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師是今年秋季開學剛剛調到紅光中學的，他對學校的情況根本不了解。他只是按照自己以前的教學模式進行教課，他的習慣是上課後出一道題在黑板上，然後叫一個學生上來解題，五分鐘時間結束後，他就這道題進行詳細的講解，把各種可能的解題方法一一列興趣出來，介紹給全班同學，然後根據題目的內容，把他要講的內容貫通起來，這樣的方法他稱為帶着問題學，因而，同學們的記憶比較深，不易忘記；同時在講題 過程中，他又能夠將該題的各種解法逐一介紹給大家，這樣就擴大了同學的思考能力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用這種方法，能更大地提起同學們的學習興趣，而不象某些老師只知道照本宣科，也不知道同學們理解沒有。那種照本宣科式的教學，往往提不起學生的興趣，報以學習效率也比較低。

今天他上來出的一道題是一個三角函數的證明題，他本來想開個好頭，找一個好一點的學生，就把郝建國請到黑板前，因為他覺得郝建國看上去比較洋氣，長得也精明能幹，以為他應該能帶個好頭，誰知道郝建國在數學方面根本就是個繡花枕頭，站在黑板前吭吭哧哧了半天，也沒有把題解出來，真正地做了一回南郭先生。

徐老師倒也沒有說過多的話，讓郝建國回到自己的位子上繼續講課。但對於郝建國來說，他脆弱的自尊心卻有點承受不了。以前的數學課，老師滿堂灌，下來布置作業，同學們互相抄抄，或者查查書本，勉強也能應付過去，可是這次，卻讓他在全班同學面前出了這麼大的洋相，丟了這麼大的丑。要知道，他可是學樣里的名人和樣板，什麼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析分子，三好學生，學習標兵，還經常在大會上交流學習心得和經驗，如今卻全露餡了，其實他不明白，他的這些榮譽，全是輔導員余得剛給包裝出來的，而根本不是他的真實水平。可是人在榮譽的光環下面呆久了，也就忘了自己的真實水平了。所以這堂課，他的心思全不在聽課上，而是一直在想如何才能挽回面子？他不明白，班上那麼多人，為何偏偏把他叫了上去？也真是夠倒霉的。

下了課之後，他便一個人到教室後面轉悠，還一直想着課堂上的事，他自己覺得沒臉再看那些“稼娃”們，理念要命的是他總覺得班上的女同學都在下面竊竊幺語，仿佛在議論自己。要知道在平時，他像個驕傲的小公雞，總是昂首闊步，在同學們的面前挺直個小胸脯，一副自得滿滿的樣子。可是如今，這一切都蕩然無存了，仿佛太陽下的一堆雪，瞬間融化了。

余輔導員看見郝建國一副頹喪的樣子，心裡就猜出了個八九不離十。因為他更了解這個徐創成老師，這個人的教學風格他早已經聽說了許多。每次在縣教育開會，大家都對這個徐老師談論不休，津津樂道他的教學成果，說他的教學風格別具一格，而且他更注重啟發式教學，寓教於樂，能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所以他教出的學生往往在數學方面有比較好的成績，更確切地說，很出色的成績。余輔導員對大家的評論不置可否，他想，一個老右派，從不關心政治，他能教出什麼好苗子？這可是一個白專典型。我們需要的是要培養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就是像郝建國這樣的根紅苗正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勞動者。毛主席說過，“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看來紅光中學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就應該從這個政治覺悟不高。不搞政治掛帥，一心一意走資產階級白專道路的徐創成這裡開始。便關切地問他是怎麼回事。

建國起初還不好意思說，覺得很丟人，不管怎麼說，題是自己沒有做出來，出洋相也是應該的，問題是他並不這樣想？他沒有想到自己做不出來題是自己有問題，而不是自己的運氣不好而偏偏被選中？班上五十多個同學，別人都沒有有事，而為什麼自己會被選中？長期在榮譽的光環的照耀下面，他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能正確認識自己，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這些榮譽完全是余輔導員給包裝出來的，站在榮譽的光環下面太久了，他連自己也認識不清了。其實，就像今天的事，徐老師既沒有批評他，也沒有挖苦諷刺自己，不會做題，就讓他下去，然後詳細地給全班同學講這道題，這是徐老師的教學風格，可是，在建國看來，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衝擊，所以一時間轉不過彎來，仿佛愛了多大的委屈似的。

余輔導員將建國叫到自己的辦公室里，詳細地問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心裡立刻泛起了一個主意。文革都這麼長的時間了，自己一直發愁如何能在學校里把這把火給燒起來，現在天賜良機，送來了徐創成這樣一個活靶子。這個人本來就有歷史問題，拿他開刀是再好不過的了。其實從他的內心裡講，樹立郝建國這樣一個先進典型，完全是他為了報答郝愛民對自己弟弟的幫助，他想利用各種方法，將郝建國樹立成一個典型，然後保送到高中去，這樣他也對郝愛民有個交代。他知道根據郝建國的學習狀況，想要考入高中那是萬萬不可能的。在當時的情況下，高中還並不多，要上高上還要到楊陵鎮上去，那種殘酷的競爭他比誰都明白，所以，在他的職權範圍內，他盡他最大的能力要樹立郝建國的正面形象，而像徐創成這樣的做法，要不了多久，郝建國的三好學生形象會轟然崩塌，而這也不是他想要看到的。這個其實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如何能在紅光中學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給點燃起來，這才是他當下要做的首要事情。現在，全國各地的造反奪權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而他所在的紅光中學仍然是死水一潭，這無論如何也不是他所能容忍的。

主意已定，余輔導員便開始了他的第一步棋，這步棋是先以郝建國的名義寫一張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便是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開火，要把被資產階級占領的教育陣地奪回來。當然，大字報的內容是余輔導員自己起草的，郝建國負責抄錄一下，然後張貼出去，第二步棋便是成立紅光中學無產階級革命先造反組織，由郝建國牽頭任紅衛兵造反團總司令，具體發展造反團成員由他們二人動員同學參加。郝建國有些茫然，拿不定主意，他主要擔心有沒有人參加。因為平時他比較高傲，根本看不起那些來自農村的土裡土氣的“稼娃”，所以他在同學們中間的人緣並不是太好，怕沒有人附合。“這個你不用怕，”余輔導員滿有信心地說，“只要把造反這杆大旗豎起來，就不怕沒有人參加。你只需要想想在同學們中間找上幾個家庭出身比較好，根紅苗正的同學給你當副手就行！”最後，就是要樹立活靶子，作為鬥爭的對象！這個先從徐創成下手，這個人有歷史問題，正好是突破口，然後再根據運動的發展逐步擴大批鬥對象。

紅光中學政治輔導員余得剛同志絕對是一個政治野心極強的人，不，我們說得客氣一點，他是一個具有遠大的革命理想和政治抱負的同志。多年來他一直為自己的仕途不順而鬱鬱不樂，他原來本是縣文教局的一個小幹事,但在困難時期，縣機關精兵簡政，他被裁了下來，他當時剛從鳳翔師專畢業不久，領導以加強全縣教育的師資力量為由，讓他下去充實學校的師資力量和教學工作，雖然余得剛同志心裡老大的不痛快，但在上級領導面前，他也不敢提出反對意見,那時，他剛剛從學校走上社會不久，對於社會上的種種潛規則，還不甚了了，而從他的性格上來講，他是屬於那種聽黨話，跟黨走的革命小青年。在他的眼裡，領導那就是代表着黨組織來的，而自己，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和黨組織講價錢的，再說了他自己一個剛從學校走向社會的小青年，他有什麼資格來和黨講價錢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被分到了縣城關中學，到了學校之後，才發現自己所學的那一點知識，即使在中學，也踢不開場子，他在學校讀的是政教系，分到下面中學，數、理、化他是拿不下來的，歷史和地理也夠嗆，唯一能哄學生的是政治和語文，代了一學期的語文課，結果被學生從講台上哄了下來，一是語文基礎知識太差，有些東西講不清楚，二是不會講普通話，滿嘴的方言土語，城裡小孩聽得不習慣，有時根本不明白他說什麼，比如，中國，他的發音就成了“真國”，豬，他發音為“彘”，其實這也不怪他，因為他的老家就是這麼說話的，人老幾輩子，說了上千年了，誰也沒有想到現在站在講台上，這倒成了一個問題。鑑於這種情況，在每年秋季的老師調動的時候，他不可避免地從縣城關中學調到了鄉下的中學來教書。到了紅光中學之後，校長孫俊明知道他這種情況，為了照顧他，就不讓他上講台了，而是做了年級輔導員。年級輔導員倒是十分輕鬆，沒有多少事情可以做，主要是負責學生的思想動態，解決學生有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這個工作雖然不錯，也免去了自己本身所有的不足，但細想起來，余輔導員心裡多多少少還是有點不忿，既然在這裡干輔導員，還不如當初在文教局做個小幹事，不一樣啊不一樣，別看文教局的一個小幹事，那可是領導身邊的人，下面的學校里，不論老師也好，校長也好，見了自己也得恭恭敬敬，自己隨領導下去，走到哪裡，那也是免不了大碗小碗的迎來送往,要多風光有多風光。可眼下，自己簡直就是落架的鳳凰，連一隻小雞都不如，上講台還被學生哄了下來，這倒霉的開端還是因為自已當年被縣文教局給精兵簡政了的緣故，若是自己一直留在縣文教局，哪會有今天的這一切呢？縣文教局雖然是在小縣城裡，但那裡好歹也是城市啊，雖然縣城無法和省城相比，但那畢竟也是城市啊，有電影院，有大百貨商店，也有各種不同風味的飯館，平時出去到電影院看個電影，到飯館打個牙祭，改善一下生活啦，或者去百貨商店買個東西，都是極為方便的，尤其是晚飯後到河濱公園散散步，若是能挽上個心愛的姑娘，該有多愜意呀！可是下到農村後，這一切全都幻滅了，農村畢竟是農村，別的不說，就那土路，連個皮鞋都穿不成，晴天滿街土，下雨遍地泥，有的地方連電還沒有通呢，晚上看書還得點個小煤油燈！小縣城裡的那些優越性在農村是蕩然無存，這種小資的情緒是有點不健康，余輔導員心裡也明白，自己雖然是一個積極上進的年輕人，就像常常被教導的那樣，要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黨把自己擰在哪裡，就在哪裡閃閃發光，可是這些精神上高尚終究抵不過現實里的殘酷和實際。他常常也徘徊於這種高尚與庸俗之間，思想上也會做些激烈的鬥爭，但往往還是現實打敗了幻想，特別是當蹲在臭氣熏天的茅坑裡解決個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環時，這種感覺來得極為強烈。

不可否認，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有兩個截然不同的余得剛，一個是表面上看起來是和顏悅色，對同事和同學彬彬有禮，看上去頗像個溫柔敦厚的謙謙君子，在領導看來，這小伙子虛心好學，積極上進，是個好苗子；在同事看來，余老師與世無爭，對人也比較尊敬，平時不笑不張口，張口必稱“X老師”。雖然在學校里，大家都互相以姓再冠以老師來相互打招呼，但這“老師”二字從余得剛嘴裡說出來，卻極具謙恭意味，仿佛他自己不是老師，而是一個小學生似的；在同學看來，余輔導員和藹可親，又平易近人，也沒有什麼架子，根本不像一個輔導員或者老師，所以大家倒很樂意和他來往，有些掏心窩子的話也願意和余輔導員說。可以這樣說，余輔導員的人緣無論在哪個層面上，還都是滿不錯的，但這僅僅是表面上的現象。從余得剛的內心來講，他對自己目前在學校里的尷尬處境是極大地不舒服，甚至充滿了怨懟情緒，他總在心裡想，縣文教局多麼悠閒而又優越的職位，竟然因為領導的一句話，就把他開到鄉下來了，名義上說是精兵簡政，機關里那麼多的閒雜人員，為何偏偏把他給裁了？難道說他有什麼地方不適合在機關工作？或者是因為有什麼東西得罪了局裡的領導？他苦思冥想，頭都想大了，也得不出個所以然來。隨着鄉下的艱苦環境的加劇，以及他的處境越來越尷尬，這種怨懟的情緒便越來越嚴重，但他表面上卻一點也不流露出來，裝得什麼事也沒有，儘量裝得謙虛謹慎，積極上進，給周圍的人留個好印象，因為他畢竟是從機關下來的。在他那個時代，他深深明白“從機關下放”的意義，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從機關下放到地方，幾乎差不多都是犯了各種各樣的錯誤，由於有了這種錯誤，便不適宜在機關工作而被下放到地方。根據錯誤的大小和性質的嚴重程度，下放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區別，嚴重的可以被收監，或者判刑，勞動改造，次一點兒的就是去到基層，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改造，像58年的右派分子，根據罪行的大小和性質的不同，到底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則分別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但是對於余得剛來說，他與上面的這些都不着邊，他根本沒有犯錯誤，按領導的說法，是去充實基層的教學力量，這多多少少有點可以說得過去，但是下面的人不知道，還以為他犯了什麼“錯誤”，這就是讓他最為尷尬的地方。所以，他必須表現得更積極，更上進，這樣才能讓周圍的人不至於對他的情況發生誤判，以為他也是犯了錯誤而被機關開除的。

為了消除這一切的負面影響，他表面上裝得很虛心，而且又有上進心。同時，他也明白他必須在目前的位子上也得干出點名堂，至少也能顯示自己的能力，能力通常是用成績來說明的。於是自從他調到紅光中學以後，在年級輔導員的位子上他也是兢兢業業，紅光中學是渭源縣最東面和上個中學，離縣城也最遠，他想自己以前在縣文教局工作的事，已經是幾年前的事，再說他這次來紅光中學，也是從其他中學調過來的，以前的事知道的人肯定也不會很多，所以他就用盡心機，在年級培養學習標兵，典型，包括三好學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等重大事件上大做文章。他知道這樣的典型要有一定的代表性，所樹立的同學也能拿得出手，那麼，郝建國就是他相中的一個苗子，儘管文化課成績並不是出類拔萃，但是思想品德好，因為是革命幹部家庭出身，可以說是根紅苗壯。而且身體也好，還是校籃球隊的主力；最主要的一點是建國畢竟是見過大世面的，形象也好，這樣上大會發言，交流學習心得，也不怯場，語言表達能力又好，而且普通話說得也標準，能拿得出手。當然，這和建國的父親曾給自己幫過忙也有一定的關係，至少也算是對武裝幹事郝愛民同志的一種回報吧。

雖然目前余得剛同志感覺自己是處於人生的低潮期，但是他始終沒有放棄翻盤的想法，這種雙面人生使得他自己也極為難受，他的偽裝也只有到了晚上之後，當他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自己的小床上的時候，才會慢慢退去，露出他本來的面目。他像一隻蜷伏在牆角的耗子，小心，謹慎地窺視着周圍和環境，然後再伺機而動。他想起了《增廣賢文》裡的一句話，叫做：“時運未來君且守，困成亦有上天時！”不知道為什麼他總覺得自己眼下是“虎落平川，龍游淺灘。”這種陰暗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就使他形成了見風使舵的本事，同時也培養了他的政治嗅學！他幾乎時時刻刻都在關注政治氣候的變化，終於他等來了自己的機會，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開始，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文化大革命的來頭和目的到底是幹什麼，起初不過是批《海瑞罷官》，移風易俗，破四舊，立四新，但隨着運動的進一步深入和發展，他也漸漸地看出一些門道來了，尤其是北大聶元梓她們的大字報一出籠，竟然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讚揚，被譽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在字報”，這不就是要造反奪權嗎？不就是要造修正主義的反，把被他們占領的教育陣地奪回來嗎？

余得剛同志年齡不大，但也是久經江湖，算得上老謀深算，他一直在觀望的同時，也在謀算着如何在紅光中學敲響造反奪權的革命鐘聲，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熊熊大火點燃起來，然後趁機會奪取紅光中學校長的大權。他一直在苦於尋找一個什麼樣的突破點，沒有想到，眼下機會竟然送上門來了！

徐創成這個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代理人，白專道路的典型，拿他開刀是再好不過了，因為這個人本身就是一個“右派分子”，是一個混進革命隊伍里的蠹蟲！這樣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竟然占領了我們革命的教育陣地？是可忍，孰不可忍？通過對徐創成的批判，再深挖他的階級根源，拔起蘿蔔帶起泥，那麼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在紅光中學的代理人也就一起給揪出來了。

經過一番密謀，余得剛終於利用郝建國，在紅光中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把被資產階級占領的教育陣地奪回來！”這張洋洋近千字的大字報，是以郝建國的名義寫的，當然，代筆的毋庸贅言，則是我們的余輔導員。大字報首先提及了當前的革命形勢和正在全國進行的如火如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並痛心疾首地指出死氣沉沉的紅光中學目前還是死水一潭，為什麼會這樣呢？就是因為紅光中學的領導權是掌握在資產階級的手中。看一個人站在什麼方面，首先是要看他對革命群眾和革命運動的態度！因為紅光中學的負責人奉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所以他走的是一條白專路線，任由徐創成這樣的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右派分子，占據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講台，向同學們灌輸反革命修正主義思想和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知識，嚴重毒害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革命意志，削弱我們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革命鬥志，我們不要走資產階級的白專道路，不做資產階級的小綿羊，我們要做又紅又專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接班人。

這張大字報一貼出來，就如同平地里響了一聲炸雷，一下子就把紅光中學炸了個底朝天，不管是老師，還是同學，一下子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尤其是徐創成老師，更是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出，悄悄躲到自己的房子裡，連出來都不敢出來，還是校長孫俊明比較沉穩，他看了大字報，什麼也沒有說，便派人把郝建國叫到自己的校長辦公室來詢問詳情，為什麼要寫這樣一張大字報？你到底是想要幹什麼？你是咱們學校培養的學習標兵，也是三好學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那麼你來說說，你到底是又紅又專呢？還是白專典型？知識就是知識，什麼叫無產階級知識，什麼叫資產階級知識？你說說，一加一等於二到底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徐創成老師是全縣有名的教學有成就的老師，雖然他有歷史的問題，但這畢竟也是歷史造成的，也並不妨礙他進行數學的教學工作嗎，全縣的中學都在搶他，每個學校都想讓他去教學，怎麼辦呢？徐老師只有一個，全縣的中學校長和縣文教局的領導協調之後，才讓他輪流到每個學校去提高數學的教學質量，一個學校只能待一年，且只帶畢業班，今年他剛調到我們學校，能帶你應該是你的福氣，你為什麼要寫大字報攻擊他呢？誰指使你這麼做的？你這樣做的居心是什麼？

孫校長心裡明白，以郝建國的能力，他是寫不出這樣一張大字報的，肯定是後面有人指使，他也明白是誰指使的，所以他苦口婆心地開導郝建國，想讓他反這一切都說出來。誰知郝建國從進校長辦公室的門以後，便低着頭一聲不吭，任憑你說什麼，我就是不開口。他知道，余輔導員對他好，他不能出賣輔導員。於是就什麼也不說，裝啞巴。

孫校長看到這種情況，知道也問不出什麼，乾脆就讓郝建國先回去反醒，本來這種事就是應該讓年級輔導員來解決，做學生的思想工作，但是目前的情況是余得剛本人就是這個事件的幕後策劃人，讓他來處理肯定是沒有什麼結果的，所以他暫時先把這事壓一壓，讓人把大字報先撕了，學校繼續上課！他想有機會和建國的家長，即郝愛民談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