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杨桐《红旗渠政治史》《凤凰周刊》2011年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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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头争水架炮轰

致命的打击来自源头。

红旗渠源头地处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1965年，红旗渠局部建成时，山西、河北境内水库还不多，红旗渠的年流水量达到了3.7亿立方米，但红旗渠开了头，两岸三省在漳河上游竞赛般修建引水渠、拦水坝和电站。

三地争水日益激烈，1976年，平顺的合漳村与林州的古城村发生大规模械斗，几百名村民混战一场，古城村民兵营长被枪击致死。

1989年，国务院下文规定，河南、河北两省按照48%、52%的比例对漳河水进行分配。

1990年后，每年的灌溉季节，漳河流量不足每秒10立方米，而沿河两岸工程的引水能力却超过每秒100立方米，因抢水引发的水战经常一触即发。

最为惨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92年8月22日夜，河北涉县白芟村的几十位村民来到林州盘阳村，用数百公斤烈性炸药炸开了总干渠，红旗渠为此决口断流，盘阳村被洪水冲击房倒屋塌。炸渠之前，两村数百名村民在掩体中互开土炮。

匮乏的水资源，让红旗渠在林州人看来是“保命渠”，又被涉县人看成“夺命渠”。该县的跃峰渠同样从漳河取水。

此事促使水利部成立海河水利委员会漳河上游管理局，调解三地水事纷争，但该局对漳河上游水库并无调控权。

1999年至2000年一年之内，山西境内速成大小水库一百多座，红旗渠的年均引水量减少到了6000万立方米，不足工程初期的零头。

1999年3月，隔河相望的涉县黄龙口村和林州古城村再次架炮对轰，百余人在炮战中受伤。

资料显示，林州与涉县之间因为争水产生的摩擦有30多次，主管漳河分水权的海河水利委员会漳河上游管理局无奈地表示，不是分水不公，而是无水可分。

崔志红说，红旗渠引水量递减主要是气候原因，漳河水源比以前减少，加上沿线厂矿增多。在红旗渠渠首上班的林州人杨海江称，渠首20公里内有20多个取水口，漳河流量小于每秒6立方米时，基本上流不到河南境内就干枯了，去年红旗渠就有4个月的断流期。

之前的2000年和1997年，红旗渠曾出现两次断流，农民在三干渠内晒起了麦子。

红旗渠渠首处，有一块被丢弃在路边、断为两截的石碑，石碑记录的内容是2006年红旗渠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石碑从林州运到这里后，平顺古城镇村民用铁锤砸断石碑未果，直接开来一辆铲车撞断。

石碑上的“林州市人民政府”的落款刺激了古城农民，“红旗渠分走我们的水就算了，少在这里显摆!”

实际上，这已是红旗渠第二块被砸断的石碑，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断碑，已被当成废料镶进了一个建筑物。

杨海江说，漳河水量小时，上游的山西人就把红旗渠入水口用石头堵起来，下游则会趁人不注意偷偷扒开。杨经常到山西这边的村民家里喝酒，联络感情，平时和和气气的，一到争水时，双方马上剑拔弩张。

1999年12月1日，山西对红旗渠的无偿供水改为有偿供水。

“漳河靠不住了。”红旗渠精神学会会长郝顺才幽幽地说。靠林州自己给红旗渠补水，成了一个无奈的选择。

为此林州开建了马家岩水库。这个总投资1.99亿元、库容3248万立方米的水库已开始蓄水，6月初本刊记者到场时，一辆拉水车正在库底装水，存水量少得可怜。

今年7月3日，红旗渠的上半年引水量已经统计出来，共从漳河引水4000万立方米，不足全年目标1.7亿立方米的24%。3年之后，投资近10亿的红旗渠重修工程完工，水源必将更加稀缺与昂贵。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敏建认为，红旗渠有无重修必要尚需论证，“如果现在无水可引，引了也用不起，修它干什么?”

趁此次重修红旗渠，林州一些村庄忙于申请为自己村里建引水井和蓄水池，不少人认为，既然修好了渠也来不了水，不如多打机井来得实惠。

政治恩怨难分解

1961年，红旗渠开工不久，就被举报不顾群众死活大搞建设，是“大跃进”造成的“左偏差”。时值三年饥荒，即使是打通咽喉地带的突击队口粮亦只有一天六两。不少人得浮肿病在工地上倒毙。岩崩、爆炸事故、坠崖亦夺去了大量人命。一种说法是红旗渠的死者远远超出189人的数字。

此外，一批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被驱赶上工地修渠，批斗会和施工同时进行。过于惨烈的伤亡和政治挂帅，埋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护渠人郭换朝讲述，城关公社的槐树池大队有10余人在修渠时死亡，村民迁怒于指挥他们干活的城关公社社长史丙福，史在文革中下放到槐树池接受“再教育”，羞愧之下跳入水库自尽。

文革之初，林州造反派分为两股，一派将红旗渠称为“生命渠”、“幸福渠”，对立面“人民派”则称之为“黑渠”、“死人渠”。两派水火不容。

1966年，杨贵被打成“走资派”撤职批斗，躲到北京求助记者，引起周恩来重视，得以重新掌权。1969年，红旗渠全面竣工仅过了100天，又成了“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杨贵再受批斗。

1970年，红旗渠时来运转，中共中央批准林县为对外开放县，不断有外国元首和贵宾到访红旗渠。1971年外交部长姬鹏飞带着24个国家的68位驻华大使来到红旗渠参观。五大洲的119个国家和地区的1.13万人来到了这里。

1973年，杨贵转运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到公安部任职。“四人帮”倒台后，杨又被看成“四人帮”的追随者，长期接受马拉松式审查。直到2006年3月，才被批准职级为副部长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1978年“清查三种人”运动中，林县县委常委17人中有14人被处分，任羊成和一批红旗渠元老成为“假劳模”、“真帮派”，数千人被关进“学习班”。

在中国著名的“乌有之乡”网站，有一个关于红旗渠的专题，内有大量为林州“三种人”鸣不平的文章，前林县县委办公室主任、文革中反杨贵的“人民派”头头雷庆祥成为靶子。

年已80岁的雷庆祥对本刊记者连喊冤枉，他说：“我只反杨贵，不反红旗渠。杨贵修红旗渠是一功，但紧跟‘四人帮’是一过。”

雷称，在文革之中，数百名杨贵的反对者被下放劳动，所受待遇非人。1977年，雷发现林县印发一个有批评邓小平内容的小册子，遂向上举报，1978年由中央、省、市组成的三级工作组到达林县，“清查三种人”由此展开。

1991年，雷庆祥被免除县委常委职务外调，直到1999年才回到林州，此后因事继续举报杨贵。争斗的后果是两败俱伤，林州本届政府常委中，没有一个是本地人。

对于劳模任羊成来说，“前半生是用来修渠的，后半生用来保渠。”

2003年，林州市政府打算将红旗渠风景区打包拍卖，政府入股分红。红旗渠灌区管理处职工人心惶惶。

拍卖会召开前一天夜里，任羊成打电话给了一些中层干部，召集四五百人包围拍卖会场，官员们被堵在会议室不能出来，任闯进会场脱光上衣，大闹4个小时使拍卖会流产。

2008年12月,中央财政投资3200万元，地方配套400万元，启动了红旗渠修复技改工程。林州境内的技改工程由国家、省、市累计投入1700万元，分三个年度完成。

与当年的全面动员不同，工程由承包商负责。任羊成察看现场，觉得施工偷工减料，遂举报上访。河南省水利厅和林州官方报告称工程达标，任的举报不实。

一份发布在网上的视频中，任在施工现场暴跳，直斥这是一个“豆腐渣工程，腐败工程”。这段视频最早上传于“乌有之乡”网站，该站网友自费跑到林州拜访任羊成，一番交谈之后，任感慨“终于找到亲人了”。此后专门到北京参加“乌有之乡”组织的“红旗渠精神研讨会”。

对于任羊成来说，重修红旗渠是一项无可比拟的重要事件。在一家小餐馆里，他用一根筷子狠狠敲击桌面，一字一顿地说：“保红旗渠，就是保社会主义!”

回到原点再出发

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最早是叫“引漳入林”工程，即将山西境内的漳河水引到河南境内的林州，特殊时代很快用上了红旗渠这个名字。红旗渠源头始自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汾河湾，总干渠穿山越壁到达林州后分成十条干渠和分干渠，再分为51条支渠、290条斗渠和4281条农渠(又称毛渠)，连带394个水库和塘堰，供林州60万人口吃水和54万亩农田灌溉。此外还有无法计数的排灌站和小型发电站，形成长藤结瓜模式。在“人工天河”的施工难度背后，是官方统计的死亡189人，重伤致残256人的代价。

红旗渠曾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它与大庆、大寨一起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以后，红旗渠精神又被认为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脉相承，延递至今。去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河南时亦曾指示，中原大地孕育的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是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7月23日举行的开工仪式上，林州市委书记郑中华和“四大班子”捐出了一个月工资，前来参加会议的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程志明和安阳市副市长葛爱美亦各捐5000元。

此次重修工程形式上亦仿效当年，譬如设置了“三年大会战指挥部”，由市委书记担任政委，市长担任指挥长。各乡镇成立的分指挥部也由政府官员担任政委和指挥长，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分有包片任务。林州市委发文称，“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以千军万马战太行的磅礴气势，动员社会各界力量。”

这番态势，和三个月前红旗渠的处境恰成对照。

今年5月下旬，林州西北22公里的大山深处，一个叫武家水的村庄引起了外界关注。该村干部将一座山体对外承包，承包人开山炸石卖给高速工地，开山处离红旗渠干渠只有100米。

危害更大的是不远处李家沟村的取石现场，被炸开的山体距离二干渠只有10米远。

正在兴建的林长(林州到山西长治)高速需要用大量的石材，当地人“靠山吃山”，山体早已千疮百孔。

大山被蚕食的另一原因是铁矿林立。密集之处，每隔几十米远就有一个选矿场，用水泵从红旗渠内源源不停地抽水。此时，二干渠内的水位只有20公分高度，农田和选场保谁是个问题。

盘绕武家水村的三干渠已断流近20年，通往农田的渠道被填平或杂草掩埋。当初红旗渠通水后，每个村庄都有固定的护渠队，水库和提灌站都有专人值守，每天记一个工分，这个轻松的活计令人羡慕。好光景随包产到户终结，村里无法付给护渠人报酬，渠道无人看守而破坏日盛。武家水村的渠道铁管一部分被村民“偷走”。

到1991年，武家水村遭遇连续十个月的大旱，村民集资打了582米深机井才见到水。每家在院子中挖出一口数米深的水窖，每半年蓄水一次。

今天，当地以种粮为业本身就无利可图，而收入靠天等雨的处境则更让村民们对土地失去了信心，纷纷外出打工，大片土地因无人耕种撂荒。

即便能用到红旗渠水的土地，农民们也轻易不敢浇地，因为用水的代价太高，在东岗乡，农民需要以每小时40元的价格买红旗渠水，每小时浇不了三分地，每亩地浇一遍需要160元左右，一季小麦需要浇三遍水，水费的开支近500元，当地小麦平均亩产800斤左右，每斤价格1元，除去农药化肥开支所剩无几。

1999年，林州开展了水利产权改革，水库承包给私人，郭换朝失去了工作。新生的水协会只收水费不管理，农民用水的成本从每小时几元钱一路上涨到现在的几十元钱，出现用红旗渠水比自打机井费用还高的情况，还须担心渗漏浪费。林州中部土地上机井遍地开花，红旗渠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

崔志红说，红旗渠设计的灌溉能力是47.2万亩，近几年依然能达到46万亩。但一位不愿具名的红旗渠管理者称，红旗渠实际的灌溉面积只剩下19万亩，甚至有可能更低，本刊记者接触到的多位当地研究者认同这一说法。

南采桑村的老宋说，“几乎每个村庄都有红旗渠的影子，但是都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