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散曲在内容、语言、风格方面的特点。

 在内容上，散曲题材广杂，特别是它能容俗，善谐虚。在语言上，散曲大量运用白话口语和方言俗语，并常常逞才弄巧，有许多巧体。

 在风格上，散曲外露显直，极情尽致，具有活跃、泼辣的特点。

 元代散曲作家，就其社会身份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出身于书会才人的作家。

 代表人物为关汉卿，代表作品（《中吕·一枝花》不伏老）

 王和卿（《仙吕·醉中天》咏大蝴蝶）

 一类是平民及胥吏作家。这类作家以白朴、马致远等人为主要代表。

 一类是达官显宦作家。这类作家以卢挚姚燧为代表。

 卢挚散曲的题材以咏史和隐逸两类为最多。无论抒发世事兴衰变幻之衰愁，或是表现田园山水之趣，大概不出中国古代土大夫“儒道互补”的精神范围，倒是一些写景状物之作，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姚燧散曲在取材、内容等方面与卢挚大体相同。有相当数量的隐逸之作，尤其是表现男女恋情之作，巧妙、委婉、细腻，明显地表现出受诗词影响的痕迹。

 第二节 元代诗文

 一、元代诗文概况及元初诗文

 元初的诗文作家大都是由宋、金入元的遗民，其中有以元好问为首的由金入元的诗文作家，有南方诗人方回、赵孟兆页等人，又有理学家诗人、文章家吴澄、许衡、刘因等人，还有少数民族诗文作家耶律楚材等人。

 这些诗文作家以表现性灵为主要表现方式，标举魏晋以前诗为高格，论文以汉之文为高格，兼融唐宋诸子之文章精华，造成一种兼容的风尚，和南北文学合流的态势。

 元代诗文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初、中、晚三期。初期为蒙族入主中原到大一统稍后的一段时间13年；中期社会中期的时间断限为成宗、仁宗诸朝（14世纪前40年）；后期即顺帝朝，也就是元代最后的二十多年。

 二、元初的诗歌望理论及诗歌创作

 元初的诗人成份虽然复杂，但诗歌理论主张基本一致。以元好问为首，他们的诗歌理论都主张表现“性情之真”，“自然而然”；都反对江西末流的枯涩板滞的模拟之风，也反对江湖诗派的“伪豪放”主张李、杜并举，多元兼宗，倡导雄浑跌宕，情深远致的诗风。

 郝经曾为其师元好问作墓志铭，称元好问的诗：“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方回虽为江西诗派之后劲，却在诗歌创作中，苦心致力于兼宗唐宋；刘因的诗歌理论主张多元兼融，其诗歌创作兼宗李杜，其山水诗则宗元好问。

 元代初期诗歌以耶律楚材、方回吴澄、许衡、刘因等人为代表。耶律楚材为契丹人，后由金入元，其雄浑豪宕，律诗精严，如兵布阵，且感情充沛。

 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咏（其二）》

 寂寞河中府，生民屡有灾。避兵开邃穴，防水筑高台。六月常无雨，三冬却有雷。偶思禅伯语，不觉笑颜开。

 方回《舟行青溪道中入歙》

 夜寒如觉有猿吟，积翠重苍万壑深。下水轻舟弦脱箭，盘山细路线穿针。

 刘因的诗讲究理势与文势并举具有情理交融的特点。

 刘因《观梅有感》        

 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只恐江南春意减，此心元不为梅花。

 三、中期的诗文理论及诗文创作

     1、元中期的诗歌以“元诗四大家”为最高水平的代表，所谓的“元诗四大家”是指虞集，杨载、范椁、 揭傒斯四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馆阁文臣，翰林院大学士。四人在翰林院经常一起作诗论文，挥洒翰墨，谈论诗法，有共同的诗歌理论主张，虞集除外（虞集的诗歌理论都包融在为他人所作序跋之中），其它三家都有诗歌理专著，杨载的《诗法家数》、揭傒斯的《木天禁语》等都收入今人诗话总集之中。他们的诗歌理论在元期诗歌理论基础上有所创新。

 他们的诗歌主张多崇，但所侧重不同，艺术风格也各有不同，如明人胡应麟所评“皆雄浑流丽、步骤中程，然格调音响人人如一”（《诗薮》）其实四家诗风各异“杨载如百战健儿，范椁如唐临晋帖；揭傒斯“如三日新妇，虞集为汉庭老”（见《元诗纪事》）

 2、四家文章亦为元中朝之最，而四家中虞集文章最好，文风亦具有趋同性，由于各家所宗法的文章各有不同，因此，文风亦同中有异。

 虞集《挽文山丞相》：

 徒反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请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

 虞集《至正改元辛已寒食日示诸子侄》

 江山信美非吾土，飘泊木妻 迟近百年。山舍墓田同水曲，不堪梦觉听啼鹃。

 范椁《题文丞相书梅堂》

 大厦就倾覆，难以一木支。唯公抱忠义，挺然出天姿。死既得所处，自顾乃不疑。恻怆大江南，名与日月垂。我行见遗墨，再拜堕涕夷。名堂有深意，亦唯岁寒枝。可知平昔心，慷慨非一时。峨峨著栋宇，昭昭示民知。勿使风雨败，永慰千古思。

 杨载《杨 柳 青 谣》

 杨柳青青河水黄，河流两岸苇篱长。河东女嫁河西郎，河西烧烛河东光。日日相迎苇檐下，朝朝相送苇篱旁。河边病叟长回首，送儿北去还南走。昨日临清卖苇回，今日贩鱼桃花口。连年水旱更无蚕，丁力夫徭百不堪。惟有河边守坟墓，数株高树晓相参。

 四、元代后期的诗文

 1、元末诗文的写实倾向。

 元代后期政治日益黑暗，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反元暴动此起比伏，动荡不安社会政治影响了诗风的变化。

 元末著名儒者，画家诗人王冕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诗歌《江南民》、《冀州道中》生动地再现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种种惨状，杨维桢的诗歌，诸如《苦雨谣》、《地震谣》反映了自然灾害中，官吏仍然催租，甚至逼死人民的事实，他还创作了《盐商行》等长篇歌谣，反映东南沿海正在萌发的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的势头。

 王冕《墨梅》

 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王冕《题郑所南兰》

 秋风兰蕙化为茅，南国凄凉气已消。只有所南心不改，泪泉和墨写《离骚》。

 元代末期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也趋于成熟，元中期回族诗人马祖常的诗仅次于元诗四大家，末期萨都刺的诗不在汉人之下，他是顾嗣立《元诗选》中选诗在300首以上的诗人。也就是卞他的诗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是代表了很高的水平。

 萨都刺《河湟书事（其二）》

 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元末远出现了以萨都刺为代表的一些回族诗人诸如丁鹤年等人，还有突厥人乃贤、色目人余厥，维吾尔族人萨都刺等人，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创作汉人诗歌，艺术也相当成熟。尤其是萨都刺的诗歌不在汉族著名诗人之下，以其特有的清新笔调，表现少数族的生活情调和他对汉族生活独特理解。

 杨维桢在艺术上独树一帜，他所创造的“铁崖体”，融李白、李贺诗风为一炉，以长篇乐府的形式，抒发内心的情感，既有民歌的自然，流荡，又有文人诗的细腻，含蓄，只是有的诗用典太多，少有晦涩之威。

 杨维桢《海乡竹枝歌》

 （其一）

潮来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儿把锄耙。苦海熬干是何日？免得侬来爬雪沙。

 （其二）

 门前海坍到竹篱，阶前腥臊彭子肥。亚邪三岁未识父，郎在海东何日归？

 颜面似墨双脚赤，当官脱挎受黄荆。生女宁当嫁盘瓠，誓莫近嫁东家亭。

 元末文章以金华余绪戴良为代表，文间简朴深重，有虞集之遗风，杨维桢文章与诗歌不同，朴实平易，多写实笔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