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假想一下，如果让孙玉亭在中国碰上一个在闯红灯的人，他一定会上去劝阻，并批评教育一通。事情的结果倒是不用假想，孙玉亭被那个人和路人嘲笑，至于会不会被打得头破血流，要取决于被劝阻的那个人脾气有多大。

然而这件事发生在美国，那个大爷非但没有嘲笑上警察，还被打了。虽然都是悲剧，内容却截然相反，孙玉亭是因为执行指令被嘲笑，不论在新旧两个时代里，他那种迂腐的执行都是可笑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在美国的大爷却因为不执行规则被打，而这种人如果在中国就是能人，因为打破规则可以比别人走的更快，富的更早。

我早就说过，孙玉亭式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他生错了地方，如果在一个不以执行指令为耻的文化群体中，孙玉亭可以摆脱被人嘲笑的地位。加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甚至可以有所作为，过上中等稍上的生活，毕竟，他可以解决双水村那么多能人都不能解决的难题，诸如养猪，鱼刺，田润生的职业问题等。他缺少的是经营生活的能力，具体的说就是别人在执行一条指令的时候会考虑如何给自己带来点好处，如何不得罪人，从而对指令进行一些变通，甚至根本就不执行，而孙玉亭则是原封不动的执行。

灵活与变通在中国文化里是非常重要的，与之形成最鲜明对比的是德国人的保守与死板，看看德国队踢球的风格就会明白。在一个德国公司里，一个产品想做出点变更，比登天还难，不论能节省多少成本，带来多少好处。然而德国公司在世界上有最长的平均寿命，60年。中国人的变通能让企业在起步阶段飞速发展，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然而中国公司的平均寿命只有3年。灵活的人经常嘲笑不知变通的人，对于日本文化里愚忠式的执行当然更有理由嗤之以鼻，然而就是那么一群不知变通的人，在两个甲子之前完败了当时GDP远远超过他们（一说是当时全球第一）的大清王朝。

余世维企业管理培训课上讲“赢在执行”，老话也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一个公司，具有执行精神，也就是组织性的员工就是他的器，是其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人的执行精神决定了其前途。商鞅变法立木建信，进而秦国能一统天下；项羽赏不行，罚不信，最终失去其鹿。

在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同样的零部件，同样的流程，同样的设备，在中国工厂里组装的产品故障率就是高。原因在哪里，不是工人的水平不行，而是没有认真的执行流程，这个地方差一点无所谓，那个地方差一点没关系，最终的产品就出问题了。   

执行流程对于一个大公司尤其重要，在一个小公司里面，工程师办公室有可能就挨着生产线，根据实际情况对产品进行改进确实有好处，这就是中国公司在起步阶段发展迅速的原因。而公司上了规模以后，同一产品需要不同部门的协作，而不同部门之间的距离又很远，这时候的变通就会忽视一些问题，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中国公司死的快的原因。

对于一个团队的计划或者指令有可能并不是最优化的，他不可能让每一个个体的优势都能充分发挥，利益都能最大化。任何时候，团队和个体之间，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矛盾都是存在的，硬是假装看不见，那是在掩耳盗铃。而如果因为团队的计划对自己不是最优化，就自行其事，最终的结果就是很多精力花在了内耗上面，团队失去前进的动力。所以计划不够完美，确实会错过一些机会，而执行精神的缺失，则是致命的。

当然，只会执行，不知变通的人不会经营生活，成不了富豪，成不了优秀人物。但他们一样在劳动，一样在创造价值，也应该得到人的尊严，如果实现不了这些，那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文化群体的悲剧。