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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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4 10:54:50 |只看该作者

文化革命究竟谁利用了谁?　               2015年01月22日22:00:21              
http://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11/12/2011121516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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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在法庭辩护时　竟称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2月15日 转载)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义，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此，毛泽东夫人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表示，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利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
    　　阎长贵生于1937年。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至红旗杂志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投入秦城监狱近8年。1979年平反，次年调回红旗杂志社。中国政论网站共识网12月13日发表阎长贵的文章《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
     　　阎长贵说，所谓文化大革命“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是叙述历史事实。这个说法由1966年5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通知》(1967年5月公开发表时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人称《五一六通知》)首次提出：“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对这点也毫不隐讳，他不止一次地用更通俗的语言说：“火(指文化大革命之火)是我自己烧起来的。”(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李宗仁说，见《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他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已经被选为接班人的林彪在这次会议上也说：“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 ()
     　　所谓“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内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这是承认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和后果。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种危害后果，人们还经常使用“浩劫”或“十年浩劫”来表述。
    　　以上所说文革“定义”的两层意思，或“定义”的两个短语，在多数人中没有什么争论;而文革“定义”的另一层意思，或“定义”的另一个短语，即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其争论就多了。谁都知道，所谓“反革命集团”就是指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所谓“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谓文革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就是说文革中的所有坏事都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打着文革的旗号和名义做的，文革的灾难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文革的罪人。当然，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也要担负责任，但那只不过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犯错误”而已。这就是文革“定义”的这层意思，或这个短语(“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真正含义。
    阎长贵表示，关于文革的“定义”，这样说符合文革的历史实际吗?能够说服人和站得住吗?对此，历史、现实和人们的广泛舆论都做了否定的回答。
    　　2006年，在一次纪念文革中北京地区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遇难四十周年的会议上，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革命(也是“两头真”的人物)听到关于文革“定义”中的这个说法时大声吼道：“究竟谁利用了谁?”
    　　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年一(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编者注)在2004年5月12日一封信中谈到《决议》关于文革的“定义”时说：“胡乔木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太讲政治实用性了，不太符合事实。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
    　　王年一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他怎么会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如果他真地被林彪和江青利用了，那他还是毛泽东吗?说毛泽东为林彪和江青所利用，这究竟是如实地述说(莫说歌颂)毛泽东，还是贬低毛泽东?无疑是贬低毛泽东!完全彻底地贬低毛泽东!在肯定毛泽东的前提下认可“被利用说”，一定要走到这种尴尬境地……
    吴法宪说：“‘文化大革命’中，在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受迫害的问题上，毛泽东及周恩来应当负主要和直接的责任。毛泽东是决策者，而周恩来是主要执行者。其他的人，不要说我们几个人(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是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在内，对此都不是说了算的。”(见《吴法宪回忆录》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978页)十分显然，把文革及其所造成的灾难的责任都推给林彪、江青(或者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随后，阎长贵用11,000多字的篇幅，列举史料并论证王年一对《决议》关于 “文革定义”中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分析。阎长贵指出，纵观从文革开始到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一桩桩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哪一桩不在毛泽东的掌控之中，而林彪只不过是他所利用的工具罢了。“文革定义”说林彪利用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基本没有什么根据;而所以要这样做，显然是一种政治需要。
    　　而江青在特别法庭的辩护词《我的一点看法》中对着广大听众公开说：“……你们借助国家名义，拼凑了一个特别法庭，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这些罪名一条也不能成立。……古代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们搞的就是这个伎俩。现在你们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要丑化毛泽东主席……现在整的是毛主席。我的家乡有句老百姓的话：‘打狗看主面’。就是说打狗还要看主人的面子。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为了毛主席，我不怕你们打。
    　　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虽然我不过是一个卒子，不过，我是过了河的卒子……”(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77页)江青辩护词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哪里是审判我，是审判毛主席!
     　　江青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这话虽不雅，却是江青和毛泽东关系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对这条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充分利用了的，并且很是爱惜——惺惺相惜。而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狗”，她一方面常常“狗仗人势”，同时，她也是始终忠诚于其“主人”的，直到她1991年自杀都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毛泽东的话。
    　　另外，阎长贵指出，在文革前并不存在什么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官方正史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8226;社会主义时期》，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303、304页)——
    “林彪反革命集团”：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而逐步发展起来的……1967年夏通过‘五&＃8226;一三’事件和成立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初步形成。1968年‘杨、余、傅’事件后，黄永胜任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1971年9月13日后，“林彪集团宣告覆灭。”
    　　“江青反革命集团”：“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9月，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成为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四人帮’初步形成。”
    一个是在文革大动乱的1967年夏才“初步形成”，而到了1971年9月13日就已经覆灭(而文革在此后还持续了整整五年)，一个是在1972年9月才“初步形成”(而文革在此前已经开展了整整六年)，既然如此，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被他们利用，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通的。这种逻辑的混乱，“文革定义”的提出者和制定者将怎样做出令人信服的和合理的说明呢? 
_(网文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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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文化革命究竟谁利用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