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元好问与金代诗歌
<一> 金代诗歌发展概述
一、金诗发展概况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1115—1234），金文化广泛地吸取了汉文化要素，金代文学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辽代，故而金代诗坛人才辈出，作品繁多，由初期开始在宋，辽基础上迅速向前发展，按其发展趋势呈现出的阶段性，可作三期分。
第一期（第一阶段）从金国初建到海陵朝论者称为金朝诗人“借才异代”时期，受宋诗的深刻影响，金诗的主要内容为亡国家之痛的爱国题材，其诗风已融有北方诗风的雄浑豪放，有宋诗向金诗过渡的特征，主要代表诗人为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
第二期（第二阶段）的时间断限是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
这个时期，金诗在初期（第一阶段）基础上向前发展，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以北方的的粗豪，兼融李、杜、苏、黄诗之优长，形成了金诗特有的雄浑豪放、深厚、流畅，自然的风格，主要代表诗人为蔡王圭、王庭筠，、党怀英、周昂等。
第三期（第三阶段）金朝在蒙古进逼下南渡直到金亡前后。
二、元好问的生平与思想
1、少有诗才，二十七岁写成《论诗三十首》；
2、三为县令，同情黎民百姓的疾苦；
3、碾转战乱之中，成为遗民诗人；
4、年晚著述，编《中州集》，筑野史亭
5、儒，释道兼融的思想和亡国丧家之痛的深刻表现。
<二>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及其诗歌创作
一、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诗歌理论主张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主要理论观点在于提倡“自然”，主张情性之“真”；倡导雄劲豪放的诗风提倡性灵、神韵、格调的兼容；主张李、杜并列；提倡多元继承的诗风；开郝经诗歌理论之先端。元好问的诗歌理论观点影响也有元一代的诗歌理论。
四、元好问的主要文学成就
元好问的诗歌成就
元好问诗歌的主要成就在于丧乱诗的思想价值和山水诗的审美价值。
元好问的丧乱诗两个最主要的特点，一是真实地反映了金朝被灭亡，人民遭涂炭的社会现实，他的著名的《岐阳三首》为其中代表作品。真实是元好问丧乱诗最主要的特点。二是历史的反思。元好问的丧乱诗，包融了他对丧乱事实的历史审视，作出了历史的评价，从而增加了思想的深度。
《岐阳三首》（其一）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泷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摸鱼儿-雁邱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邱处。
元好问的其它文学成就
元好问是金朝最杰出的词人，存词三百余首，无论词之数量质量，都为金词之冠；元好问的散文雄深简朴，独具一格，元好问有笔记作品《续夷坚志》，为金代笔记上乘之作。
七 元代文学
概论
第一节 元代叙事文学的兴盛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政权。早在金代，征服了汉人的就女真人率先汉化，而忽必烈灭宋之后踏着女真人的足迹，接受了汉族文明。1271年，他以“元”为国号，取《易经》“乾元”之义，表明了他对汉族文明的推崇。忽必烈深知，要巩固元朝的统治，必须用汉法以治汉人。为此，他任用许衡、姚枢等儒生，以宽容和尊礼的态度对待佛教、道教。结果，统治得以稳定。在汉族文化的熏陶下，蒙古统治者也逐渐改变了原来的习气，提高了文化素质。
元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风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继唐诗，宋词的时代辉煌后，元曲则最能表现元代时代精神。元有曲包括元杂剧和散曲两个组成部分，作为叙事文学来讲，元杂剧为其要，另话本这种叙事文学，与元杂剧并称为姐妹艺术迅速地繁盛起来。
一、元代叙事文学的发展繁盛。
所谓文学的发展，应是指在原有文学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元代叙事文学的两个主要种类，元曲和话本小说，都是前代戏曲，说话的延续和发展，比之前代都有创新和突破。
元杂剧就是在原有戏曲基础上的突破、创新与发展。我国的戏剧，其起源、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先秦歌舞，汉魏百戏，唐参军戏，发展到宋代院本，金之诸宫调表演要素日臻完善。发展到金末元初，戏曲在唐代变文，说唱诸宫调等叙事体裁的浸润和启示下，找到了适合于表演故事的载体，并与舞蹈，说唱，伎艺，诨等表演要素结为一体，发展成戏剧，作一门独立的艺术，脱颖而出。由于宋金对峙，南北阻隔，便出现了杂剧和南戏两种类型，它们各有自己的表演特色，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臻于成熟。当时，许多文人积极参与剧本创作，使这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成为文坛的耀眼的奇葩。
在宋代，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说经，讲史，合生。其中“说经讲演佛禅道理；“合生”属即兴性的滑稽伎艺；小说讲述脂粉灵怪、传奇公案故事；讲史讲述前代历史，兴废争战，后两者均属有情节有人物的叙事文学。《都城纪胜》说：“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可见话本的作者和艺人，已能运用虚构，提炼等技巧，把复杂的历史画龙点睛地加以叙述。
所谓文学的“繁盛”，主要是指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而言的，一是质量高，二是数量多。元代的杂剧和话本完全代表了这两个特点，从而体现了它的繁盛面貌。
元代创作剧本的数量。据统计，现存剧本名目，杂剧有五百三十多种，南戏有二百一十多种，可惜大部分均已散失。至于当时投身于剧本创作的作家，现在已无法准确统计。仅据《录鬼簿》和《续录鬼簿》所载，有名有姓者二百二十多人，而“无闻者不及录”，估计还有许多遗漏。剧作家们有很高的创作热情，有人专门为伶工写作演出的底本，有人“躬践排场”参加演出，一些名色才人还在大都组成“玉京书会”、相互切磋。许多剧作家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像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人，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擅长戏曲的写作。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驾驭了世俗喜闻乐见的叙事体裁，便腕挟风雷，笔底生花，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为文坛揭开了新的一页。当时，剧作家们适应观众的需要，或擅文采，或重本色，争妍斗艳，使剧坛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元代“说话”盛行，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话本，以讲史为多。像〈全相平话五种》，《新编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薛仁贵征辽事略》等。当然，和明清两代的小说相比，宋元话本还显粗糙，但作者已注意到情节安排以及人物的心理描写。
至于元代一些文言小说，像《娇红纪》，描写娇娘和申纯的爱情悲剧，反映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热切追求，深刻细腻，其成就也不可忽视。
二、元代叙事文学繁盛的原因
1、元代政治对叙事文学繁盛的影响
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政府中军政大权，由蒙古人独揽。元朝的法律还规定：“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知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元史·刑法志四》终元之世，民族对立的情绪未见缓和，加上吏治腐败，阶级压迫深重，因此，社会一直激烈动荡。元杂剧有不少作品写了贪官污吏，权豪势要对人民的压迫，不少作品透露出愤激昂扬的情绪，这正是在火与血交并的时代人民反抗精神的反映。
2、经济发展对叙事文学繁盛的推动
城市经济的繁荣是元代说话艺术和戏曲艺术繁盛的必要条件。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出现了一些专供市民娱乐的勾栏、瓦肆，给说书、杂耍等演员提供了演出场所。元代商业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城市人口集中，而一般侧重于表现作者个人意趣胸襟的诗词，已不适合市民的需要。为了满足市民群众，特别是戏曲艺术，在勾栏瓦肆中迅速发展起来，演述故事的说话、说唱便得到进一步的繁荣。特别是戏曲艺术，它以急管繁弦和曲折跌宕的情节再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更能吸引市民观赏。元代商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推动了叙事文学的发展
3、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背景因素
元代的最高统治者懂得汉族文化的优越性，又懂得要保持蒙古祖制，保证民族特权的重要性。忽必烈制定的纲领是：“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元史·世祖本纪》）他要求继承蒙古族的祖宗成法，采取中原王朝的仪文制度，力图把两者融合起来。
近人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载：元军兵锋西指，西域归附，驿路畅通，方便了商贾往来，回回纷来沓至。据至元初年统计，在中都路的回回人数，近三千户之多。民族杂处，加深了彼此的友谊和交流，对促进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文化的融合，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有些人接受了汉族文化熏陶，还擅长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诸如贯云石（回纥人）萨都刺（回族人）擅长诗词散曲。杨景贤（蒙古人）、李直夫（蒙古人）等擅长戏曲创作，其中李直夫所著杂剧，有《虎头牌》等11种。这一批来自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生活背景的作家，笔端流露出各式各样的风情格调。各民族文化交流，也给汉族文化在固有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成分。如元杂剧中常提到“烧埋”，这说明一向习惯土葬的汉族人袭用了蒙族火葬的风尚‘《西厢记》提到“赤腾腾点着袄庙火”，《争报恩》和《倩女离魂》，也有“我今夜着他个火烧袄庙”，“则待教袄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的说法，可见从波斯传入的拜火教已深入到民间生活中，成为元杂剧新的内容成份。杂剧本来就是多种文学样式交融的产物，元代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元杂剧题材内容的交融，从这种特定的意义来说，元代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叙事文学的繁盛。
4、叙事文学的繁盛与元代思想相对自由有关
著名戏曲评论家王国维先生曾说过“科举中断，杂剧大兴”。科举“中断”不仅是元杂剧繁盛的原因，也是说话艺术繁盛的原因。
科举是左右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科举的关系，诗文一直奉为文学正统，蒙族入主中原时科举曾一度被废除，直至延祐，才重新恢复，这期间，叙事文学如巨石重压下的树苗，迅猛地成长起来，成为繁盛的态势，而成为参天大树。
5、叙事文学的繁盛是其自身发展的结果
元杂剧之前有金之诸官周和宋院本以及唐之参军戏等，这些文学样式恰到元代社会特殊条件下融合起来，发展成为元杂剧，话本亦然，这是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所致。
6、元代统治者的喜爱和重视
元代统治者喜爱叙事文学杂剧和说话这两种文学，甚至在战争中也带着戏班子。前面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后面设置戏剧舞台，战斗一结束，演出就开始，且不要说“说话”了。元统治者对叙事文学的喜爱，促进了它们的发展。
7、受北方音乐的刺激
在文艺创作方面，杂剧作家们更是大量吸取少数民族的乐曲，像[唐歹合]、[拙音速]、[风流体]、[阿忽合]等曲牌，已为汉族群众喜闻乐见。徐渭说：“北曲盖辽金北鄙杂度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南词叙录》）北曲包括蒙族女真族人的乐曲。它们流入中原，为民间接受，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和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