人彼此相视一笑。

   特务们只是跟踪阿乐意外地撞上了她，此时，只不过是想吓吓她，看能不能获得点情况。

   李云鹤因为害怕只好说出自己是晨更工学团女工学校的教师，也承认自己思想左倾。提到晨更工学团，特务们就知道多少有些沾边了。黑大个儿说：“今天就到此，回去好好想想，别等着上刑……”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特务们多次提审她，每次她都笑脸相迎，主动和他们谈京戏、谈话剧，说她只不过想当演员，才不愿白白送命干什么革命呢。

   特务们说：“好啊，李小姐既然多才多艺，那就给我们哥们儿唱一段听听……”

   李云鹤环顾左右，灵机一动说：“在这里我唱不出，换个地方好吗？这里是过堂的地方，我害怕，一害怕这嗓子就发紧，唱不出来，唱出来也不好听。等放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好好唱一段给你们听。”

   实际上，李云鹤除了隐瞒下党团组织关系之外，晨更工学团表面公开的那些事情，她还是全说了。此事有案可稽，无可否认。关押她时，特务们并没有得到什么叛徒的口供，除了和阿乐的接触涉嫌之外，别无证据，她完全可以什么都不说。可是她的确是害怕了，精神高度紧张，彻夜失眠，人很快消瘦下来，身体严重衰弱，月经也停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提审，她仍强装笑脸。

   在一个闲得无聊的夜晚，特务们想起了会唱戏的李云鹤，备了酒菜，把李云鹤叫来。李云鹤马上露出笑脸说：“是叫我来给各位助兴吗？”

   “好一个聪明的李小姐！”

   “唱什么好呢？”她思索着。

   “唱一段《玉堂春》吧！”

   那伙人马上鼓起掌来。

   她清了清喉咙唱道：“玉堂春，含悲泪，忙往前走，想起了当年事，好不伤情。想当初，在院中，缠头似锦，到如今，只落得，罪衣罪裙……”她边走台步边唱，唱古人想自己，越唱越心酸，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李云鹤在狱中这些讨好特务们的举动，最终目的虽说是为了掩盖自己真实的政治身份，也是为了使自己少受皮肉之苦所采取的一种避重就轻的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却丧失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气节。

   1934年　月，特务们从她身上再也得不到什么东西了，便允许她找保出狱，条件是必须填一纸认罪书。

   再说晨更工学团的同志们都不知李云鹤哪里去了。在她突然失踪之后，向教联常委和女工学校一再询问，均不知其下落。后来，陶行知先生通过沙千里和女律师史良多方打听，才得知她已被捕，据说案情不重。经过几次协商，由女青年会的外国传教士为其担保，证明她在女青年会教书是女工学校的教师，她才得以获释。

   1934年的　月，经受了两个多月折磨的李云鹤终于拖着十分沉重的脚步，走出了牢狱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