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思戀之歌

《呂氏春秋·音初篇》中《候人歌》：候人兮猗。

傳說大禹治水，娶塗山氏女為妻，大禹巡省南土，久不歸，女乃唱了這首歌，渴望大禹歸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比較穩定的夫妻關係和夫妻感情，只有在一夫一妻制出現以後才有可能，而這時已屬私有制萌芽後的氏族社會晚期。二字為句，語氣詞拖長尾音，取得了獨特的抒情效果。這是中國最古老的情詩，開抒情詩傳統之先河。

三、上古歌謠主要特徵：

原始歌謠大都採用二言形式，這是因為上古勞動動作簡單，勞動節奏短促、鮮明，因而伴隨勞動動作產生的詩歌節奏自然也不複雜。另外，上古漢語都是單音節詞，兩個單音節詞組合是最初的句子，這種句子的產生與上古人的思維方式和語言能力直接相關。

詩經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原名《詩》，或稱“詩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詩，有目無辭。全書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作品。最後編定成書，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產生的地域，約相當於今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及湖北北部一帶。也就是黃河、長江、漢水、渭水流域的廣大地區。作者包括了從貴族到平民的社會各個階層人士，絕大部分已不可考。時代如此之長，地域如此之廣，作者如此複雜，顯然是經過有目的的搜集整理才成書的。

第四節

《詩經》的編集

《詩經》的編集，在先秦古籍中沒有明確記載。歷史上有廣泛影響的“采詩”、“獻詩”、“刪詩”之說，透露了《詩經》作品來源和編定的一些消息。

采詩：周代朝廷采詩、獻詩以製作禮樂。班固《漢書·食貨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動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東漢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這種采詩制度的目的是觀風察政。

獻詩：周代公卿列士獻詩、陳詩，以頌美或諷諫。《國語·召公諫弭謗》：“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公卿列士所獻之詩，既有自己的創作，也有採集來的作品。

(古代樂官皆以盲人充任，據說是由於他們的聽覺敏銳，善於辨別音律。但這幾種盲人又略有差別。從等級上講，“瞽”是樂官中的太師(下文“師”是少師，比“太師”級別略低，也是盲人)，地位比“瞍”“蒙”高。從失明的情況講，眼睫間有縫隙，內有眼珠而不能見物者叫“瞽”;眼中空洞無眼珠者叫“瞍”;眼中有珠，雙睫也能開合，但不能見物者叫“蒙”，有人認為就是現在的青光眼。)

附：刪詩說：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東漢王充《論衡·正說》：“《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其重複，正而存三百五篇”。刪詩說影響很大，至今有人堅持，但多數學者認為此說不確：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樂，魯樂公演奏十五國風，名稱順序與今本是《詩經》相同。當時孔子僅8歲。《史記》說孔子刪詩是在“自衛返魯”之後，但《論語》中孔子不止一次提到“詩”、“詩三百”。春秋時期諸侯宴饗和出使，常賦詩言志，所賦之詩多為《詩經》。而賦詩言志之風，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經存在。孔子曾罵過“鄭聲淫”，“惡鄭聲之亂雅樂也”。主張“放鄭聲”。但現本《詩經》鄭衛民歌依然很多。可見，說《詩經》由他刪選而成，則是不可信的。孔子對“詩”可能作過“正樂”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對“詩”的內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

《詩經》的分類

《詩經》按風、雅、頌分為三類，“詩”最初都是樂歌，只是由於古樂失傳，後人已無法了解風、雅、頌各自在音樂上的特色了。風即音樂曲調，國風即各地區的樂調。國是地區、方域之意。十五國風即這些地區的地方土樂。國風中，豳風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數產生於西周外，大部分是東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樂，西周王畿的樂調。雅分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於西周初期，小部分作於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數篇目可能是東周作品外，其餘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大雅的作者，主要是上層貴族；小雅的作者，既有上層貴族，也有下層貴族和地位低微者。頌是宗廟祭祀之樂，許多都是舞曲，音樂可能比較舒緩。周頌31篇，是西周初期的詩。周頌不同於其他詩的體例，不是由數章構成，每篇只有一章。魯頌4篇，產生於春秋中葉魯僖公時，都是頌美魯僖公之作。商頌5篇，大約是殷商中後期的作品。寫歌舞娛神和對祖先的讚頌，商部族的歷史傳說和神話。

《詩經》的應用和流傳

一、賦詩言志：

《詩經》在春秋戰國時期即已廣泛流傳，《左傳》中大量記載了諸侯君臣賦詩言志的事例，他們以“詩”來酬酢應對，出使專對，以賦詩來表情達意。稱引“詩”句，來諷諫勸戒，評論抒情，在上層的人際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吳楚交戰，申包胥到秦國求援，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春秋左傳·定公五年》）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二、四家詩：

秦滅以後，《詩經》以其口耳相傳、易於記誦的特點，得以保存，在漢代流傳甚廣，出現了今天的魯、齊、韓三家詩。三家詩在西漢被立為博士，成為官學。魯詩出自魯人申培，齊詩出自齊人轅固，韓詩出自燕人韓嬰，三家詩興盛一時。魯人毛亨和趙人毛萇的古文“毛詩”晚出，在西漢雖未被立為學官，但在民間廣泛傳授，並最終壓倒了三家詩，盛行於世。後來三家詩先後亡佚，今本《詩經》，就是“毛詩”。漢儒傳《詩》，使《詩》經學化，固然有對《詩經》的曲解、附會，但漢代形成的詩教傳統和說詩體系，不僅對《詩經》的研究，而且對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古代《詩經》研究簡說：

《詩經》的傳授和研究，自漢以下，主要用於經學。經學是開始於漢代、綿延至清代的一門專攻儒家經典的學問，這門學問的宗旨，是為封建社會的思想教育和理論建設服務，一般以“六經”注我的方式闡發學者的主觀思想。《詩經》作為經學的一科，講授和研究的主題，自然不是藝術形式而是思想內容。大致說來，漢學重“美、刺”，宋學重“義理”，清代“樸學”重“考據”。

(六經，指《詩》、《書》、《禮》、《易》、《樂》、《春秋》，是歷代中華先王累積遺傳下來的文教經典、華夏文化早期的六大經典學術，經過周公完善、孔子整理編撰以後，成為華夏文明禮教的基礎。六經，有時又稱六藝，不過和華夏文明早期的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六大領域的技藝有所不同。

六經是周朝時的正統文化學問。《莊子·天運》：“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東周時期，孔子收集魯（周公後裔封國）、周、宋（商王后裔封國）、杞（夏王后裔封國）等故國文獻，編撰六經，因而孔子被稱為中華文化承前啟後的至聖。到了漢朝，漢武帝“罷黷百家，表章六經”，恢復了六經的官學地位。此時樂經已經失傳，故設五經博士。

由於《樂》失傳，六經在漢朝變為“五經”。唐朝時，演變為““九經”，列於學官，用於開科取士。到了晚唐，加入《論語》、《爾雅》、《孝經》，為“十二經”。在宋朝，《孟子》成“經”，《詩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周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爾雅》、《孝經》、《孟子》合稱“十三經”。“十三經”從此成為華夏文化的經典。研究這些經典的學問，稱“經學”。

漢學：是漢、唐經學研究的主流。漢學研究《詩經》的典型著作有《毛詩序》、《毛詩鄭箋》、《毛詩正義》。漢人在詩的標題下寫一篇類似於題解的文字，稱為毛詩序，《關雎》篇為大序，其餘為小序。《詩大序》總論《詩經》，認為詩歌反映政治：“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小序》則以史解詩，以詩證史。具體指出各篇的政治背景，或因某事而美某人，因某事而刺某人。所以清人程廷祚《詩論》說：“漢儒說詩，不出美刺二端”。到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集《詩經》漢學研究之大成，全面繼承了漢儒“美刺”的說法，進一步肯定了《詩經》是一部美刺時政的政治詩集。應該說《詩經》中有一部分詩是與政治有關聯的，具有美刺的性質。但不加區別地說每一首詩都是美刺，就過於拘泥了。

宋學：是宋、元、明經學研究的主流。宋學不滿漢學只講美刺的毛鄭詩學，集中批判毛詩序。蘇轍《詩集傳》、鄭樵《詩辨妄》、王質《詩總聞》，代表性的是朱熹的《詩集傳》，廢序言詩，自由討論。跳出漢學的窠臼，而講出了宋學的特色。宋學以理說詩，主性情、主義理。“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四書集注》）這樣《詩經》由漢學家的政治教科書變成了宋學家的“理學教科書”。宋學的功勞在於指出了《詩經》中存在着大量的與“美刺”無關的民間歌謠。“凡詩之所謂風者，所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詩集傳》序）宋學的弊端在於指責這些民間歌謠是“惡為可誡”的淫奔之詩。宋學還有脫離訓詁、隨意穿鑿的毛病。

清代樸學：漢學復興，宗漢而攻宋。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奐《毛詩傳疏》推崇毛傳。其宗毛攻宋的武器就是發揚漢代“漢學”重視考據的樸實學風，認真地做音韻、文字和詞義的工作，所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其字也，由字而通其詞，由詞而通其道”。（戴震）清代樸學的貢獻在於：專心的考據，對於《詩經》訓詁，貢獻良多。但其弊端在於：只敢拿《詩經》做往古的學問，不敢拿《詩經》作當世的鞭策，背離了復興“漢學”“引古籌今”，用之於“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顧炎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