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公案戏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性
关汉卿的公案戏更是洋溢着这种时代精神。关氏公案戏是宋代市民喜爱的敲竹杠本和杂剧发展而来，但宋代的公案话本重心放在传播社会奇闻，用扑朔迷离的侦破故事娱乐市民。关汉卿是元代公案戏较早较多而影响最大的作家。他的《绯衣梦》不津津有味铺陈当事人现破过程，与宋代公案话本骒趣相去示远。可经以是由宋到元的过渡。
继此之后，随着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入，他的公案戏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貌，他以元代血淋淋的社会现实给公案戏涂上浓重的血泪控诉的色彩，他的《蝴蝶梦》、《鲁斋郎》《窦娥冤》公案戏，都发泄了剧中人的一腔悲愤，控诉权贵恣意妄为的暴行，揭露官府妄杀无辜的黑暗的现实，跨进政治的领域，收到社会批判的政治效果，这样的忧伤洋溢着时代的精神，充满着关汉卿公案戏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汉卿此类剧的优秀剧目，如《窦娥冤》，我们在作品部分将作专题细缴的分析与讲授。
3、婚恋戏中的妇女新形象
杂剧中婚恋题材的戏很多，至明清已成为一种俗套“私定终生后花园，落魄公子成状元“。但在关汉卿年代，这样的戏还是新出现的，具有活泼的生命力，关汉卿笔下的此类戏如《拜月亭》，则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创造性，不过关汉卿写的最多的不是公子，小姐爱情戏，而是以妓女为中心风情戏，在题材上与明，清杂剧有着明显的区别，现存的《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已佚的有《复落倡》，《玉堂春》、《三负心》，《赵盼盼》《惜春堂》《鬼团圆》等。
关汉卿的这类戏不汉表现了对妓女巨大同情，更主要的是赋予了妇女人格的尊重，这自然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商业经济的繁荣有关，如郑振铎先生所说，由于大城市经济繁盛，妇女的增多，“出现了一批写商人书生，妇女的爱情戏”（《歌余漫笔》，见《艺潭·锇利号》更主要的是关氏与歌伎思想艺术交流的独特的心理体验有关，在此类戏中，所表现的书生由穷愁潦倒转为功名成就，从而在情场上苦尽甜来与妓女团圆，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商人总是持财夺爱，买断妓女，使落魄书生的爱情酿为悲剧，这是书生与妓女爱情理想的曲折反映，而关汉卿的爱情戏则不同，由于关氏“躬践排场，面傅粉墨，偶倡优而不辞，”长期与艺伎为伍，真心地同情她们，尊重她们，为她们抒怀写恨，表达她们 的心声，《金线池》写老鸨把书生韩辅臣从妓女杜蕊娘妆前赶走（商人夺爱总要以老鸨为中介），但重心不是借杜蕊娘提高韩辅臣的身价，相反的是借韩辅臣的真心相爱赞美杜蕊娘的人格，她身为下贱却毫不自轻自贱，相反很自爱自重，要求有独立的人格，获得真正的爱情，要求情人志诚专一，她也终于获得韩辅臣的挚爱和敬重。
《救风尘》也有一个富商周舍，穷书生安秀实，歌妓宋引章的三角关系，但关汉卿总是不落窠臼，他不是写安秀实如何蟾宫折桂而从周舍手中夺回宋引章，而是推出一个主人公赵盼儿，赞美她的勇敢机智，义肝侠胆，集中体现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智慧和力量，反映了被压迫妇女掌握自己命运的要求和能力，表现出关汉卿对下层妇女的深刻同情，闪耀着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芒。
第二节 《窦娥冤》与关汉卿的悲剧创作
关汉卿对社会现实有清醒的认识，他用悲剧创作的形式，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元代惊心动魄的人间惨剧。
一、《窦娥冤》的社会意义
《窦娥冤》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首先《窦娥冤》揭露了官吏贪脏枉法，冤狱层出不穷的黑暗现实。窦娥以年轻的生命作代价，使人们认识一个可怜的，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是对千百年封建吏治的深刻总结，充分揭露了元代司法制度的黑暗和残忍。
其次，通过窦娥的遭遇反映了元代社会强梁横行，道德败坏的黑暗时代。张驴儿父子的逼婚、霸产、谋杀、诬告正是元代社会流氓残害百姓邪恶势力恣意横行的真实写照。黑暗腐败的政治必然包庇社会的黑暗势力。《窦娥冤》的基本情节，就是在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窦娥冤》充分地暴露了元代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第三，揭示窦娥的遭遇是高利贷剥削的产物。高利贷是封建剥削的特征之一，在元代达到了高峰。《窦娥冤》对于高利贷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做了深刻的反映。高利贷的罪恶活动，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一直在支配着剧中每个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
总之，在《窦娥冤》里，作者以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惊人的艺术捕捉力，为我们揭示了元代社会黑暗的各个侧面，告诉人们窦娥的冤狱是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其深刻的社会意义还在于，作品塑造了窦娥这个典型，她的屈死，概括了封建社会无数屈死的冤狱；她的悲惨遭遇是人民群众苦难的集中反映，她的抗争是人民群众的斗争意识和反抗精神的集中表现。
二、窦娥的艺术形象
窦娥是一位具有悲剧性格的人物，在她身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妇女孝顺与抗争的人格精神，善良和坚强是窦娥性格的两个方面；窦娥是中国古代妇女优秀形象的代表。窦娥是封建制度重压下，以善良的心理侍奉丈夫、婆母。不堪忍受恶势压迫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中国古代妇女的典型。
三、《窦娥冤》的剧场性和语言艺术
（一）、关汉卿悲剧的剧场性
1、巧妙自然，节奏分明的艺术结构。
〈窦娥冤〉在节奏安排上，紧凑集中，巧妙自然，虽然只是短短的四折戏，但由于作者匠心独用巧妙构思，因而，把剧情组织的繁简得体，疏密相间，使人读来既感到严守绳墨，两峰夹一谷无隙可击，又觉得节奏鲜明，摇曳多姿，在剪裁上，该简略处惜墨如金，一笔带过，如窦娥七岁到蔡家，一直到悲剧发生，中间十三年，许多情节只在第一折作了极简单的交代，从楔子到第一折，一跨十三年，用笔极为简练，需要突出描写时，作者又毫不吝啬笔墨，着力铺陈，如对第三折的安排，作者没有按照审案紧接判决的一般规律处理，不是把公堂审问放在第三折，而是把张驴儿告状，窦蛾受刑等所有的事件都放在前两折，交代清楚，然后腾出笔来，用第三折整一折戏来写窦娥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形成“两峰夹一谷的形势，从而把他的反抗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2、《窦娥冤》真实深刻的现实主义倾向。
关汉卿“不是爬行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有思想、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他为了抒发被压迫妇女感天动地的冤屈，表现被压迫人民宁死不屈的性格和有冤必伸的理想，按照自己对元代的深刻认识和窦娥性格发展的必然趋势，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让窦娥临死前发出气壮山河的三桩誓愿，即六月飞雪、血飞白练、三年大旱，这虽然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幻想产物，但却反映了人民群众伸冤复仇的愿望，和真理不可战胜的力量。三桩誓愿的实现，不是上天对窦娥的怜悯，而是人民力量的取大胜利。通过这三桩震撼人心的誓愿，人们心中怒火为之燃烧，精神为之振奋，斗志为之昂扬。最后，”天从人愿“的安排，预示窦婚后斗争的胜利，而且是冤气大清，正义大伸，人心大快，而且告诉人们，不是封建主义的天地神权主宰着人民的命运，而是人民不可屈服的斗争精神，支配天地的意志。结尾窦娥鬼魂的出现，也是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下层群众惩恶扬善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以精神的安慰，反映了人民群众报仇雪恨的决心。
3、强烈的悲剧气氛。
《窦娥冤》是我国杂剧中著名的悲剧 ，作品通过刻画窦娥的悲剧性格，展示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封建制度给被压迫人民造成的社会悲剧，鲁迅曾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论雷锋塔的倒掉》）窦娥高尚的品格和悲苦的命运，构成她性格的特征，她的遭遇是悲苦的，抗争是坚强的，结局是悲惨的。窦娥具有美好高尚的品质，首先表现在她的坚贞不屈的性格，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反抗势力的相对弱小，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恩格斯《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这种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法解决，作者不甘心让被压迫人民无声无息地死去，不肯让真，善，美的东西被无辜毁灭。这折戏里运用独特的构思，创造了独特的悲剧美，窦娥一出声，阴风飕飕，杀气腾腾，气氛凄烈悲壮，使窦娥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构成一种悲剧的壮烈美。最后，三桩誓愿实现，冤案平反昭雪。悲剧性矛盾，处处化为喜剧性的结局，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的特征 。作为悲剧的主人公，窦娥形象的真正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窦娥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千万悲剧的真正社会原因，并且激励人民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窦娥不仅是贪官屠刀下的屈死鬼，而且是封建社会的控诉者，抗争者。窦娥的悲剧不仅是一个善良者被毁灭的悲剧，而且是一个抗争者被毁灭的悲剧。它不仅使人产生悲哀之情，更令人激起悲壮之气。因此，这是胜利的悲剧，是中国式的悲剧，《窦娥冤》列入世界古典悲剧之中而毫无逊色。
（二）、关汉卿《窦娥冤》的语言特点
1、通俗生动的戏剧语言
关汉卿是元杂剧“本色派”的代表。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王国维称赞他“一无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为元人第一。”（《宋元戏曲史》）所谓曲尽人情，字字本色当行，这就是关汉卿戏剧语言的自然，准确精炼，“不工而工”，如《滚绣球》《叨叨令》都汲取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生动的口语质朴明快，富有音乐节奏之美，。说白部分，对话多而独白少，曲白部分偏重于叙事说理 。这一折的曲词“激烈而少蕴籍“（明·何良俊《曲论》），作者不是间接含蓄委曲婉转地抒发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直截了当慷慨激昂地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使人物思想性格得到淋漓痛快的表现。
2、关汉卿的戏剧语言还在于具有个性化的特征。
《鲍老儿》一曲唱词，把窦娥和唯一亲人婆婆生死离别的痛苦心情，表达得准确入微，既反映出几年来两代寡妇相依为命的苦难生活，也写出窦娥对亡夫的深切怀念。只有这种生活和这种心情，窦娥的宁死不肯嫁给张驴儿和甘心替婆婆承担全部苦难的行为才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关汉卿的戏剧语言“本色当行，作品真实感人，”快者掀鬓，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臧懋循《元曲选序》），很好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内容。
第四章 王实甫的《西厢记》
第一节 《西厢词》的成书》
一、《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西厢记》的联系与区别
1、文化心理不同：《董西厢》代表北方观众草原文化心理，武打场面安排的多，“王西厢”代表汉民族文化心理，武打场面安排的少。
2戏剧结构不同：《董西厢》安排的是单线结构；“王西厢”安排的是复线结构，“王西厢”不但安排了以老夫人、惠明、郑恒等为一方与张生、莺莺、红娘为一方的矛盾；还安排了张生、莺莺、红娘内部矛盾的一条线索，构成复线结构。                                                                         
3 反对封建婚姻的深刻程度不同。“王西厢”反封建婚姻制度的程度比“董西厢”更为彻底和深刻。
4 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同，“董西厢”与“王西厢”塑造的人物，虽然都很显明，但“董西厢”中的人物形象没有“王西厢”人物形象塑造的复杂、完美。
二、《西厢记》艺术形式上的革新。
1、根据内容的需要，突破了一剧四折的结构体制。
创造了长篇巨制的结构，由四折发展到五折，在演唱方面，也突破了一人独唱的体制，打破了旦本、末本的界限。旦本，女主角独唱到底；末本，男主角一唱到底。《西厢记》各自独唱，旦、末也可交互对唱。
2、篇幅虽长而结构严谨，剧情虽多双线并举，进展曲折，关目自然，富于变化。
《西厢记》就全面剧情安排情节，一方面是波澜壮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方面是巧妙曲折的情景安排。根据内容的需要，为了表达莺莺与张生悱恻缠绵的爱情纠葛在一折中设置了种种场景。诸如，设在秋深长亭景色；离别的场景安排，落日疏林的描写等等，这些场景的安排设置，更好地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情景的表达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3、《西厢记》设置了相互制约的两组矛盾。
《西厢记》写了以老夫人为一方，和以莺莺、张生和红娘为一方的矛盾，亦即封建势力和礼教叛逆者的矛盾；也写了莺莺、张生、红娘之间性格的矛盾。这两组矛盾，形成了一主一辅两线索，它们相互制约，起伏交错，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王实甫在两组矛盾的基础上，安排老夫人“赖婚”，推动了矛盾的激化。通过“酬简”，“拷红”造成泰山压顶之势，红娘巧言善辩，以“四两拔千斤”解决了矛盾，《西厢记》恰到好处地处理了一次又一次的戏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