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第一步——中国农村改革起点实录 (7)

七、大包干

1977年夏天，当万里刚刚来到安徽就职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的调查报告就发自安徽滁县地区。地委书记王郁昭在很早的时候就在琢磨着当地农村的变革。1978年秋天，滁县也早已是河道断流、土地龟裂，就连人畜饮水都十分困难。

9月，地委召开干部会。在王郁昭的反复追问下，这些基层干部终于“供出”了责任制的三个典型，一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偷着搞了包产到组，在大旱之年粮食由原来的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一是天长县新街公社，当棉苗即将枯死的时候，公社把地“借”给农民，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结果当年棉花增产89.6％；另一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搞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年终时按各项生产指标奖罚，结果公社粮食棉花全面增产。

会后，王郁昭向万里全面汇报了这些情况。万里听后大喜，急派记者张广友下乡调查，又令王郁昭迅速准备详细调查报告报省委。数日后，王郁昭接省委通知：万里书记说可以在全滁县地区进行这三种模式的试点。

滁县地委不敢怠慢，迅速出台96号文件，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公社开始试点。可这个口子一开，大量不是试点的社队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试验。

凤阳城南公社岳北生产队开始搞包产到组，县里派来的会计怎么也算不清账，农民却看明白了，倒着算不就可以了吗：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归社员自己。此话一出，人人赞成。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语道破，这不就是“大包干”嘛！

“大包干”在凤阳迅速推广，但还仅停留在“包干到组”。

闻名天下的凤阳县小岗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革命。

小岗村，非常小，上世纪60年代初的那场饥荒，让这个小村饿死了60人，死绝6户，全村只剩下10户，39人。从1966年到1978年，人均口粮只有200多斤，人均年收入不足20元，每到冬春季节，全村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外出乞讨，无一例外。1100亩土地，竟有1000亩撂荒，集体经济只剩下3间破土房、1头牛、半张耙、1张半犁，根本无法开展生产。就这样，还成天被学大寨工作组折腾来折腾去，或斗私批修或割资本主义尾巴，每一家都有人被揪到台前批斗，每一家都有人当过队长。每年秋收刚结束，没等秋种开始，全村老小就筹划着该出门乞讨了。

1976年，县、区、社三级党委下决心改变这个队的面貌，派工作队18人进驻。工作队队长在社员会上说：“你们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了。今天，我们左手拿着社会主义鞭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牵着你们的鼻子，非要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来。”一个工作队员监督一户，干了一年，收粮35000斤，人均口粮230斤，人均收入32元。工作队一撤，呼啦啦，人又都出去要饭了。

终于到了1978年，“省委六条”的东风也刮进了这个小村庄，这里也搞起了包产到组，从两个组分成4个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几乎已经是兄弟组、父子组，但依然矛盾不断，吵吵闹闹。

11月24日的这个冬夜，18户户主都集中到了严立华家中，他们终于作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决定——“分田单干，包干到户”。18人在一份合同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大家约定：土地分到户，瞒上不瞒下；秋后摔锅卖铁，也要将国家集体的任务交上；万一有人坐牢，其他的人保证把他们的孩子养到18岁。

小岗村的1000多亩田就这样分到了每一户农民家里。直到第二年春天，县委书记陈庭元才听说这个小村子的“出格”举动，他惊出一身冷汗，第一个反应就是——快让他们停下来。

“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一字之差，而性质完全不同。包干到户，农村土地真正实现了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通过承包获得对土地的经营权，农民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简而言之，包产到户是农民对所种植的作物产量的承包，而包干到户则是对土地经营权的承包。这就是“小岗模式”的核心所在，如此模式，农民用和平的方式夺了集体的生产经营权，未来必将动摇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

陈庭元深知个中含义，深知若要杀头，第一个引颈待戮的就应该是他。

很多年后，当年带头搞大包干的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回忆说——

纸包不住火，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公社党委就找到我，就问我是不是搞分田到户了。第二天，公社党委书记就把我给看住，连看三天，到第四天，我向他坦白了。他要立即把我逮起来，我就问他会不会杀我头。

他跑到县委去汇报。接着县委书记陈庭元来到小岗，发现我们确实分田到户了，叹了一口气，就批示小岗干到秋天，说是干得好再向党汇报，干不好收回来。

哪知道没干到秋，陈庭元就顶不住了。有人说这样做没有文件，小岗在挖社会主义墙脚，开历史倒车。

后来地委书记王郁昭来到小岗，他说，你快带我看看。

我家那时分了四五十亩地，种的花生和水稻，粮食多得没地方搁了，连床底下塞的都是粮食。结果王郁昭就说，定罪定不下来，那我们就支持严俊昌。让他干三年。

万里也来了小岗。他没来之前，陈庭元就透底了，说：“万里要是来了就实话实说吧，倒霉也好，有罪也好，等万里来了再说。”

万里来了，看了，说了句：好！中国这么多共产党员都不敢走这条路，为什么？怕丢了乌纱帽，丢了官。很多共产党员他不是为人民的，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官”。

他又问，你这样干可有把握？

我说，像这样干，不管天灾人祸，可以不要国家供应，对国家还有贡献。万书记可能准我们多干几年？

当时万里就说，那能干啊！地委批你干三年，我批你干五年。

当时我恨不得趴在地上给万里磕头。

万里视察了一遍很满意，临走时我问他：“你批我干可有红头文件？政府要是找我麻烦怎么办呢？”

他说，不错，我是没有红头文件，谁要是找你麻烦你就这样问他：你可以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如果对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过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现在多，作出的贡献大？他要是说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让他不要管你，他还得跟你学习。

相信严俊昌一定很难体会万里此时的矛盾心情，因为无论是宪法还是中央文件，依然明确规定“包”为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