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群众力讨“四人帮”：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四五事件现场（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文革”的终结》，薛庆超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4月，以发生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事件”为中心，全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实现“四个现代化”、反对“四人帮”为中心内容的强大的群众运动，史称“四五运动”。

这是一场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主动精神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它虽然被“四人帮”残酷镇压下去了，但是，它所产生的震天撼地的巨大政治影响，却是任何人都永远消除不了的。这场意义深远的群众运动，为半年以后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四五运动”的爆发，绝不是偶然的事件。它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而“四人帮”在1976年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肆意批判邓小平、诬蔑周恩来，则是这场群众运动爆发的直接因素。

周恩来逝世以后，中国人民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迫切希望能在报刊上多读到一些反映周恩来生平业绩的悼念文章，慰藉忠魂，表达哀思。但“四人帮”一手遮天，强奸民意，不仅不刊登悼念周恩来的文章，反而变本加厉，连篇累牍地刊登一些《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孔丘之忧》一类的黑文，继续把攻击矛头指向邓小平和周恩来，恶毒诬蔑周恩来和悼念周恩来的广大人民群众。

当时，人们认为，“四人帮”把持下的上海《文汇报》，3月5日在刊登新华社关于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一篇新闻稿时，全部删去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3月25日，上海《文汇报》在刊登的一篇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报道中，出现了这样一段话：“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四人帮”操纵上海《文汇报》公然丧心病狂地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含沙射影地诬蔑周恩来是“党内走资派”。

“四人帮”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罪恶行径，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蓄之愈久，发之愈速”。中国人民积蓄已久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情绪，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教师一马当先，于3月28日走上街头，抬着周恩来的大幅遗像和寄托哀思的花圈，高呼“保卫周恩来”等口号，排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前往周恩来战斗过的梅园新村和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向周恩来表达深切的敬意。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教师、机关干部继之而起。南京很快形成了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高潮。3月29日，南京大学师生又贴出“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大标语。同时，他们还走上街头、火车站，贴出了“打倒张春桥”等声讨“四人帮”的大标语。3月30日，当南京大学的师生得知昨天写在开往上海的列车上的大标语，在进入上海市区前被全部冲刷以后，又用柏油和白色油漆在开往上海等方向的列车上书写了许多大幅标语：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

……

这些大幅标语，随着列车飞往四面八方，把南京人民的斗争情况迅速传向了祖国各地。

南京人民的正义斗争，吓得“四人帮”惊恐万状。他们盗用中央的名义，于4月1日发出《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于是，南京人民的正义斗争，遭到了“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残酷镇压。

但是，长期以来深藏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满腔怒火，是压不住、扑不灭的。

一场群众性的反对“四人帮”的新的浪潮正在酝酿之中。

在北京，从3月19日开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或排着整齐的队伍，或扶老携幼，自发地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标语，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深切悼念，对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大力支持，对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强烈渴望，对“四人帮”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严厉谴责。

与此同时，在杭州、郑州、太原等地也爆发了人民群众自发地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如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4月1日，在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如海花似潮，悲歌动地冲九霄。以悼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为主题的文章、诗词大量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和广场附近的松树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